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著名作家文人

林语堂与圣约翰大学：擅英文而荒中文

林语堂为自己能进上海的著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而觉得很幸运。因为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的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刻苦用功，他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里，就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

学英文的秘诀

在大学一年级时，林语堂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他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他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他对这个字，在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就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他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他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他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林语堂已开始读袁了凡的《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的荒废，在他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的钻研时，却有一意外的影响和刺激。因为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学生的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在圣大的学习和生活

林语堂回忆，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100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1点钟上大约10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10行，便如坐禅沉思，向学生们凝神注视，大家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他们大都趁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林语堂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他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1930）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林语堂进了哈佛大学，他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他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5000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他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他也知道，他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1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林语堂看见1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3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林语堂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他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他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他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他健康的肺，他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他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他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林语堂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他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他很有益处。他记得父亲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他，很不赞成他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林语堂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他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林语堂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

爱上隔壁学校的女子

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林语堂接连4次到讲台上去接受3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与圣约翰仅一墙之隔的圣玛丽女子学校的女生，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林语堂的婚姻是有关系的。

林氏终生最爱的女子陈锦端，是福建泉州名医陈天恩的长女，当时就在圣玛丽学校上学。她的哥哥陈希庆是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好友。陈希庆把她介绍给林语堂后，两人爱得很热烈。她美丽、优雅，还画得一手好画。他一见她就着了魔。

林语堂第一次见到陈锦端，就惊诧于她的美丽，进而为之倾倒。陈锦端则倾心于林语堂的博学多才；爱他的“英俊有名声”，一表人才，谈吐不凡。

很快，林语堂和陈锦端双双情意相合，坠入爱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未曾顾及到双方家长的意向和两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陈天恩得知此事，极为恼怒，明白地告诉林语堂，他已为爱女定了亲！林语堂懵了，一言不发，只有暗自垂泪。

陈天恩见此情形，便将自己的邻居、钱庄老板廖悦发的二小姐廖翠凤撮合给林语堂，以弥补自己心中的一点不安。林语堂的心被戳了个血窟窿，他爱的是陈锦端啊！谁知廖翠凤也是个痴情女子，她早就认识林语堂，并一直十分欣赏他。再者，双方父母均表示同意，因此婚事很快就确定下来。1915年林语堂订婚后，回圣约翰大学继续攻读。

失去爱人的陈锦端，其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并没有遵从父命，同父亲选定的“金龟婿”结婚，而是孑然一身远渡重洋，到美国霍柏大学攻读西洋美术；学成归国后，在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

1919年林语堂同廖翠凤完婚后，到美国、德国等国留学，归国后辗转于北京、厦门、武汉等几所大学任教，并生下3个可爱的女儿，其后定居上海。

陈锦端一直珍藏着对林语堂的爱。登门求亲者踏破了门槛，可她一次又一次拒之门外。直至32岁时，她才与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结婚。她终生未育，领养了一男一女。

1949年以后，林语堂一家迁居海外。虽有海峡阻隔，但他从未抹去对陈锦端的记忆。有时，他在笔耕之余，作画自娱，他画的女子总是一个模样：留着长发，再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将头发夹在身后。女儿们问父亲：“您为何老是画这样的发型？”林语堂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林语堂病魔缠身，靠着轮椅活动。他住在香港的三女儿林相如家。一天，陈锦端的嫂子登门拜访，林语堂关切地问起音讯不通多年的恋人的情况。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时，他那有些浑浊的老眼忽地一亮，高兴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此时，一向通情达理的廖翠凤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林语堂听罢，颓然躺倒在轮椅上。

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离开了人世。几年后，陈锦端也辞世而去。

在中文上自觉下功夫

林语堂曾经说过，因为他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他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了。他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不仅是他的学问受限制，还有他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

他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他都知道，可他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他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林语堂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了。首先，他看《红楼梦》，借此学习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话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那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他是伯仲之间。他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林语堂发现了自己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他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他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他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林语堂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他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七年（1918），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林语堂是民国五年（1916）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鲁迅后来也随之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他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林语堂开始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薄迦丘都是。他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此后他们一直是朋友。

【名家小传】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现属漳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中国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次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研究语言，并撰写杂文。翌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以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次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

茅盾与北京大学：预科三年亦受益

沈德鸿中学毕业后，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3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他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从此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报考北京大学预科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中学毕业后，摆在沈德鸿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留给她的钱1000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1500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7000元之数。母亲把7000元分作两股，沈德鸿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3500元。因此，她认为茅盾还可以再读书3年。

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沈德鸿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他，因此，她就决定让沈德鸿去北京大学求学。7月下旬，沈德鸿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8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他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他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茅盾后来回忆，考试分2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沈德鸿的堂房叔祖留他多住一两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同他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沈德鸿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1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二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在去北京求学的路上

那是1913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这年沈德鸿虚岁18岁，实岁17岁。

沈德鸿的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茅盾的曾祖父曾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沈德鸿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茅盾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7月中旬动身。

沈德鸿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沈德鸿是去北京求学的，对他很客气，派人陪他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他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两三天，然后他就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两三天内，沈德鸿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沈德鸿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他大两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沈德鸿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名家集而感到诧异，沈德鸿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沈德鸿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沈德鸿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沈德鸿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两人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沈德鸿这方面是这样的。

沈德鸿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沈德鸿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他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了，沈德鸿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沈德鸿介绍给沈德鸿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沈德鸿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沈德鸿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沈德鸿：“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沈德鸿答，不大明白。沈德鸿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沈德鸿的亲戚提议上馆子。谢的姐夫说有个馆子价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沈德鸿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他们3人既醉且饱，沈德鸿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平分。

此时已近黄昏，沈德鸿的亲戚提议听戏。沈德鸿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谢的姐夫说，此间有日戏，也有夜戏，名角儿是黄昏后上台的。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他们一行4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沈德鸿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沈德鸿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沈德鸿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沈德鸿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沈德鸿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他们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平房，离宿舍不远。沈德鸿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两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也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沈德鸿和他就分别了。

预科三年的学习生活（上）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200多人，分4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40至50个。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2大间，每间约有床位10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沈德鸿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后来才知道，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他更知道，毛子水是自己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之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茅盾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2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浙江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江苏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兼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

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沈德鸿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沈德鸿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

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今、古经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学生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理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其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是江苏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老师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自己。他教学生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学生们课余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茅盾”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学生读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彦和）的《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教学生看看刘知几的《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弧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大家看。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兼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沈德鸿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3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藉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学生们倒容易听懂。

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沈德鸿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沈德鸿他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大家才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3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沈德鸿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30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学生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学生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出个题目，让学生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沈德鸿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浙江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茅盾友好，请茅盾代作。沈德鸿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班中写得最好的，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许。

预科三年的学习生活（下）

茅盾母亲早有信来，说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沈德鸿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他寒假不回家，便邀他到自己家去住。但茅盾还是婉拒了。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他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他，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他就借卢表叔的二十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他都不感兴趣。

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浏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茅盾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春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一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到了5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帝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先是十口相传，随即各报也刊登了。

在沈德鸿将要读满预科3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会”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12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极大，但皆为袁平定。然而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即小凤仙）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这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

当沈德鸿将要结束3年预科的学习，即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了。沈德鸿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沈德鸿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当沈德鸿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名家小传】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与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乌镇是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毗邻现代化都市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他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他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

后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后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宣传部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到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中篇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长篇小说《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1946年，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大寿，他的声名日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社会活动繁忙，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3月27日辞世。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学新文学，写新诗歌

“五四”时期，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俞平伯，热爱文学事业，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的成员。他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有诗集《冬夜》（1922）、《西还》（1924）、《忆》（1925）等；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刊物《诗》月刊。

书香世家，旧学功底

俞平伯原籍浙江德清，出生在苏州马医科巷曲园中的乐知堂。德清县俞氏自清末以来就是大姓，近代著名士林人物俞樾（字曲园）正是俞平伯的曾祖父。俞平伯出生时，曾祖父已80岁高龄了，他对这数代单传的曾孙疼爱逾常。

俞平伯3岁时，虽然还不会写字，但喜欢用笔涂抹。俞老先生非常高兴，于是每天就亲自用红朱笔写“上大人、孔乙己”等字，让他的曾孙用墨笔描红。老人有诗纪之，诗曰：

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

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他开始读书，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正月初八，虚岁刚5岁。曾祖俞曲园认为：“是日甲子于五行属金，于二十八宿遇奎，文明之兆也。”而他自己后来于1932年9月8日在《戒坛琐记》中写道：“四五岁入寺挂名为僧，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眠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大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从此由他的母亲来教俞平伯读《大学章句》，有时还由他长姊俞琎来教唐诗。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俞平伯虚岁6岁，由母亲开始教他外文。俞曲园有诗云：“膝下曾孙才六岁，已将洋字斗聪明。”

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正月初五，俞平伯入家塾读书。俞曲园也有诗记之：

厅事东偏隔一墙，卅年安置读书床。

今朝姊弟新开馆，当日爷娘上学堂。

婉娈七龄尚怜幼，扶摇万里望弥长。

待携第二重孙至，记得金奎日最长。

为俞平伯请的塾师，是很有学问的宿儒谢敬仲。这年端午节，俞曲园还在俞平伯的扇子上，题了“青云万里”4个字。后来，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将扇面揭裱了，并做题记说：“祖庭最爱僧宝，此为晚年所书，期望至厚。”

俞曲园去世时，俞平伯虚岁8岁，他十分悲痛。老人葬于杭州西湖右台山法相寺旁。参加曾祖父的葬礼，是俞平伯第一次到杭州。

就在这时期，清朝废除了科举。后来俞平伯回忆道：“余于诗未有所受。群经呫哔之暇，日课一对，时有拙言，共引为笑。”还说：“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得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俞平伯没赶上科举考试，但赶上了准备科举考试的读书背书，并且养成了诵读的习惯；这对他后来成为诗人，对诗词有研究，是大有好处的。现在的儿童教育与小学教育不注重背书，其实是很大的失误。

辛亥革命前夕，俞平伯12岁。为避乱，全家由苏州搬到上海。在这前后1年里，俞平伯除继续读古文之外，又系统学习了英文和数学。也是在此时，他接受了大量新思想、新事物。后来他曾有诗记录此事：

从此神州事事新，再无皇帝管人民。

纪年远溯轩辕氏，又道崇祯是好人。

1911年，俞平伯13岁，他开始读《红楼梦》。这是读闲书、读小说，而且还不能完全读懂，他也不太感兴趣。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还说，“而且不觉得十分好。”这完全是真实的。他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之类，《红楼梦》是算不得什么的。”13岁的男孩不懂《红楼梦》、不爱《红楼梦》，那完全是合乎常情的。

就在这年冬，俞家又搬回了苏州。俞平伯在家读书，直到1915年春，才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但也只读了半年。

在北大读书，热爱新文学

俞平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15年，他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半年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俞陛云把家搬到北京的原因，也正是为了照顾俞平伯在北大上学。当时北大的校址在沙滩汉花园，为了就近，俞陛云把家安在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处相距的距离不远。

1915年，俞平伯开始与傅斯年、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由预科升入文科国文门，许德珩则由英文学门转入国文门。俞平伯在国学大师黄侃的指导下，正课之外开始读《清真词》，为后来研究《清真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他在《清真词释·序》的一开头便这样写道：“我小时候于词毫无了解，最大的困难为‘读不断’。诗非五言定七言，词却不然了，满纸花红柳绿的字面，使人迷眩惊奇。有一些词似乎怎么读都成，也就是怎么读都不大成。这个困难似乎令人好笑，却是事实。”这其实是旧时读书人普遍遇到的共同困难，因为旧书都没有标点。现在的读书人已读不到线装书，似乎词的断句好像倒不成问题了，其实读古文的能力是更差了。如果直接去读没标点的线装书，那岂止读不断书，跟看天书也差不多呀！

1917年，北大教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不主义”。俞平伯对写白话文是积极响应的。

同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推行“学术自由，兼蓄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创了北大的良好校风。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强调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还谆谆告诫大学生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言辞，它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学人志士。

这年1月15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此，著名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随之从沪迁京，就设在陈独秀的家中。而陈独秀的家就在箭杆胡同9号，与俞家成了近邻。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诲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俞平伯对此也十分赞同。

这年夏天，刘半农被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员。9月4日，周作人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9月10日，胡适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9月末，因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宿舍，俞平伯由此而与顾颉刚相识。也就在这年9月，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一时期，正是俞平伯新旧思想交融并蓄的时期。他既写旧诗，又开始新诗创作。可惜这时期留下的旧体诗不多，因为诗集已毁于“文革”之中。而这年秋天他写的一首《秋夕言怀》，却意外地保存下来了。

飒飒秋风至，凉气入庭帏。

灯光照我读，废读起长思。

思多难具说，对卷略陈辞。

生小出吴会，雏发受书诗。

颇自不悦学，督责荷母慈。

十岁毕五经，未化钝拙姿。

后更遭鼎革，十七来京师。

野里无言仪，自愧贵家儿。

入学经三载，远大岂遑期。

身心究何益，唯有影衾知。

繁华不足惜，所惜在芳时。

先我何所继，后我何所贻。

爱轻令慧照，感重心自衰。

既怀四方志，莫使景光追。

君子疾没世，戒之慎勿嬉。

勉力信可真，长叹亦何为。

俞平伯后来谈起这首诗时说：“诗因不佳，其后编诗集时遂未收入，却据实而道，绝无掩饰，荏苒将六十年，未酬此诺，是诗不负我，而我之负诗多矣，可叹息也。”

与表姐结婚

1917年俞平伯17岁，家中为他办了婚事。新娘许宝驯，21岁，长俞平伯4岁，是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他舅舅许引之的女儿，字长环（后由俞平伯改为莹环），晚年号耐圃，浙江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作诗、填词、绘画，并善书法，还能弹琴、谱曲，又是位贤妻良母，一生照顾俞平伯十分周到。结婚以后，夫妻感情深厚，无论欢乐与艰辛，一生相濡以沫。伉俪之间从未吵过架，甚至没有红过脸。

