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著名专家学者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受业蔡师，才艺初显

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奉督办盛宣怀之意开设特班，课程重在西学，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科举考试中的经济特科，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

可见，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1901年4月，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曾经热情支持和宣传康梁主张的19岁少年李叔同，不得不携眷奉母离开天津，避祸上海。10月，他加入上海名士、新学界领袖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的城南文社。许幻园因奇其才，于次年辟草堂一部分为李氏居宅。李叔同和许幻园等遂结为天涯五友。1901年4月，李叔同改名为李广平，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

南洋公学于1896年由满清权臣盛宣怀奏明光绪皇帝创办，盛兼任督办。公学一改清朝的旧教育体制，参照西方的办学体制设立4院：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相当于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由于清朝末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经济特科，由大臣保荐通晓时务者，为朝廷策论时事。因此，南洋公学的张元济总理（校长）奉盛宣怀之意，相应开设特班，相当于专科，课程重在西学，预定毕业后选其优秀者保送经济特科，成为国家新式的从政人才和洋务骨干。盛宣怀又专门行文，强调特班办学宗旨：“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可见，特班培养人才的标准，是曾国藩、李鸿章式的人物。

特班要考试2次。每次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有2个，其一为“清建陪都议”。最后入学共42人，大都通晓古文辞，很多是秀才、举人。学校将上院未用之屋及器具归特班使用。学生均寄宿上院。

受业于蔡元培先生

在南洋公学新开设的特班，李叔同受业于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以一名翰林，受盛宣怀礼聘来做特班总教习，也就是特班主任。

蔡先生按照盛宣怀的旨意，提倡学习西文、西语，在教学内容中引进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科学，将原订3年的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前期的功课是：英文（写、诵、文法、章习），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格致化学（手演）；后期的功课是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此外，还开设了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二三十门学科，让学生任选一门。

蔡先生洗尽一切官僚教育习气，采用革新的教育方法，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开书目，按期质疑、批阅作业、考试。蔡先生亲自为学生选定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咐学生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每天记笔记与札记送他批阅。作业每隔一、二日发下，批语书于一节之眉，佳者于本节左下角加一圈，尤佳者加双圈。日常课程为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算学，间以体操。

蔡先生又自教日文，言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学说日新月异，读欧文书价贵，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则无异于遍读世界新书。蔡先生教学生留意时事及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倡民权、女权。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艰危，忧国之心情不时流露于词色。

他每夜轮流召集几名学生到自己房里面谈，或发问，或令学生口述学习心得，或谈时事感想。学生每去，看见满室图书，总教习长日伏案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蔡先生还认为唤醒民众固然就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故要学生练习演说，并介绍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本书给学生。

在他的倡导下，特班成立了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在蔡先生民主思想的感召下，各种进步思想在校内竞相流传。

学生中最为蔡先生赏识者，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次伊、谢澄（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这些人都是一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特班师友眼中的李叔同

有人记述当时在上海的李叔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其同学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说：“我和叔同1901、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先后改名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为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写的《记36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一文中，以回忆李叔同和黄炎培最为具体，记有：“李广平，字叔同，浙江平湖籍，生长天津，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宏一。”

由于蔡先生对李叔同的器重，特介绍他在课外协助编辑《苏报》的稿并进行美术设计。在读书期间，李叔同还与同学合演新剧《六君子》等。

1902年，入学一周年之期，特班曾在上院前廊下摄影，共列者26人，中立者蔡先生，其后即是李叔同。

李叔同一生的言行，包括他以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等校教习的教育实践等，受蔡先生的影响是极大的。蔡先生非凡的教育感化力，同样在李叔同以后对学生的教育中表现出来。

李叔同优异的日语能力，则是蔡先生一手培养的。蔡先生曾回忆，他的教学方法是“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李叔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法学门径书》（玉川次致著）、《国际私法》（太田政弘等著），是我国近代法律学最早介绍国际法公权与私权的译著，于1903年修改，在上海开明书局发行，署名李广平。

参加学潮

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学潮。当时担任总理（校长）的汪凤藻，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不许谈论革命，怂恿不孚众望之教员，同学不平。学潮直接起因，是所谓“墨水瓶事件”。原来，中院五班有一顽固守旧、欺压学生的教习郭镇瀛，一日见桌上竖立一空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捉弄他，便严加追究。汪凤藻凭郭一面之辞，以侮辱师长、不守校规的罪名，通知开除伍正钧（即伍特公）等3个有新思想的无辜学生。五班学生集体抗议，汪凤藻却于11月15日宣布开除其全体学生。这就引起全校学生的公愤，一致罢课，抗议校方决定。

16日，蔡先生劝学生姑且等待，自己陈书督办。到17日上午10时无结果，全校学生200余人遂实行退学。当时各班学生排队出发，秩序井然，步行至静安寺路张家花园（味莼园），在广场上集合、演说并集体摄影。李叔同与特班学生亦毅然放弃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事后，督办盛宣怀反复动员，少数学生返校，退学者仍有145人。

蔡先生出面调解无效，为支持学生，也愤然辞职。退学学生又于19日在上海张园集会，经中国教育会帮助，成立“爱国学社”，由蔡先生任总理，吴稚晖任学监。

这是我国学运史上一次最早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壮举，也为全国各地受封建压制的学生树立了光辉榜样。事后特班停办，郭镇瀛自知难卸其责，慌忙逃回老家。总理汪凤藻也自知无法向上交代，只好立即辞职离校。

至此，盛宣怀为之呕心沥血、刻意雕琢的特班最后没有结果，其中多数人却成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04年，李叔同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创办“沪学会”。1905年，他为沪学会创作（撰词并作曲）了著名的《祖国歌》。当年，其母王氏夫人逝世。丧事毕，李叔同于8月间东渡日本留学。

【大师小传】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又名李岸、李良、李哀；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5岁丧父，在母亲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江苏南京高等师范等校任教；并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于福建泉州，临终手书绝笔“悲欣交集”4字。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法师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多才多艺的高僧。人称“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各方面均有深厚造诣。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裸体写生、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他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所创作的《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而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他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他在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还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

他早岁以书法驰誉当世，青年时致力于临碑，出家后持戒精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他的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字为无尚荣耀。

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弃文从史，敢疑出新

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1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以胡适当时之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半个世纪后，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余英时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7册），再次轰动中国现代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顾颉刚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年仅2岁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顾颉刚果然是一颗读书种子，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母亲因为患肺结核很少照顾他，小时候最疼他的倒是祖母。3岁那年因为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一直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乃止。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生活自理的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

祖母在生活上对他十分宽容，但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由于没有什么玩伴，童年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了书本上，从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当年姑苏城观前街一带有20多家旧书肆，书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可达五六百本之多。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入学作文是《征兵论》，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1908年，他们又同时考入苏州第一中学堂。

进入中学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顾颉刚说：“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录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如《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12岁那年，顾颉刚做了一篇题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弃文从史，考上北大

和许多人一样，少年顾颉刚也曾做过一段文学梦。中学时代，他和叶圣陶等几位好友成立了一个诗社；因为叶圣陶最具文才，便做了社长。顾颉刚开始还很热心地跟叶圣陶学习写诗填词，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文学的“烟士披里纯”（灵感），自称“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10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于是决定弃文从史。

1913年3月，顾颉刚从报上看到北大的招生广告，便与同学们一起前往上海考点报考，结果以第9名的成绩考取北大预科。4月底去北大报到时，毕业生还没有离校，学校暂时安排他住在前门外西河沿旅店。

从小，顾颉刚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求学中度过的，平时长辈管教极严，一次亲戚吃东西时他多看了两眼，便遭到祖母一顿毒打，所以内心里一直十分压抑和孤独，这时离开家庭，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

此时学校没什么事，住处旁边又都是戏园子，票价又便宜，于是顾颉刚天天去看戏，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戏迷”。后来开学了也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常常上午课间去买票，下午去看戏，有时连课都不上，自称“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

由于沉迷于看戏，又生病休学，再加上他选的农科中，数学和制图两门课都非他所长，最后顾颉刚未能按时从预科毕业。本来按规定，预科没毕业的学生是不能参加升学考试的。于是他急中生智，临时给自己取了个“颉刚”的名字；1916年夏，顾颉刚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敢于怀疑“权威”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父亲从4岁起就进入私塾读书，从小就有好学、深思的习惯。“父亲的童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玩伴，因此父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和普通的读书人所不同的是，顾颉刚在读书的时候，喜欢随手在书上加注批语；对于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标记出来，进行批驳。顾潮说：“父亲后来曾经对我说过，说自己长大了以后偶尔翻翻自己以前读过的书，发现自己很多加批注的地方，其实‘批’的并不正确，但是父亲也因此养成了肯提问动脑的习惯，敢于去怀疑权威。”

顾颉刚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炎培先生，非常鼓励师生们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师生有何见解，只要能够言之成理，便可以拿出来辩论。“当时父亲所在的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老师和老师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经常是办公室里老师们为了一个问题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拍着桌子大骂，而这种情形也影响了父亲，使得他怀疑权威的性格逐渐的得到确定，让父亲对兼容并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强烈兴趣。时值结发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是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次年5月，顾颉刚续弦，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是年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所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次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这时顾颉刚也开始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他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翌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就学北大哲学系

进入北大哲学系，是顾颉刚一生的转折点。这段时期，有3个人对顾颉刚影响很大，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便是王国维。

接触章太炎，是缘于同学毛子水的介绍。顾颉刚平时很佩服毛子水的治学与为人，毛子水又竭力向他介绍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于是顾颉刚便对章太炎十分倾慕。

1913年冬，听说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顾颉刚便与毛子水一起冒着大雪去听讲座。章的讲座内容，涉及小学、文学、史学和玄学。顾颉刚一向自视甚高，自称从蒙学到大学，接触教师无数，没有一个令他佩服；这次听了章太炎的课，却大为折服，“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可是毛子水却对他说，这是章先生对初入门者讲的最浅的学问。这一来，顾颉刚对章太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章太炎反对孔教会，讲学不到1个月，就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虽然师从章太炎的时间很短，但顾颉刚的收获却是巨大的，“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顾颉刚《北京岁月》）

另一个对顾颉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胡适。顾颉刚真正与胡适接触，是在大学二年级。这时胡适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任北大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没有沿袭传统的方法，从唐虞夏商开始；而是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授课一反常规，开始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渐渐却感到新鲜而有说服力，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顾颉刚与学国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经常交流心得，便对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他还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本是黄侃的高足，听了胡适的课后，对胡大为折服，从此成了胡适的信徒。

胡适的讲课，让顾颉刚第一次领略到了西方先进的科研方法，开阔了视野。虽然胡适仅年长他1岁，他却对胡适十分佩服，视为自己的老师。“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我与古史辨》）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正是胡适把顾颉刚引上了史学之路。

1920年暑假，28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次年1月，北大成立研究所，沈兼士和马裕藻邀他担任助教，并兼任《国学季刊》的编辑。顾颉刚当时接受这一工作，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看书，从事研究工作；另外也可以借此挣钱养家。

这段时间，他潜心阅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从罗、王二人身上获益良多。“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

后来他多次在书信和日记中称：“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甚至做梦都梦到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顾颉刚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顾颉刚对王国维的崇敬，可由一事看出。王向以忠于清室著称，曾任清宫“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溥仪出走以后，王国维便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适的运动，王国维果然被请到了清华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但王国维始终也不知道，此实乃顾颉刚之功。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颉刚师从胡适等人之后，更加用功，每天都读书到凌晨三四点；虽然学业大有长进，但天长日久却落下了失眠症，并且终生未愈。1922年，祖母突然病重。想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顾颉刚决定辞职回苏州尽孝。失去工作后，生计顿成问题。无奈之中，他只好向胡适求援。胡适考虑到苏州离上海近，便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以增加收入。

在编历史书时，顾颉刚把诗、书和论语中的问题进行了整理，但他却对尧、舜、禹的先后地位产生了疑问；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性问题：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越是出现得晚，排名反而越靠前。结合以前读史及看戏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类似疑问，顾颉刚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同年12月，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了一封长信，讨论经部的辨伪问题。顾颉刚回了一封长信，除了讨论钱信中的问题之外，还把他1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古史的见解也写在了里面，希望得到钱的应和。但2个月过去了，钱玄同音讯全无。恰好此时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久不得钱的回信，顾颉刚便把与钱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发在了《读书杂志》第9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紧接着，第10期上就发表了钱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赞成顾颉刚的古史观。与此同时，刘楚贤、胡堇人等人则来信反驳，从而在史学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赞成的，称他“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反对的，则骂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为顾颉刚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顾的学术地位至此可谓一鹤冲天。

【名家小传】

顾颉刚（1892—1980），原名诵坤，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08年入苏州第一中学堂。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1915年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20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1916年升入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亦参与征集各地民歌。其间，与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1920年自北大本科哲学门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及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地教书；并任商务印书馆、《歌谣》杂志、《国学季刊》、《读书杂志》编辑，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8册，形成“古史辨”派。

