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光与金陵大学：贯穿毕生，如数家珍
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较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之一。陈裕光青年时代在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的附中读书，后入金陵大学本科学习直至毕业，前后达10年之久。从1925年至1951年，他又重返金陵大学，由教授至校长，历26度春秋，与金陵大学的历史渊源很久，感情很深。
金大创办经过
19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华侵略，中国国势日蹙。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14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及上海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长沙的湘雅医科大学）。在当时，金陵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是由南京汇文书院等3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距今已近1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兼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20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60年，对东方文化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1945年病故。
陈裕光于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
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3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长达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2000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的建筑。
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后来，除本校师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礼拜行列。基督教义为许多人所接受。
合并前，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差会干事之手。合并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1914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
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也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陈裕光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5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陈裕光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上世纪30年代华东4所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除英语外，学生对其他学科也能勤奋学习。
谈到这里，陈裕光会回忆起辩论会上的特殊现象：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他还印象很深。他这个校长，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的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也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非常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的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上世纪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等，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后来那些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5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
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
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陈裕光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陈裕光的英文秘书。
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2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3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8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3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
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100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集会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10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
1912年，农科教授斐义理，向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黄兴、黎元洪等30人吁请赞助规模颇大的农义会，这是使遭受水灾的农民开植荒地、以工代赈、自谋生计的办法，深受孙中山先生等人的赞许。随后他又请求提倡造林；经临时政府批准，并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后改为3月12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成立的。当时，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已解散，青岛大学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也告停办，国内大专院校设农林科者只有金大。
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学校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同时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费生前来就学。山西阎锡山、南通张謇等都曾选送学生前来学农，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导植棉。1922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大农学院推广植棉。为此，金大开办了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试验农场。上世纪20年代初，美国教会曾派一位教授来金大，专教棉花育种试验，后培育成第一号优良棉种，称为“百万棉”，在江苏、安徽等农村推广。继棉花之后，农科又培育成稻、麦新品种，从事推广，收效不小。
金大农林科立案后改为农学院，下设8个系和1个部：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及农业推广部。另辟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其中农艺学系共有总场1所、分场4所、合作场8场、区域合作试验场5所、种子中心区4所。仅总场就有农地1700余亩，蚕桑系桑园有230多亩，试验场面积100多亩，种植桑树数万株，对改良中国蚕桑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经济系曾对土地利用情况作过一次广泛的调查。截至1931年止，调查范围包括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还曾作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对水灾调查的结果，曾细加分析，后交水利和赈济单位作预防水灾的参考。
1930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教授美国人卜凯的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动员了众多的师生参加，事后写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卜凯，原为安徽宿县地区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农村的情况，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村的报告，在美国被视为中国农业专家，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农业顾问。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在金大，他曾倡力“东方文物研究所”，罗致不少名流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语言、语法、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古籍等，前后达20年之久。
卜凯的前妻，就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她自幼生长在中国，是一位“中国通”，先后写过50几部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农村。她曾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大地》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编为电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和她丈夫卜凯在金大任教。卜凯在农学院，赛珍珠在外语系。
金大图书馆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的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清朝官员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金大图书馆建成后，在命名问题上曾出现过意见分歧。有人为了纪念在动乱中被流弹打死的金大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主张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在馆前竖立文怀恩的铜像。考虑到金大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结果图书馆落成后，既没有写文怀恩的名字，也没有竖立他的铜像。
【名家小传】
陈裕光（1893—1989），号景唐，生于浙江宁波，自幼随家迁居江苏南京。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毕生致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化学事业。1905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成美馆求学，1911年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于1915年毕业。因成绩优异，1916年由金陵大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并参加美国化学会；1919年创办《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1922年夏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及系主任、教务长兼学校评议会主席、代校长。1925年回到母校，受聘为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是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直至1951年。
1956年，陈裕光在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安排自己的工作。同年3月，他参加了上海市轻工业局试验所的筹建工作。1958年，担任该所塑料加工研究室化学顾问，同全室人员一起研制成功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后又根据化工部要求，试制用酒精制造乙烯，以合成聚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树脂；他收集和翻译了许多国外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使研制工作顺利进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受到冲击，在美国的子女、亲友多次劝他去美国定居，但他不去。1978年11月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并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82年，陈不顾90岁高龄，赴美访问，向亲朋好友介绍祖国发展的情况，劝说一些校友回国讲学。1987年担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1989年4月19日病逝。
叶企孙与清华学堂：笃信科学，创建学会
1926年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左起郑衍棻、梅贻琦、叶企孙；二排左起施汝为、阎裕昌、王平安、赵忠尧、王霖泽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叶企孙教授
1998年，在纪念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科学史博士导师钱临照教授，对叶企孙的一生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是物理学家的光荣，是教学工作者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作为一代大师，青年时代的叶企孙就有着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融，以及科学救国的抱负。
考取清华学堂
1993年4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第一次报道了叶企孙为冀中抗日所做的贡献；并介绍他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科技精英的事迹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清华大学的数万名师生这才第一次知道，清华曾经有个叶企孙，而且此人还创造了如此显赫的功绩。
叶企孙生于中国近代最大的城市、工商业中心和国际开放门户——上海，其曾祖蔼臣公曾于清朝道光年间为官，晚年精修礼学，分纂《同治上海县志》；其祖父叶佳镇曾得国子监簿街，官至五品；其父叶景澐于1984年中甲午江南乡试第15名举人，国学造诣很深，藏书七八千册；对西洋现代科学及其应用亦多涉猎；曾著文宣扬沈括倡议的历法，能指出28宿位置及图形；后偕黄炎培等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05年任上海县立敬业学堂校长，兼养正学堂校长，后任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
叶鸿眷自幼聪颖过人，其父亦对其教养从严——年少识字，稍长即攻读经书，塑造其终生的儒雅气质。其父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叶鸿眷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07年，9岁的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入校时，学校已设有“西算”、“理化”、“博物”等课程，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科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1年初，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同年2月招生，4月29日开学。时年不满13岁的叶鸿眷，在父亲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成为其第一批学生。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就读于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改名为清华学校。叶鸿眷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并被录取。
传统与现代并融
叶企孙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因其7岁丧母，父亲备加疼爱；但养教从严，不但亲自教他启蒙识字，稍长后又让他攻读经书。这种书香家风，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就了他的儒雅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处于清末乱世，头脑清醒、见识非凡，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在父亲言传身教之下，叶企孙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他的天资聪慧；叶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亲自教他启蒙识字，学习诗书典籍。叶企孙在父亲的思想影响下，不但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也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眼光，渴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以强国。年幼的他很早就立下了大志。
从小，叶企孙便把“性格恬静沉毅”，“敬业、笃行、慎思”作为一生进德修业的信条，从而养成了他作为一代科教巨子的独特秉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在家国、父兄、长幼、己群，以至义利、文野等方面，绝对是传统的。
而他的一言一行，也绝对奉行儒家准则。如不论是公开还是背后，提到过世的列祖列宗时，一定要加上“先考妣”3个字；提到在世的父母等长辈时，一定要加上“大人”；陪同父亲外出，一定要说“侍父”或“侍亲”；对于传道授业的老师，他总是礼敬有加；对平辈和朋友，他一贯表现出坦诚与敦厚的古风。