此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六，俞平伯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婚仪式，老师黄侃，同学许德珩、傅斯年等人都来祝贺。

许宝驯擅长昆曲，俞平伯心向往之，但曲韵方面略差。为此，他还专门向曲学大师吴梅学曲，有“偶闻音奏，摹其曲折，终不似也。后得问曲学于吴师瞿安”的记载。

就在结婚的这一年，俞平伯选定了小说作为研究课题。当时这研究课题的导师，有周作人、胡适、刘半农3人，同学中也只有傅斯年1人。

“五四”新诗人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新文学运动刚刚兴起。刚满18岁的他，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学运动。他不仅提倡新诗、创作新诗，而且对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作了精辟、深刻的论述。《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就是他写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受到《新青年》编辑部的赞扬。

俞平伯的第一首白话诗《春水》，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上。这不仅是他本人新诗创作的起步，也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

此年，俞平伯与北京大学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集合好友，筹备成立“新潮社”，俞平伯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

1918年2月1日，俞平伯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研究所第四次小说研究会，听周作人讲俄国的问题小说。在会上，他认定自己的研究项目为“唐人小说六种”。而此时他的求学志向未定，尚属广涉博览的阶段。此时尚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但各种新思想已在萌生，尤其新文学正在萌生。所以，他一面阅读《新青年》，一面跟吴梅攻读曲学。正好此时吴梅刚到北京，住在北城二道桥。也就在这一时期，为他一辈子酷爱昆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1个月后，俞平伯的新诗《春水》发表。

五九与六九，

抬头见杨柳。

风吹冰消散，

河水绿如酒。

双鹅拍拍水中游；

众人缓缓桥上走。

都说“春来了，

真是好气候”。

过桥听儿啼，

牙牙复牙牙。

妇坐桥边儿在抱，

向人讨钱叫“阿爷！”

说道“住京西，

家中有田地。

去年决了滹沱口，

丈夫两男相继死；

弄得家破人又离，

剩下半岁小孩儿”。

催车快些走，

不忍再多听。

日光照河水，

清且明！

这首新诗，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旧诗词的影响，内容也一般。所以，俞平伯在选编第一个诗集时，并没有把它收进去。

还有一首写得更早，作于1918年3月18日夜，应该是他的处女作，它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92年，才首次发表在南京的《文教资料》上，题为《奈何》。

父母生了我，

世间有了我。

自从堕地呱呱，

便生出啼啼笑笑，

嗔嗔喜喜，

许许多多！

是真有我？

是假有我？

是真是假，

尽随着去忖度。

好说，

百年比大梦！

但醒了如何？

未有之前是什么？

怎么忽然而有？

这话无从说得过。

跳他不出，

问他不说，

看他不清楚。

有些自己欢喊着“觉悟”；

有些直着嗓子叫“奈何”！

这首诗确比《春水》更一般些，但它确实是俞平伯新诗创作的开始，从中也可看出他当时思想之一斑。

同年10月16日，俞平伯以书信的形式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次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据理驳斥了那些非难白话诗的保守派，同时提出了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他认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这一观点，得到了胡适的赞扬。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的新文化团体。俞平伯被推为该社干事部书记，负责《新潮》杂志社编辑事务的记载和对外信件往来等工作。

后来，俞平伯在《回忆〈新潮〉》一文中写道：“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为《新青年》的友军。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我参加新潮社时仅18岁，知识很浅。由于自己出生于旧家庭，所以对有关新旧道德的讨论比较注意，曾写一篇有关新道德的文章。”

此后俞平伯仍写了不少新诗，陆续出版了几个诗集。《冬夜》、《西还》、《忆》是他的3部专集，还有与别人的合集《雪朝》等。

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俞平伯加入该团，以第四讲演所讲演员的身份，在四城作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在学生罢课的同时，他偕友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在街头散发传单。同年，他从北大毕业，并于年内移家至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院内有大槐树，因名书斋为“古槐书屋”。

旅英途中多新诗

1920年1月4日，俞平伯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英国留学，与北大的同学傅斯年同行。船上的生活十分单调与孤独。他一路上做新、旧体诗寄给夫人许宝驯。其中有两首题为《身影问答》的诗，正反映出他思念夫人之情：

身逐晓风去，影从明镜留。

形影总相依，其可慰君愁。

颜色信可怜，余愁未易止。

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

轮船在大海上行驶，开始的时候，俞平伯还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理观看着涛起涛落；时间一长，一种莫名的寂寞不由得弥漫周身。也许是这难耐的寂寞和相对完整的时间，让俞平伯开始细读《红楼梦》——这是他13岁的时候不爱读、也没有读懂的一部书。

傅斯年在船上，倒并不感到太寂寞。他在给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船上的中国旅客，连平伯兄和我，共8人，也不算寂寞了。但在北大的环境住惯了的人，出来到别处，总觉得有点触目不快；所以每天总不过和平伯闲谈，看看不费力气的书就是了。在大学时还不满意，出来便又要想他，煞是可笑的事！平伯和斯年海行很好，丝毫晕船也不觉得。”

他俩所读的不费力气的书，当然不止《红楼梦》，但主要的应该就是《红楼梦》了。他二人不但都细读了，而且还细谈了。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引论》中回忆道：“孟真（傅斯年）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它，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但无论怎么说，这次海上西行的空闲，正好给俞平伯打下了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由此还可看出，他搞上红学研究，开始就只是打发空闲，并不是当学问来研究的。

俞平伯在英国住的时间很短，在伦敦只住了13天，便又乘日本邮船“佐渡丸”号启程回国了。说得出的原因，只是英国英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只好决定回国。

那是1920年3月6日。回程的船上，俞平伯把张惠言的《词选》念得很熟，这对他后来填词、讲词、研究词都很有好处。

3月9日，船还在大西洋上飘摇。俞平伯做了一首新诗，题为《去来辞》，开头的几句是：

从这条路上来，

从来的路上去。

来时是你，

去时还是你！

想了什么，

忙忙地来？

又想些什么，

忽忽地去？

要去，

何似不来；

来了，

怎如休去！

去去来来，

空负了从前的意。

由此不难看出，俞平伯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也觉得这次赴英留学是毫无意义的。

3月13日，船刚过直布罗陀海峡，还没到法国马赛，俞平伯又写了首诗寄给夫人许宝驯：

长忆偏无梦，中宵怅恻多。

递迢三万里，荏苒十旬过。

离思闲中结，豪情静里磨。

燕梁相识否，其奈此生何！

诗题为《庚申春地中海东寄》。这首诗，正反映出俞平伯所以急于回国的一些原因。

令人感动的是，当船在马赛靠岸时，傅斯年从伦敦渡海，穿越法国，赶到南岸来再次为俞平伯送行。当然，傅斯年的意思是想再次挽留俞平伯继续回到英国留学。但此时的俞平伯已归心似箭，无论傅斯年怎么劝，也是不愿意回去的了。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对俞平伯的情谊有多深；同时对俞平伯的来去匆匆，他也实在是难以理解。

这回国的一路上，俞平伯的孤寂之感，更胜于去时了。一是归心似箭，二是少了个傅斯年这样的好同学。这一路上，他做诗、填词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新诗是《仅有的伴侣》（太长，不引）。

4月5日，俞平伯又填了《玉楼春》一阕词，遥寄夫人许宝驯，题目为《和清真韵寄环》：

“画画草草随人住，形影相依无定处。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消愁细把愁重数，执手正当三月暮。今朝悄对杏花天，那日双看杨柳絮。”

这还真有归乡之心更切的味道，实在是掐着指头数日子，就盼着早日回到夫人许宝驯的身边。从中也正看出一个诗人有别于一般人的地方。

4月19日，俞平伯终于抵达上海，次日就回到了杭州岳父母家，见到了由北京特地赶来的父母亲和夫人。其欢快的心情，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啊！

【名家小传】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乳名僧宝，原籍浙江德清东郊的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出生在江苏苏州马医科巷曲园中的乐知堂。现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红学家。

俞平伯是清代朴学大师俞樾之曾孙，从小聪明好学，深得曾祖父宠爱。1915年进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学习，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自北大毕业后，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此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等职。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俞平伯散文选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自1921年开始研究《红楼梦》，2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论著合集。另著有《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论诗词曲杂著》等。

梁实秋在清华大学：八度春秋，影响至深

梁实秋在清华读过8年书，由14岁到22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他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叙述了8年的求学经历，偏重他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清华园印象

梁实秋回忆，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3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朝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学生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学生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学生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1915）梁实秋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他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学生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梁实秋念，他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梁实秋没有念错，校长点头微笑。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梁实秋起初是和6个人住一间房，后来是4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6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梁实秋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1角，像白珠小姐主演的《黑衣盗》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梁实秋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梁实秋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他宰的，他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梁实秋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斛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梁实秋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二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他。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麇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四库全书，梁实秋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梁实秋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梁实秋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彩——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4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

梁实秋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梁实秋。梁实秋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他改了2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2下表示是1点或5点或9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的生活与学习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学生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梁实秋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学生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3碗豆浆一包肉饺（10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

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梁实秋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梁实秋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3元。8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梁实秋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他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梁实秋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他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12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

梁实秋说，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梁实秋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楦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地上掘一小沟，以嘎儿斜置沟之一端，持杖猛敲嘎儿之一端，则嘎儿飞越而出，愈远愈好。此戏为两人一组。一人击出，另一人试接，如接到则二人交换位置；如未接到则拾起嘎儿掷击平放在沟上之木棍，如未击中则对方以木杖试量其差距，以为计分。几番交换击接，计分较少之一方胜。清华并不完全洋化，像这样的井市小儿的游戏实在很土，其他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屑于一顾，而在清华有一阵几乎每一学生手里都持有一杖一梭。每天下午有一个老铜锁匠担着挑子来到运动场边，他的职业本来是配钥匙开锁，但是他的副业喧宾夺主，他管修网球拍，补皮球胎，缝破皮鞋，发售木杖木嘎儿，以及其他零碎委办之事，他是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者。

学生们的制服整齐美观，厚呢的帽子宽宽的帽沿，烫得平平的。户外活动比较有趣，圆明园旧址就在学生们隔壁，野径盘纡，荒纤交互，正是露营的好去处。用一根火柴发火炊饭，不是一件容易事。饭煮成焦粑或稀粥，也觉得好吃。五四之后清华学生排队进城，队伍整齐，最能赢得众人喝彩。

梁实秋回忆，当时的课外活动并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他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梁实秋写汉隶，临张迁，自觉仅略得形似。学生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学生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学生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学生们有嘉勉但无指导。可惜梁实秋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梁实秋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学生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30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学生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学生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梁实秋最称莫逆。学生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梁实秋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学生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梁实秋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他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梁实秋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50—60页不超过100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吴景超和梁实秋、王化成4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学生们3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梁实秋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200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梁实秋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清华恩师

首先是王文显先生，他作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梁实秋没见过他的中文签名，听人说他不谙中文，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一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是广东人，能说粤语，为人稳重而沉默，经常骑一辆脚踏车，单手扶着车把，岸然游行于校内。他喜穿一件运动上装，胸襟上绣着英国的校徽，在足球场上作裁判。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语言粗鲁的一般美国人士显有上下床之别。梁实秋不幸没有能在他班上听讲，但是梁实秋毕业之后任教北大时，曾两度承他邀请参加清华留学生甄试，于私下晤对言谈之间，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先生才学深邃，而不轻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梁实秋的英文老师，他也是受过英国传统教育的学者，英语流利而又风趣。梁实秋记得他讲解一首伯朗宁的小诗《法军营中轶事》，连读带做，有声有色。梁实秋在班上发问答问，时常故作刁难，先生不以为忤。

在中等科教过他英文的，有马国骥、林玉堂、孟宪成诸先生。马先生说英语夹杂上海土话，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林先生长梁实秋五六岁，圣约翰毕业后即来清华任校，先生后改名为语堂，当时先生对于胡适白话诗甚为倾倒，尝于英文课中在黑板上大书“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然后朗诵，击节称赏。学生们1924级的“级呼”是请先生给学生们作的：Who are，Who are，Who are we？ we are，we are， twenty—three．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学生们读《汤伯朗就学记》，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情况梁久久不能忘。

教梁实秋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梁实秋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她教学生们“作文与修辞”，梁实秋受益良多。她教学生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学生们议会法，一面教学生们说英语，一面教学生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学生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权利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学生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是于实际使用英语中学习英语。

还有一位克利门斯女士，梁实秋也不能忘，她年纪轻，有轻盈的体态，未开言脸先绯红。

教音乐的是西莱女士，教图画的是斯塔女士和李盖特女士，梁实秋上她们的课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谓如沐春风不就是享受么？教梁实秋体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马约翰先生。马先生黑头发绿眼珠，短小精悍，活力过人，每晨10时，一声铃响，全体自课室蜂涌而出，排列在一个广场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连作15分钟的健身操，风霜无阻，也能使大家出一头大汗。

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问题。清华不重国文，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教师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个区域。梁实秋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梁实秋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梁实秋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记徐先生的文章，在此不多引。陈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风趣的言谈之外，还逼学生们默写过好多篇古文。背诵之不足，继之以默写，要把古文的格调声韵砸到脑子里去。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贵州的口音结结巴巴地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听了当做笑话，现在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清华同窗

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梁实秋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他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4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梁实秋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

梁实秋记得有一次演话剧，是陈大悲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时候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饰演一角），他指着昭瀛说：“时昭瀛扮演那个坏蛋，可以无需化妆。”哄堂大笑。昭瀛一瞪眼，眼睛比眼镜还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为了换取一点稿酬，译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孟瑶的《心园》、张其钧的《孔子传》。；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时扬言“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梁实秋曾当面戏之曰：“足下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如今他已下世，梁实秋仍然觉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至于浩若，他是清华同学中唯一之文武兼资者，他在清华的时候善写古文，波澜壮阔。在美国读书时倡国家主义最为激烈，返国后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团长，抗战期间任物资局长，晚年萧索，意气销磨。

