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双方商定，在中国和日本国之间，共同建设一条具有足够电路容量的海底电缆，供中日两国间通信使用，同时，也积极为对方沟通与其他国家的通信。
第二条关于上述海缆的建设，中方由上海市电信局为承建单位，日方由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承建单位。
双方认为，上述两承建单位根据本协议缔结具体的建设和维护协议是适宜的。
第三条上述海缆建设的费用（包括海洋调查费用、海缆、增音机、均衡器、海缆终端设备及供电设备等的费用），由两承建单位各负担一半。海缆建成后，资产所有权也各占一半。电路的使用，由两承建单位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具体协商确定。
第四条关于海缆的登陆地点，由两承建单位互相协作，经过技术调查后，尽快地协商确定。
第五条有关海缆建设的海洋调查、设计、施工，均由两承建单位共同实施。
第六条上述海缆建设，自两承建单位缔结建设和维护协议后，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建成并交付使用。
第七条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于1973年5月4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总局局长
钟夫翔（签字）
日本国邮政大臣
久野忠治（签字）
钟夫翔和久野忠治在签署协议后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他们指出：
这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两国电信部门一定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1974年到1975年，中日两国还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运输协定》、《中日海运协定》、《中日渔业协定》。
其中，海运协定规定：
“缔约一方船舶”和“缔约另一方的船舶”是指按照本协定第二条规定被承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或日本国国籍的船舶。
……
悬挂缔约任何一方国旗，并持有该缔约一方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令规定颁发的船舶国籍证明文件的船舶，应被承认具有该缔约一方国籍的船舶。
……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有权与第三国的船舶在同等条件下，进出缔约另一方所有对外开放的港口。
这些协议的签订，增强了两国的信息交流，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继续向前迈进。韩念龙赴日参加预备性会谈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关系、为各个领域的密切交往和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道路。
随着邦交的恢复和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双方经过共同努力，先后签定了《中日海底电缆协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航空运输协定》、《中日海运协定》、《中日渔业协定》等一系列务实性双边协定，大大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也迅速展开，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呈现出官民并举的喜人局面。
至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已日臻成熟。
为使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上长期稳定发展，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从根本上造福两国人民，必须以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文件加以巩固。
1974年秋，中国政府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委派韩念龙副外长访日，就这一问题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举行预备性会议。缔约谈判的运作正式开始。
中日缔约谈判之所以历时数年，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又一时难以协调。
1974年11月，赴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日海运协定上签字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就中日缔约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进行第一次预备性会谈。
在会谈中，韩念龙指出：
条约的基本内容必须包含反霸条款。
东乡则表示，反霸问题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
当时，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的霸权主义扩张野心与势头有增无减，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因此，在条约上明确写入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国策。
中日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既能推动两国维护和平和发展友好事业，也可以牵制苏联军事威胁与扩张势头，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日本面临苏联的现实威胁，对苏也无好感，但不愿因两国缔约而得罪苏联。他们口口声声强调“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
早在中日复交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技术优势打开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归还北方四岛，但为苏联所拒绝。
1974年12月，在中日缔约谈判拉开帷幕之际，田中因陷入权力与金钱政治交易的洛克希德受贿案而被追究审理，被迫辞职下台。
这是因为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文艺春秋》杂志所揭露，引起舆论大哗，也使自民党内反田中派的派系斗争加剧。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保存实力，田中被迫采取了辞职的决策。这样，缔约的任务就不可能在田中内阁时期内完成了。
接替田中的总裁和总理职务的，是三木武夫。他不是经党内选举，而是由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根据自民党党章裁定的。
椎名惟恐选举总裁会引起党内的激烈争夺相持不下，甚至有可能使党分裂，因此选定了素以清廉著名，处于福田赳夫势力和田中、大平的势力之间的、最小派别的首脑三木为总裁，并在国会中当选为总理。
早在1972年4月，三木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在谈话中，三木表示，如以后由他组阁，就一定同中国恢复邦交。
后来，佐藤下台，在田中与福田赳夫竞选总裁时，三木支持主张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任总裁并担任总理。田中组阁后，他曾任副总理。后因对田中不满，于1974年7月退出内阁。
田中的资金来源被揭发后，三木同福田一起，对田中发动强大攻势，并进而获得了首相的荣冠。
三木就任首相后，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示“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然对中日缔约表现出热情，一上台就表示要促进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早日缔约，日中一旦达成协议，将尽早请国会批准。但他对苏联的态度比田中更为慎重。
由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内亲台派以苏联反对为理由，竭力阻挠日中缔约，三木内阁表现犹豫。亲台派的头面人物滩尾弘吉就公开表示：
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不稳定和紧张，日本必须要对中苏都保持等距离，不介入美、中、苏的斗争。
日本自民党内极右的青岚会组织更是兴风作浪，对日中缔约提出种种无理条件，如确保台湾地位，确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在反霸问题上确认日本立场等，给缔约谈判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木政府在党内外反对派干扰和苏联强大压力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退缩不前。
日本媒体也有不少避免刺激苏联不可自陷困境等慎重反对的论调，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切都预示着中日缔约谈判的艰巨和困难。
在东京举行预备性谈判的同时，根据中日双方的协议，双方在北京也进行了接触。
中方以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为首，日方以驻华使馆参赞秋山光路为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和问题进行了3次磋商会谈，但是也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一直施加强大的压力，其牵制日中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正式评论，反对日中缔约，他们无理地声称：
中国企图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这种反苏行为的目的是要把日本纳入其反对缓和的对外政策轨道。
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后来继任的波利扬斯基大使多次约见三木首相和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等负责人施加压力，递交苏官方的声明、备忘录等文件，还送交了勃列日涅夫主席的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