他在其研究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

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

他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若干册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

张申府在北京大学：红楼岁月，红色青春

张申府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8个年头。垂暮之年，想起北大当年，仍使张申府兴奋和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张申府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3年（后改2年），毕业后可免试升入本科。预科又分为2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张申府在第二类预科上了1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张申府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4个学门（后改称为系），张申府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3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他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他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2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2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张申府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他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他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张申府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1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上预科的时候，他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张申府许多方便。上本科后，张申府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他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

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2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张申府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他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4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张申府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张申府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张申府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张申府。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张申府认识李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张申府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与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张申府和李大钊认识了。当时，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张申府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张申府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李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张申府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张申府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张申府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张申府得以不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张申府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参加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1至7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8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5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5个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1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张申府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3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张申府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他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3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这期间，学校从政府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4个教员、4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4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张申府。他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他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张申府，张申府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张申府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1月下旬，张申府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名家小传】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张嵩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18岁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17年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数学助教。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改教逻辑，研究哲学。经常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与陈独秀也有密切联系。1918年11月，与李大钊人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任该刊物和《新青年》杂志编委。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7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后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筹建共产主义组织，参与建党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后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他曾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五审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宪政促进会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后，他与民盟领导人一起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访等工作。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国学出身而成为“五四”学生领袖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回忆说，到了民国五年（1916）的秋天，傅斯年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他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才子本色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

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其改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是严复。学校的学制分预科、本科、大学院3个档次。预科为3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诸科。

傅斯年读经8年，家学渊源，自然选择了乙部。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以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此时的傅斯年，虽未满18岁，但已经长得又高且胖；只是身体常染小恙，显得羸弱。但他学习极为勤奋，每每考试，总是全预科同年级第一名。在这里，傅斯年结识了很多新同学，有袁同礼、毛以亨、周炳林、沈雁冰、顾颉刚等。这一时期，他对课余的学术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计划成立一个学生团体，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1914年，傅斯年和同学沈沅等人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由严复先生题名的杂志《劝学》。后来，他们又改组为“雄辩会”。傅斯年的写作能力、演讲口才及组织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

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文化教育界尊孔复古之风很盛，与之对应的批判之风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章太炎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傅斯年经常组织“雄辩会”成员去听章先生讲课。

1916年夏天，傅完成了预科学习，与顾颉刚等人参加了文类本科的考试。而同窗沈雁冰，因为家计窘迫，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员。后来，他用“茅盾”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小说，成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

这年秋天，傅斯年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学习。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夏天回聊城带来的胞弟。他立志要弄通全部的“国学”，做一个通人。当时北大的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都非常器重这个功底不凡、勤奋好学的山东学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他成为太炎学派的衣钵传人，使古文经学派后继有人。所以不久后，他就成了3位先生的得意门生，黄侃先生尤器重之。

当时他们的宿舍设在北大西斋四号。同宿舍住了4位同学：顾颉刚，平心静气地研究哲学和古史，对学问深钻细研，对人谦恭有加；狄君武，研究词章，性喜昆曲；周烈亚，常常双手合十，高颂阿弥陀佛，因为他研究佛经。虽然研究方向不同，脾气性格各异，但4人相处融洽，同窗之谊甚厚。

说来好笑，傅斯年师从的几位老师，多以狂癫名世。章太炎先生因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刘师培先生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状如疯子。黄侃先生更怪，不管到哪里供职，都带着老母亲，因为他事母至孝——而他的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从老家湖北蕲春到北京，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因为寿材上有黄侃之父黄云鹄先生亲笔写的铭文。在几位先生调教之下，傅斯年并未染上怪毛病，倒是因为天资高、功课好、文笔口才俱佳，被同学们戏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记述：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便很可观了。记得民国三年（1914）的时候，他对笔者说道：“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什么学问都在第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那时候的傅先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笔者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有十分赞同他的意旨，但很惊奇他读书的广博、识见的高超。到了民国五年（1916）的秋天，他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这段话后来被许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所引用。不过，没有人真的在乎年轻的傅斯年所说的“张皋文学问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七八岁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之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和威望，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可见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

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这时的傅斯年，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样，少年意气，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30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30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服膺胡适先生

然而，国学大师们的赏识与栽培，没能抵过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魅力。正当傅斯年锐意于章氏之学的时候，可胡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这位太炎学派的追随者，竟一变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其中既有胡适对他的引导，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次“学术转型”可以看出，傅斯年并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从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交往甚密，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长傅斯年5岁，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此年对北京大学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下，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成为北大教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年仅27岁的北大教授，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大胆地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宜主讲起。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

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刚，却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对胡适作出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经其这么一说，这场将起而未起的风波竟平息下去，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而胡适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在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

傅斯年因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由此开始了他们30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傅斯年一生都服膺胡适，既是他的门下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有人认为，作为五四时代的人物，论见解、智慧，傅斯年是超过胡适的；若说傅是胡的弟子，则是青出于蓝了。这也是一家之言。但傅斯年对胡适的服膺和友情，是人所共知的。胡适“誉满天下，滂亦随之”。有人攻击他，傅斯年便挺身而出替他辩护。傅斯年认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胡适，尝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流派纷呈，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学习、比较、鉴别和选择的空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换言之就是很多人是因为国学底子不行才去搞新文学的。而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好，他本可以沿着国学的路走下去，继续太炎学派的衣钵，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他偏不。与傅斯年相交34年的好友罗家伦说：“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胡适对傅斯年的才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人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对这位得意门生兼挚友，胡适的话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感情色彩，但也足见他对傅斯年的推许和肯定。

创办《新潮》月刊

“冲出章氏樊篱”的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清楚，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他接连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深受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决定成立一个社团。于是，他们联络同学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取得共识。1918年岁末，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

社团与期刊共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各文化社团都纷纷把创办期刊立为社团的首要之事；试图通过期刊的传播，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从而影响文化学术、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组织形式，就是一个杂志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启事还公布了首批21名社员的名单。全体社员均为杂志的撰述员。杂志社下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两个部门，均为3人编制，任事者由社员选举产生。

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潮社的首届职员中，编辑部的3位依次是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干事部的3位依次是徐彦之、康白情和俞平伯。杂志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3次。

在五四时期蜂起的各种文化社团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响的一家。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学生社团和杂志也产生了。一是学生许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和《国民》杂志；另一是在守旧的教员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林损等人支持下，由国文系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胡文豹等人成立的国故月刊社及《国故》杂志。

新潮社和国故社，因一新一旧思想观点对立，经常展开激烈的论战；而国民社则处于中立状态。不过，五四运动到来的时候，3个学生社团的大部分成员，都积极参加了运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许德珩等都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潮》第一卷第一期曾再版3次，销售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旗手

青年傅斯年风头最劲的时候，还是在“五四”游行的队伍里。

1919年初，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在会上，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反而宣布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而中国代表竟然同意在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集会，北京的12所高、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救国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上公推代表20名，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之一。

游行当天，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为北大集会时主席、游行示威总领队。他肩扛大旗率领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迸发，准备抗议示威，但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军警阻拦。游行队伍派代表向各国公使馆递交了声明书，这时队伍中即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曾劝说同学们不要激动，但他已无法控制当时愤怒的情势，于是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一天。

运动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有一人因意见不同，而与傅斯年发生言语冲突乃至动武互殴。傅斯年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工作。最后推选出段锡朋主持工作，傅斯年从此退出五四运动，但他的爱国之心使他无法全然置身事外，还是全力支持段锡朋的工作，对运动加以关注。关于他退出的内幕，蒋梦麟在《忆孟真》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我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百余年来，人们颂扬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蔡元培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在当时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教授、学生当中，被后人所记取、所称颂的，不是守着陈词滥调、做着复辟迷梦的封建遗老遗少，而是那些勇于开创新文化、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的文化斗士。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运动。这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载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救亡运动，直至今日依然有深刻的意义，成为了北大精神的象征。体现着北大“校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与傅斯年的名字紧密相连；作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傅斯年的功劳和贡献，不可谓不大。

如果换作普通人，有了这样大的功劳簿可躺，应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吧？可傅斯年却不，他认为自己这点功绩根本不值得一提：“幼稚！”幼稚不幼稚，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的这种表白，却一下子暴露了他的本真性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狂傲。一个学生运动的总头子，平时在校园里走路却两眼朝天，谁跟他打招呼，总是受理不理的，这不是狂傲是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他也的确有狂傲的资本。

景仰蔡元培先生

1929年傅斯年曾写有一篇文章，表达了对蔡元培先生的崇敬之情：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蔡先生一切待人接物，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有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笔者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

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安福贼徒，指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官僚政客；袁氏遗孽，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余党。）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

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苦劝俞平伯留学

傅斯年的刚烈四座皆惊，但他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对真正的朋友，他不但多情，而且总是尽责到底。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傅斯年是北大的同窗，友情甚笃。在傅斯年的怂恿下，1920年，俞平伯和他搭同一条船，踏上了赴英国留学的航程。旅途上，二人高谈《红楼梦》，成为俞平伯后来研究红学的契机之一。不料到达伦敦，仅仅住了10多天，世家子弟出身的俞平伯，因不习惯无人照顾的生活，又思念家人心切，即决定回国，并很快登船启程。傅斯年闻讯大惊，当俞平伯乘坐的日本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时，傅斯年也从伦敦匆匆赶来，加以劝阻。

后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是怎样劝阻的呢？俞平伯回国后，曾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有两个人站在船头甲板上，絮絮地说着，带哭声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的朋友，还对不起你自己！’”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记中仍满怀深情地写道：“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可见傅斯年力谏的这感人一幕，给俞平伯留下了极深的记忆。然而，俞平伯归国之心却终究无法扭转。

傅斯年深知，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训练，对他们这一批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故而，他极力劝阻俞平伯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很难想象，如果傅斯年不把帮助朋友提升学养和境界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会在俞平伯归国的问题上，如此惶恐，并一掬素少轻弹的男儿热泪吗？傅斯年没能让俞平伯回心转意，非常失望，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说俞平伯“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于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这是一个真诚对待朋友者的心声！世上朋友多矣，但如傅斯年这样的，又有几人？

【名家小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傅斯年生于一个旧式的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

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翌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1929年春，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但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了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五四”领袖，活跃分子

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领导者之一。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

当时的新青年社，是由6个人轮流编辑的。

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2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1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还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这个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6大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罗家伦觉得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的能得简，且没有综括的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6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

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申叔）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侃）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说钱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间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罗家伦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群言堂”与“饱无堂”

《新青年》诞生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人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后来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北大的学生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他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罗家伦3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代收西书的书店）去定买外国书。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他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之义），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

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来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

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罗家伦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

学生界的思想，在那时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们，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罗家伦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书社报效一点款子的。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而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俩房间里的不速之客。他们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人物杂居一处的情形以及学术自由的空气。

创办《新潮》杂志并产生巨大影响

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罗家伦回忆说：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

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几个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最初负责编辑的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

罗家伦说：“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

顾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着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

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的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的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的胜利，反而学术界因此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了。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罗家伦，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五四运动的鼓动者与领导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运动的3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在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罗家伦一气呵成了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2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在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的记者，目睹了当时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以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1个小时后，3000名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名家小传】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之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而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蒋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大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

潘光旦与清华学校：校方教学有缺陷，必须自己另努力

1912年，潘光旦从“两等小学”毕业后，次年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制为8年。当时，这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考取清华学校

19世纪末年与20世纪最初几年，留洋读书、进专学洋话的学堂，乃至进一般的洋学堂，即在“洋务”最称发达的上海与其周围地区，还是不时髦的；在地主和市镇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甚至是不光彩的。潘光旦是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他的父亲在县里最初办洋学堂的时候，为了凑成一班两班，就得向亲戚、朋友、本家“拉”学生。进方言馆或广方言馆一类学堂，有所成就，而后来搞“洋务”或当上外交官员的，一般是市镇上穷苦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否则，进去了也往往半途而废。

但短短的不到20年，风气似乎转变得很快。1913年夏天，当时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北京清华学校，委托江苏省教育行政当局考收中等程度的学生，名额只11个，而到南京应考的多到200余人，无疑的是“留美”的金字招牌起了作用。

就潘光旦个人来说，问题本来不大。父亲从进士馆转京师大学堂，学了不少“东洋”知识；接着又到日本“考察”了几个月，回来后，又在县里开办了好几个男女洋学堂，设有英文课。他的朋友中很有几个是方言馆出身的人，有的当着公使，他经常和他们通信，信封上开着“罗马府……”等字样，通行无碍。他每次从北京归来，行李上总贴着中英文字对译的纸条，如“潘大人”对“HisExcellencyPan”之类，潘光旦从小看得很熟。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内因方面。

至于外缘：一是1912年冬他在“两等小学”毕业后，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信，要他下一年应清华的入学试；尽管父亲于1913年春天在北京去世，这个遗命还是遵行了。二是那时候他的舅父正在南京，主管着一部分省的行政，似乎还直接领导着教育的部分，“朝里有人”，报名固然方便，录取也就不大成为问题。11个名额中，他和舅父的大儿子，即他的表弟，就占了两额，此中不可能没有“关节”。有人好意地推测说，大概他当时的英文程度不坏，其实当时他连动词中现在式和过去式的意义何居，即什么是“时”，都还搞不清楚。

