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设计与环境改造（1949—1959）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任务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特别是首都及大工业城市，要有计划地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原则逐步进行改造和扩建。在当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大都市的思路下，改造和扩建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当时的观点，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现代化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而那时北京的城市状况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对旧北京城的改建、扩建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北京市委在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指出：“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在都市建设及建筑艺术上，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雄伟的气魄和紧凑、整齐、对称、中轴线明显等优点。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6]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旧城发展建设的原则，既要保护其城市风格和优点，又要改造阻碍城市发展的部分。
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始于1949年末，此时关于北京的城市规划主要有两个方案，一是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的《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二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苏联专家的报告认为：“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7]在规划建设方面，巴兰尼科夫提出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方案：“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8]巴兰尼科夫的规划理念就是在旧城区内围绕天安门广场进行行政区的建设。
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则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建议书。即使现在来看，其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书从城市整体保护的构想出发，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置于旧城的西郊，一来可以减轻北京旧城“中心”的负担，获得“完整保护”的机遇，二来也为北京的持续性发展拓展出更大的空间。
“梁陈方案”在篇首即以醒目的文字提出：“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9]在“需要发展西面城郊建立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分析了政府中心建在旧城区的困难与问题，并从艺术的视角陈述了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北京城之所以为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而到现在仍然很完整的保存着。除却历史价值外，北京的建筑形体同它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 [10]同时还以中西对比的方式进一步论述了北京城市规划的艺术价值，认为北京城的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而“欧洲的大城市都是蔓延滋长，几经剧烈改变所形成的庞杂组合。它们大半是由中古城堡，市集，杂以十八世纪以后仿古宫殿大苑，到十九世纪初期工业无秩序的发展后，又受到工厂掺杂密集，和商业化沿街高楼的损害，铸成区域紊乱，交通困难的大错。到了近三十年来才又设法‘清除’改善，以求建立秩序的”。[11]鉴于当时苏联专家对于中国政府制定新北京城市规划的影响，梁思成还提出应该学习苏联战后对历史名城诺夫哥洛的重建经验。并在说明八“文物建筑本身之保护及其环境”中援引苏联窝罗宁教授书中的观点：“为顾到生活历史传统和建筑的传统……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型类和都市计划上的一切。” [12]“被称为‘俄罗斯的博物馆’的诺夫哥洛城，‘历史性的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这个城之重建‘是交给熟谙并且爱好俄罗斯古建筑的建筑院院士舒舍夫负责的。他的计划将按照古代都市计划的制度重建——当然加上现代的改善。……在最优秀的历史文物建筑四周，将留出空地，做成花园为衬托，以便观赏那些文物建筑’。” [13]对比诺夫哥洛城，文中认为，北京同样是“历史性的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的历史城市。“它的整体的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本身。它们合起来形成了北京的‘房屋型类和都市计划特征’。我们应该学习舒舍夫重建诺夫哥洛的原则来计划我们的北京。”[14]