梁实秋清华最后一年同寝室者，吴景超与顾毓琇，不可不述。吴景超系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迁，故大家称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供职经济部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顾毓琇系江苏无锡人，治电机，而于诗词、戏剧、小说无所不窥，精力过人。为人机警，往往适应局势猛着先鞭。

还有两个梁实秋所敬爱的人物。一个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苏宝山人，因伤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称道的“胡圣潘仙”，胡圣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铁拐也。光旦学问渊博，融贯中西，治优生学，后遂致力于我国之谱牒，时有著述，每多发明。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还有一个是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梁实秋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1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斓。在校时外出永远骑驴，抗战期间一辆摩托机车跑遍后方各省。他作一个银行总稽核，外出查帐，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他的轶事一时也说不完。

梁实秋在清华一住8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里受环境的熏陶，受师友的教益。这样的一个学校，是他名副其实的母校。

【名家小传】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1915年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1919年与闻一多等人成立“清华文学社”。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晨报》1921年5月28日第7版。1923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参与创立“大江会”。1926年回国。

不久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1931年执教于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193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8年移居香港。次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文集《雅舍小品》4辑、《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槐园梦忆》，学术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等。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终其一生，长达40年，译出煌煌巨著《莎士比亚全集》。

朱自清在北京大学：创作丰收，提前毕业

朱自清进入北京大学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长之时。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清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朱自清原籍浙江省绍兴市，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其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过继给朱氏人家，遂改姓，清光绪年间在东海任承审官。其父朱鸿钧，字小坡，是个读书人。小孩出生之后，父亲想到苏东坡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就为儿子取名为自华；又听算命先生说小孩的八字中所含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缺火，又给他起了个号实秋，因“秋”字的半边有“火”，而且还有“春华秋实”之意——不过是希望儿子命中五行不缺，长大后能腹有诗书，学有所成。

1901年，其父从东海来到江苏高邮的邵伯镇做小官，把一家接到了任所。在那里，朱自华先从父亲启蒙识字，后到一家私塾读书。1903年朱自华五六岁时，全家又搬到江苏扬州。父亲把他送到私塾接受传统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不久又送他进入初等小学；但还没读到毕业，又送他到一所私塾学习古文。其间，朱自华还拜过扬州知名老教师李佑青为师。

高等小学毕业后，朱自华考入江苏省两淮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在学校里，他平时喜欢看小说，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毕业时，由于品学俱优，学校给他颁发了品学兼优的奖状。

1916年夏天，朱自华从两淮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乃全国著名学府，各地学子均以考取这所名校为光荣。现在朱自华一跃而登龙门，自然博得许多人的钦慕，全家喜悦自不待言。为准备上学，全家忙乱了一阵子。8月间，朱自华遂辞别祖母和父、母亲，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挥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丽扬州城告别。

车声隆隆，汽笛长鸣，飞驰的列车载着青年朱自华，奔向人生新的途径。他年轻的生命之船，扬起高高的风帆，冲进广阔多彩的生活海洋。

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春潮在神州大地汹涌奔突时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高扬“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发起猛烈的进攻。它犹如一声滚动阴霾长空的春雷，给死气沉沉的黑暗王国以巨大的震动。

一片红砖绿瓦、庄严肃穆的北京，本是封建军阀盘踞的老巢、帝国主义者纵横捭阖的场所，但也是新思想人物荟萃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正是精英云集之处。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系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物。变法运动失败后，这所大学堂被保存下来，实际上却是继承着封建文化的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科班的京官，官僚习气十分严重，学校设备也极简陋。辛亥革命以后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后又历经数人，虽有些须改良，但面貌变化不大。

朱自华进入这所大学之日，恰是蔡元培接任校长之时。蔡元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他系翰林出身，又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两度留学欧洲考察教育。他一接任北大校长，便决心除旧布新，大刀阔斧地改革遗留的封建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创立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

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他在翻阅了别人送给自己的十余本《青年》杂志后，大为赞赏。这时该刊主编陈独秀正好住在前门的一家旅馆里，蔡元培立即驱车前去拜访，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大学者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后，9月即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3门课。接着，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先驱李大钊也被聘为图书馆主任，并兼历史经济系教授。

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之后，即将《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使刊物更好地发挥团结新文化战士共同作战的阵地的作用。就在这个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奏响了，《新青年》（已改名）第3卷第5期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要有“高远之思想”和“真挚之感情”；第6期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主张，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号召青年学子与“十八妖魔宣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

北大图书馆当时设在马神庙公主楼里，朱自华整天泡在其中，翻阅着新刊物和新书籍，眼界为之大开。

进入北大哲学系

1916年底，寒假将至之时，朱自华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忧喜参半，原来是父亲催促他早点回去完婚。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婚姻命运，都只能依着规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爱情的“幸福之门”。他14岁时，在扬州订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朱自华自然不敢也不能违背这千百年留下的古训。于是，假期一开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简单的行囊，南行赶回扬州。

武家原籍浙江杭州，姑娘武钟谦和朱自华一样，自幼在扬州长大。朱自华是幸运的，他的父母为他铺下的婚姻道路，并没有堵住“幸福之门”，姑娘端庄秀丽，温婉柔顺，很爱笑。订婚5载，朱自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喜欢她，新婚燕尔，两人感情很好；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秘密”。结婚满月后又过了20天，假期已尽，开学时间到了，朱自华竟连元宵团圆节也没法在家过，即于1917年2月3日（正月十二）匆忙吻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当时，他的父亲朱小坡还在榷运局任上，家庭经济还算宽裕，因此朱自华的婚事办得倒颇体面，很花了一笔钱。但没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经济便逐渐拮据起来。他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大哥自华，以免他学习分心。但朱自华还是有所觉察，特别是他此年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

北大规定，学生应读2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朱自华感到以眼下的经济状况，按部就班读上去是有困难的。为减轻父亲负担，他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以同等学历投考本科，结果顺利进入北大哲学系。

父亲送别自己时的《背影》

1918年冬天，朱自清的祖母在扬州病逝。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回到扬州。父亲设法变卖了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这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交通大学（上海）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

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了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又望望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1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父亲也要到徐州谋事，于是父子决定同行。到了南京，父子要分手了，父亲就先送朱自清上火车。上了火车，父亲心疼儿子，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

朱自清在窗口看着父亲离开火车去买橘子：父亲身体颇胖，因为服孝，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橘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父亲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等到买了橘子返身时，还要手捧橘子过铁道，先放下，待身子上去后再捧起，就尤不容易……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父亲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情景写成了著名的散文《背影》。

朱自清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结婚后第二年，朱自清有了一个儿子，家庭更加贫困，负债累累，所以他一心要在3年里读完4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但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此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的文学兴趣也在慢慢地萌发。

轻叩文学殿堂的大门

当时，正是文学革命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刻，翻开《新青年》，里面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接二连三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有那么多新文学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崭新的白话文形式，暴露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新诗，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抒唱了发自内心的真情。还有许多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传递了世界进步文化的信息。刊物里头的作者多是北大的教师，读了倍觉亲切。

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的热情开始释放，文学种子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正慢慢地萌芽。一天，他同房间一位姓查的同学，从伊文思书馆寄来的书目里，得到一张名为《睡罢，小小的人》的画片，画面上是一个西洋妇人安抚着婴儿睡觉，一轮明月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拂着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一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

朱自清感到这幅画“很可爱”。蓦地，一股如泉水般的灵感，猛地袭上心头，使他感到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创作冲动。由是，他铺开稿纸，提笔写道：“睡罢，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地覆着，

你碧绿的双瞳微微地露着，

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光明的孩子

——爱之神，“睡罢，小小的人”。

夜底光，

花底香，

母的爱，

稳稳地笼罩着你。

你静静地躺在自然底摇篮里，什么恶魔敢来扰你！

……

这绝不是对画面实际情景的描摹，而是内心感情的抒发。倾注里头的，是朱自清追求光明、向往自然的愿望，是他年轻心弦的有力弹动。他取了一个“余捷”的笔名，把这首处女作寄给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终于抬起手来轻叩了文学之宫的大门。

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在沙滩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了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上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里，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

1918年，在北京的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的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

5月，北京大学与北京高师、高工、法专等学校的学生2000余人集会游行，要求取消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6月，由李大钊领导的、旨在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10月，学生救国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该社社员85%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衍等均是骨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3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

北大教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他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此次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登台演讲，他告诉大家：“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的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另用光明主义来代替他。”他高喊“劳工神圣”，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激着年青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

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1920）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不过，我们彼此间却等于没有来往。他是一个不大喜欢说话的人……我们同课桌坐过一学期，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一学期一换，我们大概没有谈过两三句话。然而，我对于他却印象清楚而且感觉很亲切。……朱先生比我只大1岁，然而，在同学时，他却已经显得很老成，我完全是个孩子的样子。

朱自清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家庭负债累累，生计日艰，所以他一门心思要在3年里，读完4年的课程，好早一些毕业出去做事，为年老的父亲分忧。《北大日刊》是一种公报性质的刊物，上面经常公布各系缺课的学生名单，朱自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位“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青年，在师友们的眼中是个秉性谦和、沉默寡言、不很活跃的用功学生。

但当时的政治热浪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在猛烈的斗争风雨冲激下，他的心灵逐渐苏醒了，开始留心并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人，于近期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消息轰动了全校。

邓康（即邓中夏）字仲獬，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思想激进。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得到了蔡元培和李大钊支持的。

《日刊》同时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讲演团是“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认为教育有两大类，一为“就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教育”即露天教育。学校教育多有钱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则无力入学，这是教育不平等的现象。邓中复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要使贫苦民众也能受到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启事与章程得到了广大进步同学的支持和响应。没有多久，朱自清也报了名，从此他和邓中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和激荡下，北大一部分学生开始酝酿创办社团、出版杂志。他们的计划，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由是，一本新杂志《新潮》于1919年1月和读者见面了。《新潮》提倡革新文词，发扬批评精神，从事“伦理革命”，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大钊、鲁迅等都给予该刊有力的支持。

朱自清也参加了“新潮社”。据孙伏园说：“我们比较相熟还是在新潮社共同讨论《新潮》和一般思想学术问题的时候。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他的一篇译文《心理学的范围》，就发表在《新潮》第3期上。

正当朱自清向现实迈出可喜的一步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关心的，便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人们以为“公理”必能战胜“强权”，良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却谁知，他们失望了！

在五四光辉的照耀下

1919年5月4日，北大首先发起了“五四运动”，朱自清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震撼中外的爱国斗争。五四的狂风暴雨，深深地震动了他年轻的灵魂；似乎有一道不灭的精神之光，把他的世界照亮。天安门前如涛的吼声、赵家楼的冲天大火，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本是一沟暮气沉沉的死水，现在已开始奔突、翻腾，充满阴云的天宇上也爆出了一丝光明。

五四的狂飚鼓荡着他的血液，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10年后，他曾说过，当时之所以创作，“是时代为之”，是五四运动“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他的缘故。

于是，这个哲学系的青年学生，决意要拿起诗歌这管号角，来抒唱自己对现实的感号，向人间吹奏自己的心曲。在做完功课之后，他就浸沉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灵感与思辨比翼飞升；那些对人生问题的种种思索，常常幻化为生动形象，从脑际汹涌而出：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便是人们的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罢，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在这首题为《光明》的诗里，他通过一个在风雨交加的暗夜里，努力寻求出路的景象的创造，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理性的思考。风雨沉沉，暗夜漫漫，光明之路在那里？他的回答是积极的：光明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祈求别人的赐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斗争风雨沐浴的结果。

这时期，朱自清完全沉浸在欢悦的海洋之中。在他年轻的感觉里，似乎这个世界在经过五四风暴的冲刷之后，一切都焕然一新了。他对自我更有新的愿望与新的追求，他要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纯洁青年。夜里，他望着漆黑的天幕，一轮明月静静地洒下一片银光，悄悄地笼罩着一丛丛绿树，在地上投下一片片疏影；天宇一色清莹，不见纤毫翳障。他禁不住从心中迸出一声呼喊：“月啊！我愿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里，长是和你一般雪亮！”在这首《满月的光》中，他通过对那光耀环宇的月景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向往光明的心境。

朱自清虽然时时漫步于遐想的天地里，但他绝没有忘却现实的惨状。在年关将至之时，他突然听到安庆蚕桑女校学生为军阀所蹂躏时，心中无限悲愤。

他驾驭着想象的翅膀，先为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充满和平、恬静气氛的景象：在如银的月光里，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群羊静静地睡着，它们雪也似的毛和月光相映衬，十分美丽。接着，一群恶狼悄悄地从山上下来了，于是出现了一幕与前面绝然相反的令人心悸的惨景……

这就是发表于1919年12月1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题为《羊群》的诗。在这首诗里，年轻的诗人把自己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孕育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狼就是军阀，羊就是民众。通过画面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恶狼的凶残和强暴。诗人写的似乎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现象，其实揭露的却是现实社会人吃人的惨状，从中抒发了自己对被损害者亲切的同情，对封建军阀强烈的憎恨，表达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诅咒！

1919年在朱自清生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北京大学日刊》上缺课名单中，也不时出现他的名字；但生活是十分充实的，如白绫一样铺展开来的人生长卷上，多少总会抹上一些鲜艳的色彩，溅上了战斗的征泥。

1919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临。在年终岁尽的一个夜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名为《新年》的诗篇。

在青年朱自清的心中，那迎着五四风暴而来的新的一年，是何等光彩动人啊！它已被他诗化为给大地带来光明、给未来带来希望的天使。它含来金黄色的种子，便是祖国崭新未来的象征，新年就是新的开始。这一美丽的形象，包孕着诗人一个美丽的憧憬，即希冀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在时代雨露的沐浴下，绽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过年不久，朱自清开始忙起来了，因为大考就要到了。他在3年时间里已经修完哲学系的4年课程，现在要准备毕业考试了。