但终于“取上”了。当时清华分高等、中等两科，各4年。高等科的学生，起初大部分是由学校直接考选的插班生，大都来自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一般不错，其中有不少是南洋、约翰等大学的转学生，来此加上一两年工，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这部分姑且不多说。主要的是中等科学生，他们从进校到“出洋”，多者八九年，少亦六七年，养成清华“学风”的是他们，沾染上清华习气最深的也是他们。

他们是由各省考送的，由于各省对美国“庚子赔款”所负担的比额不同，所能遣送的学额也就不一样。而就一省而论，逐年也有些出入：大抵苏、浙、川等省最多，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边远省份少些，少到几年中才轮到一名，例如新疆。各省遣送，大都经过一些选考手续，表面上公开，实际上至少部分名额受到有权位的人把持，把自己和亲友的子弟取上。在北洋政府年代，清华是由外交部主管的，外交部的官僚利用了职权来玩些花样，也不一而足；最掩饰不了的一例，是曹汝霖把他的儿子作为新疆省的名额，送了进来。掩饰不了的是：（一）他冒了籍；（二）未经哪怕是形式上的考试。

清华中等科的教育

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4年，大学4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5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4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计8年之中，前5年或6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2年或3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2年毕业后，再留3年读研究院。

潘光旦回忆说，他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1925年才开始的。1929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他已经离开多年了。

当时，中学拖长到6年，大学只有最初2年。而在那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2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圣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上述的情况，多少决定了当时清华师资的两个特点：一是通英文的教师要占到十之八九，其余十之一二是用汉语教学的老先生了；二是学问造诣大都不很高，反正也没有很高的必要。用英语的教师有两个来源。一自然是美国，其中很多的原先就是中学教师，有教过许多年的，有些教学经验；其次是毕业不久或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教过大学而在教学研究上有些成绩与地位的居少数，其中个别资历特别老些的是借了休假的机会来逛逛中国的，只呆上一年半载就回去了。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2小时。每晚还有2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5－6个小时专搞英文。如今回想，如果一个学生能坚持爱国而不做洋奴的立场，有着“西为中用”的决心和要求，这4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4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

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在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女士。

潘光旦回忆说，自己后来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他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他回忆说，当时汉文课程的光景却很惨淡。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3－4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1至4时，4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上面提到过，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划。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是太多了一些。潘光旦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45分钟之内，历史老师竟插上了46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

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

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的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人们不禁要问，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吗？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吗？当然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曾提到，距此不过10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70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

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他们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

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潘光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不能对国学没有研究。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

这两种时间，潘光旦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他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3个整月的暑假和1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他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1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7－8个暑假，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潘光旦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倘若潘光旦没有在国学上下一番苦功的话，很可能他就成了所谓的“食洋不化”，学术上也难有什么大造诣。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

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潘光旦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2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2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2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

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

潘光旦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之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之所以特邀梁启超等有名的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之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还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5门或6门，每周上课15至18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6－7门，20多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3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

以潘光旦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二年，他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他“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缩，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潘光旦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他灌上大量的“米汤”。

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而潘光旦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

清华的学生组织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70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919年起的学生运动，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后来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1920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潘光旦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

从1919年起，由于以“五四”为代表的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

【名家小传】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爱国人士。

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同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常委。

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文革”时被抄家、批斗，患重病却得不到任何治疗，坚持回到自己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因没有止痛片、安眠药，遂逐渐停止呼吸。

潘光旦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一生涉猎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学校自由，学生自主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时，同学们在学习上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大家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义，进来一个人就给他发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而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

在开学典礼上发炮的辜鸿铭先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了些人。

冯友兰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因暂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有些则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4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4个学门；冯友兰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他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冯友兰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由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冯友兰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民国已经成立4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冯友兰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4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4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他又说，你们说，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实，他们每坐一次公共汽车就娶个姨太太。”

黄侃教授

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冯友兰也常去听讲。黄侃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冯友兰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

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黄侃也常出题叫学生作诗。有一个本系的学生不会作诗，就叫冯友兰替他作。冯友兰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他抄好送给黄侃；黄也居然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而黄侃仍坚持桐城派古文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冯友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冯友兰回忆说，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次，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那请客。这个学生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就抓住他批评起来，批评越来越多；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说，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就走吧。”

一言不发的陈介石教授

冯友兰回忆说，在当时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介石），他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冯友兰上了1年；到1916年暑假后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逝，同学们都很悲伤。

没有见过《宋元学案》的“宋学”先生

马叙伦（夷初）给哲学门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相片上写了长篇题词。

文科学长夏锡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冯友兰他们班学生对他就有点怀疑了。过了好几天，才发出3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他们班同学一看，就说这不像一个现代的人所说的话。那时候冯友兰当班长，同班的叫他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

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冯友兰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冯友兰回到班里一说，同班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他的讲义只有油印的3页，大家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他的讲义批得体无完肤。冯友兰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回答说是。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

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冯友兰找去，对他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和他辩论。”冯友兰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冯友兰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他们班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狼狈而去。

引领弟妹进北大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时，同学们在学习上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大家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须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义，进来一个人就给他发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而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

冯友兰的这种课外学习，却在他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他的妹妹冯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自从冯友兰全家从崇阳回到老家以后，冯沅君就不上学了。冯友兰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哥哥教她。冯友兰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

等到冯友兰第二次暑假回家时，冯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大家都主张叫冯沅君去应考。冯沅君也坚决要去，她对母亲说：“如果是说我花钱，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意思就是说，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当时的地主家，出嫁一个女儿，陪送嫁妆，是很大一笔花费。母亲在这一方面也很愿意花钱。记得他们姐姐出嫁的时候，陪送的嫁妆就很丰富。

顺便说一下冯友兰家乡那一带的风俗。有钱的人家，是女家花钱，男家可以向女家提出要求；没有钱的人家，是男家花钱，女家可以向男家提出要求。这些不同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的人家，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家里添了一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就是一笔财产。这个女家是凭空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这个劳动力是从小养活、培养出来的，所以有权向男家要彩礼，提要求，以为补偿。而在有钱的人家，嫁女儿到男家，是替女儿找了一个继承财产的机会，男家的产业终归要归他女儿，所以男家觉得有权向女家提要求，讲条件。冯友兰的一个堂嫂——五嫂，回娘家的时候诉说在婆家受委屈，她的父亲就对她说：“你当去接受人家那几顷地是容易的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

冯友兰父亲在的时候，已经把冯沅君许婚于了唐河的一个人家，所以冯沅君这时候才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儿女读书的，也就同意了。在当时他们家一带，一个女孩子要进京上学，是一件动人听闻的大事。有人提醒母亲说，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母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去，就不同他们商量了。如果商量了他们不同意，事情就更不好办。又有人提醒说，即使不商量，也得去打个招呼。母亲说，既然不商量，也不必打招呼。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后成为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3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时，果然考上了。于是，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冯沅君（1900—1974），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史家。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宣统三年（1910）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高师文科专修班。

“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民国十一年（1922）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1925年毕业。

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充满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卷葹》和《春痕》，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冯沅君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自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修订《中国文学史简编》；并与北大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55年任山大副校长。并任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名家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陶希圣在北京大学：主攻学术，旁观运动

陶希圣回忆民初的北京大学：“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京城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进入北大预科

陶希圣生于湖北黄冈，父亲陶炯照系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即将他除名。因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其他考生的功名，亦全部作废。

陶炯照随即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进旅汴中学学习，成为清末第一代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的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大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有《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刘勰的《文心雕龙》、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并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

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自己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地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陶希圣在预科期间，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升入法科系

1918年，陶希圣升入北大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由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

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的《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日后，他更将《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了两本好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英国人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后人花大力气去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在北大上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

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后，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上世纪20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名刊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四”的点滴回忆

陶希圣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回忆，是从1918年5月北京大专以上学生的“民七请愿”说起。谈到这个“五四”的“前奏曲”，陶希圣虽不动声色，却提供了新资料。他说，学生在见到大总统冯国璋以后，又前往国务院向总理段祺瑞请愿。学生在国务院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可后者全然没有拨冗接见之意。这与罗家伦对“民七请愿”意气风发式的描述，仿佛大获全胜的结果，显然不同。

不过后面的这个小挫折，对学生情绪的影响的确也不大。学生通过请愿，找到了直接影响现实政治的方式，也获得了自信。这也成就了后来的“五四”。

参加“民七请愿”时，陶希圣还是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1年后，即1919年，他已于上年9月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本科，成为法科大一新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渐次传到北大后，学生们纷纷集会，发表演讲；而陶希圣则在同学们的邀请之下，四处旁听演讲。他写道：“那些演讲的人们，没有北大的教职员，也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我听见的演讲，以湖南口音居多数。”

这对于陶希圣，当然算是纪实。因为新文化运动老师辈的成员，如胡适、李大钊等，的确都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而陈独秀也是直到6月11日才开始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支持学生。但“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一句，却也有“虚”的成分。

陶希圣对“五四”回忆最想突出的地方，是强调“五四”的自发性，这一点倒与国民党官方曾经的说法，如“五四”与民族意识、政党政治的关联性大有区别；但也与上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争夺“五四”话语权时，极力撇清“五四”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一致。

也可能是对国民党官方有所顾忌，或另有隐情，陶希圣同时对自由主义或曾经倾向自由主义的学生领袖，亦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就不再是纪实了。

如“五四”当天游行请愿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陶不会不知道，他却只字不提；反而对傅斯年辞职后接任的另一学生领袖段锡朋，竟大加表彰。而对于游行当天手中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他也只是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著名长句，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至于宣言作者罗家伦——这位陶本人在台北主持“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副手——的大名，则根本就不予理会。而傅、罗两位，恰也是陶上面所说“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中学生辈的代表。

陶希圣记错了5月4日当天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北京大专以上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不应该是他所忆的上午9时，而是下午2时。因为上午10时，罗家伦还到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协调；而《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完成是在他开完会回北大之后，宣言的印刷则持续到了差不多中午1时。

陶希圣跟随学生队伍来到赵家楼，有学生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进后，看到“有一位白色学生装的高师学生，满手是血，因为他进了曹宅之后，用手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受了伤”。这一句中，前半句是实，后半句是虚。因为陶自己说过，他挤不进去，仍留在赵家楼大门之外。他在外面，又如何能看到这位学生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呢？后半句自然只是推测了。而按照陶的描述和当时的情景看，此君最可能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不过，匡当时不是“打破客厅的玻璃门”，而是用拳头砸向赵家楼院墙上的窗玻璃，将手划伤的。

一般都以为，学生因火烧赵家楼被捕之后，当晚即开会决定，第二天全市大专以上学校总罢课。但陶希圣提供了一个新的细节，即北大法科学生5日上午仍在上课。讲刑法的先生，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张孝簃，对学生行为的评价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而讲宪法的钟赓言先生，干脆“声随泪下”，引得“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这自然是纪实。但他随后所写“司法总长朱琛（应为朱深）听说张先生说了那八个字，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显然不属亲见亲闻。

不过，陶希圣叙述的“五四”期间，天津学生代表刘家麟为学生运动奔走而不幸病逝一事，给他简约、冷峻的回忆增添了一丝苦涩的幽默：

当湖北同乡学生去慰问刘家麟的父亲刘成禺时，这位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的老革命党人，竟流着眼泪说：“他为爱国而死，我要继承他的遗志。他不是我的儿子，他简直是我的父亲了。”

陶希圣的回忆文集《潮流与点滴》在大陆出版之前，早已有大陆作者据此书之台北传记文学版所记，撰文介绍陶希圣的“五四观”了。其实，陶希圣有关“五四”的点滴回忆，也并非全是纪实，其中的虚实夹杂，非有参照、辨析是不宜全信的。

关于《新青年》与《每周评论》

陶希圣回忆说：“《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与周作人的说法，并无二致。

随后他又说：“当时的学生青年们对于学派或者政派之类不甚敏感，尤其社会上未曾发生什么分派系、谈内幕的风气。至于北京大学，那是一个各种学派兼容并包的大学。学生们喜欢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在当时，没有哪一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一个青年可以读几种思想的书刊，也可以接受几种思想作为谈论的资料。”

这个轻描淡写的议论，可能不仅是想阐明“五四”时期学生及其运动本身的单纯性，而多少也是想把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多元的一面呈现出来。

陶希圣并不是一个“五四”学生运动热情的参与者；他是属于被学生运动裹挟的“大多数”学生中的一员。他一边旁听学生激情澎湃的爱国演讲，一边潜心研读《罗马法》的“奇特”经历，自然也不应属于“特例”。因为它反映的，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名家小传】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湖北黄冈人。法学、政治学著名专家，国民党高级官员。