少年叶企孙无论走到哪里，周围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学友，平时盘学论业，亲密无间。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他总是由衷地投以同情，并热情地给予帮助。而且，他总是把别人的优点牢牢记在心里，念念不忘。
作为留美预备班，清华学校教授的主要是中学课程；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正是这样的学习环境，滋养了叶企孙的非凡才华，让他逐渐崭露头角。
而且，叶企孙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和鉴赏，也颇具功力。他曾深入研读过《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做出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叶企孙还是赋作古诗的高手，路遇名胜，兴之所至，常妙语天成。1915年9月，他路过南唐名胜滁州，即兴赋诗：“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青少年时代的科技雄心
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并具有高尚的志趣、强烈的求知欲和深严的治学功力。叶企孙在清华求学期间，真正做到了刻苦攻读、寸阴必惜。他读书不但系统、仔细、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常常是夹读夹议，经常要做出心得、札记、述评之类，真正做到了广读、深思、博察。
在清华，年轻的叶企孙表现出了非凡的学术能力。早在1914年，他就以高中二年级的程度，完成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1916年10月11日，他在《清华周刊》第82期上发表了另一学术论文《革卦解》。从10月25日起，他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他的学术力作《天学述略》；同年12月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中国算学史略》。此外，《孙子算经择粹演代》、《刘徽九章择粹演代》、《九数通考择粹演代》等，都是他这时期完成的学术专著。
1915年时的叶企孙刚满17周岁，但他却已经以一个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不少出版部门或编纂机构打过交道了。史料表明，此时的叶企孙，已同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及美国的《科学》杂志等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思想
叶企孙入清华学校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在清华的5年期间，叶企孙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思想。1915年7月31日，他在给清华同学刘树墉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清华科学会章程”。章程内容包括研究种类：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地文、应用工业和科学史；会员守则：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求实学、切实做事。
1915年3月18日，他听了校医《科学对于理想及实用之关系》的报告，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布大夫演说，“先论中国人虽于古时能发明指南车、纸、笔、印刷术、火药及种痘等，然普通人民无科学知识；故虽于文学、美术、哲学及宗教上代有进步，然于科学及制造上，则执迷不悟，故步自封，卒致毫无进步可言。”“又曰科学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惟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昔之所谓理想，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限定，不过因时变迁耳。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惟近日趋势，学者每颂爱狄生（爱迪生）而忘奈端（牛顿），一辈子脑力薄弱而恶理者，因随声附和之，于东方亦然，华人视西人学说似痴人说梦话，亦不少见。此吾（布大夫自称）所以斤斤于此，望诸君毋忽于理想科学也。”
从各种迹象来看，叶企孙从少年时代起，就奠定下了科学的（或者说是“唯物”的）宇宙观；他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无神论者，而且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在参加清华外籍教师的葬礼时，对牧师借机大传教义，他就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对培根的科学方法与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此奠定了他的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科学世界观的转型。
叶企孙的科学世界观，不仅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研究的态度当中，也表现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当中。他力图弄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一切事，不阿世媚俗，不为私利和官场势力所左右，把科学兴国的想法与实现这个想法的科学思维结合起来，终于使青少年时期的科学兴国梦想变为了事实。
在叶企孙早年的清华生涯中，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到。1915年9月18日，由叶企孙倡议并与同级同学共同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叶企孙还为科学会拟订了详尽的章程、宗旨和工作计划，后来他的设想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清华校园中的小社团，每2周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由会员轮流作报告。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主讲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生物与其境遇之关系、菌、通空气之善法、江西之瓷业、捕蝗之法等。
这些青年自己独立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其选题的广泛和内容的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当今大学中的各类报告会。这些报告会，不仅使他们增长了知识，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组织社会活动的能力。近百年以后，李政道博士在追忆此举时指出，这种科学活动，对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极有价值。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学的起步之初，发生在中国学术教育的发轫之时，而且是少数青年才俊的自发行为，这不能不让人备感惊奇。
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以叶企孙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科技先驱，为民族和国家所做出的开天辟地的贡献。在叶企孙成立科学会的前3天，即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理性与科学精神；到了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上，便明确倡导“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至此，科学与民主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主旨。
史学家认为，“五四”运动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创了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对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严谨地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在五四之前4年，即1915年元月，清华留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先进的留美知识分子所创刊的《科学》，已经真正科学地阐明了“科教兴中华”这个真理，“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1915年3月2日，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见到从美国寄来的《科学》创刊号时，立即被其所吸引。3月27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也！”该年的10月5日，清华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成立“科学社”，不久后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
次年9月，叶企孙寄函美国，报名参加中国科学社，并汇去会费。有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其实，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创立的科学会，比它还要早1个多月。仅此一事就足证他见识非凡。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个事业家的优异品质。
中国科学社的创建群体和清华科学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受过正规而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懂得自然科学语言，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亲身考察过西方社会的科学文明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终生从事科教事业，锲而不舍地宣传科学精神，真正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吹响了同愚昧落后展开斗争的号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科学精神，正是始于叶企孙的年代。
留学哈佛
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哈佛大学教授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位学者参加。当年3月开始实验，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用X射线方法测定h，研究结果在1921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并沿用了十多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1935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在布里奇曼的指导下，叶企孙投入压力对铁磁性物质磁导率影响的研究，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布里奇曼在其《高压物理学》一书中，对叶企孙的这一工作给予了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叶企孙从事的这项实验工作，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我国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名家小传】
叶企孙（1898—1977），原名鸿眷，以字行，上海市人。我国近、现代杰出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叶企孙生于上海市唐家弄一个书香门第，幼入私塾，1907年入敬业学堂，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4年，其父叶景澐应聘任清华国学教师。叶企孙在其父指导下，阅读经史子集著名篇章和《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算法统宗》、《畴人传》、《梦溪笔谈》、《谈天》、《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等著作，因而国学根基深厚，并为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打下了扎实基础。1918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前，访问了英、法、德、荷、比等国的大学及物理研究所约5个月。他通晓英、法、德语。通过这次访问，对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他回国后的工作大有裨益。1924年3月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总干事和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应用物理研究所专门委员、近代物理研究所专门委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副会长、会长、理事长等职。叶企孙将一生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功勋卓著。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诬陷，身心备受摧残，1977年1月13日病逝。
叶企孙与合作者一起，利用X射线短波限与加速电压的关系测定普朗克常数，获得当时该方法最精确的实验数据；精确测量铁、镍、钴在静止液体高压强下的磁性，对高压磁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
吴有训在南京高师：科学救国，立誓献身
吴有训把孙中山先生曾经的一段话始终牢记在心中：“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另一路则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时的祖国，在吴有训眼中，多是贫穷、落后、愚昧和“东亚病夫”之类。作为中国人，对改变祖国面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有训决心埋头苦干，并为之奋斗终生。
在新式私学即立大志
吴有训出生在今江西省高安市荷岭乡一个名叫石溪吴村的小村庄。吴家祖上曾做过清朝的小官，但到吴有训的父辈时家道已经中落。吴有训有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吴起辅起初以教书为生，后去汉口作店员，家务重担几乎完全落到了吴有训母亲的肩上。吴有训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勤劳节俭。在这位农村妇女的辛勤操持下，生活虽谈不上富裕，却也不至有冻馁之虞。吴有训后来回忆起母亲时，认为她是一位精力充沛、讲究实效的女性，一位慈祥而又严厉的母亲；她的言传身教，对自己的一生影响极大。
吴有训7岁时入家塾，习旧学。12岁时，有一位从云南归来的族叔（即后文提到的吴起銮），受族人之托，办起了一所新式的私学堂。他授课之余，还会讲些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话题。吴有训和他的小伙伴们似懂非懂，但兴趣盎然。
吴有训出生于19世纪末的旧中国。那时的社会状况很不好，清政府昏庸腐败，国衰民弱，文盲遍地，迷信盛行，科学很不发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家塾读了几年旧书的少年吴有训，被父亲转学从师于广博众望的吴起銮。
这位吴起銮老师是吴有训的一位族叔，刚从云南卸官回乡，可算是村里读书最多的人了。他精于文史，又兼知数理；并因在外做官多年，对于仕途及社会、经济状况感慨满腹。吴有训的父亲认为，吴起銮为人正直，见多识广，并且很有学问，就极力鼓励他在家乡办学育人，并愿以重金助学。吴起銮本就有此想法，自然一拍即合。这样，少年吴有训就改师从学吴起銮。
吴起銮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既有旧学也有新学，既讲语文，也讲数学，教学方法是灌输与启发兼而有之。
吴有训特别敬佩老师启发式的讲课，因为这与以前的先生大不一样，不仅可使思路开阔，而且在老师的启发下，自己的很多问题都可一一找到答案。
另外，老师的特殊经历，使他在讲课中常常慨叹国家的衰弱。把他自己体会很深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解出来。少年吴有训被这些似懂非懂的道理强烈地吸引了。它使吴有训静心凝神地想，时而就一二个疑问请教先生，先生总是有问必答。吴有训虽不能完全听懂，却也感到十分满足。
久而久之，从老师那里请教有关“物竞天择”的学问，成了吴有训最大的兴趣，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有一次，先生走进吴有训的宿舍，发现他的枕头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即随手拿起一本，书名为《物理常识》。先生一页页地翻看着，看到许多地方，被吴有训用几种不同的笔画了杠杠，有的还做了简单的注解。从这里，老师看到了吴有训那种刻苦认真、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精神。他也清楚地看到，吴有训酷爱物理，并有天赋……
吴有训读书学习，喜欢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甚至能漫无边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这与他特别喜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密切相关。
有一次学了《地理学》上地球的经、纬线后，十分好奇的吴有训，居然会联想到母亲织布机上织就的布，那不就是由经线和纬线组成的吗？他放学回家后，趁母亲不在，就坐在她的织布机前，这里摸摸，那里弄弄。回想着母亲织布时的样子和手势，踏动木机，穿动木梭，经经纬纬地试织了一段布。事后，竟然未被精明的母亲发现。这事曾使他激动了好几天。他觉得，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由经和纬组成的；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就能创造一切。
就这样，吴有训有了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之后，吴有训以其坚韧、刻苦的努力，一路过关进取，直登科学的殿堂。
已不是小孩的吴有训，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之中，对于人生奋斗目标，开始有了自己的决心和打算。吴有训把孙中山先生曾经的一段话始终牢记在心中：“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另一路则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时的祖国，在吴有训眼中，多是贫穷、落后、愚昧和“东亚病夫”之类。作为中国人，对改变祖国面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有训决心埋头苦干，并为之奋斗终生。
