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
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陈楚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
最高指示：不能让！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
而日方则坚持以“‘霸权’这个词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为由，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中日进行缔约的事务级谈判期间，日本新闻界也出来搅浑水。
1975年1月23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写进日中友好条约——政府意向，避免刺激苏联》的独家新闻，将反霸条款是日中条约的核心问题这一事实曝了光，日本朝野一时舆论哗然。
4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外交和“霸权条款”》的社论，称“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从长远看有可能使日本陷入困境”，并危言耸听地说：“这种针对第三国的条款通常会被别人看成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
这篇社论对日本政府、自民党甚至在野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其中用挑拨性的语言说：
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态度。
一面是苏联的强硬态度，一面是国内包括外务省在内业务部门的步步紧逼，原本对缔结和约持乐观态度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时疲于应付。
三木更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于是抛开外务省派遣亲信向中方递交《首相见解》，称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和平原则，因此日本当然要遵守反霸原则，并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既然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在随后举行的第三、第四、第五次预备性会谈以及陈楚与东乡文彦进行的正式会谈中，中日各持己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当时，三木试图说服中国做出让步，不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他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几点意见，主要是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立场，做出让步。
小川会见乔冠华外长，请乔冠华“向周恩来总理转告三木首相对缔结条约的热情”。
1975年6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谈话中，周恩来就三木的想法阐述了中方的观点。
藤山一回国，三木就把他请到首相官邸，打听中方的想法。但中国的立场一如既往，而且藤山也表示“反霸条款应写入条约”。
由于中方原则立场的坚定性，三木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反对霸权“同主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以及主张解决纠纷不得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一样，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
但同时又认为，“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因此，经过多次磋商，中日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乔冠华幽默反驳日本外相
1975年9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与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乔冠华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相宫泽喜提出所谓“宫泽四原则”：
一、不仅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要在世界各地反对霸权；
二、反对霸权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三、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日中采取联合行动；
四、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发生矛盾。
相宫泽喜的核心意见，是把两国原本一致同意的反霸条款，附加许多毋须解释的解释，特别是要免除反对苏联的争霸。
日方以“宫泽四原则”对反霸权主义进行解释，乔冠华反驳说：
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
会谈后，宫泽利用会见记者机会，说中国方面好像还未理解日本关于条约的思路，恢复谈判是困难的，双方外长现在不可能互访。显示着不打算恢复谈判。
在日方看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替三木首相传话的小坂善太郎时，严肃地指出：
我们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早日缔约，但日本现政府却不那么热心。像你一样，三木首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我个人来说，难以理解三木首相实际上连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日本现政府究竟是三木首相作主，还是由滩尾、椎名、还有宫泽外相作主？
接着，邓小平提到乔冠华和宫泽在纽约的谈判说：
宫泽外相就他在纽约与乔外长会谈所发表的消息是歪曲事实的。
小坂说：“我感到宫泽的谈话脱离了、违反了目标。”
这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
我对日本朋友多次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宫泽外长的话好像是从外交手法考虑，把皮球踢到中国方面去了，达不成协议不是日本方面的责任。因为三木首相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愿坦率地进言：希望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看远一些。
接着，小坂说，他来华时三木首相要他向中国领导转达三点想法：
一、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是很大的，对苏联的则无法与此相比；
二、他希望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不要留下隔阂；
三、双方对反霸条款的理解如果能够一致，那么就能找到在条约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
邓小平说：
这次在纽约，宫泽外相向乔外长讲了类似的话，乔外长已正式答复了。现在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
邓小平还说：
日本某些外交家说，条约还要由政府来搞；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民间的推动。比如阁下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当时，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
苏联当然知道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
如果根据日方的主张来缔约，反霸条款便成了几句空话。签订这样一个抽去了反霸条款实质内容的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的倒退。
在原则的问题上，中方当然不能让步。至此，中日缔约谈判停了下来。
从此，中日在缔约问题上的争执便集中在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反霸条款的意义
1975年到1976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有利于中日缔约的时机。而能否抓住时机，了结中日关系上这一悬案，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置中日双方所见悬殊的“反霸条款”、“第三国条款”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促使日方在原来的立场上向前迈步，邓小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邓小平劝告日本领导人，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反霸条款和考虑中日缔约。
当时，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日本客人时说：
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反复告诫外国政治家：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一百万，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要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友人时说：
苏联要进攻中国，一百万人算什么，它没有五百万，六百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