不料，平民教育讲演团却加紧了活动。3月间，邓中夏为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将平民教育讲演团分为4组，朱自清任第四组书记，负起了领导的责任。4月6日，讲演团一清早冒着春寒，从北京出发乘车到通县，10时左右到达，饭后11时许，分组在热闹地方讲演，共讲6次，听众达500余人。朱自清的讲题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和《靠自己》。结束后，大家到潞河公园游览，并参观了通俗图书馆。

就在红色的5月里，朱自清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提前1年毕业了。当他私自庆幸十分高兴时，又接到家书，他的长女采芷诞生了，真是双喜临门呵！6月，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哺育自己多年的北京大学，整装南归。

【名家小传】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江苏扬州。

朱自清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

此后，朱自清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中国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次年发表长诗《毁灭》，还写过散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毛泽东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革命文学，革命翻译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郑振铎成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参加了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及李大钊同志组织的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并与茅盾、叶圣陶、耿济之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早期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考取铁路管理学校

郑振铎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作为长孙，他出生时，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他很喜欢听；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物什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郑振铎读高小时，国文课老师黄小泉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曾在《记黄小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小泉先生读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去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他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1917年夏，郑振铎靠着亲友的帮助，来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来成为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风云变幻的1919年

这是暮春的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午饭后感到倦倦的，躺在床上翻了几页新出刊的《新青年》，便昏昏然睡去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院外嘈杂的人声把他惊醒，只听有人说：“着火了！着火了！”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附近一个空场去看个究竟。只见空场一角的“巡警阁子”后面，浓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正突突地向空中冒着。

“是哪一家着火呢？”他正想着，只见一个巡警头上裹着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巡警阁子”。又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模样的人，飞也似的跑过来，几个巡警在后面紧追不舍，在空场的一角，终于把他抓住了……这一天的日历上写着“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五月四日”。

第二天，郑振铎看到报纸才知道，原来北大等校学生因得悉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有3000人到天安门集会，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又到东交民巷去示威，被军警拦住了。后来学生们便转到赵家楼的曹汝霖家。曹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他紧闭着大门，拒绝接见学生们，于是他们便冲了进去。曹汝霖仓皇从后门溜掉，而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们找了出来，痛打了一顿。后来，大队警察来了，抓走了二三十名学生，其余的纷纷散去，不知怎么的便起了火。

当天，郑振铎赶到学校，校园里已经沸腾起来，同学们都在议论着昨天发生的事。下午，在操场举行的全校自发集会上，郑振铎和另外几个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会；郑振铎还被大家推举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各校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打听到，一些在天安门演说的同学被军警关押在天安门的两个门洞里，便去送铺盖和食物，受到军警的阻拦。

当晚，他到午夜才回到寄宿的叔叔家。为怕惊动叔叔和婶婶，他便翻墙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在如豆的油灯下，想起当天发生的事，既气愤又激动，整夜未眠……

但次日一早，为他担惊受怕了一夜的叔叔婶婶便跑到他的小屋里，严厉地责骂了他一顿，并不许他再出去“惹事”。他默默地低头听着，但乘他们不备，又悄悄地溜出大门，去了沙滩的北大。

这时，几乎所有北京的大学和部分中学都行动起来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他们，也分别代表自己的学校参加了联合行动。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郑振铎成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大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后，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直到60年以后，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并在文章中回忆。

参加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5月初的北京，夜凉如水。但是，6日那天夜晚，在马神庙北大第二院的一间大教室里，热气腾腾的，挤满了北京各大学及一些中学的学生代表。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他们都参加了这个集会。他们挤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一些学生代表的演讲。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后，每逢开会的时候，他们这几个“小兄弟”总是在一起行动，用郑振铎的话来说是个“小集团”。

在这个“小集团”里，郑振铎热情有余，却经验不足，有时较冒失；而瞿秋白却老练得多，以他出众的辩才赢得了各校同学的赞赏。于是，瞿秋白便成了他们这个“小集团”出色的天然领袖。由于他的足智多谋，使他们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天才。

他们的活动是十分艰难的，不断遭到军警的镇压，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因此开会的地点也时时在变更。起先，他们多数在北大和北高师活动，后来只能转移到东城根僻静的汇文去了。会总是在晚上进行，他们一个个悄悄地溜进去；散会后，再一个个悄悄地溜出来。

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有好几个同学被抓走了。原来，那些侦缉队也是很狡猾的，他们常常埋伏在学生们进行活动的必由之路上，突然叫一声什么人的名字。这时，只要谁回头一答应，那么就马上会被他们抓走。这使郑振铎想起了儿时听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书生在古庙里读书，忽听墙外有人喊他的名字，他答应了一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美丽女子的脸露在墙头上。原来，这是个人首蛇身的美女蛇，时常出来喊人的名字，只要一答应，那么这个人晚上就会被她吃掉。幸亏庙里的老和尚识破了诡计，这书生才没遭殃。“这是个民间传说，但是，狡猾的鹰犬们使的就是那‘美女蛇’的毒计啊！”郑振铎这样想。

然而，瞿秋白却总是很能随机应变，从未上过当。据说，有一次，一个密探跟了他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洋车，瞿秋白和他转弯抹角兜圈子，转得那密探晕头转向，终于被甩掉了。由于郑振铎、耿济之他们几个总是跟瞿秋白在一起行动，因此他们谁也未被抓去过。在斗争中，他们更加亲密了。

参加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

北京故宫北门偏东的沙滩，当时是北大的所在地。这是一条颇有些书卷气的小街，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行人多是些穿着长袍、腋下夹着厚厚的线装书或精装外文书的大学生或教师。街的两旁，专为学生们开设的公寓、茶馆及廉价的小饭铺鳞次栉比。在靠街的西北头，有一座崭新的4层红砖大楼；这就是著名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红楼”的北大一院。当时，除了校部和文科外，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也在这座楼的一层。

也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年初秋，李大钊在他任馆长的这个图书馆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郑振铎和瞿秋白他们，也都抱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参加了这个组织。成员里还有张国焘、郭梦良等二三十人。李大钊的警惕性很高；每次开会前，他总要到外面巡视一下，看看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1919年11月，他们在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2月，《新中国》月刊上发表了郑振铎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次年夏，他又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8月，他们又创办了《人道》月刊，仅出1期，即被迫停刊。

这个组织建立不到1年，便因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内部发生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分歧，很快便解散了。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已渐趋成熟，而郑振铎等人仍处在“朦胧”之中。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

沙滩的这段往事，后来成了他们一段美好的回忆：“红楼”里的激烈争论，有时尽管各自坚持己见，达到白热化，甚至剑拔弩张——那时他们都年轻气盛，但会后却仍然是亲密的伙伴。他们常喜欢沿着景山的红墙在月下漫步，探讨着中国的未来，直至夜深人静，然后又边谈着，边步行回东城根。他们也偶尔到沙滩西口的一家四川小饭铺去低斟浅酌，待到酒酣耳热，尽兴而归。

那家四川小饭铺，其实不过是比饭摊多了4堵墙而已，有三四张掉光了漆的旧桌子、几把长凳。老板是个驼子；老板娘兼掌灶，是个极爽快的胖大嫂；跑堂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一个长着冬瓜脑袋的矮胖子——总之，这是个地道的“夫妻店”。

这一小店，设备虽极其简陋，但是老板娘亲手烹制的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堪称一绝，价格也公道，足以使他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打一次很不错的牙祭了。有时谁得了稿费，多花几角钱，那就可以要一条干烧鱼，辣中微甜，味道浓郁，吃剩的头尾再让跑堂的拿去烩个豆腐，更是余味无穷。

瞿秋白那时已很能饮酒，这使“清教徒”的郑振铎羡慕得了不得。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也买了一瓶葡萄酒，咕嘟咕嘟地灌了大半瓶。瞿秋白制止道：“不要急，慢慢地来！”“没什么，没什么！”郑振铎逞强地边说边仰起头来灌酒；话音未落，就溜到了桌子底下。瞿秋白和许地山只得叫了一辆洋车，好不容易才把他架上了车……

郑振铎次日醒来，发觉自己正和衣睡在床上，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了。从此，郑振铎对酒的兴趣愈来愈大，和酒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之缘。

【名家小传】

郑振铎（1898—1958），小名木官，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考古学家。

1917年，郑振铎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21岁的他，从“红果园”走向了中国文坛。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1921年，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毕业，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当见习站长。然而，酷爱文学的他却无志于此；不久便由好友沈雁冰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该刊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深受小读者们欢迎。他不仅是刊物主编，同时也为《儿童世界》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诗歌及童话。1923年1月，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他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成为新文学的旗手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

自1931年起，历任燕京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教授，并在上海主编《文学季刊》、《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他发起参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成为抗战文学的先锋骨干。接着，他还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

1949年以后，郑振铎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苏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等；以及《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废名在湖北一师、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知堂高徒，京派作家

在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废名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亲自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1922年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

与恩师周作人的交往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他在北大教书时，最得意的门生是俞平伯、废名、冰心等三四个人。其中联系最为长久、关系也最为密切的，就是废名。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始于1921年。废名于1917年从家乡湖北黄梅来到省城武昌，进入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亲自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

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亲聆了他的教导。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废名的文学创作大有长进。他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时，即由周作人为其作序。后来，在周作人的举荐下，废名加入语丝社，在《语丝》上发表了他的诗化小说《桥》。这部小说带有学习周作人创作风格的痕迹；周作人也很欣赏这部小说，称它标志着废名创作的蜕变和升华。废名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4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自此他发表文章时，便废去原名“冯文炳”，改用笔名“废名”。

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平后，下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周作人被辞退，废名愤而中断了学业。周作人便让废名在自己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之久。1年后，北大复校（时名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周作人复职，废名复学。

在《废名致周作人信24封》中，我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窥见废名的内心动态与性格。同时，废名的出书、找工作、留校任教也并非一帆风顺。

1924年，废名在致周作人的几封信中说：“我现在借得了一笔款子，足够印行《黄昏》之用。恭请先生替我做序……我突然又变冷淡了，不想把东西印出来。年来闲静生活，这几天搅乱得利害，很不值。还是候新潮社的资本与人力罢，不然，就是我已经不在这世界，而它还在我的屉子里，也不要紧……我在家里也常是这样一天十八变，我的父亲骂我而又怕我气闷。我现在也有点畏先生，虽然明知道先生必定还嘉奖我……我打算把那印书钱拿来牺牲，所以卖不了一份，也不打紧。然而把稿子送交印刷课之后，两三次往返交涉，把心都纷乱了，找朋友帮忙，个个都是摆头；这还不说，最难的，将来还要自己买几张颜色纸写一个大广告到各院去贴！这叫我怎么行？不得已又决然的罢休。”

这说明，废名曾想自费出版小说集《黄昏》（后改名为《竹林的故事》），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等待新潮社出版，将印书钱作他用，却依然迟疑不决）。在这反复变化中，体现了废名浮躁与自卑的一面。既想早点出书，哪怕是自费，忽又觉得没有必要，一会儿有了躁动，一会儿又安静下来。而他当时对周作人也是抱着敬畏的心态，并希望得到周的嘉奖，或许这就是周欣赏他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吧！

《竹林的故事》出版以后，他写信给周作人说：“我近来已经望见了我的命运，对于社会，不敢存什么奢望，不过能够利用一般盲目崇拜的心理，把他放在好招牌之下，因而多销几本赚几个钱，觉得也来利用，——万一真赚不到，我想我也能更活泼而且更骄傲的度日罢。”

废名在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并为工作到处奔波。这样直到1931年底，废名才被北大聘任为讲师。也就是说，废名于1929年毕业之后，经历了3年的波折才被北大接受为教师的。以前，人们总以为废名北大毕业以后，就直接经由周作人推荐而留校任教。看来，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作品晦涩难懂，读者很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与胡适亦师亦友

胡适在北大3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1922年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了《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

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并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就是。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与鲁迅的交往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他于1924年发表了《“呐喊”》一文，是文坛上较早出现的一篇评论鲁迅这部小说集的文章。此文对鲁迅的《孔乙己》评价很高，称这篇小说是他最为推崇的佳作。

1925年3－4月间，废名曾两次拜会鲁迅先生。在《从胡须念到牙齿》（1925年）中，废名谈到与鲁迅见面的情形：“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而1925年和1926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有若干关于废名来访或来信的记载。

1927年，废名读了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马上支日记》之后，即写了一篇《忘记了的日记》，文章坦诚地说出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差别：“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虽然与鲁迅的志趣并不怎么相同，但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还是让他很景仰，并且“时常念他”。不久，鲁迅的杂文集《坟》出版时，特意赠给了废名一本。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时，废名还专程去鲁家看望了他。

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两人也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导言中说：“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该书所选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3篇小说，均见《竹林的故事》，乃是其早期作品。

如同废名遗憾于鲁迅的转变，鲁迅同样对废名后来创作上的变化不以为然；这里的“哀愁”，显然不是一己的而是社会的。废名反对鲁迅丧失了自我，鲁迅则鄙夷废名只剩下了自我。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曾说废名“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与此处之“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正相一致。

言行乖张的一面

周作人所谓废名有“特殊的谦逊与自信”，或许是别人眼里的躁郁也未可知。废名言行乖张，再加上奇丑的外貌，足可以让人“吓了一跳”。

其实，废名的言行乖张，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其人内向、习静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躁郁、自卑的一面，却也有体现。依后人来看，除与废名家境稍贫有关外，还与他在北大的学习成绩等也有些关系。

据废名的同学许君远回忆，在本科期间，北大英文系最优秀的4个学生是：张友松、梁遇春、钟作猷、许君远；其中并无废名。那么，废名的成绩在班上到底如何呢？据废名在北大的学生柴扉在《几位作家所给我的印象和言行？〈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原载《十日谈》1933年第10期）一文中提到“北大某君讽他在北大英文系是背榜毕业的”，也即是说废名在北大英文系是以最后一名的成绩毕业。这就让大家想起废名在北大比别人要迟1年毕业的事来。