到省城上中学
带着一身泥土气息的农家子弟吴有训，先到县城，继到省城，少年时代几乎全是陪伴着书本度过的。由于家境本不富裕，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始终保持着那股谦虚好学、奋发向上的劲头。
吴有训在本村堂叔吴起銮老师所办的私塾中接受过启蒙教育以后，年龄稍长，就进了高安县一所小学。读书期间，他经常要分担家庭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读完小学后，按他的家境状况，本无力再继续念书。但吴有训从小喜好学习，不但非常刻苦用功，且天资聪颖，一向成绩出众。为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父母在亲友的帮助下，决心送他到省城南昌上中学。
吴有训进入南昌二中念书。南昌二中系私立心远中学与瑞州中学合并而成。而创办于1901年的心远中学，与天津的南开中学、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系当时中国最好的3所私立新学。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亦是南昌二中的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此外还有铁路专家程孝刚、医学家黄家驷、出版家邹韬奋、政界人物饶漱石、国民党宣传部长程天放、国军总参谋长桂永清等，也是该校的校友。
吴有训时年19岁（1916年）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如同当时许多家境贫寒而又想继续求学的青年一样，他把升学的目标对准了公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他顺利考入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理化科。
南京高师的前身，是清朝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以当时两江总督管辖范围以界，招收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子弟入学，故称为“三江”。后又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训育主任刘伯明、陶行知、杨杏佛、胡刚复等，皆一时师资优佳之选。
考入南京高师及留学美国
1916年7月，吴有训从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同时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师地处古都南京市四牌楼地区，坐落在鸡鸣山南麓的明代国子监原址上，当时与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广州高师并列为中国最早成立的4大国立高等师范学校。
吴有训当年之所以投考南京高师，是与许多家境比较贫寒的学生出于同样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这所学校名师荟萃，有较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它是一所师范学校，一般不收学费，在此求学，可以大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当年的南高师，以培养新式老师为职责，学制为4年（预科1年、本科3年）。吴有训就学于该校的理化部。当吴有训升入三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位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的胡刚复先生。
胡刚复先生是中国最早从事X射线研究的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他刚从美国归来，比较熟悉国外的最新研究状况。吴有训在胡刚复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到物理学前沿的知识，逐渐培养起对X射线研究的浓厚兴趣，这对他日后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大学时代的吴有训，并非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学生。但他在学业上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并且锲而不舍。吴有训在这4年，就已表现出一种不喜空谈、崇尚实干的精神。他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而这一点也贯穿了吴有训的一生。
吴有训1920年从南高毕业以后，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先后任教于母校南昌心远中学和上海公学。然后在1921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西省赴美国官费留学生。他从上海乘海轮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献身科学的第一个目标。
吴有训在芝加哥留学期间，不像文科生闻一多、罗隆基等人那样总是集会、结社、高谈主义；他与同学蔡庄长恭、谢玉铭（谢希德之父）、袁敦礼等人，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政治与社交活动。
1年以后，崭露头角的美国年轻物理学家A·H·康普顿，来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吴有训成为他的研究生和助手，跟随康普顿进行X射线方面的研究，由此而参与了后来被称为康普顿效应的研究工作。1926年，吴有训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工作，并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后来，康普顿曾向杨振宁教授说过，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吴有训和L·W·阿尔瓦雷茨。他始终不能辨别，他们两人究竟谁的天资更高。
吴有训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芝加哥大学的赖尔森物理实验室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于1926年秋返国，开始专心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
【名家小传】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1916年到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今为南京大学）学习。1921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包括1938年以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任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此年秋到1952年秋任交大校长。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另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多年。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20世纪20年代，吴有训在X射线散射研究中，以系统、精湛的实验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国后，开创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X射线的普遍理论。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之一；在培养大批优秀科学人才、发展中国科教事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含英与北洋大学：学习水利，立志治河
张含英的家就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南岸。他经常站在家乡的护城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地在他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他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只报一个志愿就如愿以偿
张含英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是曹州府首县，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老人们说，曹州历来是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张含英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他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他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张含英向他们述说了他的想法，并问人家应该考哪个系？回答说：“土木。”他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他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他去北洋。张含英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他在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
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张含英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他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严格的学风
虽然张含英在中学时学过3－4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2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得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们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些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上课的钟声（7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张含英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的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
张含英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回忆60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他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张含英回忆说，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他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北洋大学创办以前，在我国还没有一所本土大学；嗣经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在1895年10月2日创立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创立，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写下了其第一章。所以，此一大学的创立，不仅是此一大学值得纪念的事，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创始的纪念。
北洋大学创校之初，首设立法律、土木、矿冶、机械学门，嗣曾一度增师范学门及语文班，未几均停。后于民国九年（1920），与北大法、工两科相互交换；北洋法科始行停办，自此乃变更为纯工科大学。
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距离天津闹区虽不算远，也有7－8里的路程。因为没有公共汽车可乘，过去到那里去的人，除了自己乘坐汽车外，多半是乘坐天津卫人称为“胶皮”的人力车。
出天津闹区，向北郊行，在经过乡村中一个市区附近名叫小王庄的闹区村庄后，就逐渐步入了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敞公路。凡是到这里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想着，前面不远，将会到达一所我国的大学。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密茂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
在将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还要越过横跨北运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进门就是当时在天津的我国唯一工科学府——北洋大学。
从上述这一连串的安排，很可以想到这个学校里的作风。《大学·章句》的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至善”），虽不是这个学校遵奉的圭臬，而大学章句的精神，确是她所一直都在追求的目标。
这个学校位于天津附近的郊区，虽没有像国内其它有名学府桥舍的气魄、房屋的阔绰；然而在纯自然的环境中，有着整齐的房舍，也可看出这里环境的朴实无华。从北洋校歌“花堤蔼蔼，北运涛涛”的前两句歌辞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织绘着多么自然的一幅图画。天津近郊，每年阳春，桃花盛开、游人如织的西沽桃堤，北运河上经常映出夕阳孤舟的帆影，间或奏着泛舟荡桨、具有韵律的舟子高歌，以及许多高耸入云的密茂松林。你将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倦读的学子，是具有着怎样的诱惑！更使在久别后的游人，会产生怎样的回味！
赵天麟校长：“实事求是”的提出者
1912年4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又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次年，赵天麟被任命校长。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市人。他是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190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一枚。回国后，赵天麟初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
他回到北洋大学后，总结了“北洋”近20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字，遂为“校训”，承袭至今。秉此精神，赵校长将学生自行购买教科书改为“贷书制”，学生的教科书和绘图仪器等可向学校借用。用完后若个人愿留下，可交半费；否则由学校收回，交下一届学生借用。此法深受学生们欢迎。
北洋大学历来课程繁重，影响了体育锻炼的时间。赵校长还倡导体育锻炼，增强学生体质。规定每一学生按其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自选一种以上运动项目进行锻炼；然后由体育教员检查体格变化进展情况，至达到一定的标准。并在体育设施方面也进行了充实。由此，北洋体育运动之风兴起。
此外，他还重视实践环节，组织建设一批实验室——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试金实习室、冶金实验室、金图实验室、定性定量及工业分析实验室、选矿实习室，矿山模型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天平室、制图室、水利机室、测量仪器室、机械实习室、工科实验室及机械工厂等，还有各种陈列室——自然地质标本陈列室、矿物及岩石标本陈列室、经济地质标本陈列室等。设备之齐全，当时名列全国之首。
该校图书馆的藏书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馆藏有中西书籍1万多册，中、西版刊物100－200种；另设法律研究室，室内各种刊物增至3670余册。拥有图书量，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校庆时，正值天津沦陷时期。赵天麟校长在校庆大会上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大家高唱国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怀恨，次年被日本宪兵枪杀，时年52岁。
停办法科，专办工科
1917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王宠惠、法官徐谟、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等，均出自北洋法科。停办法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但究其自身原因，当年北洋校内的确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
张含英就是此年考入北洋的。次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而北洋也没有法科了。
1920年，随着最后一班法科学生毕业，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期，设有土木、采矿、冶金3学门科。直到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因而北洋大学改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五四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广大同学卷入到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和当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有密切的关系。
张含英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他回忆说，拿自己来说，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他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五四”运动打破了北洋校园的平静，陈泮岭、孙越崎等学生领袖以及曾养甫、叶秀峰等人组织游行、罢市，一时间颇为活跃。张含英记得，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里开会。他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