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的父亲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6岁（1915年）考上北大预科，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人，课本有《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心雕龙》、《日知录》、《国故论衡》与《十驾斋养新录》等，并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

192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政治学。1927年初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1929年以后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等校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人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教授之余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

同年暑假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并轮流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兼课。抗战前任北大教授。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次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国史称“高陶事件”。后留港办“国际通讯”。陶希圣与胡适有交情，当年陶卷入“汪日密约”中进退失据时，唯一想到可以写信表达心声的人就是胡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九龙。翌年初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任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

1949年随国民政府赴台湾，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潮流与点滴》等，译有奥本海默的《国家论》等。

高君宇在北京大学：生如闪电，死如彗星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后被其爱人石评梅刻在他的墓碑上，下附她的跋文：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在山西一中接受新思想启蒙

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静游镇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一个关心国事、公正廉明的乡绅家庭。他在兄弟中行二。

1912年春，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考入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1913年8月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即今太原五中）旧制中等科7班。

从偏僻的山城来到这所省城名校，高君宇的思想也逐渐开阔起来。

首先，这里北邻文瀛湖，自然环境十分优雅。曾参加过“公车上书”的赵炳麟有诗云：“闲向文瀛湖上望，烟岚几点碧於螺。”这里原本是明、清两代举行科考的大贡院，后一度又是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所在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其次，这里有许多出色的教员，教学质量很高。校长王骧，寿阳人，留日学生，当时才30岁，少年气盛，办学有方。知名教师还有英文教员朱海洲、历史教员赵宝诚等。

再次，这里有高君宇第一次上的数学、格致、生物、英语这些课程。每门课程都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

此外，为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开阔眼界，当时的省立一中设有校办图书室，订购有《申报》、《康梁文钞》、《新青年》等各种书刊。

高君宇的课余时间，不喜游逛，而喜欢看书读报，与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深受师友赞赏。尤其是其“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国文老师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这种较高的语言能力，为他以后通过研究选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爱国激进的北大学子

1916年，高君宇接受朱海洲老师的建议，投考北京大学。9月，他正式进入北大预科甲班学习，读他热爱的理科专业。

高君宇入学不久，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校务，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鲁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到校任职、讲课，新文化运动代表刊物《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到北大——校园一时群星闪烁。蔡先生的改革，使北大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由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更由于北大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高君宇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兴趣不断增长，以其“弘毅果敢”很快成长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

1918年5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早在此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就已获得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他们进行集会和散布传单的活动。5月上旬，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救国会，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表示严重抗议。但是，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这就更激起学生们的义愤，便决定一致罢学回国。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湘籍）、李达（湘籍）、龚德柏、王希天4人回到北京，曾和北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邓中夏（湘籍）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

得知留日学生的不幸遭遇，高君宇义愤填膺，明确表示决不容忍北洋军阀政府的卑鄙勾当，便串联北京各校和归国学生一致行动。他与北大学生中的爱国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到湖南会馆看望代表们，商讨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20日晚，他们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大会，并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21日上午，中国学生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性大请愿和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爆发了。北大、高师、工专、法专学生2000多人，在高君宇等人的组织下，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宣布并废除“军事协定”。虽然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学生们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这次运动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但它却推动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

大请愿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人，认识到要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便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爱国会（后来叫做学生救国会）。

为加强联系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在北大组织《国民》杂志社，高君宇是该社骨干成员，“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积极筹措资金，并“积极投入筹组《国民》的工作”。1919年1月，国民杂志社的机关刊物《国民》创刊。《国民》是强烈的战斗性刊物，它的内容，紧密配合着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反帝爱国斗争，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的同时，北大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新潮社，出版刊物《新潮》。高君宇担任该社职员，开始负责广告工作；后来在改选三届职员时，被推举为文牍干事。五四以前的《新潮》，对早期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和《国民》杂志一样，对广大觉悟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五三会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翌日，身为总统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他就是后来民国著名才女林徽因之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再次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民众闻讯十分震惊，纷纷表示要誓死力争，救国图存。

当天，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便在北大西斋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行动；并决定5月3日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约请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会后，高君宇更是奔走呼号，积极串联，同时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将李大钊发表的《五一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口号向各校做了宣传。

5月3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被拒绝的消息，在北京报纸上正式发表。全市爱国学生群情激愤。夜晚，北大三院礼堂内外，人山人海，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同学们在会上争相讲演，声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会议气氛严肃悲壮。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开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以示斗争之决心。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作出如下决定：联合北京各校学生，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通电全国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了。但大家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忙碌着做各种准备工作。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标语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做旗帜用。高君宇和大家一样，彻夜未眠，紧张忙碌着，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天安门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先锋

4日上午8时许，北大等13所大专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商议天安门游行具体事项。当学生队伍正在集合时，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次长慌张跑来，不准他们去游行。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10余人和他展开了辩论，使这位次长瞠目结舌，无言答对。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向天安门广场。

当学生队伍正在天安门集合时，那位曾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教育部次长又跟踪而来，他蛮横地说：“我承教育部命令来此，请大家从速解散，有事可推出代表办理。”学生们拒绝了这一无理的干涉，齐声高呼：“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这位次长毫无办法，急匆匆地溜走了。

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宣读了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一说是罗家伦）负责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揭示了日、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人们要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奋救”；并表示对卖国贼要诉诸武力，“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高君宇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后，高君宇带头参加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保卫主权”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直奔各国使馆所在地东郊民巷。当队伍行至东郊民巷西口时，遭到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的阻拦。这进一步激怒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于是游行队伍像滚滚怒潮，涌向东城赵家楼的卖国贼曹汝霖住宅。

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北京高师的匡互生打开大门，大家如潮水一般一拥而入，把曹宅的什物尽行捣毁。觅曹不着，却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卖国贼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在曹汝霖卧室里点燃绿色的罗纱帐，顿时火起，烈焰冲天。

火起之后约半个小时，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当场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教育部也给北大发出训令，要求“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

压迫愈强，反抗愈烈。5月5日，北大学生约同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开始同盟罢课，齐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开释被捕同学。高君宇也协助李大钊多方奔走。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重压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反动政府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全校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举行欢迎大会。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欧击曹、章，首当其冲，奔走呼号”，“遂因积劳过度，而患呕血者二次。”

烽火中诞生的北京学联领导人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都组织起来，5月6日，领导全市学运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马神庙北大第二院，北大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学联章程中规定，有关各校全体的工作，“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高君宇毅然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和邓中夏是组织中仅有的2名北大代表。

学联会成立后，大力加强了对爱国斗争的领导。5月18日，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运动，并派北大学生黄日葵等4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联系，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据许德珩后来回忆说，对于这一串联活动，高君宇“坚决支持”。

5月中旬，高君宇还和邓中夏以北京市学联代表的身份赴太原、长沙，亲自指导当地的学生运动。高君宇通过与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人密切联系，向太原学生写信、寄书，热情指导省立一中的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大中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开展示威游行，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6月11日，陈独秀采取了大胆的革命行动，到北京前门外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革命传单，却被混杂在人群中的侦缉队便衣侦探发现，当场被捕。他的被捕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立即奔走相救，并组织北京市学联、北大爱国师生、社会各界名流通电全国，谴责反动政府。经过全国舆论的抗议和各界人士的设法营救，此年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获释出狱。陈独秀的被捕和营救，给曲折发展的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新的波澜。

北京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高君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思想日益成熟，更加坚定了其共产主义信念。

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同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这一组织，并于次年3月当选为文牍干事。后来，他又和邓中夏确定“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的活动方针，开始与工农结合的尝试。他们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姻》作为演讲题目，进行了多次讲演。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直到翌年11月17日，才以高君宇等19人的名义发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

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纪念国际劳动节。高君宇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劳动纪念号上，分别发表题为《山西劳动状况》、《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两篇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要革命必须破坏政权”，“必先获取政权”。

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在共产党小组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高君宇等40多人成为首批青年团团员，高君宇还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当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又从青年团的先进分子中吸收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梅羹等人为党员，一时共产党员达到11人。

随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相约建党，曾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并当选为北京书记的高君宇，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首批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党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出版杂志《劳动者》。党支部还派高君宇、邓中夏等人深入工人，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他还被派往唐山、郑州、济南、太原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和帮助建党。1921年，他在太原组织成立太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建立晋华书社，传售马克思主义书刊。他是北方尤其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作为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一直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北大学生中的重要骨干。因此，《北京大学校史》把高君宇同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等人列为五四时期北大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

感情：陶然亭畔听悲歌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当时还在北大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正在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著名民国晋籍才女、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上学的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山西平定人，中国现代女作家，诸多体裁都曾驾驭过，而最成功还在散文，风格清新隽永，亡后辑有《涛语》、《偶然草》等文集）和朋友走了过来，她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

山西会馆的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论起来，石评梅的父亲还曾是高君宇的老师）。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谈心（该亭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一直便是仁人志士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革命先驱，曾多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他们在交谈中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

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任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了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也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不过，高君宇却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

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1923年夏天，石评梅顺利完成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后，受聘于母校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自己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

石评梅虽然也深爱高君宇，却因曾与某吴姓已婚男子的一段初恋遭到失败，准备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且尊重高君宇老家的妻子，不忍“侵犯别人的利益”。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对自己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真诚地写到：“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君宇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准备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一年5月，发生了腊库胡同16号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尽快离开北京。然而这一别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石评梅非常担心高君宇的安全。

此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

这时，石评梅的生日也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附在书信中，寄给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火热的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此刻，石评梅才真正地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石评梅戴上了那枚具有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着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并“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1924年，高君宇终于趁回家乡革命之机，与妻子协商离婚，获得了自由之身。然而，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了。不久，高君宇住进当时北京的德国协和医院。不幸的是，刚刚出院不久的高君宇，又患上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手术后突发大出血，高君宇于1925年3月6日凌晨去世，时年仅29岁。

高君宇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对石评梅的的思想和情感是个很大的冲击。她痛悔交加，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优柔寡断，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而铸成终生的遗憾。

于是，石评梅在孤寂凄苦中，每逢周末即风雨无阻，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去哭诉。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高君宇，她欠他的太多了。从此以后，在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吊，悲悼泣诉，以泪浇灌。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

石评梅责问自己，高君那“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她觉悟了“从前太认真人生的错误”，同时忏悔自己“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这些篇章、这些句子，至情至真，确实能催人泪下。

这是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起永久勿忘的爱心。

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意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长期悲伤、憔悴的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年仅26岁亦早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两个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他们生前没有婚配，死后却能同葬一穴，总算是“得其所哉”！

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几度专程到陶然亭公园内的高君宇墓前凭吊。1965年，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畔的高、石墓碑，特别强调要保留之；并回忆起他俩圣洁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感叹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颖超也曾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名家小传】

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今山西娄烦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还是好友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红娘”。

1912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翌年参加蔡元培倡导发起的进德会。1918年发起组织爱国会（后叫学生救国会）。1919年转入北大地质系本科。同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主要学生领袖之一。曾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先后到天津、山西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同年10月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乡村、工厂，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次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小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事实际活动。11月与邓中夏等人在北大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首任书记。1921年3月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4月奉命到山西太原，帮助、指导建团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以后出刊的《政治生活》编辑。1922年8月与蔡和森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后奉派回山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7月在广州参加沙面洋务工人进行的反帝斗争。后曾受党的委托，帮助孙中山工作。11月陪孙中山北上，到达北京后，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他被推选为大会代表。3月5日因病逝世。

董作宾与北京大学：从小结缘，致力殷墟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右二）视察

未出国门便取得突出成就、腾声遐迩的学者，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亦不乏其人；但多属书香门第、家学深厚，自幼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为走向光辉顶点打下了坚实基础。

董作宾又与他们不同。他所走的，是勤奋自修的路。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董作宾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

从小就与古文字结缘

董作宾出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长春街（现为解放路）的一个小杂货店主家庭。6岁入私塾学习，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

当时与其父董士魁的小杂货店相邻的，是一个名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幼时的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热情指导，对篆刻和古文字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与他幼时对古文字及篆刻的爱好也有很大关系。

1908年，董作宾考入当地的高等小学堂，课余时常在长春街中段路东的一个文具店摆一个刻字摊。十几岁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亲，刻起字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没活干时，就读书练字。当地学生每次到文具店买毛笔时，都要在他的刻字摊上看一会儿，大都被他那种既热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动。

1911年到1914年间，正处在读书大好年华的董作宾，却因家境贫寒而被迫退学，帮助父亲在店铺里做事。这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小学馆，教街坊儿童读书识字来挣钱以补贴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购进了一批书籍，这给了他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他和几个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他与大家一起读书，共同钻研书法，使他的学识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当时董作宾和张嘉谋（字中孚，河南著名方志学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张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清末举人，是当地的高流名士，对董作宾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尤为关心，经常借书给他，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915年，在张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随张先生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后经张先生的指导考入河南育才馆学习。在开封育才馆学习时，他因学习书法，接触到甲骨文，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一书爱不释手。从此他结缘甲骨文，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旁听生到研究生