“梁陈方案”对发展新北京与兼顾旧城艺术环境的观点是“这崭新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群，绝不能放弃自己合理的安排及秩序，而去夹杂在北京原有文物的布局或旧市中间，一方面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或侵占市内不易得的文物风景区，或大量的居民住区，或已有相当基础的商业区，另一方面本身亦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全部凌乱，没有重心……在新建设的计划上，必须兼顾北京原来的布局及体形的作风，我们有特殊职责尽力保护北京城的精华，不但消极的避免直接破坏文物，亦须积极的计划避免间接因新旧作风不同而破坏文物的主要环境。”[15]这是一份以保护北京历史城区艺术环境为出发点、卓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建议书，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北京放弃了一次“整体保护”的机会。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争议中央行政区规划方案的同时，北京对古都的传统环境采取的还是保护态度。1950年9月，北京市政府曾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要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的指示精神，对北京城的主要古代建筑（城楼、城墙、牌楼等）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由北京市建设局和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拟定出第一批修缮工程实施方案。首先对五处急需进行维修的城门进行保护性修缮，这次修缮内容共有六项，包括：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和东便门城楼、箭楼。修缮工程于1951年9月开工。
1952年春夏之际，风云突变，北京拆除城楼、牌楼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显然这与苏联专家关于北京建设的意见被高层领导接受有关。当时主张拆除的观点认为，北京的城楼、牌楼是造成交通拥堵及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源所在，因此建议政府予以拆除。这一建议受到了市委的重视，市委领导在1952年6月中旬的一次会上说：“城楼除危险的以外，一般不修，将来都要拆。”这时北京第一批城楼修缮项目已基本完成，第二批城楼修缮计划则被迫搁置。
1953年5月4日，市委就阜成门、朝阳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和历代帝王庙牌楼等古建筑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要求拆除阜成门城楼、朝阳门城楼、帝王庙牌楼以及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等。
对北京拆城楼、牌楼的做法，梁思成持反对意见。他从城市艺术设计的角度对北京的城市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北京雄劲的周边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宅第、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16]不难看出，梁先生是把北京城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作品来看待的。在他心中，正是这些不断面临拆除的“个别的艺术杰作”将北京城建构成了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梁思成认为城楼是城市干道的主要对景，还曾经设想：“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17]认为“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18]同时还建议把北京的城墙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的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地、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劲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待着负起新的任务。”[19]为此，他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北京城墙公园设想图（见图2-2）。
对于北京拆除牌楼的问题，梁思成也曾基于城市艺术的视角提出过反对意见。他在1953年12月28日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街道上的对景主要是牌楼、城门楼。……我们应该用都市规划眼光来看，一条街道中在适当的地方有个对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城市风格的价值，不因城市交通速度增加而改变。” [20]对于因改善交通而拆除城市景观建筑的问题，梁先生还从城市艺术设计的角度提出过解决问题的思路，他曾建议以建设街心景观环岛的方式处理地安门和西长安街庆寿寺双塔的交通问题，并为此绘制了长安街双塔景观岛设想图。（见图2-3）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央行政区的建设又选址在旧城的中心区，一切“阻碍”新时期建设的因素无疑都是不容存在的，对于传统城市艺术元素则更是无从顾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梁思成显得势单力薄，但他代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对城市艺术环境的看法。
从当时占主导的“纯交通观点”来看，北京的这些城门、城墙、牌楼已属于妨碍发展工业化大都市的障碍物，至于这些古代城市构筑物代表了什么文化内涵，有多少城市艺术价值，已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
图2-2梁思成的北京城墙公园设想图
资料来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图2-3梁思成绘制的长安街双塔景观岛设想图