在开会时，他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他们就先走了。他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他“南开的”。这印象非常深刻。他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1919年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对学潮倍感困惑，因此去职，由冯熙运继任，而冯熙运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冯熙运（1886—1951），字仲文，我国第一批经济法专家。190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1907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以强压手段命令复课，并因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拒绝写悔过书，即取消211名学生的学籍，占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62．8%，此举史所罕见。
冯熙运校长上任不久，学校挂牌出来，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便要递“悔过书”。张含英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既然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他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
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的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京大学的中学同学传来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他就转到了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他还常到“红楼”的文科旁听。
那时，北大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张含英在北大只学习了1年多，就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到美国留学去了。
【名家小传】
张含英（1900—2002），字华甫，山东菏泽人。中国久负盛名的水利专家，中国近代水利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教育家。
张含英之父张建基思想比较开明，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因此，张含英从小就被送入学校受正规教育。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由于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校方开除，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备取生，于当年夏天赴美国入伊利诺大学土木系，半工半读，3年结业，获荣誉结业证和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接着又到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1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即投身治水实践，先后担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与北洋大学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委员长、顾问，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年以后，长期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退休。
在长达70多年的水利生涯中，张含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先后著有《治河论丛》、《黄河志——水文与工程》、《水力学》、《历代治河方略述要》、《黄河治理纲要》、《防洪工程学》、《水利概论》、《工程与水利》、《明清治河概论》等著作。上世纪90年代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编撰工作。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黄汲清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热爱地质，踏遍山川
“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
“美丽的化石，整齐的地层，复杂的是褶皱，逆掩的是断层；
“风吹，雪舞，日晒雨淋，还有毒蛇猛兽，老二强人（指土匪）；
“不必怕，不要紧，我们都是征服自然界的人。
“前行前行复前行，莫忘积石西倾和秦岭，莫忘长白与大青。
“横断山高，贡嘎峰峻，祁连积雪厚，天山明月照坚冰。
“锤子在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少年好光阴。”
这是70多年前，年轻时代的黄汲清写下的一首山歌体的言志诗篇。据说，每当行外人对黄汲清痴情于地质投来疑惑的目光时，他总是打趣地说：“久于爬山的人为什么这样不怕吃苦呢？其实我们的苦是有限的，而乐是无穷的。我们的乐是无所求于人、无得失之念存于心，是乐也，诗人之乐也！”
少年志向高，飞蛾向光明
黄汲清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当地颇有名望的书香之家。他出生那天，正值天井中牡丹盛开、花团锦簇，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便为他取名为黄德淦。
黄汲清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深得祖辈们的疼爱。因家境富裕，长辈疼爱，书香熏陶，黄汲清的童年，不仅拥有良好的智力教育，德行教化也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古典名著爱不释手；农夫一年四季在水田里劳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也深深地植入了小黄汲清的心里。
黄汲清的父亲虽是清末秀才，但后来又从成都的通省师范毕业，受过新式教育，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经常向孩子们讲述慈禧太后的荒淫、愚昧，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少年时代的黄汲清，已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以及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等书报作为经常的读物。特别是读到梁启超的《中国魂》，使黄汲清深受震撼，暗暗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争光。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飞蛾扑火”的寓意，同学们都回答是“自取灭亡”之意，唯独黄汲清回答：“不畏牺牲，向往光明。”
另一次，黄汲清见到同学有一本《中国地理图册》，爱不释手，借阅时还细心地一个省、一个省描绘在薄纸上，珍藏起来。当时的中国国土形似一片秋海棠叶。从此，这片“秋海棠叶”就深深地印在了少年黄汲清的心中。
中学时代，黄汲清就读于成都省立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名校。学习期间，黄汲清深受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影响，深感四川一地的闭塞。他想，要吸收新知识、扩大新视野，必须东出夔门、北上京师。
在北洋大学闹学潮被开除
1921年夏，年仅17岁的黄汲清约上几位同窗好友，背上行囊出发了。伫立船头，望大江东去，不觉武汉已隐隐约约现在天际。
当时的武汉关是英租借。在长长的跳板尽头，英国关员手持钢钎，凡见中国旅客，便将钢钎插进行李，锦缎、夏布被戳得百孔千疮、毛絮乱飞。这一幕幕，深深刺痛了黄汲清的心。他不禁自问：衰弱的中国何时才能自强自立，挺起脊梁，不受外国人的欺凌啊？
来到北京，黄汲清的志向是报考北京大学。但时值暑假，北大尚未开始招生，黄汲清只好去了天津报考北洋大学，并被录取。北洋大学是一流工科大学，对学生要求极严，特别是数学、英文等课程尤其严格。在这里，黄汲清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
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第一大商埠，英、法、日租界占了大半个市区，而中国北方的军阀又连年混战不休，天津一地洋人、恶势力异常嚣张。其时，“五四”运动余波尚存，青年学生的爱国救国热情未减。梁启超、顾维钧等充满激情的爱国救亡演讲，再一次感染了黄汲清。黄汲清作为学生代表，在闹学潮中冲锋陷阵，惹怒了校方。校方要求学生们写悔过书，黄汲清坚持无过可悔，而被开除学籍。这是黄汲清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离开了北洋大学，黄汲清想去南方报考孙中山刚办起的黄埔军校，可惜身体条件不符而未果；在同学的劝说下，他去报考海关税务学校，笔试通过了，却因口试、面谈不符合洋人口味，未被录取。政治的腐败、政客的丑恶，在他眼前暴露无遗。此时的黄汲清陷入了报国无门、救国无路的痛苦中，使黄汲清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北大求学时改名“汲清”
黄汲清再次来到北京，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报考北京大学，结果成绩名列前茅。他选择了地质系，坚定地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他还就此改名为“汲清”，意为“广纳新知，博采群书”。而其长达70多年的地质人生由此开端。
当时中国地质学会刚建立不久，北大良好的学习环境、周围的良师益友、相互切磋的学术气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汲清。北大4年，除课堂学习外，黄汲清每学年还必须进行野外地质旅行。他在一、二、三年级，先后考察了北京西山、山东泰山、淄博煤田、内蒙大青山、大同煤田等地质和矿产。
刚读大三时，黄汲清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他写出的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竟指出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把因冲断层重复了的下奥陶统地层分成两个单元的错误。这是他的首篇学术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
就在那西山之巅，意气风发的黄汲清赋下明志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毕业前夕，他又随着当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考察了北票煤田，并在矿上实习。
那时，军阀混战仍常年不断。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枪杀了刘和珍等进步青年；后来，张作霖又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邓文辉等北大师生，中国北方进入最黑暗的年代。黄汲清对反动军阀和丑恶政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同时也更增强了他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信念。
1928年夏，黄汲清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随后进入当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界先驱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的麾下，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
“初生牛犊”不畏科学艰险
黄汲清深知，地质科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以祖国大地作为背景，积累大量的实际资料，才能有所超越，才能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到地质调查所不久，黄汲清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于1928年秋随当时被地质界誉为“十八罗汉”之一的王竹泉，一道赴东北考察辽宁本溪和阜新煤田。1年后，在完成了这两大煤田的地质报告以后，黄汲清又随学长赵亚曾踏上了西南考察的征途，先后踏勘了陕、甘、川、康、滇、黔等省，1年又3个月，徒步万里，翻越峰高谷深的秦岭、大巴山，涉过激流汹涌的白龙江、金沙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踏过土匪出没的险恶之地，纵穿四川盆地，二渡贵州赤水河，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和大量化石标本。
黄汲清与学长赵亚曾，在峨眉山和龙门山白鹿顶的考察过程中，不仅查清了峨嵋圣山的地层层序，特别是首次证实了阿尔卑斯构造在龙门山的存在，将中国地质与近代地质科学发源地的欧洲地质接上了轨，证明了世界近代地质学理论同样适用于指导中国地质的实践。而中国的地质实践，也必将丰富世界地质科学的宝库。
不幸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赵亚曾，却在云南惨遭土匪的杀害。当时身在四川叙永的黄汲清，悲恸欲绝。但他未被吓倒，而是肩负着同伴未尽的事业，继续奋勇向前。他只身一人，下云南，入贵州，随后又加入到时任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率领的川广铁路勘察队里，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
此次大跨度的时空上的调查实践，在黄汲清的人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艰难险阻磨炼了他的坚强意志，祖国的壮丽山川陶冶了他的高尚情操，同时血与汗更浇灌出了丰硕的科学果实。
1930年7月初，完成了长达15个月野外调查的黄汲清回到了北京。他首先见到的，就是从河北家乡来京的赵亚曾遗孀和3个幼小的孩子。他与同仁们发起捐助活动，成立基金会，抚养遗孤。
为了纪念战友，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以赵亚曾为第一作者，在当年底前便完成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的专著和地质图册。这部著作指出了秦岭山脉的形成，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南北方的主要分界线，同时还论及铁、铜、金和盐、煤、石油、天然气、石膏等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分布，对中国地质、地理上的这一关键性地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成为我国区域地质理论的重要经典。
从1931年开始，黄汲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和著述，先后写成《中国南方二叠纪珊瑚》、《中国晚二叠世腕足类化石I》、《中国晚二叠世腕足类化石II》3部古生物著作。不久，他又完成了一部题为《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的地层学重要专著，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的总结，把中国二叠纪地层做了系统划分和对比，初步奠定了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的研究基础。
当时，二叠纪地层研究在国际上还是薄弱环节，均以苏联的乌拉尔西坡Perm地区作为国际二叠纪标准地层。其实，中国的二叠纪地层，特别在南方，分布广，剖面佳，化石也丰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质工作者曾做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都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使得黄汲清的成果在当时成了世界上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先进、最系统、最可靠的总结之一，当即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一致好评。
1933年，在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地质学家舒可特在他的世界二叠纪总结论文中，就引用了黄汲清的这一成果。黄汲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专著，也成了研究世界二叠纪地层的经典文献，成了创建我国南方二叠纪和有关化石门类研究的学术基础。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经济价值日趋显著。以产煤、锰、石油和天然气等沉积矿产而著称的中国二叠纪地层，成了世界标准剖面之一。
被选派赴欧洲留学
从1930年夏到1932年夏，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黄汲清就写出了6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专著，使得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备受国际地质界瞩目。
黄汲清以其突出的才干和成绩，为所长翁文灏所赏识，于1932年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在瑞士浓霞台大学有幸成为世界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恩师的教导，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为他奠定了大地构造学的基础。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学科，黄汲清就选择了攻读构造地质学作为博士学位的主攻方向。3年之中，在导师的指导下，黄汲清系统、深入地学习、考察、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并对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作了实地考察。黄汲清的聪颖与刻苦，赢得了导师的青睐，他们教学相长，互敬互学，结成了忘年交，谱写了一段中、瑞两国科学家的友谊佳话。
1935年夏，黄汲清用法文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苏黎世大学的地质教授称赞，此文对阿尔卑斯山彭宁构造带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直至60年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前主席杜伦佩还指出，这篇论文至今仍有相当的价值。
【名家小传】
