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近几年，有人提出民主素质论。认为搞民主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才可行。我认为，民主就像游泳，人都有游泳的素质，就看你下不下水学。
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是顶峰，此后一直下滑。为什么？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外族入侵是另一原因。在冷兵器时代，战胜蛮族的主要武器一是残忍，二是肌肉。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倒退。
决定民主进程的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的问题。
规模依赖与霸权铁律
欧洲是自愿联合，公民投票。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后者如俄罗斯。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中国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的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和下流域不属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进行水利战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黄河和长江都是六千多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所有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把全国山川都治理了。
二是安全依赖。大农业社会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跟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突厥；第三个是蒙古。打败匈奴和突厥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专制，一部分人更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我国规模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救灾的能力就越强。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几百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禹贡》讨论农业问题，缴纳税收、贡品，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资源动员。我把夏商两朝的权力结构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
第四，一元化偏好。《胤征》是写时间的一元化。不仅土地、空间被王一元化占有，连时间都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就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国家大，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有几种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比如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二是减少质量，如让老百姓贫穷；三是集中资源。如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
有这五大偏好，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称为霸权铁律。
比如，为何偏偏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县制？为何恰恰是秦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只有他的扩张不受周王朝谴责，反而受鼓励。为什么？分封时，它只有方圆五十公里那么大，西边全是蛮族——犬戎。非常危险。如果他打败了犬戎，西周的都城就安全。每打败一次犬戎，周王朝就给秦一些礼物。结果它灭了西戎12国，面积直径相当于一千里。东方所有大国的土地扩张都没秦国那么大。
而且他们不分封。分封是一种自杀体制，像一炷香，不管香有多高，每代郡主都分封，一点点地烧，最后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自杀，西周。其他政权都是他杀。西周被秦国收编时只有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大——5万人，完全是个饿死的政权。
秦国扩张完后，为了不变成分封制，中央为了直接掌握资源，就建立了郡县制。“县”字通“悬”，权力先不封下去，悬在那儿。县越多，中央权力越大，动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军队就越强大，“维稳费”越来越多。扩张，专制，再扩张，成了西边最强大的国家，最后把六国吞掉。
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制，不断扩张，征服北非、征服中东、埃及和伊朗，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国家那么大。脑袋很小，身体很大，指挥不了，怎么办？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恺撒完成了这个政治使命，内部动乱才停下来。
既然霸权铁律是专制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国家把整个地球统治了，还统治宇宙？不会，到一定阶段会饱和。
有三个极限。
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胃溃疡，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三千年，演变到现在。
大国民主化的三种困难
因为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一是民主化前的困难，二是民主化中的困难，三是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顶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俄罗斯的民主很困难，就在于其冰山很大。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叫分裂风险。民主的作用力如果过大，而且来得突然，在大国国体上又不均衡，冰山就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会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各个民族成员，这种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的。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族同一性高的国家问题不大，比如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比如波兰族在国家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几，所以没有分裂；德国不仅民族的同一性高，国家的统一性也高，德国近代哲学家基本主张国家统一。
民主也有另一面作用，相当于一个裁缝。它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25个国家缝在了一起。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具体状态。
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民主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从希特勒开始，变成第三帝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造成了分裂，原来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的帝国化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的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说法，有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计划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
前一种是我国西周、君主专制时代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西周周天王相当于最高盟主，但没有力量。周朝没税收，主要靠井田中的公田供应日常必需品，军队非常弱。西周刚建立，只有14个师，西都6个师，东都8个师，后来就是摆摆样子。周穆王土地不够分，觊觎别人的土地，于是率军亲征。打犬戎，战利品是四只狐狸。这样的国家不能自给。
缓解规模压力，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对的多中心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假如真的分裂了，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
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非常明显，普京上台后，取消88个自治体的自治地位，首长重新任命。用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显然要更好。
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试点是伟大创造，中国古代改革派，如商鞅、王安石都不懂。商鞅懂，就不会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搞青苗法，一下全国推广，代价非常大，非常脆弱。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坏处，改革怎么推？假如只是试点，即使一开始看到坏处，门是关着的。比如开放会带来一些苍蝇、蚊子，这可以理解，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改革有个过程。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错了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地方小。
操作上可以建立实验区，每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治理中心的政策跟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样。选择一些地方试点，就形成了新的治理中心。这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这有点像瞎子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推进民主可考虑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具体操作时要有大量培训。要编制选举手册，有选举监督员，监督员需要细致的培训。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就说“你不会游泳，喝了三口水吧？还不爬上来。”
孙中山曾提出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对转型国家来说，要善于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改革的确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就是改变体制或机制。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益先导型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会到“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赎买”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平等待遇权、言论权、参与权，都不能被买卖。没人能拿钱买断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阶段。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如果说多中心治理是丈夫，他只能娶一个姑娘，即宪政民主。否则，生下的孩子全是怪胎。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