1.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CIA的发展历程CIA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简写，正式建立于1947年。但事实上，美国的情报工作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甚至这种情报工作的历史比美国的国家历史还要长。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就已经认识到了情报工作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并曾经亲自参与了情报刺探活动，可以说，他既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又是美国情报事业的开山鼻祖，因而被人们称为美国的“间谍之父”。
1755年，华盛顿随英国殖民军队参加了杜肯堡战役。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对情报的疏忽，致使英军孤军深入，在孟农加希拉河遭到了法军的伏击。毫无防备的英军遇到掌握了对手实力和地形情况的法军后，几乎被全部歼灭，就连英军总司令布雷多克都伤重身亡。这次战役的惨败使华盛顿大为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在军事活动中，高质量的情报工作具有多么巨大而惊人的能量。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在这段战争时期，深知情报工作重要性的乔治·华盛顿为对付冲突而主张创建一套美国自己的情报体系，成立了当时名叫美国情报组织战略服务局的一个临时机构。
之后，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正式建立起正规、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当时叫做海军和陆军情报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接管了海军和陆军情报处的情报收集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所以决心不再参与任何在欧洲发生的军事冲突，开始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一是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二是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随后，部队开始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中。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都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后者在一战后曾名动一时，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无比高超。但是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认为这种手法太过卑鄙，没有必要，便下令将它也解散了。
当时，别的国家都在纷纷大张旗鼓的发展自身的情报系统，只有美国的情报机关却一直处于裁减和萎缩之中，几乎所有的特工业务都被下令取消了。这一措施使得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但是由于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也界限不清，使得有的领域大量重复，而有的领域却根本没有人分管，情报搜集和分析都不成体系。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各机构之间还经常会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相互争吵、搞内讧。
当时的日本和德国见到有机可乘，便派遣了大量的间谍潜入美国套取情报。由于此时的美国政府对很多机密的东西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因而对于别国间谍而言，要搞到这些情报简直是易如反掌。
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想要搞到美国某个海岸炮兵连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找到了一个从这个连里刚退伍不久的兵士，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了。还有一个德国间谍很容易地就窃取到了诺顿轰炸机瞄准具图纸等情报。
但是，在诺顿瞄准具图纸被盗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格里布尔间谍网被破获，共有18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公众本来就担心在美国有大量的德国间谍在作案，现在发生的这一事实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意大利媒体披露了日本建成两艘超级战舰的消息，但是美国竟然对此一无所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前去日本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但日方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并表示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评论。美国也只好就从此打住了调查。这一连串的事情简直使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1937年，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意。1938年末，罗斯福给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来扩大反情报工作，但是这一行为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情报界一时之间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猾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罗斯福总统慌了，因为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经开战，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但是国内的这些情报精英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而吵个没完！因此，罗斯福决定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帮助自己，此人便是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后来被称为中央情报局“开山始祖”的威廉·约瑟夫·多诺万。
威廉·约瑟夫·多诺万早在1912年就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有个绰号叫“野蛮的比尔”。据说在一战的时候他曾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有段时间天天长途行军。他的部下开始怨声载道，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俨然以“野蛮的比尔”自豪。到战争结束时，多诺万已经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了。
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多诺万便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于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因而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很快发了大财。不过他很快就把事务所交给合伙人，自己跑到欧洲的各个战场上去巡视。他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情况。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罗斯福的邀请，让他谈谈对当前国家形势和对英国的看法。多诺万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应当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纳粹。另外，他认为美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的想法不谋而合。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料，罗斯福迅速做出决定，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任局长，主要任务是收集、复核来自各个部门的情报和资料，并对这些材料加以分析、综合，以供总统和总统指定的官员使用。