黄汲清（1904—1995），原名黄德淦，四川仁寿人。著名的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地层学和石油地质学家，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21年考入北洋大学，因闹学潮而被学校开除。后考上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毕业。1932年留学瑞士浓霞台大学，193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在中央研究所（后为研究院）工作，先后任技正、所长、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地质矿产普查勘探指导和石油地质与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历任西南地质局局长、中国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等职。1980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其自然科学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当选为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汲清是继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之后中国的又一地学泰斗，是国内外著名的地质学家，其工作涉及地质学的众多领域，均取得重要成就。他发表了150余篇文章，出版了20余部专著，其中一些被国外译成多种文字。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并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3位“两弹一星元勋”一道，成为专为中国最杰出科学家设立的“何梁－何利奖”的首获者，以褒奖他为祖国石油、地质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魏寿昆与北洋大学：勤俭苦读，实事求是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魏寿昆在校时，学监王龙光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就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
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地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3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魏寿昆是1923年到1929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当时的学制是小学7年（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大学6年（其中预科2年、本科4年）。他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2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他读的是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
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的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的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
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60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是60人；大多补习1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7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120人，6年之后毕业时（经常是3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魏寿昆在校时，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就站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的教师们问声“早安”。
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地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3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10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12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85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
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1923年魏寿昆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5元；到了1929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7至8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100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200至300元。
北洋大学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魏寿昆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校长是刘仙洲。刘仙洲校长本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他在北洋执政的4年（1924—1928）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之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4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4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4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2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
据魏寿昆回忆，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1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8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8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大家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8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20%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4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了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2－3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1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3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
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在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
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地质采矿专家，曾任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等。
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治校，同学则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
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的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4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
纵然如是，北洋大学仍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的年代中，的确培养出了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名家小传】
魏寿昆（1907—2006），天津人。著名冶金学家、工程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和中国金属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魏寿昆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工程系，1935年获得德国德莱斯顿工业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35—1936年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年。1936年9月受聘为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化学及冶金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辗转大半个中国，参与组建多所高校，曾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重庆大学、北洋大学及唐山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及重庆矿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代理所长等职。1949年以后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天津大学副教务长。1952年起任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教务长、副院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院士。
魏寿昆从1930年任北洋大学助教起，从事工程教育77年，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量冶金、科技和管理人才，为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魏寿昆在冶金理论和工艺、资源综合利用、冶金熔体理论上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高温熔体活度理论体系和炉渣脱硫的离子理论，解决了我国冶金工业生产工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选择性氧化与转化温度的概念，为提高和改进我国共生矿的冶炼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国内率先开展固体电解质电池直接快速定氧技术的研究，该技术于1974年被誉为当时国际钢铁冶金3大发明之一，是控制钢液脱氧、提高钢质量的关键性手段；80年代在北京科技大学建立固体电解质国家级重点研究室，使我国固体电解质电池的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魏寿昆毕生发表学术论文140篇，出版专著5部，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多项奖励。其专著《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冶金过程热力学》成为冶金及相关学科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吴大猷与南开大学：学业有成，情感有归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回忆自己从14岁到24岁在南开学习和执教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这10年是自己性格、习惯的成型时期，也是自己求学基础训练的重要时期。
其实，南开的学生岁月，不仅是吴大猷一个人最为充实、甜美的记忆，也是他和自己的兄弟吴大任、吴大业、吴大立，女友阮冠世，好友陈省身等数人共同唱响的生命中的美好乐章。
跳班入大学
1921年夏天，14岁的吴大猷，跟随应邀出任广东旅津学校校长的伯父吴远基来到天津。虽然旅途很漫长，但他并不寂寞，因为同行的还有伯父的孩子吴大业和吴大任，以及四叔的孩子吴大立。
有趣的是，这年龄相仿、相貌相似的堂兄弟4人，竟然一齐考入了南开中学，住进了同一间宿舍。他们一亮相，就立刻引来众人关注的目光。每次他们出现在图书馆、食堂或运动场，总是会被人一眼认出。
看看这兄弟4人的名字——“大猷”、“大业”、“大任”、“大立”。即使不知情的人，也会感觉到整个家族对他们所寄予的厚望。尽管亲人、朋友竭尽所能资助他们，但诸多变故仍然使他们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然而吴家兄弟没有退缩，他们将稚嫩的手臂紧紧地挽在一起，在相互鼓励中奋力前行。
南开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引起了吴家兄弟对学问的兴趣。正当他们准备再度联手、共同步入大学殿堂时，大立却因母亲病重匆匆而返回家乡。缺少大立的日子少了几许欢乐，多了几分遗憾。但其他三兄弟此生最丰富的记忆，还是留在了南开大学。
吴大猷在读高二时，决定利用课余时间自修高三的课程，以同等学力跳级报考南开大学矿科。经过努力，他考上了。吴大业也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这时吴大立已回广东，只有吴大任留在南开中学。
吴大猷之所以选择矿科，主要因幼年丧父，家中只有一位寡母，经济十分拮据。而矿科是一门实用学科，毕业后谋事比较容易。另外，他觉得自己天资有限，适合学应用科学。刚“跳”入大学时，他的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惟独物理感到有些吃力，直到学年末才入了点门。
1926年，吴大业由预科升入商科；吴大任中学毕业，被保送上南开大学数学系。从此兄弟3人又相聚在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校园景色优美，一进校门是一条笔直的、长长的大路，两旁绿树成荫。校园中心，南北各有一个半环状的马蹄湖，里面栽满荷花。还有那座造型别致、圆顶的木斋图书馆，以及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理科教学楼——“思源堂”……所有这些，都让青年学子们心醉神迷！重聚南开园的那个晚上，吴家兄弟欢呼雀跃。
吴大猷克服了物理这一难关，正踌躇满志准备迎接新学年时，学校突然宣布矿科停办。原来，资助南大矿科的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由于战争影响，所经营的煤矿出现困难，无法再捐助南开大学了，因此矿科只好停办。学校规定，矿科学生可以转到本校理科各系。吴大猷决定转入物理系。为什么要进物理系呢？因为在所有课程中，他觉得物理最难，似乎有意要接受这样一种挑战。
对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思想的吴大猷来说，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只管求学，不大去想将来，也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学术上能够有所建树。事实上，大学4年的培养和训练，不仅使吴家兄弟明白了求知的真正意义，更使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决心日益坚定。对学问如饥似渴的吴家兄弟，完全沉浸在求知的乐趣中，但他们更明白“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吴大猷从一入学，就培养了自己做学术笔记的习惯，日积月累，那厚厚的学术笔记逐渐变成了撰写一篇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基础，老师和同学都对此赞叹不已。当时，为吴大猷兄弟3人讲课的都是颇有名望的教授，如饶毓泰、钱宝琮、姜立夫、邱宗岳等。其实，这几位伯乐早就注意到聪慧过人、勤奋刻苦的吴家兄弟，因此不遗余力地为他们解疑释惑，传授真知。
在名师悉心而严格的指导下，3兄弟进步很快。他们不但高质量地完成了专业课的实验报告，还选修了大量介绍学术前沿的课程。这些展示物理、数学、经济等学科最新成就的课程，使他们大开眼界。课余，他们还与同学自发组织起讨论会，研读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学术名著，并轮流做报告；一些学生创办的报刊上，也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写的学术短文。
由于他们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在校园里有“吴氏三杰”的美称。渐渐地，在同学心里，三兄弟是小有名气的“专家”；在老师心里，三兄弟将是未来中国的学术希望。
师从饶毓泰
吴大猷于1925年夏考入南开大学，先念矿学，不久进入物理系学习；最初把他引进物理学领域的，是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时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吴大猷回忆恩师时曾说：“饶先生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心地善良，程度好，造诣高，中、英、法、德文都极好。”
吴大猷进入物理系二年级，因成绩优秀，免交学宿费。他利用课余时间当家教，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饶毓泰讲授的“近代物理”，使吴大猷对物理开了窍，产生浓厚兴趣。他的学习热情引起饶毓泰的注意
饶毓泰是南开大学理学院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创办物理系。饶先生上课与众不同，除了讲课，还喜欢向学生提问或鼓励学生发问，使得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一次，当他讲到分子运动的速度时，一名女生举手问道：“为什么烟囱冒出来的烟是那么慢呢？”饶先生首先称赞她的勇敢，说：“问得好！”然后再加以讲解。有时他阐述理论，请学生举出实例来。无论学生举的例子是否正确，他总给予热情鼓励。上饶先生的课，学生们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物理知识。
饶毓泰非常重视将世界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在学生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响。爱因斯坦这一问世不久的新理论，更加激发了吴大猷的学习热情。
如吴大猷所说，进入南开中学，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那么，进入南开大学，特别是师从饶毓泰，可说是决定他一生前途的第二个机遇。
