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方的信中提出就苏日和约进行谈判，拿北方领土问题作诱饵，让日本放弃与中国磋商，愿意先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等，以此来牵制日中缔约。
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更是在东京和纽约等地公开当面对日本进行威胁说：
日方如屈服中国压力，苏将重新考虑两国关系，改变对日政策。
在此情况下，日方在改善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更加犹豫不决。
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特使来华一再向中国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望，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直接出马，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适用的反霸原则。
其实，三木首相所说的反霸原则就是抽掉了反霸条款的实质和针对性，而使其泛泛而论空洞化。这就表明日方是空谈缔约热情，空举缔约旗帜，实际上碍于苏联压力而一步步后退。
中方原则立场很坚定明确，那就是只能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前进而不能后退。陈楚和东乡举行首轮谈判
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同外务省东乡次官举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
当时，三木派在日本政坛是个小派，三木首相仅仅依靠本派力量，是难以维持住执政地位的，而且这个政权又是在反对田中执政的状况下成立的，因此那些反田中、大平势力的有力者，如福田赳夫、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志、松野赖三等亲台人物就又占据了政府和自民党的重要地位。
时任日本外长的宫泽喜一，虽同大平一样，原是池田派，但他对田中、大平所敷设的日中友好关系却是消极的。
针对三木内阁的特点，邓小平在三木上台后不久在会见前国务大臣保利茂等日本外宾时，就劝他们鼓励和帮助三木来完成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邓小平说：
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泽东主席定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领导实现的。我们要贯彻这条路线。我们是一直高度评价田中前首相、大平前外相确立的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点的。我们很高兴新上任的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都声明要贯彻《联合声明》的路线。我们也深信日本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日本人民赞成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继续来贯彻这条路线。
邓小平接着说：
当然，我们也了解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在日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不赞成这条路线，并拖这条路线后腿的，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邓小平接着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他说：
这个条约正在商谈。我们相信，在商谈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日本大多数政治家、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政治家会支持三木首相抵制这种阻力。保利茂先生有机会遇到那些阻碍缔结条约的人，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中国的方针是希望中日双方都老老实实地商谈，如果大家都采取这个态度，两国缔结条约是不困难的。
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就缔约的商谈，从1975年1月开始到5月，进行了12轮。
在会谈中，双方对应否把《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严重对立，致使商谈停滞不前。
中方认为反霸条款应写入《联合声明》，而且是今后仍须执行的，因此必须写入条约。
日方认为霸权这个词是“生疏”的、“不习惯”的，不能用，继之又说条约是关于两国关系的，不能涉及和针对第三国，所以不能写。
日方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在拖后腿，还由于三木首相的优柔寡断。
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苏联方面的严重干扰。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中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安和关心。
椎名又故意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报界发表。以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见日驻苏大使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
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写信给三木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三木就更加犹豫不决，但当他听到中国政府、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甚至三木派内的议员对他有所批评时，就又表示他有促进缔结的意向，并于6月下旬正式表明：
一、这个条约不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
二、反霸原则应同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是一种普遍原则，如中方同意这个意见，就可以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中。
中方认为，这种把反霸变成徒有其名而无实质内容的意图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中日有以上的分歧，从4月到7月下旬，邓小平对来华访问、关心缔结条约的日本外宾反复地谈了中方对霸权的态度和看法。
4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
搞霸权就是要侵略、奴役、控制、欺侮别的国家。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接受反对霸权问题不应当存在困难。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来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现在的事实是，确有超级大国在这样做。
邓小平指出：
日方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和高兴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写了这一条，至少对你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有好处。
此外，邓小平还批驳了条约是正式文件，不能写入反霸条款，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干涉第三国内政等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当时，邓小平托池田大作会长传话给三木首相：
我们希望首相拿出勇气，下定决心，坚持《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只会增加威信，不会受到损害。反霸问题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请三木首相不要误解中国会同意在条约中不写反霸条款。
邓小平还感谢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在大阪为促进缔约举行大集会。
以后，邓小平在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也谈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特别指出，要从政治角度来处理缔约问题，不要玩弄外交魔术和外交权术。
二、中日签订友好条约
●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传达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邓小平说：“我对日本朋友多次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
●邓小平说：“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
● 中日签订友好条约陈永贵传达中央最高指示
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就缔约友好条约的问题进行第二次政府间预备性会谈。
在会谈中，日方又借口“霸权”一词生辟，在过去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反对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
1975年1月16日，就在中日第二次预备性会谈的同一天，在苏联的要求下，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在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为了牵制中日缔约谈判。
2月3日，苏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会见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对中日缔约谈判表示担心，他说“日本正要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会给苏联带来好影响”，要求停止条约谈判。
2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日中条约的谈判是在反苏的空气中进行的。
2月14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三木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该信提出“一面进行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面进行缔结睦邻合作条约”。
在中日谈判中，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及时将此分歧报告了国内。国内电示：
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
当谈判人员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
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