此前研究者总归咎为废名于1927至1928年休学1年，故而迟1年毕业。其实，这个理由未必充足。因为，当时与废名有相类似的情况而离校的学生很多，例如许君远在张作霖解散北大之后，就直接在北平《晨报》工作了，不久又到了天津《庸报》。其间，北大于1928年“光复”，他直接回校拿了毕业文凭。梁遇春则是从暨南大学返校拿了毕业文凭。那么，为什么废名在成达中学教了半年书之后，于1928年返校怎么就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呢？而非要他按照休学处理再迟1年毕业呢？这个恐怕就与废名当时的学习成绩有点关系吧！

家境的不够宽裕，再加上学习成绩又不好，自身又较孤僻，所以废名只好独来独往，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曲高和寡似的。废名曾说：“炜谟是我辈中很懂得道理的一位，与我很谈得来，他的遭遇又不大好，还能抖擞精神，大有所作为。”他竟然与生性孤僻、不苟言笑的陈炜谟最谈得来，倘若不是自身在许多方面与之相近，该不会至此吧！

【名家小传】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废名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语丝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校，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1931年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任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被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号知堂）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有小说《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

冰心在北京协和女大、燕京大学：女生婉莹，才女冰心

冰心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4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和后来并入的燕京大学，均为基督教教会学校，学校专门开设了《圣经》课程。在燕京大学时，冰心还曾在一位老牧师家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五四”前后心切切

1919年，冰心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一年级新生。

在“五四”的那几天，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抵制日货，他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

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他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他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他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学生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学生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冰心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

“五四”以后，在这伟大的运动里醒起的青年们，有许许多多看清了必须革反动政权的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救国。他们勇敢地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走了百折不挠的艰苦的道路，终于和工农兵在一起把祖国拯救了出来。

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

民国九年（1920）三月十五号早晨，冰心照常去上学。她走到校门口，忽然抬起头来，看见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都挂上了新匾额；黑板金字，十分辉煌，板上都用黄纸蒙著，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中央的横额写的是“燕京大学”；两旁的直匾，是英汉各一的“女校文理科”。她忽然忆起，今天便是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大会开会的日期。他们对于这匾额，实在有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希望。但是——她们朝夕瞻仰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匾额，却已寂然无声，烟消火灭地过去了。

当此时事变迁、新陈代谢的时候，他们自然不应当恋旧拒新，然而作为“末日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神龙出没的旧匾额，却也不能不低徊感慨呵！

午后一点半钟的时候，男校的学员，陆陆续续地都来了，都聚在礼堂的右边——就是理化教室的廊子上——教员们都在院子里，预备招待来宾；手里拿着秩序单，三三五五地聚谈。这时，渐渐地来了许多两校的毕业生，和中西的宾客。两点半钟的时候，男、女学员，都在这琴韵铮铮里，排着队入堂就席，将两旁的座位都坐满了。

那天，教职员和各界代表的演说，真是美不胜收。冰心便选择那精彩扼要的言词，大意记在下面：

司徒雷登校长致开会词，和欢迎麦博士及女校词以后；就有诚冠怡女士讲述女校的历史——诚女士是协和女子大学校的毕业生，又在英国研究了几年教育；回国以后，便在母校里担任教授——她说的大意：

协和女子大学的雏形，便是贝满女子中学，是1905年以后由各公会组织的，以后便渐渐地成立了协和女子大学，设有本科4年，理化科、师范科、幼稚科，课程很是完备，这却不能不归功于麦科长了……学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学员，本校成立之初学员不过只有4位，现在差不多有20倍了……

本校的一切事务，多半是由学员自理的，他们所办的事务，为（一）“半日学校”教授附近的贫儿，使得普通知识；经费一切，都由学员自筹。（二）“游乐园”教授附近贫儿，做正当有益的游戏。（三）“注音字母学校”教授不识字的妇女，得日用的知识，可以读书阅报。还有和别的团体合办的事，如（一）与男女青年会合办的“地方服务团”；（二）与北京女学界合办的“平民职业学校”。

这不过是在校学员的成绩，至于出校的毕业生，他们所做的振兴教育、服务社会的事，都是成绩昭昭，在人耳目，也不必再赘了。以后又有博晨光硕士述男校的历史。

大家现在如同是站在河岸上，看着两股支河，缓缓地流在一处；但是其中一股的支河，却又是由几股小小的河，合流而成的……就是通州协和大学和北京汇文大学合成的。现在他们又和协和女子大学合办。大家对于这合流的大河，却不能没有希望啊！

女校歌咏队唱过歌之后，麦科长站起身来，报告美国人士对于两校合并的论调，说：“美国人士对两校合并的办法，有两个问题，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守旧的国吗？’‘中国学生的程度到了吗？’以我看来，从去年‘五四’以后，中国民气的发达，是一日千里；可见中国并不是一个守旧的国，而且青年学生们为国牺牲的热诚和勇气，更是可以惊世界、泣鬼神的。以上的两个问题都不成问题了……因此美国人士都表示赞成的态度……我想我们的成效总要过于我们所盼望的。”

司徒雷登校长接着提到燕京大学将来的希望。他说：“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同等。第二就是现在男、女两校的校舍，都太嫌狭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当此20世纪的中叶又在中国人民生机蓬勃的时候，我校的发达，是在人意料中的，因此更有新校舍的必要。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的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一方面。……第四便是希望我校的学员，出校以后，都做国家社会里中坚的人物；以所得的学问，改造中国。我想这希望必不至成为幻想。”

继而又是男校歌咏队唱完了歌。有教育部参事邓芝园先生、北京女学界代表毛太太、大名鼎鼎的蔡孑民（即蔡元培）先生、北京基督教的代表刘芳牧师祝词。

以下便是本校男、女学生代表的欢言。男校的代表是周君子振，女校的代表是钱君中慧，都说得极好，大意都是表明合校的欢乐，和共勉前途的话。

此后，有全校歌咏队同校唱歌。唱的时候，来宾都起立示敬。——他们的歌谱是中国的，声韵极其悠扬，歌词是男校学员杨君文周编的。

唱过校歌，司徒校长便请来宾赠言。有教育部的佥事陈颂平先生说：“男女合校有什么可庆贺的呢？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只因中国数千年来，将男、女的界限分得极清，所以合校的事便成了破天荒的盛举了，……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基督教是充满了这种的社会思想……将来基督教布满了中国，中国一定是有盼望的。”

本校音乐教员苏女士作乐，接着司徒校长致谢来宾，以后就闭会了。来宾和职教员、学员，都退出了礼堂，用过茶点，摄了影，他们的盛会便告了终结。

这是燕京大学男校、女校联欢大会经过的情形，也是燕京大学开宗明义的纪念日子。冰心详细记了下来，表明她对于过去的协和女子大学的感吊，及对于将来的燕京大学的希望。最后的话，就是恭祝燕京大学万岁万岁！

燕大女校：范文作者就坐在下面

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后，冰心就改入了文科。校长是司徒雷登。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

在男校上课时，她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她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她们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来。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同学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她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她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她们就使劲儿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她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了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这时，冰心在燕大女校的“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她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她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她就都被派上了！那时她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

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冰心记得，她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那时，她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教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她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她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

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她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认为，她们演得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

冰心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她负责请名人演讲，她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她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下听讲了——她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她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冰心去当校长。可她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却竟被委任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的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她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

开学那一天，冰心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她过去和对方搭话。姑娘说：“我叫佟志云，18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冰心当时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佟志云还问冰心：“校长，你多大年纪了？”冰心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结成“姐妹学校”。她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20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她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冰心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件事自然又落到了她们自治会委员的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

总之，冰心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学习和写作。她的老师们对她都很好，尤其是她的英文老师鲍贵思，在她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就对她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你2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让你读硕士学位。冰心当然愿意。但她想自己一去2年，不知这2年之中，她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她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她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他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冰心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冰心家，也必进来探望，他们熟极了。他称冰心的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他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他们说笑）。冰心问他母亲身体不好，她能否离家2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

同时鲍女士还给冰心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冰心去？她父亲很客气地回了一封信，说他是同意冰心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她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她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1923年春季，冰心就该忙她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他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以冰心的小诗和散文作为范文。她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她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须写毕业论文，她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的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她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她，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她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她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她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冰心这次的病不消说，是她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她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她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她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了。”

于是冰心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冰心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8月3日，冰心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她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她常给他们写信。她答应了。这就是后来她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冰心，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

【大师小传】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建福州。中国现、当代著名女作家。

冰心自幼年时代起，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斯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0年入燕京大学文科。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发表散文《笑》和《往事》。

1923年冰心大学毕业，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著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风格，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

冰心的文学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小说散文集《往事》、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旁听从文，追随鲁迅

1922年，台静农在家乡安徽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辗转上完小学、中学以后，便来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1924年又转到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在与鲁迅的交往中，鲁迅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亦遵从鲁迅的教导，遂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

在北大旁听，开始文学创作

台静农从中学时代开始就热爱文学。1922年，他在家乡安徽霍丘及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辗转上完小学、中学以后，便来到北京，在北大文学系旁听；1924年又转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当时，研究所中师长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等，同学有董作宾、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常惠等。

此时，台静农已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6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有7年多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

1928年与1930年，台静农出版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他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

新文学的“燃灯人”

台静农追随时代前进的脚印，早年写过反映青年要求恋爱自由的小说，后来也写过一些怀念革命者和宣传抗日思想的篇什。但最具特色、且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些始刊于《莽原》半月刊、随之结集为《地之子》的小说。这些作品以冷峻、沉郁的笔调，写出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鲁迅语）。他晚年收进《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15篇作品，就有12篇出自《地之子》。他在“后记”中写道：“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

鲁迅先生在《地之子》出版以后，即称赞它为“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4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他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

现代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认为，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并认定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杰出的“乡土小说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扑扑，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之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

因此，香港文学家刘以鬯先生认为：“20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与李霁野的友情

在家乡霍丘叶集的几个同学之中，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农的友情最为要好。在叶集镇上，台、李两家是近邻。在台静农、李霁野还是一两岁的婴儿时，两家大人就经常抱着他们相互串门；两个尚不懂事的小孩竟会相视而笑，就像生下来就认识似的。

李霁野与台静农的友谊保持的时间最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无论是在叶集儿童时期、北平未名社时期、抗战中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时期，甚至建国后远隔海峡两岸时期，他们始终是心心相印、彼此牵挂的。

辛亥革命以后，新思想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叶集这个靠近大别山区的农村。当李霁野他们看到民国成立后还有那么多落后的现象时，就再也憋不住了，便发动了一场砸佛像、剪辫子的运动。

少年时代的一次炉边夜谈，是李霁野终生难忘的。这次夜谈就在韦素园的家里，参加的有韦素园、台静农、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5个人。脚下生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火边上煨着一个陶罐，罐里的沸水发出嘶嘶的悦耳声。他们就围坐在盆火旁，海阔天空地交谈，从人生理想、个人希望、社会新闻、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边谈话边饮茶，并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畅的笑声。就这样一直谈到鸡鸣报晓，才惊觉到已谈了一个通宵，事先准备的一担水几乎全被他们喝光了。

从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他们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少儿时代的青春伙伴，变成了同一壕沟里的战友。他们的友谊，在经受一次重大磨练后，变得更加坚实深厚了。

1928年4月，由于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未名社遭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同时被捕，在前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整整50天（韦丛芜因病已提前释放）。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更加恐怖，少女的细声呻吟、大汉受刑时的凄厉叫喊，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这两个青年人的精神，他们虽然生死难卜，却还在想着出狱后要读读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波兰小说家式曼斯基的《一撮盐》。

经过好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鲁迅先生也给北平一个政客写了信，台静农、李霁野终于取保获释了。自由是珍贵的，也是要用斗争来保卫的，但他们手中只有一支笔。于是在出狱后不久，李霁野便开始翻译《一撮盐》，并很快译成一本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在被捕1周年时由未名社出版。这是别有深意的纪念，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与鲁迅师生情深

台静农1922年9月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直到1925年4月，才在小学同学、鲁迅的学生张目寒的引荐下，拜会了鲁迅先生。当时同去的，还有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几个安徽籍同乡。鲁迅对这几位年轻人的来访十分高兴，与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还将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分别赠送给他们。以后，这几位文学青年多次拜会鲁迅。他都十分热情，经常是谈到深夜才离去。

1925年8月，这几位文学青年来拜会鲁迅时，向鲁迅诉苦说，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出版很困难。鲁迅说，他的译作也有没有出版的，主要是出版商见赚不到钱就不乐意出版。他告诉他们，日本有个“丸善书店”，是由十几个大学生集资成立的。他建议这几个文学青年办一个书店，他可以为他们代审书稿。如经费不足，他可以筹措几百块钱，先印一本他的书，不要稿酬，等赚了钱，再给大家出版。这样，就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

鲁迅在与这几位文学青年的交往中，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遵从鲁迅的教导，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起初的创作还很稚嫩，鲁迅每次都将小说文稿仔细批阅，做好记号，与他交换意见。经台静农修改定稿后，鲁迅再推荐给《语丝》等刊物发表。

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很深的影响，因此有的评论家称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师从鲁迅的”。

台静农在1926年编选了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收入自1923年到1926年间报刊发表的评论鲁迅著作的文章12篇。这是台静农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集。

1927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对鲁迅的文学贡献很是重视，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就请北大同仁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当时刘半农与鲁迅的关系疏远了，刘半农就找到在中法大学任教的台静农，让他将斯文赫定的建议转告给鲁迅。

台静农当天晚上就给鲁迅写信，恳请先生答应提名参评。不料鲁迅在回信中，除了对刘半农表示深深的感谢之外，还谦逊地写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婉辞拒绝了斯文赫定的建议。

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鲁迅十分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称它是“优秀之作”。1934年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选入的59篇作品中，就选入了台静农的4篇作品。

在鲁迅与台静农交往的十几年间，台静农共收到先生的信函达69封之多。鲁迅逝世后，台静农将这些信函全部交给许广平，编入《集外集》和《鲁迅书信集》。

新文化的遗种，未名社的大将

台静农是一个喝着新文化乳汁长大的安徽农家孩子。1918年9月，16岁的台静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大半工半读，在民间歌谣的研究和创作上颇有建树。