1921年冬，董作宾应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写得一手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期间，他又通过张先生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先生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在北大当旁听生期间，董作宾开始接触甲骨文方面的知识，曾用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

1923年，董作宾经过努力，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读研究生，师从大师王国维，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兼任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编辑。这个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2元，于是生活费有了保障。这期间他认真学习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参加故宫珍品的分类工作。1924年当助教，才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同事谈论研究甲骨文的计划，还打算到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

这当然还只是个计划。人的计划往往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对于一个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来说，限制更多。他不能扔下职业自行其是，否则生活陷入困境，志向更难实现。从商人之家走出来，有家庭之累的董作宾，深知这些。考古发掘之类，只是计划。直到1928年他34岁的时候，其学术精力大半用在歌谣、方言、民俗等方面，没写一篇有关甲骨文方面的文章。

1925年，董作宾从北大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

主持发掘安阳殷墟遗址

改变董作宾学术乃至生活道路的，是傅斯年。董作宾于1927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结识了傅斯年。董作宾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没有博士光环，但他那刻苦治学的态度，却深得傅斯年赏识。

1928年4月，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信给因母病返回乡里、在南阳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董作宾，聘他为通信员，调查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情形。

董作宾欣然受命，辗转来到安阳。他找到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张尚德、安阳尊古斋肆主王嘉瑞、花园庄私塾教师阎含声等人了解情况，又到洹水西岸小屯村进行实地踏勘。

此年夏天，董作宾来到殷墟遗址，目之所及，深感痛心。安阳小屯村的龟甲兽骨，是19世纪末农民在耕田时发现的，被药材商人当作“龙骨”廉价收买。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得识甲骨价值，多方搜求。其后，一些学者也表示了很大兴趣。到20世纪20年代，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古董商、药材商也广肆收购，获取暴利。20多年间，小屯村挖掘、偷盗成风，掠夺性的挖掘、抢购，使得殷墟古物遭到严重破坏。

董作宾来到小屯村的时候，大批的甲骨器物已被抢走，挖掘高潮已经过去。殷墟遗址的残坑破洞，一片狼藉。残破的甲骨碎片和古器物散落在地上，随处可见。董作宾忧心忡忡，他详细勘察殷墟遗址，访问当地村民，了解挖掘和甲骨的出土情况。他感到，殷墟甲骨虽遭破坏，但仍有发掘的必要。于是，他撰写《洛阳石经殷墟甲骨调整报告暨发掘计划书》，详述考察见闻，提出发掘计划，呈交傅斯年。

报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视。此年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编辑员，主持试掘小屯遗址。试掘工作从10月13日开始，到31日结束，十几天的发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龟甲和古器物。董作宾非常高兴，用近1个月的时间，撰写发掘报告，摹写出土的甲骨文字，并就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报告证实了调查的推想，为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依据。从此，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连在了一起。

殷墟发掘第一人

在20世纪初期，与国学大家罗振玉共同着手研究甲骨文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近代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王国维先生。年轻而才华横溢的王国维，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甲骨文中真的记录了商王朝的某些信息，那么自己通过破解甲骨文就应该可以反观历史文献的可信度。1917年，王国维发表第一篇甲骨文研究的科学论文《殷先公先王考》，传说中的商王朝终于成了信史。

1928年，当时全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便以关注甲骨文为首要大事。

此年8月，傅斯年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前往安阳进行调查，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这个年轻人便是董作宾，他曾在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甲骨文大师王国维。他为人聪明灵活、勤奋好学，几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成长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

8月12日，董作宾独身一人来到安阳实地考察。经过明察暗访，他确定小屯村这片古老的地层下面仍然埋藏着数量不明的甲骨，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同时董作宾认为，小屯村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

在得到董作宾的详细汇报后，傅斯年当即同意发掘安阳小屯村，寻找甲骨文。安阳小屯村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这次行动也预示着中国科学考古时代的来临。

10月13日，以董作宾、郭宝钧等人组成的发掘团，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科学田野考古挖掘。发掘结束时，一共发现带字甲骨800多片，还有不少骨器、玉石器、铜器等文物。这在当时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抗战前，就流传着“甲骨四堂”的说法。所谓“四堂”，即4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的名号——“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董作宾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5年，傅斯年在董著《殷历谱》“序言”中说：“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彦堂之每进一步。”董作宾的每一项研究，都有力地推动着甲骨学的发展。世所公认，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堪称大师的学者，大都先出国留学，接受了现代教育，掌握了现代知识、理论和治学方法，后回国从事某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董作宾与他们不同，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后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

【名家小传】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又作雁堂，河南南阳人。

1917年，董作宾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甲骨文。1922年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暇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翌年入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担任《民国周刊》编辑。1924年冬参加故宫收藏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1925年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南阳中学。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到北京，汇报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院长蔡元培的重视。几天后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这就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

他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民国37年（1948）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回国，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在台北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1950年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同年12月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年8月，应香港大学之请赴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次年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智学院历史教授。此间完成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1957年冬，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中国上古史年代》。1958年秋回台湾大学任职。

其主要著作有：《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

程千帆在金大附中、金陵大学：己是学士，妻是硕士

诸位先生各有专长，程千帆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王晓湘请教过诗词。汪辟疆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程千帆便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金大附中

1928年秋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程千帆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自汉口负箧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中三年级的插班生，开始接受8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程千帆在金大附中学习了4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他后来很怀念在中学时代给他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江苏泰州的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浙江余姚的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学生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程千帆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程千帆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他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他难以忘怀的。

在金大附中学习的4年中，程千帆多方面接触了现代科学。上高中时，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王实铭。在王先生的循循善诱下，程千帆竟对化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成绩也极好。因此在升入金陵大学时，程千帆准备读化学系。

但当他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100多块钱。而程千帆的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只得望门却步。后来他选择了学费只要化学系一半的中文系。但即便如此，他当时也无法拿出学费。于是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去校长家，经校长同意签字担保，学费缓半年再交。回来时，他高兴地一路飞驰，不小心摔下车来，鼻子旁磕了一个不浅的洞。

金大中文系

中国文学系是金陵大学文学院的主要系科之一，早在金大成立之初就已设立，是金大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系科之一。最初由著名国学研究家胡小石担任系主任，后因胡小石兼任中央大学教授，系务遂由张守义代理，1931年又聘请刘继宣继任主任。1940年春，刘继宣因受聘他校，遂由朱锦江代理系务。同年夏，由佘贤勋任主任。1941年9月佘贤勋在任上去世，系务由刘院长兼代。1942年秋聘高文先生为系主任。

金大中文系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置合理，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的教学体系。中文系注重培养学生系统的国学知识，使学生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过去一年级没有统一的国文教材，只是由教育部拟定篇目交由各校使用；金大中文系遂根据这一教材，参酌甄选，加以变更，选录文字流畅、思想纯正、切合现实、内容具体的篇目，编成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本，共分3卷计85篇。该书是中文系丛书第一种，它为中国文学教学走向系统化奠定了教材基础。

中文系二年级同学开设有“文学概论”、“中国学术概论”、“国文教学法”、“文学史”、“目录学”等基础课程，进而又设有“文字学大纲”、“经学通论与经学历史”、“音韵学”、“训诂学”、“诗学声律”、“词学通论”、“曲学概论及曲史”、“各体文选”等国学基本课程。同时结合本系教师自身研究方向与特长，开设各种专门研究课程，如“专经研究”、“甲骨文”、“屈原赋”、“群经选读”、“唐诗选”、“宋诗选”等课程，培养学生运用国学基本知识解读历代诗文经书的能力。

金大中文系虽然重视国学研究，但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也相当关注，开设有“文艺批评”、“现代文艺”等新课程，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除完成毕业论文之外，还专门开设“公文程式”、“高等作文”，为学生走向社会工作奠定写作基础。

1934年，鉴于社会上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声浪澎湃，华东基督教会希望金陵大学能致力于中国文史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同时，金大文科毕业生数十人也联名提出此类请求。文学院遂成立国学研究班，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者入学，学制2年，聘请著名国学家胡小石、胡翔冬、黄季刚、吴梅等为指导教师。

这些名师要求严格，教学一丝不苟，从《黄季刚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来看，国学研究课程设置涉及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诗学及词学等，加强了学生国学研究的基本功训练。刘继宣《黄季刚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程提要跋》，载于《金陵大学校刊专号》1935年11月4日。而且，与一般本科教学不同，国学研究班的教学更注重专、精、深，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由于国学研究班是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因此，所设课程由中文系教师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开设，并注重培养学生考证、辨伪的综合研究能力，体现出中文系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共有的研究风格，即融经学、史学（包括考古学）与小学（包括汉字形体、音韵、训诂三端）于一炉，以推求究竟，确凿可信。所开课程包括：古文字学如“商周书征文”、“甲骨文例”、“钟鼎释文名著选”、“说文篡例”、“古文字学整理”等，考古学如“程瑶田考古学”等，诸子之学如“老子”、“庄子”等。此外还有词章之学如“乐章词释”、“七绝诗论”等。史学研究方面，则开设“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等。

国学研究班教学最具金大特色的，是胡小石教授开设了“中国书学史”课程。这是在大学开设书法史的首创，也是当时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该课程将书法与经学、小学、史学、诗学一样列为国学研究项目，并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实用书写技能训练，忽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状况。胡小石这一创举，为中国书法教育及研究走向理论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础。

国学研究班学生除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独立研究，学生各人确定研究专题，导师给予指导。学生所定专题，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皆有，研究成果分小学、史学、文学，并汇编成册。该研究班举办2期，毕业生有30人。

由于该研究班由国学名家指导，毕业生中不少人卓有成就。如古典词学家沈祖棻、语言学家殷孟伦、博物馆学家曾昭遹等，都是该班毕业生。由此，该研究班在学术界赢得了良好声誉，开创了中国东南部各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先河。

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云集了一批国学大师，并从其他大学聘请名师来兼课，这使金大国学教学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程千帆回忆：“我师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他还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

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2个星期、经济学2个星期、法律学2个星期、人类学2个星期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

正是在这些名师的共同努力下，金大中国文学系在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几位受业恩师

黄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十分严厉，而学生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

1927年以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之时，学生便猜测黄老师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程千帆在他的回忆录《桑榆忆往》里记载，听古文字大师黄侃的课，黄侃先生的性格暴躁、狂放不羁是人所共知的。他讲的最后一堂课是《诗经》，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方案，兴之所致，随意发挥。对此，初学者往往不着边际，但入其门者则觉得深受教益。程千帆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对于黄侃先生的课，他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胡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然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程千帆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与同学们到胡小石先生家里去请教。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学生的请求，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大家。这种精神，使程千帆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二北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程千帆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程千帆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程千帆在陈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1936年，程千帆从金陵大学毕业之后，即去金陵中学教书。临行前，他去请刘国钧先生赠言。刘先生说：“只告诉你一条——你肯定会有讲错的地方。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告诉学生，说‘我讲错了’。”这句话，此后一直成为程千帆为人师表的“座右铭”。

去中央大学旁听

诸位先生各有专长，程千帆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

程千帆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他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旁听的。他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他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该生的宿舍里，费用也不交，就这样读4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与情况，以前旧社会中就可以产生。

但是金陵大学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整个的对待学问的态度。教会学校的那种严格，对程千帆大有益处。

艰难中念完大学

程千帆回忆：“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

“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5毛钱一千字，1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3块钱一千字的文章，4千字发表了，12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6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8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1个月有个5－6块钱，最好有个10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

原来，当时他父亲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难以支撑他在学业上的开销。所以他就写小说向各种地方投稿。后来，他写的小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

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程千帆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400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是被金大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

那个时候，程千帆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并准备结婚。沈祖棻是研究所毕业，而程千帆是大学毕业。他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就是到燕京大学去，那边有个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先生那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

他们审查了程千帆的作业，说他的英语不行，过来补1年英语，第二年录取。当然他们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先生、洪业先生，还有陆侃如先生等。当时，程千帆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自己给黄季刚先生、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程千帆也很少同人家讲起。大概是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吧。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

大学毕业论文

程千帆回忆：“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2篇，不是1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

“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3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而《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7卷压缩为1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

“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

“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冬天。

“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规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1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名家小传】

程千帆（1913—2000），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其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生于长沙清福巷。著名文史学者。

程千帆小时家境比较贫寒，但有丰厚的文学传统，十二三岁即通声律。1923年左右，因军阀混战，长沙不易谋生，举家迁居湖北武汉。在武汉5年中，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小和汉口振华中学。

1928年秋天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中初中三年级。4年后，1932年8月升入金陵大学。受业于黄侃、吴梅、陈恭禄、虎臣、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刘确杲（继宣）、胡翔冬（俊）、汪辟疆、商承祚、林公铎（损）、汪旭初（东）、王晓湘（易）、陈登原、王绳祖诸师。