当时的物理学著作大多是德文版。吴大猷在中学已学过德文，上大学仍选修德文。从三年级开始，他将一本已有英译本的德文物理学名著边读边译成中文，然后再对照其英译本检验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既提高了德文水平，又学到了专业知识。吴大猷读书还有一个方法，他自称是个“笨法”：每读一本经典著作，不仅要写内容摘要，还在理解了的基础上作“注”。经过动笔，他感觉理解更清楚，印象更深刻了。
三年级时，吴大猷同四年级的几位同学共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各选一本书研读，然后轮流作读书报告。那几位高年级学生选的都是古典物理学读物，有的读统计力学，有的读电动力学，惟有吴大猷选了最新的相对论。
吴大猷在大学4年中学习成绩优秀，并获得这所私立学校十分难得的奖学金。他对科学的感悟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受到恩师饶毓泰的器重。1929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近代物理和力学等课程。饶毓泰去德国研修后，仍以吴大猷先生的进修为念，遂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合推荐，使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193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
与陈省身同窗
陈省身与吴大任是数学系同学，入学时只有15岁。他由四年制中学毕业，连跳两级，以同等学力考入南开。他和吴大任同是数学系的尖子，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当时的理学院，学生人数不是很多，因此陈省身很快就和吴家兄弟熟悉起来。他同吴大猷虽不同系也不同级，但有些课程，如数学和德文是在一个班上的；而且两人都是理科学会的委员，所以也成了好朋友。以陈省身、吴大猷为中心，在理科院形成了一个十分友好、快乐的集体，吴大任自然也在其中。
1928年，南大物理实验课的一位教师辞职，人手不够，校方聘三年级高才生吴大猷担任理学院一年级物理实验助教。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一连两届被选为理学院学生会委员。与他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陈省身。
作为学生会委员，吴大猷、陈省身等人经常组织学术活动，请校内教授作学术讲座，有时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作报告。有一次还请到了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事前，数学教授姜立夫就告诉学生们，茅先生能背圆周率的值到100多位。所以，当茅先生作完报告后，学生们就请他背圆周率的值。茅先生欣然答应，立刻往黑板上写。他每写几位数，就把头微微摆动两下，接着又往下写，写了满满一黑板。他说，这已经有100多位了。大家既吃惊又高兴，情不自禁地向茅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学生们以为茅先生一定是把数字编成了歌，不然怎能记得住呢？
吴大猷的功课好，脾气好，人缘更好，端端正正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同学们最爱同他开玩笑，给他起绰号，他也依然报以憨厚的微笑。他还未毕业就当上助教，但同学们根本没把他当做老师，仍直呼他的绰号。
同学之间的嬉笑打闹，就像不同的佐料，令他们的大学生活更加有滋有味。在一次理科师生的同乐会上，几个女生编了一个节目，把老师和同学的名字编成了谐音。例如：姜立夫人（姜立夫）、饶毓太太（饶毓泰）、吴大人（吴大任），而最令人捧腹的是“陈婶婶”（陈省身）！
心里充满阳光
吴大猷大学四年级时，在1928年冬天的理学院师生同乐会上，他第一次同物理系一年级女生阮冠世相识。这位长着一双明亮大眼睛、脸色略显苍白、亭亭玉立的少女，令他一见倾心。以后通过几次交往，吴大猷感到阮冠世不但容貌娇好，而且意志坚强，虽然体弱多病，但求学心切。
后来，吴大猷给一年级上物理实验课，成了阮冠世的老师，有了更多机会见到自己心爱的姑娘。一天他写了个条子约她相会，她赴约了……这就开始了吴、阮之恋的序幕。
以后吴大猷常到西柏树村女生宿舍找阮冠世。但他们只能在门口说话，因为学校规定，不允许男女生进入对方宿舍。刚开始时他俩不好意思单独约会，总要拉着几个女同学，浩浩荡荡一大群，到校内的小店铺吃点水果，然后在校园里散一会儿步。这些女生里，只有阮冠世的一位知心女友知道其中奥秘，别的人都蒙在鼓里，玩得还很高兴呢。
日久天长，秘密终于被揭露。于是，那些受蒙蔽者狠狠反戈一击，几个女同学在宿舍里同阮冠世大开玩笑……第二天饶毓泰夫人对她们说：“昨晚你们说的话，我们都听见啦！”
原来，她们宿舍的窗子正对着饶先生家的窗子。这样，连老师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学生在谈恋爱啦！
吴、阮之恋由秘密逐渐变成半公开。思源堂前，马蹄湖畔，常常可以见到他俩的身影。一次，张伯苓校长对吴大猷说：“如果你喜欢阮冠世，我认识她的父亲，可以给你去提亲！”吴大猷听了心里明白，张校长一向治校严格，不愿学生在校园里谈情说爱。
吴大猷毕业在即，校方已和他谈过，欢迎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而阮冠世却鼓励他报考清华大学公费留美。他去考了，但因名额所限，没被录取。别人为他不平，他却乐呵呵的。原来他心中有个小算盘：留校当助教也好，就能和阮冠世在一起了！
阮冠世的家在北平，每逢节假日，她常约吴大猷一块儿回家。阮冠世全家都很喜欢这个才貌双全、老实憨厚的年轻人。一天，他俩到天坛公园游玩。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两个人的心里也充满灿烂的阳光。阮冠世让吴大猷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接着仿佛从天边飘来她那温柔、甜美的声音：“请求上帝让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吴大猷被这巨大的幸福，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大学毕业，吴大猷以杰出成绩留校。他利用暑假期间，回家看望阔别8年的母亲。
【名家小传】
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1925年夏考入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先念矿学，不久进入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1934年在美国作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应饶毓泰（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之邀，回国后在北大、西南联大任教，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1946年受当时政府之托出国考察，因国内形势变化而滞留美国，先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部主任、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教授、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1962年受聘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1967年起兼任台湾“国家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84年开始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92年率台湾物理学家代表团，回到阔别46年的北京，北大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20世纪30年代，他研究了多种原子分子光谱，研究了苯及其衍生物的喇曼光谱，发现并证明了苯的同位素移动，并对此作了正确的解释。30－40年代，在我国最早进行了原子多重激发态的研究，较早计算了氦原子双激发能态；计算了慢中子与原子碰撞的散射截面；提出了原子碰撞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研究了氯化乙烯的同分异构体的红外光谱及分子对称问题；讨论了由分子或电子激发的分子振动、分子振动与转动的交互作用、分子简正振动等问题。他有论文100余篇，专著10余本，如1975年出版的《理论物理》（7卷本）。它们涉及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核物理、大气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相对论等多个领域，成绩卓著。
陈省身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素喜数学，终研几何
陈省身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知道听老师的话的所谓“好学生”。他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书都看，尤其爱看历史、文学书，时常跑到图书馆一呆就是几个钟头。在学习中，他习惯自己主动去看书，而不是老师指定要看什么参考书才去看。
跳过两级考南开
1911年，陈省身出生在浙江嘉兴秀水河畔一个书香世家。陈省身的父亲陈宝桢是晚清秀才。父亲为儿子取名源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因其出生年份是辛亥年，所以号“辛生”。
陈省身从小聪颖、活泼，因为祖母唐氏的宠爱，没有如期进小学读书，由祖母和小姑母教识字、学算术，把家里门窗楼板都写上字、画上画、背唐诗。其母韩梅是一位清雅、洁静的女子，有时看到陈省身乱写乱画总要凶上几句话。祖母听了反埋怨媳妇说：小孩刚开始学写字、画画，要多鼓励，让他大胆去创作，识别好与坏，这才有出息。从此，陈省身用纸和笔在桌上写字、画画，很少到外面与小孩闯荡；跟祖母到觉海寺烧香拜佛，能念“弥陀经”、“金刚经”，寺里和尚称他为“神童”。
有一次，陈省身的父亲过年回家，给他买来一套《笔算数学》（上、中、下）3册。这书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和中国人邹立文合编的最新数学教科书，有全世界通用的计算符号。陈省身如饥似渴地学习这套《笔算数学》，在祖母和小姑母的指导下，很快读完了3册书，开始作练习题。当父亲第二次回家时，陈省身作完了全部练习题。经父亲检查，练习题全都作得对。
转眼，陈省身已8岁了，其祖母唐氏送他进秀水县一小学读书。下课休息时，陈省身看见老师用戒尺打上课讲话的学生手心，多的打了4下。陈省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放学回家告诉祖母，还问：明天老师要打我的手心，怎么办？流露出一种害怕样子。其祖母第二天就不让陈省身上学。就这样，陈省身只读了一天小学。
1920年，陈省身考入秀州中学。只上过一天小学的他，硬是凭着自学的底子和后来的刻苦与好胜，不但学习跟了上去，而且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他的姑丈姚亮臣就在秀中教国文，表哥也在秀中念书。年幼聪慧的陈省身，深得姑丈的喜爱和照顾。陈省身在秀中读到高小三年级，他已能做相当复杂的算术题，也看《封神榜》和《说唐全传》调剂课余生活。有时他还随父亲或舅父去南湖乘烟雨楼的画舫。就在这风景如画的南湖之滨，陈省身度过了他的童年。许多年以后，每当陈省身与人谈起嘉兴，回忆起那段童年时光，总是说，那是一生很幸福的一段。
1922年，陈省身随全家从浙江嘉兴来到天津。次年，进入扶轮中学（现天津铁路一中）。校长顾赞庭很看重数学，亲自教几何，而且要求严格，陈省身往往应付自如，颇得校长的喜欢。陈省身在自述中曾说：“我数学学得比较好，当时我是他一个很得意的学生。他很看得起我。”此外，“扶轮”还有郑次纯、彭罕三等几个很好的数学老师。
陈省身在学习中习惯自己主动去看书，而不是老师指定要看什么参考书才去看。在这里，陈省身已开始显露出他广泛的志趣和鲜明的个性。陈省身承认：“我念数学不觉得困难，感到特别容易。我不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念书的学生，我要有兴趣，我就可以做做。分数好坏不大在乎。反正我的数学分数总很好，其他功课平平常常，但总能及格，比及格还好点。花点劲也可以很好，但我懒得花劲。我书看得很多，喜欢去图书馆看杂书，什么书拿来就看。我喜欢看历史、文学、掌故，乱七八糟的书都看。时常跑到书库一呆就几个钟头，这本看看，那本看看。数学书也看，但并不光看数学书。有些数学书，有些数学杂志，有些数学家，我都知道。”
1926年，陈省身在扶轮校刊上发表了7篇文章。在《科学与宗教》中，他写道：“科学的目的，在寻觅宇宙间已经进行的法则，描摹自然界一切现象，将结果归纳到极简单极完全能证明的名词。”在《一几何定理之十六种证法》中他说：“几何学在数学中占了极重要的位置；非但有志研究科学的人，应当注意于它，就是普通的中学学生，也应该拿它作应有的常识。”此文表现出他对几何训练在开发智力中作用的较深理解，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逻辑推理能力。
在扶轮中学，陈省身跳了两级。毕业前一年，父亲陈宝桢的朋友钱宝琮到南开大学任教授。钱宝琮专治中国算学史，在这方面很有创见。他劝陈省身直接考南开大学理科。但是考理科，要考解析几何。“扶轮”是旧制中学，4年制，数学只教三角、几何，不教解析几何，而且物理、化学也教得不够。幸好陈省身有“自动的能力”，从南开中学借了课本自学。
那年夏天，陈省身的祖母去世，家里乱得一塌糊涂。陈省身就在这乱糟糟中复习功课。结果他直接考取南开大学本科，不用念预科。钱宝琮来告诉他，数学考了第二。这年，陈省身15岁。
最美好的年华在南开
南开大学建立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校长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上世纪20年代中期，学校提出“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文以治国”的教育方针，提倡通才教育，全校分文、理、商3个学院。那时，南开理学院有4个系：生物、物理、化学、数学，分别由李继侗、饶树人、邱宗岳、姜立夫主持。那些系差不多都是“一人系”，除了他们4位外，教授很少。新生入学第一年不选系，就读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5门课。陈省身觉得物理似较切实际，所以入学时倾向于物理系。
1926年秋天，15岁的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在这里，陈省身遇上了中国现代几何学的开山祖师、南开大学算学系主任——姜立夫教授。姜立夫19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次年到南开大学并一手创办南开算学系（当时是全国第二个数学系）。高徒遇名师，姜立夫循循善诱，将陈省身领入了数学王国。姜立夫非常器重这个年纪最小、天赋颇高的弟子。陈省身读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做了姜立夫的助手，帮他改卷子。这样每月他可以拿到10块钱以改善生活。多年以后，陈省身早已是名扬天下的数学大师。当他追忆恩师姜立夫时说：“我从事于几何，大都亏了我的大学老师姜立夫博士。”
陈省身的南开岁月相当充实。当时，南开学风优良，而且在姜立夫的努力下，其数学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陈省身博览群书，阅览了大量数学书籍，许多名著都曾开卷。在段茂澜的指导下，等到1930年毕业时，陈省身已经能读德、法文的数学书籍，对美国的文献尤其熟悉。陈省身还曾当选为南开大学理科科学会委员，也是《南开大学周刊》学术组的骨干。这一切都为他的数学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据陈省身回忆，当时南开只有300多名学生。因为学生少，地方大，因此在“思源堂”楼上专门拿出一间很大的房间来作为游戏室，供学生休憩。年少的陈省身，每天跟着一群哥哥、姐姐在那里玩耍，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弹棋子、打牌，往往乐不思蜀。有一次，他跟同学在宿舍里打牌，被素来严厉的物理大师饶毓泰先生逮了个正着。他们都有点担心受罚。饶先生当时开的理论力学班上，有陈省身、吴大任、吴大猷等栋梁之才，“他对这个班级很满意，所以也没怎样发作。”
一年级的生活，陈省身过得很舒服。微积分、力学都由钱宝琮教，陈省身读得轻松自在。这一年，他常常看一些小说、杂书；也时常替别的同学写作文以消磨时间。1927年，陈省身的读书生活与态度有很大的改变。那一年，算学系主任姜立夫由厦门大学讲学回来。陈省身因为厌恶实验而进了数学系，成了姜立夫的学生。
由于当时的人们都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了解甚少，陈省身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可以做什么，加上是连跳两级后考的大学，故对于自己的目标实在是很茫然。在大学一年级的一次化学实验课上，内容是“吹玻璃管”。陈省身对着手中的玻璃片和面前用来加热的火焰，一筹莫展。后来由实验老师帮忙，总算勉强吹成了。但他觉得吹成后的玻璃管太热，就用冷水去冲，瞬间玻璃管哗啦啦全碎了。这件事对陈省身触动很大，他发现自己缺乏动手能力，于是作出人生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放弃物理、化学，专攻数学。这成了他终身献身数学的起点。陈省身曾经风趣地说，“学数学并不是我刻意的选择，实在是因为我除了数学之外，什么都学不好。”
姜立夫在人格、道德上，被认为是近代的一位“圣人”。他教书极其认真，每课必留习题，每题必经评阅。陈省身和另一位数学家吴大任，都是姜立夫的得意弟子。他特意为他们开了许多当时被认为高深的课，如线性代数、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他教学态度严正，循循善诱，使人感觉到读数学有无限的趣味和前途。
陈省身对数学有天然的兴趣，班上他的年纪最小，但成绩总是出类拔萃。姜立夫非常喜欢这个弟子。当时南开大学初建，系里人手少，于是姜立夫就叫正念三年级的陈省身做他的助手，帮他改卷子。一开始让他改一二年级的，后来三年级的卷子也让他改。他也帮张希陆老师改卷子。这样每月他还能拿到10块钱，比一个报贩的钱还多一点，能改善一点学习和生活条件。1929年，陈省身等当选为南开大学理科科学会委员，同时还是《南开大学周刊》学术组的骨干。
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他后来曾经不止一次满怀深情地说过：“我最美好的年华在南开度过，她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清华读研究生
在南开四年级时，陈省身开始有了自己明确的努力方向。他闻知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算学部招收研究生，3年毕业后授予硕士学位，成绩优异者可派送出国留学2年。于是，他和吴大任经多次商讨，一起报考了清华，并且都被录取了。
那时，清华经费充裕，一片兴旺气象。数学系主任是熊庆来，教授有孙光远、杨武之（杨振宁之父），还有后来成为陈省身岳父的郑桐荪等；教员有周鸿经、唐培经等。清华数学系陆续吸引了许多像华罗庚、许宝、柯召一样的青年才俊。
1930年秋季，陈省身到清华时，才知道只有他一人来报到。原来，这时吴大任因父亲失业，不得已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助教。而当时清华数学系只有他们2名学生，因此无法开班，于是学校决定暂缓1年开课，改聘陈省身为助教。翌年，吴大任经过艰苦奋斗，得以复学，再次与陈省身同窗。
陈省身去清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跟孙光远做一点研究。孙光远是芝加哥大学博士，专攻“投影微分几何学”。孙光远天真、率直，陈省身与之相处甚欢。1932年，在孙的指导下，陈省身在清华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投微”的研究论文：《具有一一对应点的平面曲线对》，刊于《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以后，又继续写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都发表在日本东北大学主办的数学杂志上。