多诺万接到任命后，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运用自己灵活的社交手腕，开始积极地吸收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他一概不管，只要有一技之长能为其所用就行。多诺万想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最一流的情报人员。在一些秘密学校里，由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授这些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人各种隐蔽行动的技能，包括暗杀、爆破和格斗等。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多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各种情报报告，总统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但是，这时候它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多诺万预想的高度。因为当时的美国至少有10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担心情报协调局的扩大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甚至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事实上，情报协调局成立之前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悲剧。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日军如此大的军事行动事前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的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悲剧负责任？
多诺万也愤怒了，因为珍珠港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但是对方拒绝提供！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是根本就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一些基本的原始材料，而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事实上，在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日本外交情报，没有人专门整理互相交错的秘密情报，也没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央机构对总统和内阁获得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来帮助他们看到最为迫切和危险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正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的：“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因为这件事，一时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
1942年6月，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整合，成立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多诺万任局长。就这样，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诞生了。
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由于罗斯福去世，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对情报事务不感兴趣，再加上其他机构的联合反对，战略情报局被迫解散了。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由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开始陷入混乱和分散之中。杜鲁门总统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的“文山”之中——这显然并不是他所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可能真的是一个错误。于是，杜鲁门又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简称CIG)，以协调、核对这些情报报告。
1947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安全法案》，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正式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根据《国家安全法案》的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两年以后，国会又通过了《中央情报局法》，允许中央情报局就其预算和人员配置进行保密。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和设置与多诺万当年的构想基本吻合，虽然多诺万没有在中情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是他的行事风格却直接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好几辈人，因为中情局的局长都是他当年一手培训出来的，因而人们公认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
在冷战期间刚刚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从而与共产主义和苏联对抗。如今，中央情报局肩负了更艰巨的任务——保护美国免受来自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从1947年正式建立到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情局屡建奇功，逐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情报组织成长为如今情报界的巨头，若是我们探寻其中原因，就会发现，CIA高超的阅人术和心理战术功不可没。
2.特工招募与训练：谁有资格进入CIA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看来，间谍情报机关总是那么神秘莫测，其工作人员的招募基本上都应该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很少会公开选拔，尤其是像中情局这种神秘而又强大的机构。因此，人们对CIA特工大多都怀有一种好奇的心理。但如今，一些国家的间谍情报机关开始打破了常规，于是人们渐渐发现，中情局的特工似乎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神秘，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员也是通过公开招聘而被选用的。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它在大学生身上花费了很大气力，中央情报局曾与美国66所最好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每年会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中情局之所以会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能够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想要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
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的英雄主义色彩，确实对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每年都会有大批的高才生到中央情报局应聘，其中不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名牌大学。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公开宣称：“我们的原则不是买情报，而是买下这个人。”
1996年圣诞节期间，中情局在闻名遐迩的《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一份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的引人注目的广告，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广告中提出了招聘的几项具体条件：
1、具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写作清晰准确；
