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还拜会了福田首相，双方谈了1个小时。
在会谈中，谈到了缔结条约问题和反霸条款问题，也谈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
福田首相强调中日友好，在谈到关于缔约问题时他还复述了一再说过的要在两国人民共同祝贺的状态缔约。但在结束谈话时，他说了一句“日中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共坐在一条船上”。
张香山还拜访了日本自民党的滨野清吾。
滨野清吾对张香山说：“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带着像圆桌那样的大年糕，到你们的人民大会堂来吃红豆米饭的。”
11月28日，福田首相实行内阁的大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原官房长官园田直为外务大臣，调安倍晋太郎为官房长官。
这两位大臣都自认是肩负福田派的人。官园田直在鸠山内阁时曾任外务省政务次官，5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
安倍是岸信介女婿，是岸信介和福田两人要把他培养成为未来首相的。配备这两位担任新职，对于福田首相打算同中国签订条约，以及设法说服和调节自民党内和福田派内很多台湾帮反对签订条约是很必要的。
福田作了政府内的人事变动后，为下决心重开缔约谈判，他说服党内、派内反对缔约的鹰派、台湾帮、青岚会的成员，并使得包括岸信介在内，都感到谈判是不能不重开了。
福田还训令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设法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以便为恢复正式谈判确定时间、方法和步骤等。
经过中日双方协商，这种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从1978年2月4日起就开始了。邓小平重申中方的立场
1977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早在1974年12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1975年1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
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
1976年12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二阶堂进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新方案，即：
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
这个方案被后来人，称之为“二阶堂方案”。
在接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1978年5月，日本首相福田委托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团长矢野绚转达日方对中日条约的立场，要求中方予以理解。
邓小平向矢野绚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遵照中日联合声明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变化；中国方面认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日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
邓小平指出：
一方面说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又说不是针对谁的，反对霸权无对象不合逻辑。事实上的霸权主义不但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日本，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关于重开条约谈判问题，中国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直外相访华。
邓小平还说：
请把我们的真意告诉福田首相，本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的是，三木首相执政以后没能借这个东风顺势发展下去。三木首相单单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使得不成为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拿出本来不必引起争论的枝节问题，使它变成了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了。本来苏联是说不出话来的，一看到三木首相这样的态度，就利用这个来施加压力。本来右翼是说不出什么话的，可后来这反倒成了他们的一张牌。既然这个问题挑到这样程度，在签订条约时就必须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提出的反霸条款方案，差不多是照抄《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文，只是原来这一条的开头的一句话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现在改为“缔约双方建立和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下面完全是照抄原文。
矢野对邓小平说：“福田首相提出的希望中国理解日本要同任何国家都要和平友好相处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能否理解为中国对此予以理解。”
邓小平说：
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我们可以理解，我国也是这样的。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如果苏联在横行霸道，实行霸权，难道也能对它发展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在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友好关系吗？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去说明白。
矢野问：“外务省有一部分人，有强烈的希望，在本条约的前面加上，“本条约是以发展日中和平友好为目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阁下以为如何？”
邓小平用坚决的语气说：
这倒反而会挑起问题。请你转告福田首相、园田外相，苏联本来没有这张牌，是三木首相送给他们的。你越在这问题上表示软弱，他们就越觉得有机可乘。
矢野又问：“中国方面提出希望福田首相早作出决断，这个‘决断’的含义是什么？”
邓小平坦诚地回答说：
很简单，就是不要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应该有所前进。即使不能前进，至少也不应该从《联合声明》后退。如果福田首相从《联合声明》的立场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会写下他的光荣的名字，日本的后代也会替他写上这一笔，这是我们的真正看法。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见到福田首相，请你转告，这些我们并不介意，我们是衷心希望福田首相、园田外相，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告诉日本，反霸不能没有对象，这一点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但是，毫无疑问，坚持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是干涉内政，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对内政策一样，都属于内政，别国不应干涉。中国不会干涉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能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就是说，各自在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时是自主的。
矢野回国转达中方的立场后，日方对邓小平“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内政”的说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方已经考虑了日本的立场，就等着首相下决心了”。
这就为中日双方在处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达成不损害反霸条款精神实质的妥协，奠定了某种思想上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并对日本政府早下决断，恢复缔约谈判，起到了推动作用。
紧接着，邓小平又会见了由飞鸟田一雄委员长率领的社会党第八次访华代表团。
在谈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说：
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仍在于福田首相的决心。不要有怕字，怕得罪苏联，其实真地签下字来，他们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称赞社会党在群众中做工作，推动缔约。
当飞鸟田邀请邓小平访日时，邓小平提高声调说：
我过去说过，只要福田首相下决断的话，我去东京。
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邓小平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6月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日本广播协会会长坂本朝一为团长的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日本广播协会驻北京记者丰原兼一，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李连庆，有关方面负责人罗青、王枫、阮若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