陈省身在孙光远的指导下，用了许多时间研究投影微分几何。投影微分几何是数学的一个旁支，但那时“投微”的研究已到结束阶段。当时国内数学界还没有人了解数学研究的主流所在，这几篇论文，据陈省身后来说，都是他做不出难题目时用来调剂心情的结果。
在清华，陈省身确定了微分几何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微分几何的出发点，是微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有300多年的历史。自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大家想从几何里找物理的模型，不少几何学家在那里工作，可惜成就不大。微分几何的正确方向是所谓“大型微分几何”，即研究微分流形上的几何性质，它与拓扑学密切相关。其系统研究，那时才刚刚开始。这是陈省身在清华始终憧憬着的方向，但未曾入门。陈省身描述那时候的心情时说，像是远望着一座美丽的高山，还不知如何可以攀登。
1932年春天，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大师之一、德国汉堡大学数学教授——布莱希特到北京大学讲学，题目是《微分几何的拓扑问题》。19世纪的德国数学执世界牛耳，到了20世纪初仍势头不减。6场讲座，让陈省身与吴大任这两个痴迷于数学的年轻人一场也未落。演讲的内容深入浅出，使陈省身大开眼界。就是这次演讲，使陈省身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他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而萌动了申请去德国汉堡大学留学的念头。
清华大学规定，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校方可以资助出国留学。不过，这经费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所以一般都须去美国。陈省身成绩优异，自然是选派对象。但是，他认准当时世界数学的中心在欧洲，几何学研究的重镇则在德国与法国，因此他选择了德国汉堡大学。
1934年夏，陈省身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陈省身显示了他“喜欢自由与独立，不肯随俗”的个性，用留美的公费留学德法。这是一次重要而关键的选择。他主动放弃了已经熟习的“投影微分几何”，到德国去开垦新的沃土去了。
【名家小传】
陈省身（1911—2004），号辛生，浙江嘉兴人。著名几何学家、数学家。
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34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不久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几何大师嘉当。1937年受聘于清华大学。1938年1月，因日本侵略军逼近长沙，随校搬到昆明，合并于西南联大。1943年受美国人维布伦之邀，成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两年中，他给出“高斯－邦尼公式一个新的内蕴证明”，进而发现“陈示性类”，将数学带入一个新纪元。1949年被聘为当时世界数学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教授。10年后，离开芝加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将这所著名大学的数学系建成世界几何学中心。1961年加入美国籍。1962年任美国数学会副会长。1981年至1984年任美国伯克利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5年至1992年任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后为名誉所长。2004年12月3日病逝于天津。
陈省身是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在微分几何方面成就尤为突出。曾荣获数学界最高奖项之一的沃尔夫奖和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美国科学奖、美国数学会奖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创始成员、英国皇家学会国外会员、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笃正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离校抗日，重返学业
“1935年，我进清华理学院，本来打算学物理。因为老打乒乓球，认识了物理系的钱三强。我大一，他大四。他说，有了好的数理基础，不如学气象，比学物理对国家更有用。就为这句话，大二选系的时候，我进了地理地质气象系。”叶笃正回忆说。
南开中学的影响
1916年，中国有了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正式气候记录。也正是在这一年，在天津一位清末道台的家中，叶笃正出生了。在家中15个孩子中，叶笃正排行老七。作为一名前朝官员的儿子，在14岁以前，叶笃正没有进过学校，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
1930年，叶笃正直接考入当时全国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次年考试又跳了1班。他家中先后有5位兄弟（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笃正、叶笃成）就读于南开中学，是著名“南开世家”中的一族。
叶笃正后来回忆说，自己总算能有所成就，得益于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当时的南开校长，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的教育思想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即使当今许多教育学家也难出其右。
他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高在让学生全面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他注重学业，但绝不主张死读书。他教你做人，教你爱国，教你接触社会。无论是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爱国也好，接触社会也好，都不是口头上的，寓教于实践之中。例如，为了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学校有社会调查课，老师带着学生到各地考察，我就随老师去过山东。我有幸上了南开中学，这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培育了我爱国思想，培养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良好的起步。”从张校长身上，叶笃正学到了两点，一个是爱国信念，一个是科学理想。
在南开，叶笃正开始全面地接触、认识社会。“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省政府旁边，一个老人在卖东西，省政府的兵不让他在那儿卖，还踢了老人。我看见后很生气，说你不让他卖，就让他走好了，你踢他干什么？结果这个当兵的把我也带到省政府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社会上有完全两样的人——一个是欺负人的，另一个是被欺负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3年后，日本人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强行规定为“非军事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一场民族的悲剧，开始降临到中国人民身上。在“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叶笃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即将中学毕业的他差点被学校开除。
叶笃正是一位真挚的爱国者，他对母校南开中学的爱国主义教育皈依至深。近年他在接待“百年南开采访团”的访谈时说：“说起南开中学对我的影响，要多大就有多大。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南开中学给的。南开告诉我们如何抗日。我所以念了理工科，是南开中学给我打下的基础，造成了我对科学的爱好。还有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思想，不管人们爱不爱听，我都以为他的教育思想比现在高的多。南开中学不是让学生读死书，而是要学生懂得中国是怎么回事。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我们那时有老师带着大家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到过山东的曲阜、泰山，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他又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什么要回国，就是要给中国做事，要把中国搞好。张伯苓校长把中国的教育搞到那样髙的水平，太不容易了。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他的办学效率很高，那么大的学校，没有多少管理人员，却管理得条条是道，一点也不乱。这让我从他得身上看到，人就应该这样工作，我就要学他，有他那样的思想，有他那样的效率！”
叶笃正又回忆说：“张伯苓校长很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很支持抗日，但是他不让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会解决什么问题呢？你被打了，被抓了之后，还是学校的问题，学校还得去救你们。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果什么的。”
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叶笃正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定下了远大的目标：“南开中学的理科教育很好，培养了我学理科的兴趣，我立志要念科学，将来一定要把科学搞好。中国人实在是被人欺负得太厉害了！我感到，许多双脚踩着我，我透不过气来。”
受业于清华地学系
叶笃正在南开中学受到了良好的正规教育，学习成绩优秀，于1935年7月高中毕业，随后就在这个暑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组）。同时考入清华的南开35班同学有20余人，分入文、理、工各科系；同入地学系的南开同学有王大纯、李璞、白祥麟、王乃梁等。
叶笃正回忆说：“1935年，我进清华理学院，本来打算学物理。因为老打乒乓球，认识了物理系的钱三强。我大一，他大四。他说，有了好的数理基础，不如学气象，比学物理对国家更有用。就为这句话，大二选系的时候，我进了地理地质气象系。”正是由于接受了钱三强的劝告，叶笃正转而学习气象——而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叶笃正一生从事的气象事业中，清华大学教授赵九章先生和李宪之先生是他的启蒙老师。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叶笃正又考入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涂长望先生和王淦昌先生是他的老师。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他办校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叶笃正。这些老师对他后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从1935年到1937年，是华北地区政治局势巨大动荡的时期。日本武装侵华势力进一步进逼，南京政府被迫同意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本侵华势力让权。这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北京学生1935年末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反日示威学生运动，震动全国，运动此起彼伏。
由于在南开中学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深远，在清华和北大就读的南开同学，始终都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叶笃正当然也积极卷入了运动。这场反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发展，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全国人民思想动员的作用。
后来，1936年末发生的西安事变，是全国人民反日运动的必然结果，催化了全民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催化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协议，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思想的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臻于成熟。
翌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叶笃正尚在清华大学读完气象学二年级。因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转移到湖南长沙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定于1937年11月1日借地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开学上课。在此之前，各校学生都分别得到赴长沙复学的通知。叶笃正按照通知离开平津，辗转来到长沙报到学习。
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但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也只能草草从事，一切勉强就绪。开学后不过1个月余，战局又急转直下。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惨案，震惊全球。
此年终，日军飞机轰炸长沙，战局逼近武汉地区。临时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沦陷地区，已深尝国破家亡之痛；面临当时战局，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剧烈震荡。每个头脑清晰的青年人，此时不能不考虑：前途何方？何去何从？国家焉在？人民焉在？
弃学参加抗日斗争
早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叶笃正就已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疯狂的时期。在爱国思想的驱动下，在清华大学的头2年里，叶笃正不仅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年他又走出校门，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青年学生救亡团，团长（或副团长）是清华十级同学刘毓恒（后改名为陈其吾），跟随当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做抗日宣传工作。
此时摆在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面前的，可以有两个走向：一条路是继续留在学校求学，跟着学校走；另一条路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男儿报国之志，投身抗战或革命洪流。
当时，一批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的前南开学生，突然得到了一项特别的机遇：一位一贯鼓舞学生抗日的前南开中学国文教师张锋伯（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利用本人是陕西地方土绅的身份，谋得了陕西省临潼县县长的职位，预备把临潼县创建成一座游击县，以游击战迎接日寇的渡河犯陕。而创建这样的一个革命抗日县政权，需要不少干部。张锋伯于是通过当时正在临大上学的前南开中学学生（李璞、王大纯、申宪文等，他们过去有过“政治联系”）的联系，征集同学们前往参加。
这个信息在长沙临时大学南开校友之间传播开来，顿时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涛，其政治方向完全符合当时爱国青年向往参加抗日活动的心愿。消息互相传递，不胫而走。南开校友之间的强劲凝聚力和爱国心产生了作用，在1938年春，先后有前南开中学35班、36班和37班的18位同学聚集起来，结伴去到临潼，与张锋伯会合，开始了一段富有浪漫情调、壮烈气概的草莽英雄起义色彩的革命活动。在35班集体中，有叶笃正、李璞、王大纯、李廉、徐文园（来自金陵大学）等5人。此时叶笃正已决心放弃学业，和这批至友同学一道，走上参加抗日斗争的道路。
这批南开学友在临潼追随张锋伯，做了大量的工作：1、宣传工作——向临潼人民宣传抗日战争，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2、组织工作——在临潼民间组织抗日武装，因为此时临潼仍属国民党白占区，所以组织武装力量是秘密进行的；3、文化下乡——向临潼人民宣传文化、科学、教育和扫盲。为发动人民的抗日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他们也在农民当中展开一定的减租反霸运动。
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张锋伯的队伍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临潼农民当中，发展了一支拥有3000条枪的秘密武装，造成了一定声势，引起在临潼的国民党政府驻军的注意。当年8月，国民党驻军宋希濂部逮捕了张锋伯，投入监狱。相随的南开同学即面临星散之势。
经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一部分同学去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革命；一部分留在地方，到中学执教；一部分则回大学复学。大家又一次面临命运的再抉择。
叶笃正最后选择了回西南联合大学复学的道路，再次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进入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
这一年的经历，是这位未来的科学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试图无怨无悔以身许国的一段插曲。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爱国青年走过了崎岖蹊径，经受了坚苦磨练，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前奏，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必然罢！
返校读书：清华学士、浙大硕士到留美博士
1938年夏，叶笃正离开陕西临潼，回到学校，重新读书。后来，这个团队的很多成员到了“红色圣地”——陕北延安；而未到延安的同学，也大部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里，继续做抗日救亡的工作。