1936年金大中文系毕业，至四川重庆西康建设厅任科员。1940年2月在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师。次年8月任乐山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1942年8月任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翌年8月任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金大副教授。1945年8月起在武大中文系工作，曾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8月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程千帆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1958年被迫中断学术研究20年后，他又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短短10多年中，出版10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包括《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古诗精选》、《读宋诗随笔》等，都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往事白描，诸师速写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某次胡适之先生讲课，提到某一种古代的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北大的课堂与学风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大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时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并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北大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先生讲古诗，蔡邕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问道：“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另一次是胡适之先生讲课，提到某一种古代的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

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的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

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67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9折，记入学分册，评67分，9折得60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60，打折扣，自然不及格。

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60。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9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9折，所以不打折。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而告终。

老北大还有“五公开”让人很是津津乐道：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在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偷听生之所以能天天进北大蹭课，与北大人的自由散漫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北大人的自由散漫，为偷听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中行先生后来回忆北大的学生生涯时提到，刚入学时首先感到奇怪的，就是同学之间的隔膜。“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十几个人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1个人。”还说北大惯例的是“不应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梁思成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起，在老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课讲得十分有趣，听讲的人也很多。有一年，讲完最后一讲，梁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无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教授这时才恍然大悟地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梁教授大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众人报以微笑而散。由此也可见北大旁听之盛。

黄晦闻先生

1935年初，张中行还没离开北大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64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张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张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行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他旧学很精，在北大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张中行听过2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张清楚记得是讲《海上》4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大家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

这中间还出现过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

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了。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就去世了。

马幼渔先生

上世纪30年代初，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马幼渔先生是系主任。张中行听过他1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

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大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

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还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大政治系；张中行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其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被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1933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之显位兼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到30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迁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便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其时张中行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因为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去坐坐。他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他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张中行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大家把他的宽厚看作了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

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个年轻人报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大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张中行等人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吗？”为安慰老人，大家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

他们确是有个忧，因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坚挺到1944年之尾或下年之初，张中行有些日子没去了，忽然传来消息，说马先生得病，很快就会作古。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到来，可7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去世了。

熊十力先生

张中行最初见到熊先生，是在30年代初期。他在北大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张中行去旁听过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40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大红楼后面。张中行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

熊十力先生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竟反班定远（超）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

对于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张中行非常钦佩。但他也指出熊先生论学过于认真，容易走极端的一面。熊先生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

40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30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言”。

马叙伦先生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比鲁迅先生小3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60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70年代逝世。

30年代初张中行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1年的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给张中行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

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似乎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张中行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他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张中行认为，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论人品、学识，马先生有不少方面是令人难及的。

章太炎先生

提起章太炎先生，张中行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在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张中行的老师的老师。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对于太炎先生的为人，张中行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犟。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犟，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只是小疵。

对于太炎先生，张中行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1932年，太炎先生来北京，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张中行并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

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张中行也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

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了起来。他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着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的。

【名家小传】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

1930—193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大任教。1949年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等；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代表作有《顺生论》，此书由很多短小的文章组成，内容深刻，文笔优雅，充满哲理。

张先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常年寓居于燕园的女儿家里。一生清贫，86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

季羡林在山大附中、清华大学：校长奖字，教授请客

季羡林说，陈寅恪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

就读山大附中

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康庄镇（今已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均为农民。叔季嗣诚，在省城济南工作。他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

1926年季羡林从正谊中学毕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还有国文教师王昆玉、英文教师尤桐，伦理教师鞠思敏（正谊中学校长兼）、完颜祥卿（一中校长兼）等，都水平甚高。还有教经书的前“大清国”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四书五经连注都背诵如流。

有这样一批阵容整齐的好老师，再加上周围环境优美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季羡林到了山大附中，才真正学会了用功。他后来回忆说：“我有意识地真正用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山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王昆玉，是一位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的老师。他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当时已经出版过自己的文集。他给学生出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写作文都要用文言文，而且尽量模仿桐城派的格调。季羡林的作文写好以后，意外地得到了王昆玉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大的鼓励。蕴藏已久的求知欲得到了强烈的刺激，在国文方面的天赋才得以充分发挥。

在王昆玉老师的影响下，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收集到了不少古文的代表作，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等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集，都开始认真阅读。在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以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对于古诗文的不同风格，如《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章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等，他都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从这些名作佳篇中汲取的营养，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后来，他又开始喜欢抒情散文，而且也写了不少，因此中学同学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

在山大附中第一学期，他的考试成绩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95分。山东大学校长、清末状元王寿彭答应，要亲笔写一副对联和扇子面奖励给他。到1927年5月，季羡林连续两个学期甲等第一名的地位已经确定，于是王寿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给这位16岁的少年题字。王寿彭给季羡林题写的对联，上联是：才华舒展临风锦；下联是：意气昂藏出岫云；题头是：羡林老弟雅（察）。

王寿彭还给季羡林写了一个扇子面，把清代诗人厉鹗的一首诗恭录在上面赠给他：

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

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

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消除。

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剪蔬。

在扇面末端，王寿彭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

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却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从此，他更加有意识地努力学习。结果，他在山大附中学习期间，2年4个学期都保持了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四连冠”。

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

1930年，当时山东唯一的高中——省立济南高中（即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生80余人，来北平赶考。季羡林回忆：“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最后，几乎都名落孙山。到了穷途末日，朝阳大学，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又招考了一次，一网打尽，都录取了。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

他认为，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而北大则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

最后，出乎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当时他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他们都打蒙了。季羡林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他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能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3人榜上有名，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回忆陈寅恪先生

谈到大师陈寅恪先生时，季羡林说，陈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

季羡林认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一个是“硬骨头”。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与“硬骨头”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季羡林说：“我讲寅恪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

据季羡林回忆：他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他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季羡林还同一群学生去旁听过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季羡林他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的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40多年以后，季羡林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他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季羡林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

陈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是引导学生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大家引上阳关大道。

季羡林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回忆朱光潜先生

季羡林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从而如愿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然而他后来回想起来，却认为他从这些课程中并没有很大的收获。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人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而给他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时，20岁上下。朱光潜先生当时是北大教授，在清华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1年。当时他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他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人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让人听起来津津有味的。

季羡林觉得，朱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季羡林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就成为他的乐趣了。

朱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季羡林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一直到老仍然记忆不忘。

回忆吴宓先生

季羡林回忆说，吴宓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可敬的人。他是一个在旧社会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听过吴宓先生的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12首《空轩》就是其中之一。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而又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为忤。

他的旧诗的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季羡林说，吴宓先生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若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忌妒。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恪先生。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等几个喜欢舞笔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给副刊写点书评一类的短文，因而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他邀请到工字厅的教授们的西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名家小传】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今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散文家。

1926年季羡林到山东大学附中学习，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首任系主任。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的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外宣传、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季羡林于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并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季羡林始终将学术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他在德国留学时，正值二战期间，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背景下专心研究；在“文革”十年中，他历经磨难，偷偷翻译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篇幅宏大的《罗摩衍那》；他还研究、翻译了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年逾八旬后，他开始撰写80万字的学术巨著《糖史》，并出版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多部散文著作。

季羡林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散文、序跋等，以及多个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他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长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通晓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王锺翰在燕京大学：学史抗日，斗酒抗日

王锺翰严谨的治学之风，其实早在问学燕园时就已形成。他在本科毕业时，为完成论文《清三通之研究》，遍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馆藏典籍、私家文集、著述，首次为“清三通”纂修进程勾勒出了大致轮廓；读研究生时，他决心“从实处做学问”，选择清朝各部署律例作为研究对象。为收集研究资料，他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并编纂出《清律纂修奏疏辑录》一书。

多年后，在回忆起这场艰难的“战役”时，王锺翰感叹：“当时我真是穷日夜之精力，进行各类则例的摘录、分类、排比和取舍、提要，眠食俱废，心想，即使3年研究生期间不够，再延长到4年、5年，总能毕其功吧。”

燕京大学里的穷学生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后迁到北京西郊（今北大所在地），校长由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经过惨淡经营，燕大声望日隆，跻身于当时一流大学之列。1934年，王锺翰从长沙雅礼中学考入燕大，从这里开始他毕生从事的历史学学习和研究，那年他21岁。

王锺翰在燕大求学期间是个穷学生，当时北大的学生大多是穿着蓝布大褂的朴素学生，而燕大里却有很多富家子弟，非常阔气。曾经有个从上海考来的女学生，到燕大报到时竟带来两只大皮箱。大家以为箱子里可能装了许多书，或者是衣服之类。结果后来听说，这两个大皮箱里装的竟然都是皮鞋！这个女生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之女。那时有个男同学追求她，每星期都请她到校园里的“常三饭铺”吃饭。饭铺老板允许该生赊账，这个男同学欠了许多钱，临毕业前就想偷偷逃掉。一次，他假装在洗澡房里洗澡，想趁机从窗户跳出逃走。结果没想到常三就蹲在窗户外面，把他逮了个正着。

从1934年到1937年的几年时间，王锺翰主要靠雅礼中学的奖学金和在燕大的勤工助学所得来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燕大里也有像他一样的穷学生，因为志趣不同，平时绝不与富家子弟混在一起。

王锺翰一生身体都非常健康，这主要得益于对体育的热爱，而这种爱好正是在童年生活中逐渐养成的。

王锺翰说：“我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一个农耕家庭，是兄弟姐妹9人中最淘气的‘小尾巴’，大家都叫我‘满老九’。小时候经常跟着长我六七岁的放牛娃外出，沐浴烈日寒雨，承受了至少五六年大自然的磨炼，使我从小练就了能吃苦耐劳的好身体，直至70岁，我从未进过医院看病。”

进入燕大以后，天性好动的王锺翰有了更好的运动环境。在未名湖畔，天天都能看到青年王锺翰晨跑的身影。夏天，他还会到颐和园的昆明湖里去游泳，一口气可以从排云殿到龙王庙打四五个来回。如此好的身体素质，让同学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运动健将，于是怂恿他参加学校运动会。由于没有得到过正规训练，他对起跑、冲刺以及各种标准泳姿掌握得并不好，竞技成绩当然没有预期的理想。

“让大家失望啦，”谈及这些，王锺翰的口气里多少有些遗憾；可很快，他话锋一转，“侯仁之是我的师哥，当时在学校里，他跑步很厉害，曾经获得过全北京市的第一名。可是现在，”王老流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调皮神情，“他和我一样，只能一步一步挪啦。”

崇敬的几位师长

在燕大求学期间，王锺翰有幸遇见了对他一生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位先生。刚进入燕大时，系里师生加起来才二三十人，虽是小系，却颇有名气。因为这里有洪煨莲、邓之诚、顾颉刚等教授，都是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

洪煨莲先生属于另一派学者。据王锺翰回忆：煨莲师谱名正继，又名业，煨莲乃留美时自取之名。其祖籍福建闽侯，为当地望族，其父长期宦游在外，曾任知县。煨莲师幼承庭训，熟读经史；继而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历时5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燕大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唯以中国史学之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为平生所愿。其具体作法是：首先要建立历史学科的学科规范，并推进科学研究方法之形成；其二是用现代方法编纂引得即索引，形成大型系列工具书，以便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重新分类排列，以资利用；其三是要发现和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史学家。

众所周知，历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研究方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中国史学，在理论框架、学科规范、研究法则等诸多方面显得模糊不清，随意性、主观性有余，严肃性、客观性不足。虽然像清朝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带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也只是在微观角度上于不自觉之中与现代科学研究方式有类似之处而已。从广义上讲，将中国传统史学定义为史料学亦不为过。

洪先生于此状况深引为痛，决心予以更张。煨莲师在攻读研究生时，即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式学术训练。他推崇洛克维尔教授所提倡的史学研究法，并将其归纳为5个“w”的方法。简要言之，史学研究无非是搞清历史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和过程等5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亦可称为“五w”研究法。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皆须沿上述5条线索去追查，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寥寥数语，便揭开了传统史学的神秘面纱，变歧途亡羊为曲径通幽。

接下来便是成立引得编纂处，筹措专项经费，延聘专门人才；针对中国传统检字法繁琐、互歧的现状，于1930年创立“中国字庋撷法”，并先后编辑、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巨册。在此过程中，编纂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编纂程序，即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标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因程序严密，故而使得如此繁杂的工作忙而不乱，井井有条。

最后便是发现并培养一批新型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锺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的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的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

同时，煨莲师认为，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否则，作茧自缚，闭门造车，终究难成大事。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使推荐众弟子先后赴哈佛大学深造成为制度，让他们有机会开阔思路、获取新知。众弟子亦不负师恩，皆刻苦自励；学成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多有建树，成为当代史家阵营中璀璨的群星。就此可以想见，煨莲师虽年方而立，却胸怀宽阔，抱负非凡，立志高远，大有“学术战略家”的气度。