1925年，在鲁迅的鼓励下，台静农和几个同乡一起成立未名社，并着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对于台静农最初的创作，鲁迅不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还在作品完成后帮他细心修改。从1925年开始，台静农与鲁迅往来密切，台静农对于鲁迅终身持弟子礼。

据鲁迅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从1925年4月27日两人初次相识开始，到1936年10月16日鲁迅晚年止，在11年多的时间里，台静农共拜访鲁迅39次，致信74封；鲁迅回访9次，回信69封。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在鲁迅的指导下，台静农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写实意义、饱含乡土气息的小说。他先后在《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地发表《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弃婴》等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台静农既白描出了当时乡土百姓的困苦，又深层次地揭露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他的作品也因此深受鲁迅好评。

1928年，台静农准备将发表在《莽原》上的小说结集出版；最初拟定名为“蟪蛄”，取自《庄子·逍遥游》里的“蟪蛄不知春秋”。鲁迅却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好，在对于生命悲悯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意味。于是，台静农将小说集重取名为《地之子》。这部小说奠定了台静农在乡土小说界的地位；尤其是他的写实主义写作风格，被人认为是师法并步武鲁迅。1930年，未名社又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该书以大胆鞭挞新军阀的血腥统治而闻名。

从沈尹默等人学书法

台静农一生与书艺结下不解之缘，最初完全是“得自庭训”。他的父亲台佛岑工于书法，且爱好收藏名家字画。他自幼小的时候便“目濡耳染”，对书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严格训导之下，他从童蒙初开之时，每日必修的功课便是临帖；到了中学时代，已经将《华山碑》、《麻姑仙坛记》、《争座位》等名帖研习得烂熟于心，尤其是颜体字临得几能乱真。

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台静农曾投师于现代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的门下，于书艺之道获益匪浅。及至抗战爆发，他又和沈先生同时避乱于四川江津白沙镇。这时，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当面向沈先生探求书艺的“真经”。一次，台静农偶然模拟王觉斯的体势，为沈尹默所见；他认为王字“烂熟伤雅”，不可学。其后，台静农按照沈先生的指导，开始坐下来认真临习影印宋人尺牍，改学明末书法家倪元璐。

幸运的是，恰巧在这时，他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处得到倪元璐的书影本。张大千又赠送给他倪元璐的双钩本和几幅手书真迹。倪字“格调生新”，使台静农一见钟情，“为之心折”。此后，他在一生当中均将倪元璐的手迹珍如拱璧，临写不辍。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

除了倪字，台静农最为钟情的便是汉隶了。他毕生精研汉隶，尤其是对石门颂用功极深。石门颂摩崖石刻在褒城县东南，是汉隶的代表作，气象辽阔悠远，笔势沉拙重涩，对清代金石一派的书家影响甚深。不过，历来习汉碑者众多，学石门颂者寥寥。因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

【名家小传】

台静农（1903—1990），字伯简，笔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霍丘县叶集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画家。其一生的文学、艺术、学术成就日益得到普遍肯定，被尊为一代学人的风范和“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

台静农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绘画。1918年就读汉口中学等地，1922年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到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奠定了国学基础。

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于《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结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

此后，台静农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去台北，在台湾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因周围环境的缘故，以潜心教育、钻研学问和书法创作为主，成为一名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学问家和书法家，间或撰写散文。1988年出版杂文专集《龙坡杂文》。其晚年的作品里，怀旧之情溢于言表，蕴藏着对中华大地的一往情深，文笔炉火纯青，恬淡的风格反衬了感情的奔放，格外感人。身后第三年（1992年）有文集《我与老舍与酒》问世。

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著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臧克家在山东一师、中央军政学校、青岛大学：辗转求学，得遇名师

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

少时的启蒙教育

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臧家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里。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前清有过不大不小的“功名”，他的父亲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他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父亲患有肺病，终年咯血，也仅活了34岁。

由于家庭的不幸，诗人在入私塾之前，有机会和贫苦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从而对农民的悲惨、辛酸的生活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又因为他家里文化空气很浓，他从小就对文艺感兴趣，诗人后来年老了还能清楚记得他儿时听到的一些歌谣，如：“山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媳妇背到炕头上。哧啦哧啦吃面汤，吃完面汤想他娘。他娘变了个矢车郎，碰了南墙碰北墙。”

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很爱诗。祖父为人严肃、沉默，令人不敢接近；但一高兴朗诵起诗来，声音里就饱含情感，进入诗的境界，而成了另一个人。他小时候，祖父教他念古诗。当时臧克家虽不了解，却能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祖父总是亲手写春联，而年少的臧克家就负责按纸。堂屋里的门联年年换，大都是古人的佳句，像“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水能澹性为吾友，竹附虚心是我师”；“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

臧克家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上了私塾，12岁的时候上本村的初级小学校。在私塾读书的那几年，他竟能背熟60多篇古文。长点的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短些的像《陋室铭》、《读孟尝君传》等。他后来回忆说：“相隔近70年，至今仍能背得出来，当年啃骨头，今日始解其中味，获益不浅。”

在初小的2年间，孙梦星老先生常常慷慨陈词：“我们堂堂大中华，有几千年的光荣历史，竟被小小日本这样欺压！而当局又一味忍让，弄得国亡无日，四万万黄帝的子孙，全将变成亡国奴了！”臧克家怀着悲伤而激烈的心情倾听，年少的心灵撒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年臧克家14岁，他考入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夏秋之间，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派了当地的一名大学生丘纪明回乡做宣传鼓动工作。臧克家和同学们跟着他，打着小旗到街头去宣传；还到商店去检查日货，登记封存、没收日货。

在诸城县内有两处古迹，一处是秦始皇的琅峫碑，另一处是苏东坡的“超然台”。超然台是臧克家时常登临的地方。事隔千载，人隔生死，他似乎和苏轼心有相通。每临此境，臧克家北瞰潍水，南瞻马耳，东望庐山，西眺穆陵，口吟“大江东去”，时觉豪气满胸。他常默想：做一个诗人多好啊！千百年来，多少帝王将相，被东去的流水淘尽，而诗人的诗句，却永世长存，打动人心。

在高小学习了3年，臧克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眼界和心智都放宽了一些。高小学制本为3年，但当中因为丧父休学，臧克家推迟了1年才毕业。

在山东一师学习

1923年，臧克家来到省城济南。自此年夏天至1926年秋天，他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一师”或“一师”）学习3年。

由于当时山东省立一师的学生班数太多，校本部容不下，故新生入学后，都要在北园分校学习1年。臧克家亦不例外。在北园，臧克家深深体味到了“济南潇洒似江南”这句古诗并非夸誉之辞。他在1979年10月所作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北园当时如江南水乡一般的景色：“满眼是稻田，处处是流水，湖田里荷叶田田，红花万头攒动。秋末，荷枯，把水放走，湖中金色鲤鱼在阳光下活蹦乱跳，景色动人。……北园，环境幽静，完全像江南的农村。”

而在作于1983年8月29日的《济南漫忆》一文中，臧克家再次写到：“入学头一年，先住北园。这里，近靠胶济铁路，绿树清流，稻田藕花，一片乡村风光，但与故乡不同。当时就知道‘济南潇洒似江南’，没到过江南，也就无法对照，只觉得眼前景色既熟悉又新鲜。在北园住了1年。生活纯朴，环境清幽，置身城市而无烦嚣之感。童年在故乡，见过大米而没吃过，至于稻子，只闻其名而已。而今稻田一方方，秋风送爽，黄穗摇金；荷花池中，拨刺鱼跃，这些入画景色，使我悦目赏心。”

课余饭后，臧克家经常和同班同学李广田（后为“汉园三诗人”之一，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穿着布袜土鞋，悠然散步于村外，一直走到铁路边；然后用双脚在单轨上走出很远，有时甚至走至黄台车站。

在北园这1年间，给臧克家印象最深的老师，是年轻的女英文教师孙浙清，这或许是当时臧克家英语成绩较好（在班中多排在第二名）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孙老师以外，正在该校文学专修科任教的沉钟社重要成员杨晦（后为现代著名文论家、文学家），也给臧克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年，臧克家等人就搬到了位于老城区泺源书院旧址（原为都司衙门）的一师校本部。当时一师的校长是王祝晨先生，他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包，聘请了大量思想进步的教师（如作家王森然等），并先后厚请杜威、周作人、王乐平等人到校演讲。在王校长这种开明的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都十分活跃。校内团员不少，有的还是党员（臧克家的同班同学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和低一级的邓广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济南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这时虽已从一师毕业离校2年，但他是臧克家同乡，经常回一师从事革命活动）。

他们搞工运、办夜校，并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即为书报介绍社负责人之一），向上海、北平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在此期间，臧克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其中社会科学方面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纲》、《三民主义》等，文艺方面有鲁迅的《呐喊》、《热风》和译作《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冰心的《寄小读者》，郁达夫的《茑萝集》等，新文学刊物则有《创造月刊》、《创造季刊》、《创造日》、《洪水》、《语丝》、《北新》、《莽原》、《浅草》、《沉钟》等。

与此同时，臧克家还阅读了大量新诗作品，如冯至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以及穆木天、韦丛芜、冯乃超的一些新诗作品。然而，真正撼动了臧克家灵魂的，却是郭沫若的那些诗作，如《女神》、《星空》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臧克家爱不释手地阅读这些作品，对其中的许多名篇，臧克家都能背诵。他像崇拜神灵一样崇拜着郭沫若。当他从郭沫若主编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张郭沫若抱着小孩的照片时，就高兴地把它剪下来，贴在自己书桌旁的墙壁上，并在上面题上这样的字句：“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当时的臧克家，也写了不少充满热情的诗，而且写得既多又快；写完了就到处去找“知音”，念给同学和朋友们听，并得到大家一声声“好”的称赞。不久后，臧克家就声名在外了。同学们见了他以后，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称其为“诗人”，问他的第一句话也往往是“近来新作多吗？”

当然，臧克家这时候的诗歌创作，可以说尚处在依样画葫芦的模仿阶段，创作全凭激情和灵感，写前既不作苦苦的构思，事后也不去下功夫删改，尚不能顾及诗的节奏和韵律等问题，所以虽然产量不少（两三年就写了满满一大本），却大多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加之表现能力又弱，只是学着别人的调子，表现自己在旧军阀统治之下的一点内心感受与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内容多空泛无可取，故皆未能流传下来。但不论怎么说，这毕竟是臧克家新诗创作生涯的开端。

在一师期间，臧克家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每次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做演算题，对他来说都像上刑场一样度时如年。可是，臧克家的国文成绩在全班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次，当国文老师让大家以《游大明湖》为题写一篇作文时，臧克家就洋洋洒洒写了二三千字，尽情抒发了自己在黑暗社会中的悲凉之感，其中有“纵然使我有万斛愁肠，也容不下这许多凄凉”这样的语句。老师阅后，在其卷末给出“清秀如冰心女士，悱恻似郁达夫”这样的评语。同学们看到后，就跟臧克家开玩笑说他是“雌雄同体”。

在一师校本部曾先后教过臧克家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老师，有国文老师张默生、张乾一、时霁云，历史老师丁毓西、马克先，图画老师周爱周、吴天稚，生物老师韩琴南等。

在一师读书期间，臧克家曾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过为济南惨案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到省议会听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还曾在学校的新剧演出中演过一个配角，在秋日和同学结队游过龙洞，和友人王纯嘏到金线泉旁参观过李清照故居，到趵突泉畔听过艺人说书；而给他留下印象更深的，还是一师和一中的篮球比赛之激烈……

在一师校本部，臧克家和同班的孙兆彭、文学专修科的曹星海和王君荣、十六七班的王纯嘏关系比较密切。在新旧交替的前夜，年轻的臧克家心中充满了革命的热情、诗的幻想和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向往；但也有许多因时代和青春、创作而生的苦闷和烦恼。为此，臧克家时常同两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高歌狂吟。他们也时常在深夜里潜入音乐教室，去小声地谈论时事；或者在黄昏到大明湖里去荡舟。按一小时4毛钱的价格，租一条小船，让船夫把船撑向芦苇深处那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没有市声的幽冷孤僻的地方去，将小船找一棵老树系住，然后臧克家就和同学们在船上饮酒作诗，刮风下雨也不走，经常要到深夜。

后来，张宗昌任命清末状元王寿彭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并下令各大中小学校一律要读经。在这种黑暗、反动的高压统治之下，臧克家感到了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和愤懑，就在1925年8月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小文，署上“少全”的笔名，投给周作人等人编辑的《语丝》。不久，这篇作品就被以《别十为天罡》为题发表在第45期《语丝》上；周作人还用“岂明”的笔名写了一封回信，与臧克家的短文同时刊出。尽管这篇小文仅有寥寥数百字，但它却是臧克家第一次在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给了他以很大的鼓舞。

随后，臧克家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3篇故事稿，结果也全部被采用，并得到3本样书，这无疑更激发了臧克家的创作热情。

从军与流亡

1926年夏天，臧克家完成了在一师前期师范班的学业，本应转入后期师范班继续学习；但此时军阀张宗昌在济南的统治越来越黑暗，王祝晨校长被撤职。另外还有消息称，警备司令部向学校当局指名要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等人，并要派军队到学校搜查。臧克家和同学们闻讯后紧张、愤慨不已，急忙检查自己的日记本、作文本和信件，把可能给军阀当局以口实的东西皆付之一炬。对那些平时喜欢的进步书刊，他们实在不忍烧掉，就四处掩藏，把它们硬塞进宿舍内破烂地板的洞中，或者藏到放煤灰的小房子的某个角落里。

此年9月的一天深夜，张宗昌派军队包围了学校，要逮捕一些进步师生。臧克家在这样的黑暗统治下，感到了不堪忍受的压抑。而郭沫若新发表的一篇《文学与革命》，使臧克家感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其中“彻底的个人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等语，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不久，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使许许多多青年心向往之。