4、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35岁以下；
6、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英国发行的一份面向全世界的知名杂志，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读者在北美。这则广告一经刊登，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因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间谍工作毕竟不是件可以随便张扬的事。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反常规地开始在像《经济学家》这样的高档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招募“间谍”的时候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但始作俑者，广告的发布人——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事实上，为了竞争人才，中情局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了，只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CIA对特工的选取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大多选取一些名牌高校毕业的理科生，如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专业的毕业生等。因为在CIA高层看来，这一部分人由于是理科生，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思辨性要优于文科生和常人，办事讲求效率和实证，不容易冲动和感情用事。也就是说，在进行心理分析上，这些人是占有基础优势的。
CIA在公开招募之后，会有一部分人得到考官的青睐，顺利进入心理测试阶段，在这一测试阶段的考题都非常诡异，很多是基于犯罪心理学制作出的，当这些应试者能够顺利地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时，考官就会认为，眼前的这个人是可以捕捉到对手的心理变化，从而顺利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的人。
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情报分析人员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在等到应试名单确定及通过姓名查核后，中情局就会展开对初步合格者进行一系列离奇曲折的考验。
第一步，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查核”。姓名查核的目的，就是要看这些人有什么不适合做间谍的背景和材料。
第二步，对通过姓名查核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和本人经历。
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合格者将会接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考验。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考验，以能够充分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被考验者首先会接受“观察力测验”考察，主考者会根据方案或专家的出题，让应试者自己去完成。例如，应试人会被引到一间卧室里，告诉他说，这间卧室在几天前曾住过一个临时过客。当客人离去时，遗留下26件用过的东西，包括衣物、笔记材料、剪报和一张时间表。应试人要仔细地研究这些杂物，并在4分钟内从这些杂物所提供的线索中，判断出这个客人的情况和去向。
而另外一项“意志力测验”，则是在应试者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将其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是将其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
在通过这些考验之后，应试者最后还要通过测谎器的测试，来查测其心理素质情况。通过这些考验之后，中情局会从被考验者中挑选出一批资质出众的年轻人，但是，这些新手们不会马上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管理者会将他们集中起来，安排为期一年的特训。
与一般组织不同，中情局需要的是一批特殊任务间谍，由于这个工作风险度比较高，为了在执行任务这一点上能有更多的收获，在训练强度上也会比其他队员高出一截。中情局对特工的培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只是单单教会新特工如何看穿对手的内心，于无声之中悄然洞悉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内心变化，同时格斗、伪装、收发秘密情报等方面的知识都是上课内容。而被派去执行特殊任务的特工，往往还要在间谍训练中心和反间谍中心进一步地学习，加强自己心理意志上的锻炼，只有通过这样不断的提高，他们才能真正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想要读懂对方的心理变化，那么丰富的阅历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不论从事哪一领域的工作，人们都是需要积累经验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会通过对学员的能力、智力以及性格稳定性进行测验并再次进行筛选，然后根据需要，将学员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各个部门进行实习培训。这些新人会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通常情况下，没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上级是不会让他们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
可以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间谍的时候，在选择上注重个人的才智和表现力，如：喜欢冒险并且肯作出牺牲，或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等等。
中情局的招聘是面向全社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学生。除年轻的大学生外，它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人才，它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负责招聘宗教人士的机构。当然，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出身的人，想被中央情报局雇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前，中央情报局主要的招募对象并不是传统的美国人，而是以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的移民或是这些移民的后代居多，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妇女。而且，中央情报局特别青睐那些会说汉语、韩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应聘者，而掌握其他“热点”地区语言或是在那里有着生活经历的人也是中情局重点网罗的对象。
中情局之所以会对这些人有偏好，是因为中情局的间谍和特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要在其他国家活动的，而由于肤色、语言、习俗的不同，使得间谍活动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若是能够选用一些外国移民情况则会好得多。
中情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曾表示说，CIA一直都在招募移民，以便能够进入外国的社会基层中获取情报。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更多地把国外的恐怖分子、毒贩、军火走私犯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敌人，CIA就更需要精通敌人所在国家语言的特工。而那些有能力潜入恐怖组织内部的志愿者也将被优先录取。