王锺翰又回忆道：“煨莲师乃当时新派人物，身材颀长，风度潇洒；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口衔烟斗，不怒而威。每当初次与某学生谈话，必先英语，语速极快；继而国语，引经据典。辄致闻者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应对。其实，待熟悉之后，便可体会到煨莲师极其平易近人。我因选煨莲师以英文所授诸课程，被其才学所折服。继而出入其门，得教诲尤多。煨莲师亦视我为可造之才，因而垂爱有加。我史学之根柢虽承之于文如师（即邓之诚）；而真正走上清史研究之路，却是受煨莲师指导。本人之处女作《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即是由煨莲师提供史料、启发思路，甚至题目亦是煨莲师所出。待完成后，又推荐至《大公报》，终使拙文得以发表。这对我建立起研究清史之信心与兴趣，影响极大。”

王锺翰回忆说，1935年秋他升入大学二年级，选修了洪煨莲先生的“历史研究法”和“远东史”两门课。洪先生身材颀长，风度翩翩，讲课时一面吸着烟斗，一面侃侃而谈，听他的课就如同欣赏一位艺术大师的表演。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燕大因此停课2月。在1936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堂“历史研究法”课堂上，王锺翰的心灵经受了一次空前的震动。

记得当时上课铃声响过了几分钟后，洪先生才匆匆走进课堂。他一下子坐在讲桌上，拼命吸着烟斗，一言不发。突然，洪先生拍案而起，愤然说道：“同学们，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读书人要用笔杆子和日本人一争高下！日本人狂得很，说世界汉学的中心从来就不在中国，先是在英国，后来在法国，现在是在日本。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听到这些，学生们才明白，在先生那么潇洒的风度下，竟然蕴藏着如此炽烈的爱国情感。同学们也都愤然不已，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来报效国家。这是王锺翰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堂课。

邓之诚先生乃中国现代史坛令人景仰的大师，以家世显赫、天资绝伦、功力深厚、志趣古雅、气节高尚，堪称一代奇人。他虽文弱书生，然侠肝义但，豪迈不羁。咸有济世之心，抱凌云之志。后来退出政坛，专志于学术。先后受聘于北大与燕大，任历史系教授。其时虽年方不惑，却颇显老成，终年着一袭蓝布长衫，手执黎杖，不苟言笑。学生皆呼之“邓老头”，邓之诚先生亦欣然领受。唯授课之时，从不用讲稿，或慷慨陈词，如数家珍；或奋笔疾书，字有法度。众学生心悦诚服，以听其授课、睹其风采为莫大享受。

王锺翰对邓之诚先生的才学、人品心悦诚服，故而望门投止。邓之诚亦激赏王先生的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邓之诚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王锺翰则刻意模仿邓之诚的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邓之诚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

王锺翰后来回忆说：“文如师时常训诫：‘做人之道首要在诚实，任何情况下皆应讲实话，做学问亦复如此。’我讨教做学问之门径，文如师嘱我：‘有两部书须反复研读，一曰《日知录》，一曰《资治通鉴》。这两部书读好了，你会终生受益。’我当时尚不明此言之道理，久之方悟出个中奥妙。两书共同之处有二：一是经世致用，一是治学严谨。而这两种精神，正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华。于是我便将其作为日后治学之圭臬。文如师嘱我要‘惜墨如金’，方谓自重。我铭记于心。进而仿文如师风格，以文言写作论文。先生稍加润色，虽不敢自夸洗练，但总求字斟句酌，不坠空谈，颇得读者谬爱。饮水思源，皆文如师教诲之功也。”程门立雪之敬、桃李报春之真情溢于言表。

邓之诚在燕大担任“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史”几门课程。第一年，王锺翰主修了邓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但只是在课堂上听讲，并没有获得当面向邓先生问学的机会。后来因为一位湖南老乡的引荐，他才得以上门拜谒仰慕已久的邓先生。邓先生很郑重地告诫他，做人首先要诚实，做学问亦是如此。在王锺翰从事历史学研究的60多年里，他越来越体会到了邓先生的苦心。

王锺翰后来回忆说，他所崇敬的各位师长和学者，尽管他们学问各有专攻、生活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支配他们的学术探索，这种感召力也影响了他。

“饮酒败倭寇”

王锺翰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

1937年，王锺翰还是燕大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给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

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事。

一次，华田要与燕大教职员工斗酒。王锺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10瓶啤酒过后，华田已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锺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一家报纸以“王锺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谈及70年前这件往事，王锺翰绘声绘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在学校读书，不能拿枪打仗，内心很沮丧。有机会煞一煞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虽然行为近乎滑稽，但到底一吐多年心中郁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十几辆卡车开进燕大，抓走了许多抗日学生。可是一连两次也没抓我，不知道是不是华田不好意思再见我了。”

王锺翰用玩笑的口气，轻松地讲述着过去，如同与己无关的故事。但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听者，都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

“平日里我虽好酒，但很少与人拼斗，因为牛饮斗酒乃野人所为，自为儒雅长者不取。”这是王锺翰一直保持的原则——喝酒要有度，不能当酒徒。这种良好的酒德，得益于他在燕大的几位恩师。“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去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锺翰最听邓之诚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1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诉我，在外面喝酒要有度。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其他只字不提。”从那以后，王锺翰同样嗜酒，但是再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生活。

揭开清史的面纱

王锺翰以治清史名世。他24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1937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

他回忆说：“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我的老师洪业先生看了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洪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辨别’。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晓岚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多达100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给《大公报》发表。我记得稿费是27元，算是很高了。我很高兴，就请同学吃一顿。后来，我把文章拿给另一位老师邓之诚看，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

王锺翰选择清史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那时我正读高中，‘九一八’事变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再也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听讲了，很想学古人投笔从戎，但无人引荐，终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后来我决心研究清史，与此时的思想不无关系。”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一派人为给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这就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要加强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就是从那时开始，王锺翰与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王锺翰的清史研究始于燕大。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名师，并形成不囿于成说、在史料基础上不断出新，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读研究生一年级时，由于抗战形势多变，洪业先生担心王锺翰的学业会被战乱所耽搁，建议他尽早完成毕业论文。王锺翰只好将论文内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日夜伏案，终于提前1年赶制了一篇10余万字的论文，但自觉不如意。在答辩会上，洪业先生和其他导师却赞叹不已：“单凭你搜罗的这两摞1米多高的新史料，已经足够获得学士学位了。”

【名家小传】

王锺翰（1913—2007），湖南省东安县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

1934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邓之诚、顾颉刚等，从此开始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深受洪煨莲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到北京来”这一口号的熏染和影响，开始自觉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历史，以恢复历史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其本科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研究生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就是出于爱国义愤和弘扬民族学术文化为己任而撰写的。1938年、1940年分别获得燕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

王锺翰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2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56年起在该校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系名誉主任、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兼职研究员至终。

王锺翰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主要论著有《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禛西征纪实》、《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以及论文集《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参与点校《清史稿》，独立点校《清史列传》，并对《满族简史》进行定稿通纂工作，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书。《满族简史》、《清史新考》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日本满州学协会个人著作成果优秀奖，《中国民族史》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别贡献证书，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奖，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同年获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年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

杨志玖在北京大学及其文科所：回回后裔，钟情元史

上世纪30年代，杨志玖在北京大学及其文科研究院史语所学习期间，深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考据学派的影响，他既注意继承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又尽量吸收西方近代的史学方法。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杨志玖形成了值得称道的治学方法和学风。

考中北大和清华

杨志玖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的一个回族家庭。杨志玖三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和比他大11岁的哥哥勉强维持着家庭的生计，生活每况愈下。杨志玖的青少年时期，便是在贫困和负债的光景下度过的。

7岁的时候，杨志玖进入一个半私塾半学堂的清真小学读书。由于他记忆力好，学习专心，成绩优异，很得老师的嘉许和邻里的夸奖。因此，杨家虽然穷，也愿意供他上学念书。而杨志玖也最爱念书。那时节，谋生很难，杨志玖的哥哥时常失业，杨志玖自己更是找不到出路，帮不了家里的忙，想想也只有读书一途能找条出路。但后来居然念到大学、研究生，还成了教授——这是他当初做梦也想不到的。

初中毕业后，杨志玖得到在家乡小学教书的工作。恰巧此时，有几位同学要上济南去考高中。家里人同意杨志玖陪他们一块去试试。但是没想到，同去投考的十几个人，只杨志玖一人考取了。这样，杨家只好让他再念3年。这时杨家生活更艰窘，负债更多了。好在当时县教育局对考取高中的学生有“贷金”，即补助费或助学金，每年60元，家中只要再补贴一二十元就够用了。

1934年夏天，杨志玖高中毕业。他决心找工作帮助家里。虽然家人也盼他能挣钱来养家还债，然而命运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高中毕业时，山东省教育厅举行全省高中毕业会考。教育厅对会考前10名发给奖金。杨志玖考取了第3名，应领奖金80元；同时大陆银行也颁发了奖金，大约与前数目差不多。

杨志玖从家乡周村到济南领取奖金时，他的同班好友陆衡文要到北平考大学，邀他同行。杨志玖因领到奖学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贸然与陆衡文一同到了北平。没想到，他竟一举考中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感慨地说：“青年人的想法太单纯、太欠考虑了。我没和家庭商量，没有尽到赡养家庭的责任，使我的母亲多受了几年折磨，实在不应该，于心有愧。”

回人当钟情元史

1934年来到北平后，杨志玖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但他最终选择了北大。他当初本来希望能进入英文系，由于北大教务处管分数的人把他英文的入学分数看错了，所以不能进英文系，只好改入史学系。不久，当文学院长胡适召集新生谈话并宣布入学分数时，杨志玖的总成绩是第二名，英文分数70分以上，完全可以入英文系。当时他完全可以向胡适先生提出转系，但一来杨志玖怕说话，尤其是和胡适这样的大人物；二来事先杨志玖的英文老师张友松先生曾对他说，学英文太空，不如学历史，所以也就没再提出转系。

杨志玖进北大史学系时，钱穆、胡适、姚从吾、郑天挺等大家都在北大任教，傅斯年、顾颉刚也常去讲课。由于杨志玖出生于回族家庭，他想研究回族史，并尽量找些有关的论文和书籍来看，如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英国传教士马歇尔的《清真教》以及张星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杨志玖随学校迁往云南，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称西南联合大学。杨志玖随校南迁后，先是在蒙自县的西南联大分校学习，1938年暑期毕业后才到达昆明。

1938年杨志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好，被学校推荐到当时也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作为院外研究生继续学习。这时杨志玖才选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回回人和回教在元朝最兴盛，有关材料也多。他首先研究《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以此作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写出了约25000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一文。对于这篇文章，杨志玖认为：“虽然很粗糙、类似史料长编，但它总算是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而成的，有些还有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年的写作实践，我才逐渐摸索到了点治学的门径。”

报考北大文科所

1939年5月，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所长由傅斯年兼任，副所长是史学教授郑天挺。设立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其中史学组的导师有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研究所最初是设立在昆明城内云南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后来因为敌机老是轰炸城区，就只好搬迁到了郊区龙泉村一座山下的某古寺庙旁，与中央史语所毗邻，是临时搭建的土房。在战乱中，中央史语所的研究员与北大文科所的教授们形同一家，也因此同步迁徙。当时环境艰苦，书也不多，但学生们能安心学习，怡然自乐。

北大文科所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招考入学，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据杨志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30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30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事后他对我说，你的英文程度还可以。新恢复的第一届研究生招收了10名。

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和招生，傅斯年事必躬亲，呕心沥血，几近焦头烂额。1940年8月14日，他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去信诉苦：“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10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

栗峰书院好读书

1940年底，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迁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李庄。刚恢复1年的北大文科所，因为导师分属西南联大和中研院史语所而分成两拨。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等留在昆明，马学良、任继愈、杨志玖等则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刚发出录取通知，一些前往昆明求学，一些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李庄是四川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两地都是25公里。叙府古称戎州，长江和大渡河、岷江在此交汇，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李庄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对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感佩不已，“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

1940年秋，先后迁至李庄的还有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了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外，中央博物院是唯一在镇的中央单位。北大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那里曾有座栗峰书院。李庄至今还有几位老人记得，当初板栗坳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的牌子，字是毛笔甲骨文。

历史学上大发现

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杨志玖师从姚从吾、向达二位教授，专攻元史和中西交通史，并接受陈寅恪、罗常培、汤用彤诸先生的指导。这一时期，杨志玖在学术上已开始显露头角。

杨志玖入学后，本打算以入所前所写的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正，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但在确定论文题目时，导师姚从吾不同意杨的计划，他认为，“纂述”和“心得”不同，杨原来的论文只能说是纂述，尚不能说是确有心得。姚先生指导杨应从元代回回人的特点及其得到蒙古帝王信任的原因方面选题作文。在姚先生的启迪下，杨把论文题目改为《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

早在1941年，杨志玖正在赶写毕业论文之际，无意中发现《永乐大典》残本《站赤》中有段材料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淂、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160人，内90人已支分例，余70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杨志玖最初注意这段材料，是因为其中提到的沙不丁是回回人，他是江淮行省平章政事（相当省长）。文中提及的3位使臣兀鲁淂、阿必失呵、火者以及阿鲁浑大王，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能够找到。