1940年，叶笃正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分属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已内迁至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气象学专业（浙大当时是中国的气象学中心，因“中国气象学之父”竺可桢正是时任浙大校长），于1943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1945年初，叶笃正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其导师是当时国际气象界的泰斗罗斯贝。在芝加哥大学气象系，集中了一批最著名的气象学者。使叶笃正受益最大的，还不是它的课程，而是和这些学者们的讨论；尤其是和罗斯贝经常的讨论。通过讨论，他才真正了解了他们学术思想的精华。在讨论时，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见解，尤其勇于发表跟自己导师不同的意见，不怕辩论（当然不能随意胡说），这样才能得到益处。叶笃正回忆说，如果说自己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那么与罗斯贝的讨论对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叶笃正在留美的5年多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大气中能量频散》一文中，他把群速概念引入大气长波动力学，从而得出能量传播速度可以大大不同于风速或波速（可以大于它们，或小于它们，甚至逆风后退），由此得出：在某处有一长波槽（或脊）发生之后，其下游半波长处很快有一长波脊（或槽）发展。这个理论，一直用于实际的预报。而在另外一篇论文里，叶笃正与瑞尔教授合作，首次用非常大量的实际观测资料证明：在低纬度大气中存在着平均Hadley环流。194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
【名家小传】
叶笃正，1916年生于天津，著名科学家。
1940年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3年获浙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大气科学事业建设，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与所长、副院长，国家科委气象组副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等。
叶笃正的科学贡献，为他赢得了众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5年）、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第48届IMO奖（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
刘东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精神，深入骨髓
只有春天的风沙，才会让城里人关注黄土。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3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川，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的刘东生院士。
不平凡的人生
刘东生一生中有着不平凡的际遇。1928年6月4日，他才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自己家园附近制造的皇姑屯事件。9年多以后的1937年7月7日，他20岁，刚从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在乘火车赶回北平家中的旅途上，正逢卢沟桥事变，被滞留在丰台站附近的列车中10多个小时，深夜才历险到家，得与母亲团聚，后一同到天津避难。所有这些，使他深深仇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爱国热情在胸中激荡。整整9年后的1946年7月7日，他由重庆北碚经长途旅行到达南京，看见放下武器的日军俘虏列队登船回国，使他感到一个战胜国公民的扬眉吐气。
刘东生出身在一个中下层有产者家庭。这种家庭的子弟，能有温饱的生活条件和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同时又最懂得刻苦用功。他上的小学——奉天（今辽宁）省立第二小学是全省最知名的；上的中学——南开中学是享誉全国的；上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全国名校精诚合作的结晶。他从小具备了优秀的综合素质，又一直在最好的学府受到最好的教育培养。这些都是他成才的最优越的条件。
然而，他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早年也曾历尽坎坷。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因患伤寒，辍学1年；20岁才高中毕业，又在沦陷区滞留了1年；辗转去到大后方昆明上西南联大，毕业时已25岁了。他又因严重的胃病和参加接待盟国空军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以后，29岁时才归队，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地质科考。他归队虽晚，却一开始就先后直接跟从黄汲清、侯德封、杨钟建、李四光等大师级名家从事科学研究。“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这些名家的门下都是人才辈出，而他又是最出类拔萃的。
他在37岁那年找准了自己的科研方向——黄土与第四纪，自此“咬定青山不放松”，面对任何冲击和干扰，他始终“万变不离其宗”，经过半个多世纪坚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成就一世伟业，取得了几项伟大成就：⑴黄土的“新风成说”；⑵第四纪古气候变化的“多旋回”学说；⑶使黄土成为与极地冰芯、深海沉积物相对比的古代气候多旋回变化的信息库；⑷青藏高原隆升与东亚环境演变的有机联系，即“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观”。
他的奋斗与成功，还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出息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起步都不为迟。
从学机械转学地质
刘东生院士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传奇性的大学。7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主要源于这所仅存8年之久的大学在人才培养、高教事业方面的辉煌成就。
刘东生回忆说，在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自由氛围的感召下，他先是报考了机械系。他当初想学机械，是因为受到工业救国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后来就萌发了改学地质的想法。他说，有3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促成了自己对专业选择的转变。
刘东生回忆道，抗战期间，国家需要大批铁矿。那时，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它的真实储量和开采价值。于是，当地政府就请西南联大地质系谭锡畴教授前去勘查。谭是地质界老前辈。他根据当地的地质构造、矿产类型、矿藏质量、保存状态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值得开采的大矿。
“我们觉得很神奇。”刘东生说。谭老先生到易门转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儿的矿产储量，决定了当地的命运。“我那时刚从中学毕业，觉得地质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这样可以发现自己的资源，这对国家抗战非常有用。”
随后，不经意间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质研究与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当时，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益世报》，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研究》，“这文章是我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讲，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
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走上哪条生活道路则充满着机遇和偶然性。这篇文章给刘东生的启发很大：“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年轻时就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使我通过这篇文章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云南秀丽的风景，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发生在1938年9月28日日本对昆明的轰炸，使刘东生真正把自身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我们当时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飞机从北边飞到昆明上空，炸弹直接投到西南联大的校舍。我们有个姓林的同学，9月27日从天津到昆明的，28日当天躲在宿舍屋檐底下，房顶上的瓦经炸弹震动全部溜了下来，砸到他头上，当场死了。我们班当时好几个同学受了重伤。”
刘东生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抗战的心情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同学觉得，念书有什么用，干脆上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定决心不学机械了，改学地质，觉得学地质比学机械对自己更加适合，对抗战更加有用。”
后来刘东生去找清华的老师，要求转到地质系：“老师，现在昆明连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没有，学机械没有用！”可老师告诉他：“现在学机械没用，以后有用。以后有了工厂，还要造飞机呢！”
刘东生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级学生的叶公超老师。叶老师爽快地签了字，刘东生顺利转到了地质系1938级。就这样，刘东生从清华机械系转到北大地质系上课，成了名副其实的联大学生！
今天，当人们回味这3件事的时候，会看到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自身志趣和祖国命运的充分结合。这是一种大敌压境、国难当头的年代，一个青年对自身专业所作出的恰当选择。
自由、弹性的选择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学里，转校、转系、换专业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成就了这位日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泰勒环境成就奖得主转系愿望的西南联大，在刘东生眼中究竟有什么特色呢？
刘东生说：“有关西南联大，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同时大家都有一种‘选择最好的精神’，老师选择最好的学生，学生选择最好的老师。一方面，教授可以根据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开课，学校也经常请院外的人来做学术报告；同时学生可以自己组织、选择自己的一些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志趣，选择最好的、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学工科的学生，也可以改学自己感兴趣其他学科，可以选那些文学、历史等方面著名教授的讲座。”
西南联大当年大师云集。“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给我们讲课，不是仅仅讲文学，而是将文学和国家局势、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其他专业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讲授知识的同时，给我们也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刘东生说，听大师们讲课，可以使得自己科学研究的境界也跟着提高了。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制度上也富有弹性。“学工科可以救国，学文科也可以救国。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可以学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刘东生认为，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并不知道哪个学科对自己更适合。这就需要给同学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包括学生选择老师、专业、课程的机会，也包括选择学习方法的机会——西南联大给学生这种机会。
“我觉得，研究生院应该多请一些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高的研究的氛围。”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研究生应该在课程、教师等方面有选择的空间。这不是随便自由的流动。
“坚、毅、刚、卓”的精神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坚、毅、刚、卓”。这短短的几个字，让刘东生一生受益。他说：“当年艰苦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激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做人，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坚持就是胜利！”
“66年来，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刘东生慨叹道。
正是在西南联大校训精神的指引下，66年（从1942年联大毕业到2008年去世）来，刘东生不仅首创了黄土的“新风成说”和环境演化的“多回旋学说”，而且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的新领域，建立了全球变化国际对比标准。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他荣获的奖项已经不胜枚举。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当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经通过《科学新闻》杂志，转达了对科技界同行们的感谢：“你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帮助和合作，是今天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基础。荣誉属于大家。”
与刘东生相处多年的地质科学家们，亲切地称刘东生为“超级老头”。他那执著的科学追求、扎实的学风、持之以恒的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超级老头”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了10条1000多公里长的剖面，吃住都是在野外，而且全是步行考察；他从北京乘车去西部进行野外科考，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时，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他从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八十多岁，走遍了地球的“三极”——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南极、北极。
而这一切非凡的科学研究和人生拼搏精神，都是当年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对他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影响。
刘东生的夫人胡长康，也是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夫妻俩顾不得一家老小，长年在野外考察。他们深感自己欠家人的“感情债”太多太多。
【名家小传】
刘东生（1917—2008），原籍天津葛沽，生于辽宁沈阳。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有“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之称。
1938—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来又旁听生物系的课程。1944年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探和工程地质工作。1949年中央大学生物系肄业。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兼职教授。
1958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4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一个重大转折，奠基“多旋回学说”。1964年参加我国组织的科学考察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同时还进行了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同年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
1976年，刘东生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等。次年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出席第五届环境理事会。1979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翌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曾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苏联、英国、法国、肯尼亚、美国、西德和瑞士等国家进行考察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20世纪80年代，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3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1991年11月前往南极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考察。1996年9月赴地处北极（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年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