于是，臧克家毅然舍弃刚刚开始的后期师范学业，给家里写了一封充满诸如“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之类豪言壮语的家书，和好友曹星海、族叔臧功郊一起，离开了济南。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随部队参加讨伐杨森、夏斗寅的战斗。他的诗集《自由的写照》，就是描写武汉大革命生活的。

大革命失败后，臧克家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只得逃亡东北。诗人用诗歌给我们记录了他在东北的生活：

八月的朔风飘来雪花，

八月的身子摸不到棉花！

脱下清晨，披超黄昏，

一个影子随我的身。

对外人说自己这里有家。

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就读国立青岛大学

1929年，臧克家回到山东，进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次年，他报考青岛大学。不久，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20多岁的臧克家数学分数为零分，作文也只写了3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回是铁定无法录取的。不过，臧克家却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他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从这3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伏的才气，即一锤定音破格录取了他。

1930—1934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臧克家得以认识了许多名师，除了闻一多以外，还有王统照、沈从文、梁实秋、丁山、萧涤非、老舍、吴伯箫等。

果不其然，臧克家没有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就发表了一首又一首新诗；并于1933年夏，在王统照先生的大力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本诗集得到了茅盾、老舍先生等人的好评，并引起人们的注意，轰动一时。茅盾曾断言：“在目前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这个时期，臧克家诗歌的特点，就是他不同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坚忍主义”。他能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险恶苦难，“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他能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

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能像臧克家一样，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这是他的最宝贵之处。他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不仅他的思想和农民的思想相通，而且他写诗的态度也是农民式的，他是认真而执着地提倡“苦吟”的诗人。

他的诗论的核心，就是必须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认为，诗人要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要有高尚、完美的人格，另外，还要接触现实，深入生活，投身时代的激流，掌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只有充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的诗篇。否则，躲在象牙塔里，咏叹个人小小的悲欢，其诗篇必然内容空洞无物。这样，诗人远离了时代，时代也就必然会抛弃诗人。臧克家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论断，值得今天每一个诗人深思。

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年）、《自己的写照》（1936年）、《运河》（1936年）等诗集。这些诗作反映了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疾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结识闻一多先生

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夏天。臧是青岛大学英文系新生。开学之后，他想转到中文系，就去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都在场。闻一多问到臧克家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克家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那3句诗见之于闻先生了。

闻一多给臧克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他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去请闻先生鉴定。先生总是拾起的红锡包香烟，自己吸上一支，也让他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面谈诗。闻一多先生对他写诗总是用劲鼓励，把他的《难民》和《老马》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新月》给的稿费极高，8行诗竟给了4块大洋！

此后，臧克家读到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藏见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让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学潮。是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此年6月底的一天，臧到北京清华园去看闻先生。闻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青青绿草，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但桌上的大本子已经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国破民危，这时的闻一多不再写诗。

1937年“七七”事变，使臧克家再访闻先生的事成了泡影。7月19号，臧离开北平，在车站上碰遇到闻先生一家。臧在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先生——这次是永远辞别了他。

【名家小传】

臧克家（1905—2004），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克家、孙荃、何嘉等，山东潍坊市诸城人。著名诗人，被誉为“农民诗人”，是诗人、学者、民主人士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

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得到闻一多（时任文学院院长）、王统照等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1932年开始发表新诗，以一篇《老马》成名；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他创作的《难民》、《老马》、《有的人》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

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等。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57年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担任顾问兼编委。200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后被家人葬回诸城，长眠于故乡山下。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博览群书，率真狂傲

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他就是清华高材生、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钱钟书。

横扫清华、卓尔不群的高材生

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的入学却有不寻常的经过，时人称谓：“钱钟书考清华，数学得零分，因中、英文特佳，故被破格录取。”实情大致差不离。不过数学没有考零分，考了15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特准钱其入学，真可谓开明、大胆，事后也确实证明他确具慧眼。

钱钟书到校报到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差；更主要的，是他超强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学校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在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爱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以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很是器重钱钟书，曾将他与陈寅恪相提并论。当时，吴宓正与几个青年学生在一起谈心，忽然感慨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就更难得了。现在文史方面能称得上杰出人物的，老一辈的陈寅恪应该是的，年轻一辈中钱钟书应该是的。他们真是人中之龙啊！你我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当时钱钱钟书已经离开清华，大约24岁。

钱钟书常说：“20岁不狂是没有志气，30岁还狂是没有头脑。”1933年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校长梅贻琦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能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无论是大众熟稔的《围城》，抑或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了国人，感叹了世界。

然而，他本人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他19岁一入清华，便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每日只从图书馆抱回一大堆书，边看边用又粗又黑的笔划下佳句。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而且，但凡他看过的书，只消阅读一遍，基本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对于这种非凡的“照相机式的记忆能力”，同窗们自叹弗如。当年的同窗许振德回忆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课堂上的惊人之举

据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常风回忆：

1929年，常风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他才接到通知自己已被录取，可以去学校报到了。所有该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常风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10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里，因而开始时他接触的本系同学并不多。而他第一次碰见钱钟书，还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他们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常风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常风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常风这边，坐在常风右手旁的空座位上。常风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的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常风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他手里拿过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常风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常风。下课后他走他的，常风走常风的。出了教室，常风也未向他道谢。等到常风番看了笔记本，这才发现他不但全部记下了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常风大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常风同一个宿舍的许振德，来客就是在常风笔记本上书写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常风和钱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常风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他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常风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他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常风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常风才知道钱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常风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性格很是孩子气

钱钟书入学时，清华正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新建了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据常风回忆：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他们搬进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形的，中间有廊子。常风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他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有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

常风是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里，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钱钟书住在二楼左翼一侧的宿舍里。他的同乡曹觐虞，则住在常风房间对面的宿舍里。他常从楼上下来，到常风对面房间里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常风的宿舍里串门。因为他们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钱钟书常来和常风一块去食堂吃饭。

常风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钱钟书来了以后，很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常风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常风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常风的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常风一块去食堂，饭后他们一块去校园里散步。常风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要进城去会女朋友。钱钟书就把被子抱了过来，与常风抵足而眠，他俩常常彻夜长谈。

钱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与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了他父亲钱老伯赠送给常风的一本书——《韩愈志》。常风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常风寄过几本书。

钱钟书这个人的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常风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常风也并不跟他较真。

后来，常风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了。钱钟书就搬下楼来，与他的老乡同一宿舍住下来。常风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与杨绛交往、定婚

1931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钱钟书未来的妻子杨季康（杨绛）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他们班的课。

钱钟书班上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可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钱钟书告诉常风，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转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他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杨绛在《记钱钱钟书与<围城>》中，回忆她在清华园初见钱钟书的场景：“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曾选过温源宁教的“19世纪英国浪漫诗”。因为她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并且对英国文学的底子不够，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交了白卷。温源宁知道钱钟书属意杨绛，就在私下里劝钱钟书：“prettygirl（漂亮姑娘）往往没有头脑，杨的考卷很糟糕，不及格的。”

杨绛和钱钟书正恋爱时，两个人鸿雁传书，甚欢。一日，杨绛的回信，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擅自拆开了，因见文中有语云“吾二人情投意合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欢喜为善”。钱基博大喜：“这真是个聪敏人！这个儿媳妇我家要定了！”当即写信给杨绛，夸奖了她一番；尔后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杨绛。不久，杨绛和钱钟书真的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给定了。

“舌战九儒”

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都专程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每次开会回来后，他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据常风回忆，“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钱钟书一人。”

钱钟书搬到曹觐虞的房间后，常风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已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都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他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常风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钱钟书常和常风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钱钟书约常风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常风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也是满肚子学问的人，可是他见了钱钟书，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到清华可惜了，应该到牛津的！”叶先生当时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他们在清华4年中，常来叶先生的这间屋子里向他请教。在大学第二年第二学期，他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常风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到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和常风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他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年级时还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去教中文。钱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常风看。他没说什么，常风也没问；因为常风不相信这种传说。钱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Clark教授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常风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钱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钱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的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了。大约在1934年，张先生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数十年过去后，钱钟书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真的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了，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三剑客”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自己与钱钟书、常风3个人在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也是他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据常风回忆：

钱钟书和他除了在学校散步之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他们一块去逛颐和园。他们3个人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钱钟书和常风都没骑过毛驴，就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他们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他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他们还想去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了香山。

三人在香山一带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大家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2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2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他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

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他们3个人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

【名家小传】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作家。

钱锺书10岁入东林小学，后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29年9月，19岁的他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2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回国，被清华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3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中、香港大学：中学展才，港大辍笔

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圣玛利亚女校也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

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都是在圣校期间发表的。而

在香港大学求学的3年，她却“真的发奋用功了”。其代价竟然是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3年却是空白……

在圣校度过少女时代

从1931年秋11岁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初一，到1937年夏17岁时高三毕业，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度过了她的6年少女时代。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其1年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尽管如此，许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仍以能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该校为荣。练就淑女风范，踏进上层社交圈，嫁入豪门，当大使夫人，也成了不少圣校（校内师生对该校的简称）学生憧憬的目标。

然而，张爱玲却算是其中的异类。由于与离异的父母感情不和，她很少回家。家庭变故，亲情冷漠，给学生时代的张爱玲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她在学校里沉默寡言，不交友、不合群，生活懒散，衣饰也不入时，而且还常忘带课本、忘交作业，在课堂上偷偷速写教师卡通肖像——但这一切，难掩她日益显现的文学才气。当同学们还只会按老师的命题，将几百字敷衍成呆板的准八股时，她就以一篇感情真挚、词藻瑰丽的自由命题文章《看云》，受到老师的极力赞誉。

在圣校1932年第12期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12岁的张爱玲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足可以做她的“天才梦”了。

此后，张爱玲又陆续在《凤藻》上发表了散文处女作《迟暮》、《秋雨》，评论《论卡通画之前途》及用英文创作的散文《牧羊者素描》、《心愿》等。她还在圣校学生社团——“国光社”举办的刊物《国光》上，发表了农村题材的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及4篇评论和2首打油诗。值得称道的是，在《霸王别姬》中，她已尝试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手法交融在一起；其成熟的技巧令国文老师也甚感吃惊，乃至公开在课堂上赞扬它可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媲美。

张爱玲的文名逐渐在校园内流传开来，教员在休息室里也常议论她。老师要她担任学校年刊《凤藻》编辑，被她推脱了。

圣玛利亚女校把“非梧桐不栖，非醴不饮”的凤作为学校标志，校刊也取名为《凤藻》。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数十本《凤藻》内，人们依然可以觅见圣玛利亚女校当年静穆、恬美的校园风貌，也可以见到张爱玲蕴含灵气的一篇篇中英文习作，以及毕业留念时她为全班同学绘制的30多幅真人头像加卡通身段的肖像画和英文签名“Ailing”。

张爱玲在一篇发表于《凤藻》上的英文习作《心愿》中，发出了这样的宏言：“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考入香港大学文学系

1938年，在困境中终于长成大姑娘的张爱玲，再次接受了命运的考验。她虽然考取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而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时来运转，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

（不久，《西风》月刊发表了她的散文力作《我的天才梦》。1940年4月16日，《西风》月刊3周年征文揭晓，此文获名誉奖第3名。）

同年，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作家西岭雪在《西望张爱玲》中，曾经描述过张爱玲当时的情状：

“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张爱玲好不容易才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了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

李开第此前同张爱玲母亲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眼中的张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在香港求学的三年

香港大学当时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也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在学校里，张爱玲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以及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香港本地的女孩，大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她们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是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张爱玲为了节约开支，却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所以，在香港求学3年，张爱玲连跳舞都没有学会，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她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1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3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张爱玲本想凭借这篇文章获奖，以期挽回因穷而丢失的面子；没想到却闹了个乌龙，更加的郁闷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张爱玲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亦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2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

由以上的成绩可以看出，她对分数的看重，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3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那些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了。

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也还是以后的事情。

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踏时间。

然而，张爱玲仍然未能摆脱多舛的命运。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就与她的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了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为了生活的自立，她只得为《泰唔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名家小传】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等，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天津度过。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著名大臣，与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是宦场好友；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之女。

可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少爷，母亲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了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

1931年秋，母亲将11岁的张爱玲送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后，再次出洋。

1937年夏天张爱玲毕业时，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让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母借此与张爱玲发生冲突，父亲歇斯底里地将她禁闭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多日无人照应，几乎丧命。

1938年，张爱玲虽然考取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而无法前往。

1939年秋，张爱玲终于时来运转，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只好休学。

1943年（23岁），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以下简称《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2年的时间里，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第一炉香》（1943年4月）、《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

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

也是在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不幸的是，这次婚姻也只维持了2年。

同时，张爱玲的辉煌才华转瞬即逝。抗战胜利后，因与汉奸胡兰成的关系而消沉，很少有作品问世。

1947年，创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

上海解放后，她虽然仍在创作，1951年曾以“梁京”为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十八春》，还在《亦报》上连载过小说《小艾》，但也只能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返照”。

1952年7月，终于离开生她养她的上海，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

1954年7月和10月，先后出版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1955年秋，又告别香港，远赴美国定居，结识剧作家赖雅，并于同年8月第二次结婚。

1957年，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

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

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

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

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这是她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成果。

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

1983年将“苏白”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

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

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叶君健在武汉大学：攻克外文，成翻译家

叶君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孩子，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外语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了出来。

攻克外文难关，跨入文学殿堂

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八里湾镇下叶家河村。由于家贫，他从6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了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8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孩子，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外语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了出来。而且，2年间他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觉得没有出路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着、阅读着“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他决心背离父兄为自己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早年影响过他的几本书

据叶君健自己回忆，在他所读过的书中，很难说有什么“最”，因为他读书很杂。“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较深的、后来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批诗人和一个作家：《唐诗三百首》，那是我在乡下私塾发蒙以后开始背诵的；《苏曼殊全集》，也是在私塾里读的。”