据统计，在200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新人中，有23％是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美国人以及土著印第安人。目前，中央情报局有几乎一半的项目主管是少数族裔或妇女，这一比例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综上所述，一名合格的间谍，必须具有高度的智力，果断的行动，强烈的求知欲和见机行事的机敏，言行稳重，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CIA特工们高超的心理探知手段，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建立在各个综合因素的基础之上的：首先，作为一名特工，在被录用之时他们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心理识别能力，也就是说是具有天赋的；其次，作为一个老牌的情报机构，CIA为新招募的特工们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经过这些专业化的培训，使被录用的新手在能力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大幅度提高；再次，中情局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它手中自然会拥有每一个目标主体的详细资料，让前去执行任务的特工做到知己知彼，在充分了解了对手的情况下，再加上他们训练有素的阅人技巧，完成任务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对于从事情报收集的、培养间谍以及反间谍等国家安全工作的CIA机构组织来说，想要确保自己从他人口中以及各种资料中得到的情报是真实可靠的，首先就要做到能够阅读人心，也就是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故而，对于想要加入CIA的人来说，不论是从事情报的分析和收集工作还是间谍刺探情报，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精密的分析来阅读人心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工作能力之一。
3.竞争与合作：CIA与FBI之间的矛盾关系1965年秋季的一天，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报纸，其中一篇报道用显眼的字体标着，联邦调查局将在多米尼加开展活动，而总统居然也同意了这一做法。赫尔姆斯觉得既愤怒又荒谬，国外的情报活动，一向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事，联邦调查局的那帮家伙，国内的事情不好好干，跑到他这里来瞎掺和什么。
正在这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赫尔姆斯沉着脸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拿起电话。对方刚一开口，赫尔姆斯立刻就听出来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萨利文。虽然赫尔姆斯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不过，他们两个人私交还不错。
“嗨，伙计，我正打算找你呢。我需要你为报纸上的东西做出一个解释！”赫尔姆斯瞪着面前的报纸不客气地说道，“听着，伙计，我现在就去你那里，我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哦不，我现在就去你那里。”萨利文的声音同样急促。
“那好吧，我等你。”挂上电话，赫尔姆斯依然沉着脸，忿忿不平地想着，要是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市区调查案件的话，胡佛这个老头子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呢！
稍后不久，萨利文便来到了赫尔姆斯的办公室，他和赫尔姆斯一样恼火。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助理，他太了解局长胡佛了。这些年来，胡佛就从来没有放弃在全球建立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网。这次约翰逊总统在多米尼加的问题上，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参与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胡佛一得到命令简直是跳起来去执行。但实际上，联邦调查局即便是派人去了，也干不了什么。因为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已经有着多年的秘密活动，此举只是浪费人力和资金罢了。每次一提到胡佛，萨利文就感到头疼，那是个专横自负、从来听不进任何人意见的家伙，爱听奉承，但又对什么都充满了怀疑。赫尔姆斯知道萨利文的痛苦——胡佛的蛮不讲理谁都领教过。
最后，两人谈判的结果是，在多米尼加，双方进行合作，但互不干扰对方的行动。虽然赫尔姆斯还是很不高兴，但也只能这样了。在临走的时候，萨利文又对赫尔姆斯再三叮嘱说：“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千万要对老头子保密，否则，我立刻就会被他开除的！也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来过你这里。”
1965年的这一幕，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争斗史上，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联邦调查局(FBI)之间，一直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造成这一矛盾关系的原因就不得不从两者之间的异同说起了。
简单来说，中情局是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的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外国政治、文化和科技等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活动，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和资料。而联邦调查局则隶属于美国司法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和支持美国法律，对社会中发生的犯罪活动予以打击和调查。为了有效打击美国本土的犯罪和一些恐怖活动，联邦调查局会积极地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合作的范围包括对警员的培训和犯罪者指纹和虹膜的识别，并专门建立了犯罪研究室，这些措施为有效打击犯罪提供了支持。
事实上，虽然二者之间的职能有相似之处，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CIA并不能算是警察，这个机构和警察有着十分严格的划分。在美国，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警察，这些警察负责处理本地区出现的犯罪问题，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见到的普通的警察。但是当出现丧心病狂的罪犯开始流窜到不同的州作案时，普通警察的职能已经管不了了，这个时候就轮到FBI出手了。而CIA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情报收集的作用，也就是为FBI提供流窜犯的资料。曾经有人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形象的比喻：“一头熊在攻击了人类之后藏进了大森林之中，CIA特工坐在办公室里，用精密的计算机查出了这头熊的所有资料；FBI的人闯进了森林，对里面的所有住户，如兔子、狐狸、狼等逐一进行了审讯和排查；而美国警察对森林则进行了直接性的拉网排查，在广袤的森林中找出了熊。”
也就是说，在分工上，FBI和正式的地方警察有着很大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案件上升到联邦高度之后他们才会出手，而CIA可以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退了一步，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实际办案当中，一些优秀的CIA特工被请去参与侦破、调查。也就是说，CIA在保护国家安全这一点上，和FBI以及地方警署是没有区别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得再简单明白一点儿，地方警察是保护一小片地区的美国公民的权利，FBI是为整个联邦公民的安全负责，而CIA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它的保护对象一直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USA)。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角度讲，CIA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警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CIA这个“警察”为美国人消除了不少的安全隐患。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CIA与FBI之间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关系，但实际上，从中情局建立开始，两者之间就注定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尤其是在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几十年间，FBI与CIA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恶劣和紧张——这从开头的故事中就能够看出来。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矛盾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甚至可以说在中情局成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埃德加·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的这40多年间，这两个机构之间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明争暗斗，打得不可开交，一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要知道其中的原委恐怕就要追溯到中情局成立之前的联邦调查局了。