马可·波罗说：阿鲁浑是当时波斯伊利汗的君主，其妻死后，要求以与她同族的蒙古女子承袭其王妃位置，于是他派了这3位使臣来元廷向元世祖求婚。元世祖同意了他的请求，选了一位与其妻同族的蒙古少女嫁给他。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陪同他们和蒙古公主从泉州出发，经海路前往波斯的。

在这段汉文材料中，阿鲁浑与3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和马可·波罗所说的完全相同，可以证明马可·波罗记事的真实性，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同时还可从中考证马可·波罗离华的年代在1291年初。

杨志玖在他另一位导师向达先生的鼓励下，把他的新发现写成《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上。这一揭示，是当时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获得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

该文还被译为英文，于1944年刊登在《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4卷上，又于1945年9月在美国《哈佛亚洲学报》第9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隔绝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这篇论文。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得出了与杨志玖相同的判断。1970年英国学者波义耳、1976年美国学者柯立夫，也写论文证明杨志玖的观点是正确的。

杨志玖后来幽默地说：“我之发现那材料，事出偶然，好像花子拾金。”当然偶然之中有必然。假如那几年他不是一直在搜集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他就不会在发现《站赤》中的材料之后，便敏感地将其与《游记》中那段记事联系起来并当即作出判断，很可能等闲视之，失之交臂。

【名家小传】

杨志玖（1915—2002），字佩之，山东淄博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

1934年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以论文《元代回回考初稿》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1年毕业，留西南联大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曾借调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2年。抗战后回到天津南开历史系工作。生前曾任南开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主编等职。

杨志玖毕生从事隋唐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陋室文存》等。在他60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与马可？波罗研究有关。他最先从中国史籍中找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踪迹，考证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切年代。针对海外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疑问，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史海钩沉，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一次次回答和驳斥了各种挑战，在对历史真相的反复追询中更坚定了研究的信念。

任继愈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大之大，联大之远

任继愈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小学中学都不错

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据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

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师大加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大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虽然北平大学附中只办了4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

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中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爱好不加限制。

北大何谓“大”？

任继愈自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到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前后共30年。但他调离北大以后，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这样算来，他与北大同忧戚、共浮沉，已有54个春秋，对北大的学风知之甚深。

据任继愈回忆，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这里提出了破除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说，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无疑起了繁荣学术的作用，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巍峨、校园广阔丰富，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

任继愈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邋遢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新社会的新校风。

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不知这里是否杂有任老先生自己个人的偏好？

青年时代的偶像

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继愈至今仍记得，自己在高中时听鲁迅演讲的情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鲁迅站在方桌上讲演。刊物上有反对鲁迅的人发牢骚说他又“卷土重来”，鲁迅回答道：“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还会卷土重去。”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两位“明星”。

一次“小长征”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自己读完哲学以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是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的。

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怎么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于是半途就“打道回府”了。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之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继而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200多名师生在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从未走过远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但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

任继愈在回忆录里说，湖南西部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

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土匪看他们是清苦的知识分子，也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应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国立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位于抗战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在一栋三层楼的宿舍里，天天见面，朝夕相处。

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这里介绍牛津。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名家小传】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专家，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2—1964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1987—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医院逝世。

王利器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文科所：师教生学，名家高徒

王利器是标准的民国大学教育体制培养起来的学者，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他曾在四川大学跟随众多名师学习；后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接受了正统的学术研究的培养与训练，并正式走上治学之路。他一生留下了40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逾2000万，海内外传媒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一副对联获名声

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的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反对洋教活动，一身正气，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如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钟云舫的《振振堂集》等。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里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从9岁开始，在刘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1934年，22岁的王利器谢师而去，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正式接受现代教育。然而，正是这13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去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100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巴蜀旧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3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10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

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就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们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一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成渝得遇众名家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讲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在文教界，何鲁、文伯鲁、向宗鲁3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使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1937年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川大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先生为首，有龚向农先生讲《三礼》，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周癸叔先生讲《词律》，向先樵先生讲《楚辞》，祝屺怀先生讲《资治通鉴》，李培甫先生讲《说文》，赵少咸先生讲《广韵》，庞石帚先生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崇其所善，如鱼得水，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师徒相逢，又是一番别样的琢磨情谊。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

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基础牢固，勤奋探幽，毕业时撰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师从傅斯年治学

其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却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所长傅斯年。傅斯年对他单独进行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了轰炸7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联大，有教师；至于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

后来王利器就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据说，西南联大某教授曾自荐担任王的导师，被傅严词拒绝了。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10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

直到晚年，王利器仍非常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赞许。”

王利器从此踏上了治学的新阶段，开始了自己令世人侧目的研究著述之路。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的研究生，入学3年之后（即1943年），他提交出了一份令傅先生满意、令学术界惊讶的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24册，用注疏体撰写，并取高诱序意定名，约莫200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

运恩师灵柩回乡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峨眉四川大学传来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想起昔日和恩师相处的种种情形，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家乡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帮助自己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不敢耽搁，他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川大后，王利器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300余元，另发派一位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比水路行船更高。怎么办呢？王利器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扰着，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最终，王利器把心一横，不管了，先上路再说。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不断遇着又险又急的恶滩，层层山壁向众人压来，一派萧森严峻的肃杀景象，令人望而生畏。幸亏掌舵的太公是川江行船的老手，两个艄公一左一右，也是精明强悍的人物；太公大睁双眼，紧盯奔流，极为熟练地把小船借着水势晃来放去，两个艄公也东一篙、西一篙地点个不停。经过大家同心协力地合作，一叶扁舟在急浪之间随波逐流，终于平平安安地通过了各处险滩，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为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36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500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王利器于是大松了一口长气，心里默默念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词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情谊凄切动人；更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名家小传】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号晓传，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市）人。现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家。

7岁入家办庭训学校，读四书五经古诗文。20岁考入江津中学初中，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学校教书半年。1737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与王叔岷成为同学。本科毕业后，于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组，师从汤用彤、傅斯年读研究生。1944年任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兼成华大学教授。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系讲师、副教授。1952年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授。1954年调入人民出版社，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北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顾问、《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劳动，仍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偷闲读书，埋头著述。“四人帮”垮台后，接连出版多部著作及发表大量论文。

王利器治学受乾嘉学派的影响，以实事求是、理论兼赅为主，不求速成。长于校勘之学，著有《风俗通义校注》、《新语校注》、《吕氏春秋比义》、《文心雕龙新书》、《盐铁论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越缦堂读书简端证校录》、《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及《王利器自传》等30余种，另外发表古典文学论文100余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机构翻版者约在10数种以上，国内外报刊对其著作及人品评论推崇者甚多。

王叔岷在北京大学史语所：扎实钻研，谨慎发表

王叔岷从四川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初次见到业师傅斯年先生时，其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令他震惊而敬慕。对于王叔岷呈上的诗文，谈到自己准备研究《庄子》一书，傅斯年却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要求他先把“才子气”洗干净，在3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

来到史语所深造

据当时同在北京大学史语所学习的任继愈先生后来回忆：“我读北大文科所，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是宋朝的事，但探源就探到隋唐去了，就涉及到佛教，要用《大藏经》。当时文科所在昆明，没有《大藏经》，在李庄的史语所有一部。文科所和史语所都是傅斯年主持，我就随史语所到李庄去待了半年，那个时候王叔岷也在那里。”

隔绝几十年后，王叔岷与任继愈等老同学聚会北京。在王叔岷先生的回忆录中，特别写了一首小诗纪念这次会面：“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

王叔岷诗中说“栗峰文史集英才”，“栗峰”就是指的李庄。史语所在李庄的栗峰山庄，指板栗坳。李庄是大地名，包括市区及郊区。史语所租用当地官绅的一处庄园，地名即板栗坳。板栗坳内部又分别有柴门口、田边上、门官田、桂花院等院落。

那个时候，他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几个人一桌。董作宾先生有家属，有时也在大食堂用餐。傅斯年所长兼任中研院总干事（相当于秘书长），代表蔡元培院长执行中研院的行政职务，常住重庆。董作宾是历史组的组长，代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行政职务，包括财务等。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共招了2届。第一届招收了10名研究生，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则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其中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就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任继愈回忆说，当时的研究生笔试之外还有口试。陈寅恪是詹锳的主考教师。口试的时候，陈先生提的问题，詹锳回答得很好；但陈先生就接着再提，直到詹锳答不上来。当时报考时要提交论文，没有论文不能报考。先看论文，论文通过以后再笔试。跟任继愈同一届的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抗战期间的中国没这条件，就吃点包子吧。周法高很有才，也很放得开，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问题。

那时的研究生，有2位导师，一位是本专业的，一位是外专业的。学中国传统学问的，要配一个专攻外国学术的导师；读书也是这样。任继愈的导师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副导师是贺麟先生，一中一西，两个人都给他指定了好多参考书。王叔岷也是2位导师，正导师是傅斯年，副导师是汤用彤。汤用彤在昆明，王叔岷未去过昆明，经常指导他的是傅斯年。史语所的一贯学风，对王叔岷的影响更大。

当时傅斯年提倡史料第一；不掌握原始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史语所的丁声树没有写过一部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却依然成了史语所大家公认的出色的专家。新中国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

洗尽“才子气”，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了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本是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因为当时的现实条件所囿，没有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昔日在川大校园里颇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即兴冲冲赴李庄报到了。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曾作五古寄情：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

“李庄”，暗含寓李耳（老子）与庄周（庄子），仿佛冥冥中与王叔岷有个约定。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46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这是怎么了？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竟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

——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3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开始研究《庄子》。

王叔岷吟诗弹琴，颇有才气。傅斯年背后说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傅本人就很有才性，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又背一段《国语》。王叔岷继续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5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6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2册。

——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彤（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的《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

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是“痛下工夫”了。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这种初入学术天地的青年，能得到傅、汤两位的点拨，似“狮子吼”，若“海潮音”，终于一步一脚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绩。然而，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规矩“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却就此成了史语所对新来报到的青年学者制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

比如，比王叔岷晚1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但同样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李孝定，于到任后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语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忆道，这是忽视了傅斯年所长“进所3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的必然结果。他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心境：“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15年。”当然，经此“打击”，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仍是努力不辍，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竟自成一家之言。

后来到台湾，傅斯年“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一样有效。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的情况：“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那1年之内，即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细点读，为他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其用心是良苦的。即如本院林毓生院士所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工作者，如果不甘心在原地兜圈子，不屑于只是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而想在开拓与累积人类的知识板块上有积极的贡献，就不得不养成“比慢”的工作习惯，扎实钻研，谨慎发表，为学术原创性的积累，奋力以进。显然，要求青年学者“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正是傅斯年以前辈身份对后学的期待。

业师用金条买书供他专用

傅斯年所指的“才性”，并不是专指“才子气”，而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那时傅斯年就发现，王叔岷是个可造之材，便对洗掉“才子气”、并有“才性”的他着意加以培养。抗战期间物价很贵，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用，用完后即锁在保险柜里。抗战那么困难，傅斯年却那么支持他，真是爱才若渴。

王叔岷选定的题目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两位导师，就是在不同领域研究庄子的专家。因傅斯年公务繁忙，不常在李庄，王叔岷主要是靠自学。在李庄史语所的整个学风影响下，他逐渐深入到史料考据，乐此不疲，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天地：要研究《庄子》，先得吃透这部书。

他的“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悟性，能够发现问题。同样的校，需要你下个判断，判断就能看出作者见识的学术功夫的深浅。同样有那么多材料，可是判断的水平不一样。这就是有“才性”跟没有“才性”的区别。王叔岷在史籍校雠之外，后来能写出《庄子校释》、《庄学管窥》、《先秦道法思想讲稿》这样的哲学专著来，就与他的天赋才情有关。

在王叔岷的眼里，恩师傅斯年富有人格魅力，令他益加钦佩。在其书中，多处记录了傅斯年爱憎分明、不畏权贵、不谋私利的事迹。而傅在忙碌中仍对他关怀有加，更令他感戴不已：“傅先生在百忙中不忘关照学生，令岷感戴不已，更不能不激励于学术矣！”（第63页）

看重“情义”的王叔岷，把恩师对他的鼓励、关照，化作了努力学术的动力。但他却不愿借重恩师之名，两次婉拒了恩师为自己的首部著作《庄子校释》作序。

据任继愈后来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

【名家小传】

王叔岷（1914—2008），号慕庐，四川简阳人。著名学者，校雠大家。

幼习诗书。及长，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兼习古琴。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语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49年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任教于台大、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台大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职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多年后返归大陆。2008年8月21日在成都老家仙逝。

王叔岷先生治学，由斠雠入义理，兼好词章；尤精研先秦诸子，遍校先秦汉晋群籍，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斠雠名家。有人称王先生是20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王叔岷撰有专著近30种、论文200余篇。主要著述有：《诸子斠证》、《庄子校释》（全2册）、《庄学管窥》、《左传考校》、《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史记斠证》（全5册）、《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刘子集证》、《斠雠学（补订本）·校雠别录》、《古籍虚字广义》、《慕庐论学集》（2部）等，及《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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