十六七岁的时候，叶君健在上海念中学，不意中发现了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的中译本，译文生硬，像天书，但他还是生吞活剥地把它们读完了。后来听说，这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问题。但他们的这两本书，却开阔了叶君健的视野，引导他对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感到兴趣，从而又促使他读了一些其他作者在这方面的书。

上大学后，叶君健专攻外语和外国文学，并且自己开始尝试写小说——用世界语写。他开始注意文字风格、结构和表现技巧。下述几位作家给他的印象最深，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梅里美、屠格涅夫、佛吉妮娅·吴尔芙和海明威。他们都是语言、结构、风格和“掌握感情火候”上的大师。他们是古典主义者，又是所谓“现代派”。他们对语言的运用，师法古人而又有独特的创造；如海明威的文字风格，源于《圣经》，而又结台了当代美国的口语，创造出一种诗化了的语言意境。

当然，叶君健是结合自己学外语和个人用外语写作，来阅读这些作家的原作的（只有屠格涅夫是通过英文翻译），一字一句地抠，进而才有这些个人的体会——这些作家的语言特点，在中文翻译中似乎基本上都失去了。

求学武汉大学外语系

叶君健14岁从湖北红安偏僻的小山村来到江城武汉，用3年时间跳班读完了中学课程，于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无形中，世界语起到了一种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

世界语这种文字，在当时是世界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文学上交流的有效工具。这些弱小国家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作品译为世界语，传达出自己民族的呼声。叶君健选择世界语作为创作和翻译的工具，也是想要把中国这个当时在西方被遗忘、被欺凌的民族的声音，传达到世界人民中间去。

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叶君健经人介绍，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处女作《岁暮》。它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创作为主的独特的方式。

从1933年到1936年，叶君健陆续用世界语写了13篇短篇小说，包括《岁暮》、《王得胜从军记》等。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君健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1937年，叶君健把这些小说结集为《被遗忘的人们》出版，署名马耳。这些小说描写的，是旧中国农村乡镇中的一些平凡而渺小的人物，如染上赌博习惯的长工、失业回乡的店员、到处流浪的江湖艺人等。

《被遗忘的人们》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唯一一部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的《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在国际世界语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唯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叶君健对武汉大学一往情深。据他儿子回忆，叶君健生前常对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武大的学习情况和那里的优美环境。1970年，他的儿子特地到武大去观访过，也为那里的美景和学府林立而陶醉，还写过一首诗：“东湖珞珈山，学府其间，楚魂湘魄忆多贤，梅雨为我今早落，兴满心间。”

在这样的优美环境里，叶君健师从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如王星拱、陈西滢、方重等，奠定了自己外国文学的学养和进行研究的基础。王星拱时任武大校长，曾经写过一本《科学方法论》，这是我国至今出版的阐述科研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最好的一本书。陈西滢是一位沉醉于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当时面对国内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蹂躏，鲁迅曾批判过他“不问国事”的为学情结。

其时，叶君健作为血气方刚和心灵敏感的青年，一方面师从这些学者学习，同时如饥似渴地了解进步文艺，接触茅盾、孔罗荪等进步人士。他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里，知道了世界语：这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发明的、为世界各民族互相了解、吸取各国语言的合理成分、语法上最合逻辑、表达上最灵活的语言，并很快掌握了这个语言。

他希望世界了解中国，但又不想用另一个国家的自然语言——一时流行于世的拼音、语法不合逻辑的英语来介绍，而世界语正好帮助了他。1937年，他用世界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描述了那时我国贫苦农民、小商人的悲惨生活。同时，他还把鲁迅、丁玲、姚雪垠等人的抗战小说译成世界语，总题目是《新任务》。

师尊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

据叶君健回忆说：上世纪30年代，陈西滢在武大当文学院院长时，而他是武大外国文学系学生，直接上过陈的课——“欧洲小说”。陈西滢不时请班上的同学去他家喝茶、吃点心，主要是“联络情感”。那时，他与夫人凌叔华唯一的女儿——陈小滢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非常活泼，与他们常常在一起逗乐。女作家凌叔华与学生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她不教书，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后来，他们系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以后，叶君健才有时和她见面，在一起聊天。

这位英国教授是个诗人，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属于当时席卷西方文坛的“现代派”。他们的话题围绕着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约翰·莱曼所编的《新作品》，该丛刊在英国文坛产生了影响。英国的一些著名新派诗人和小说家，如戴·路易士、奥登、麦克尼斯、斯本德和易休伍德等人，以及当时活跃在欧洲文坛的一些现代派作家，都在这个丛刊上发表过作品——从l937年起，叶君健也在这个丛刊上发表过作品和翻译文章，直至他l948年准备回国前（叶君健曾长期在英国留学与讲学），最后在那上面发表一篇故事《三兄弟》为止。

这些诗人和小说家，与一般的“现代派”不同。他们大都出自文艺世家，不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就是剑桥的高材生，所以英文都写得很漂亮。他们之所以称为“现代派”，就是因为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摆脱了19世纪的那些框框，在解释现代人的心态和行为方面，运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方法。其实，这也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加上一顶“现代派”的帽子，只不过是便于称谓罢了。

这些作家和诗人，虽然都出身望族，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都感到旧世界在崩溃，人类文明在毁灭，所以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都成了左派，有不少人还参加了共产党，后来还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

那时的中国，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教授到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朱理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并获得通过，终于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克莱伍·贝尔是著名美学家，母亲瓦涅莎是著名画家。凌叔华作为一个画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叶君健那时写些小说，作为自己的英语作文，交给他看，他感到兴趣，因此也和叶君健成了朋友，常与叶君健交谈文学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叶君健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

凌叔华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叶君健对此也受到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他加深了对凌叔华的理解。她是一个极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她作为陈西滢的夫人，叶君健对她的观感这时也为之一变。

“陈西滢教授”——这是鲁迅先生赠予他的一个称号——在叶君健的印象中曾经是个“反动文人”。在叶君健刚刚对文学感到兴趣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极为活跃的30年代初期——鲁迅和这位“教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无情地批驳了他的文学观点。

陈是英国留学生，对英国正统派的文学深为感佩，他的文学价值观可以说已完全英化。他以此来衡量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就认为这种文学“幼稚”，是政治的“应声虫”。他自己虽然不写作品，但在当时高层次的知识界中，他的论点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是当时“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这两个同人组织中，有不少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如徐志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在日本法西斯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大规模“剿共”的时刻，鲁迅对这种“学术思潮”进行抨击，完全是国家民族的需要，而陈西滢就成了一个对象。

叶君健到了武汉大学以后，得知陈西滢是文学院院长，就主观地推测到院属的中文系、外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内容一定也很反动。但是在正式开课、与他正式接触之后，叶君健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课程是当时的教育部定的，教授们也不是他的亲信；他也没有在学校或课堂里，甚至在与同学的谈话中，宣扬他个人的文艺价值观和政见。

最初，叶君健以为他崇尚英国的文化，所以故意保持一种所谓的“英国绅士风度”而不表态。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叶君健才发现他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当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英国大学的现代文学课程只教到乔治·艾略特为止，当代文学根本不能进入大学课堂）的人，更谈不上是战士了。

叶君健于l936年夏天离开武汉大学，不久就去了日本东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西滢和凌叔华了。只有朱理安·贝尔在给他的来信中，还偶尔提起过凌叔华。但到了第二年春天，朱理安·贝尔忽然中途放弃教书的职务，匆匆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久，他就在厄斯古里尔前线牺牲了。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他1936年在武大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次年抗战爆发之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随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1938年武汉失陷以后，叶君健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鲁迅、丁玲、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于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君健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们的作品。

【名家小传】

叶君健（1914—1999），笔名马耳，湖北红安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1933—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即赴日本东京教英文和世界语，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38年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8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后历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全国文联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等职。精通8种语言文字，用中文、英文、世界语写的小说和翻译作品30余部，约400万字。其代表作《山村》于英国出版后，曾在欧洲引起轰动。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闻名全世界，为此丹麦女王玛珈丽特二世授予他“国旗勋章”。1993年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图书资料、照片及部分实物、手稿等，无偿捐赠给红安县图书馆。1994年经文化部批准，在红安建“叶君健书屋”，著名作家臧克家为书屋题名。

赵瑞蕻与西南联大：物质清苦，精神丰富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在其晚年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期间的苦乐岁月，那些艰辛贫寒但是心怀信念的日子。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离乱弦歌忆旧游》是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的最后一本书。在书中，他深情回忆了西南联大的苦乐岁月，对敌机空袭所记甚详：

1939年4月13日，敌机曾加紧轰炸离昆明300多公里的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1938年4月至8月曾设在该城，赵瑞蕻当时在那里的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因为那里也有飞机场和航空学校，而且离越南边境不远。赵瑞蕻当时曾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反映敌机轰炸昆明及蒙自的情景，抒写了自己的感受，题目叫做《一九四○年春，昆明》；后经沈从文先生看过，发表在沈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两人合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

从1938年夏到1940年秋，他们在昆明经历了很多次空袭。联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们一看见挂灯笼，一听见预行警报，就往城外跑，躲那儿几小时或大半天，有时是早出晚归。大家在松林里、小山边上、土坝上、沟里头，坐着，等着，忍耐着，思索着；聊天、打桥牌，也看书学习，交谈学问。有时师生在一起辩论什么时，争得脸红耳赤。那时生活紧张、狼狈、艰苦，时刻会遇到意外的事。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讲授但丁《神曲》的吴可读先生，有次跑警报，不幸被卡车撞伤，得了破伤风不治去世了。

1940年9月30日，上午大约9点钟，赵瑞蕻和妻子杨苡正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忽然听见外边街道上有人大声叫喊：“挂红灯笼了！又挂上了！……”随即邻家院子里有人开门出来望望，也高声地嚷道：“真的挂红灯笼了，‘预行’啦！日本鬼子又要来炸了！”过了一会儿，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在昆明蓝得可爱的晴空里震荡着。于是，他俩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带点吃的和喝的，还有几本书，关好门窗，离开自己安顿好才1个多月的新居，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

一路上都是跑警报的人们，抱着、拖着孩子的，抬着几样什物的云南老乡们；乱哄哄的，大家一股劲儿朝着自以为比较安全的地点奔跑。他们在路上遇见好些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同学，没功夫说话，只是彼此点点头，笑笑，就走开了。

他们两个人走走跑跑，出了城门后，就听见第二次警报响了，赶快奔到离城较远的一条大堤上，旁边正好有一个土沟，3－4尺深，敌机来时，可跳下躲躲。接着，城楼上挂起了3个灯笼，紧急警报猛然强烈地拉响了。他们跳进长满杂草的沟里，静静地望着。四周静悄悄的，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20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帜。它们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他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东城一带一阵阵巨响，尘土黑烟高扬，火光冲天……

敌机投弹后，往西北方向飞走了。他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发出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一进门，院子里一片惨相，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灰土……后来听说，有两个炸弹扔在翠湖边上，一个未炸开，另一个炸了个深坑。他们住在离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里，所以房子受到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的影响。

那次昆明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炸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被毁，到处是瓦砾；炸死炸伤了好多人。日寇主要是炸东南城郊，因为那边是云南省政府和飞机场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的仓库等。还有市中心的正义路一带也挨炸了。自从1938年初，滇缅公路千辛万苦地修成后，我国有了当时对外的惟一交通线，运输军事物资等；再加上昆明有个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日寇就经常空袭，狂轰滥炸使这座美丽的春城日夜笼罩着魔影。

这样跑警报不知多少次了，已有了点习惯和经验。但是每次都得期待着各自的命运；每次大家都痛恨日本强盗从空中又来炸毁我们的土地，蹂躏我们的人民和财产。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大家的心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的。

就是在这样艰辛的境遇中，在敌机不断的袭击、轰炸下，西南联大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诗人们，如吴宓、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汤用彤、罗常培、贺麟、潘家洵、罗庸、郑天挺、王力、叶公超、柳无忌、钱钟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钱穆、陈岱孙、魏建功、陈梦家、金岳霖、陈铨、杨业治、沈有鼎、吴晗、李广田、卞之琳、英国诗人燕卜荪、美籍教授温德等，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江泽涵、施嘉炀、熊庆来、陈省身等，都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洋溢着“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认为是个奇迹。

叶公超先生与吴宓先生

赵瑞蕻回忆，叶公超先生当时讲授“18世纪英国文学”。他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叶公超先生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仅举一例：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1938年的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赵瑞蕻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

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赵瑞蕻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50吧！”叶柽说：“好！……”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授“欧洲文学史”，他“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很有关系”。

罗庸先生讲杜诗

罗庸，字膺中，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词作者。罗庸先生的书法，在当年书家如云的联大教授中也是享有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即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共为传世精品。

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词句确实是很精彩的。

从赵瑞蕻详实、生动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得知，罗庸讲杜诗非常具有感染力。读赵瑞蕻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有身临其境听罗庸讲课之感。

赵瑞蕻当时常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有一天，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2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赵瑞蕻称，他眼前就好像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1200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

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地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752年，再过2年，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又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师生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

《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3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

赵瑞蕻回忆说，那时一部分教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除认真教学外，还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

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2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

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

1944年在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的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当时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名家小传】

赵瑞蕻（1915—1999），笔名阿虹等，浙江温州人。文学翻译家、教授。

1935年毕业于温州中学，并考入大夏大学中文系，1年后转山东大学外文系。抗战后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0年毕业。1941年冬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次年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助教，一度到女子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1953年至1957年任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访问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江苏译协名誉会长、江苏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等。1962年以后着力于比较文学，著有中外文学比较论文多篇。

译有司汤达[法]的小说《红与黑》、梅里美[法]的《短篇小说集》、马雅可夫斯基[苏]的长诗《列宁》，弥尔顿[英]的《欢乐颂》、《沉思颂》等。学术论文最受称道的是《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资料丰富翔实，见解精辟。著有诗集《梅雨潭的新绿》。此外出版的著作还有《西诗小扎》、《诗歌与浪漫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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