在一战结束时，主管打击国内犯罪活动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很大，当时的FBI除了要负责国内的安全与反间谍外，还要在海外广泛开展情报活动。但是当时的局长埃德加·胡佛却并不感到满足，他希望能够逐步将国内外的情报搜集活动都统一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范围内。不料，就在这时，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的设想。
这一举动令胡佛很是恼火，因为这一提议一旦实施，无疑就会夺去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活动权限，于是他坚决反对，拒绝和多诺万共事。但是不久，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在多诺万的推动下，罗斯福建立了战略情报局。
胡佛自然很不甘心，一直派人盯着战略情报局的活动。1942年，多诺万的手下秘密潜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试图偷拍密码本。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认为这应该是他管的事。所以，他一气之下，不仅破坏了那次活动，而且还把情报协调局的特工逮走了。多诺万为此和胡佛大吵了一架。罗斯福总统为了安抚两人，不得不做了一个分工：将欧洲和亚洲交给多诺万，联邦调查局则负责在南美洲的秘密活动。但是，两家在情报配合上一直都不是很愉快。
1945年，战略情报局被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解散，这对胡佛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他并没能高兴多久。1946年，杜鲁门又改变主意，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主管对外的情报工作，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则限制在国内。胡佛对这一命令大为恼火，但又不得不执行。
中央情报局成立以后，它和联邦调查局成为美国情报系统中两个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机构。虽然CIA与FBI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但是一个主要是对外，另一个则偏重于美国本土，而两者最主要的一点职能划分就是，中情局在美国国内是没有逮捕人的权利的。其实联邦调查局拥有的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直接的执法权，但是胡佛不这么看，他固执地认为，中央情报局夺走了本该属于联邦调查局的东西。
尽管没有授权，但是胡佛还是命令手下继续在墨西哥城等办事处搞活动，收集情报。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超出了政府对联邦调查局职责范围的规定，使得大量的工作与中央情报局重复，并且很多情报还错误百出，就连很多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人都怀疑这些耗费人力和财力的工作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胡佛坚持，其他人也无可奈何。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虽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是在工作中还是需要配合的。因此，双方都设有专人负责与对方联络。在很多时候，双方关系与这个联络人密切相关。胡佛曾指派他的亲信德克·德洛奇担任这项工作，这对双方的关系实在是个大损害。德洛奇不喜欢中央情报局，他明知胡佛对中情局的权力很嫉妒，还对胡佛暗示说中情局打算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美国。这简直是火上浇油，胡佛怒不可遏，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隔阂因此也越来越大。联邦调查局中有一些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可他们毫无办法。
由于联邦调查局与美国许多家小型报纸和周刊都有着秘密联系，经常在上面发表表扬联邦调查局的文章，有时也会登载一些故事和文章批评胡佛想攻击的对象，而中央情报局就首当其冲。胡佛在晚年的时候曾禁止联邦调查局使用“非法手段”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遭到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抗议。联邦调查局本来就很少向其他情报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更是完全不提供了——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因为中情局在国内是没有合法权利和特许状从事任何调查的，必须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协助。
当时，有两个已被察觉的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中情局要求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两个人并窃听他们的电话。但是胡佛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大吼道：“我们又不是为中情局服务的！”他还对自己的手下说：“告诉赫尔姆斯，如果他想监视这两个人，那么他可以自己干。”
赫尔姆斯得知后，并没有发火，而是十分冷静，他知道，如果他真的下令让CIA特工在纽约搞监视活动的话，胡佛会立刻告诉新闻界，因为他最乐意给别人设置这种圈套了。所以，赫尔姆斯对那个传话的人说：“你回去告诉胡佛，我不打算让我的人在纽约城里搞监视活动，因为我们无权做这种事。所以，你们要是不配合的话，那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胡佛对中情局一直怀有敌意，中情局当然也不会对胡佛客气。
有一次，中情局派了一个特工在国内搞秘密行动，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这牵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中情局要求胡佛网开一面，予以配合，结果被胡佛拒绝了。胡佛这次的举动彻底把中情局给惹火了，于是中情局派了一个人去面见胡佛，并递给他一大叠照片，都是关于他搞同性恋的。胡佛气得暴跳如雷，把照片扔得满地都是，并咆哮着让他滚出去。不过事情倒是解决了，那个特工很快就没事了。
1972年胡佛去世，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40多年间，几乎每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和他吵过、斗过。但是，双方虽然都看对方不顺眼，但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基本合作还一直保持着。即使是在胡佛最厌恶中情局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手下还是背着他和中情局开展了不少合作。
胡佛去世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竞争与矛盾在所难免。1987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H·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上任之时受到了冷遇，甚至受到大家的怀疑和敌视。不过韦伯斯特凭借着自己的作为逐渐赢得了中情局工作人员的认同，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大大加强，关系有了不错的进展。
作为美国最主要的两个情报机构，相似的工作性质、看似明确实则紧密相关的任务分工，部门利益的竞争，以及在具体意见上的分歧，都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成为竞争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