资料来源：关肇邺，《积极的城市建筑》，1988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城改造的前十年里（1949—1959），北京先后拆除了外城城墙、外城的7座城门（包括城楼、箭楼和瓮城）、27座牌楼、部分内城城楼和箭楼，修筑了“林荫大道”，拓宽、改建了东西长安街，扩建了天安门广场，改建了北海大桥。这些城市改造措施在满足新时期交通需求的同时，也使北京失去了众多城市艺术景观。（见图2-4）
图2-41949—1959年间拆除城墙、城楼、牌楼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图。
1外城城墙2崇文门城楼、箭台、瓮城3宣武门城楼、箭楼4阜成门城楼、箭台、瓮城5德胜门城台6安定门箭楼7东直门城楼、箭台8朝阳门城楼、箭楼9东便门城楼、箭台、瓮城10广渠门城楼、箭台11左安门城楼、箭台、瓮城12永定门城楼、箭楼、瓮城13右安门城楼、箭楼、瓮城14广安门城楼、箭楼、瓮城15西便门城楼、箭楼、瓮城16正阳桥牌楼17中华门18东交民巷牌楼19西交民巷牌楼20长安左门21长安右门22东外三座门23西外三座门24东长安街牌楼25西长安街牌楼26东单牌楼27西单牌楼28东四牌楼29西四牌楼30帝王庙东牌楼31帝王庙西牌楼32大高玄殿东牌楼33大高玄殿西牌楼34大高玄殿南牌楼35司法部街牌楼36东公安街牌楼37千步廊皇城墙38西安门39地安门
北京特有的凸字形城郭从此失去完整性。外城城墙拆除后，北京的护城河水系仍维系着凸字形的城市轮廓，还是构成城市格局的重要元素。1958年的总体规划还曾设计以永定河引水渠、通惠河及前三门护城河为横贯城区的景观河道，并在沿岸种植绿化带，使其成为北方城市难得的水域景观。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出于战备和修筑地铁的需要，先后将前三门护城河、西护城河北段、东护城河北段与北护城河西端改为暗沟，完整的凸字形水系也失去了连续性。这些缺少城市艺术理念的规划设计，使北京原本就稀缺的水域景观进一步减少，城市艺术环境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见表2-2）
表2-21949—1959年间因旧城改造拆除的主要城市古代景观建筑
类别建筑名称拆除时间拆除原因城楼永定门1958年疏通城内外交通左安门1956年配合道路扩建工程右安门1958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广渠门（城台）1953年年久失修广安门1956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东便门1958年新建火车站配套工程西便门1952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朝阳门1956年阻碍交通德胜门（城台）1954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阜成门1956年改善交通状况东直门1957年改善交通状况箭楼永定门1958年疏通城内外交通左安门1953年年久失修右安门1953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广渠门（箭台）1953年年久失修广安门1955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东便门（箭台）1953年修筑铁路西便门1952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朝阳门1958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东直门（箭台）1954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阜成门（箭台）1953年改善交通状况安定门1956年改善城门交通瓮城永定门1951年改善交通状况左安门1953年年久失修右安门1953年改善城门交通状况广渠门1953年妨碍交通广安门1955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东便门1951年修筑铁路西便门1952年配合道路改扩建工程崇文门1950年改善交通状况阜成门1953年改善交通状况皇城门中华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长安左门1952年疏通长安街交通长安右门1952年疏通长安街交通西安门1950年失火后拆除地安门1954年改善路口交通东外三座门1950年修筑长安街“林荫大道”西外三座门1950年修筑长安街“林荫大道”城墙外城全部城墙 （约14410米）1958年解除交通障碍中华门内两侧皇城墙1957年增加广场面积角楼外城东南1956年取城墙砖外城西南1953年残损严重外城东北1958年配合铁路工程外城西北1957年妨碍市政架设电线牌楼正阳桥牌楼1座1955年改善交通状况帝王庙牌楼2座1954年改善交通状况东长安街牌楼1座1954年改善长安街交通状况西长安街牌楼1座1954年改善长安街交通状况东公安街牌楼1座1950年长安街道路展宽司法部街牌楼1座1950年长安街道路展宽东交民巷牌楼1座1954年改善交通状况西交民巷牌楼1座1954年改善交通状况东四牌楼4座1954年改善路口交通西四牌楼4座1954年改善路口交通北海桥牌楼2座1955年桥面展宽大高玄殿东西牌楼2座1954年改善道路交通状况大高玄殿南牌楼1座1956年道路展宽大井牌楼1座1954年影响道路交通打磨厂牌坊1座1954年存在安全隐患织染局牌坊1座1954年存在安全隐患船板胡同牌坊1座1954年存在安全隐患辛寺胡同牌坊1座1954年存在安全隐患其他庆寿寺双塔2座1954年长安街道路展宽大高玄殿习礼亭2座1956年道路展宽文津街三座门1座1950年改善道路交通状况文津街三座门2座1954年改善道路交通状况北海团城东三座门2座1954年改善道路交通状况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北京的传统城市魅力还体现于平面布局的艺术性，城楼、城墙围拥着大片低平的民居，在平缓开阔的灰色民居群中醒目地矗立着紫禁城、钟鼓楼、天坛、景山、北海白塔、妙应寺白塔等标志性建筑，城市天际线节奏清晰、错落有致，展现出北京特有的城市艺术风采。
这一时期的城市改造，不仅使北京失去了如此多的城市艺术元素，同时城市艺术设计意识的缺失，对尚存的艺术景观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致使很多代表城市主要艺术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如：
始建于元代，融汇中国和尼泊尔建筑风格的妙应寺白塔雄壮浑厚、色泽明亮，不仅与北海白塔遥相呼应，还是城西的重要城市艺术景观。然而， “人民公社化”时期在白塔旁建起的一幢十层“公社大楼”，严重破坏了白塔与周边低平民居所构成的城市天际线的艺术节奏。
“银锭观山”是北京小燕京八景之一，也是什刹海景区的主要艺术景观。站在银锭桥上，凭栏西望，视域深远，透过后海狭长的水域及两岸垂柳，可远眺绵延叠嶂的北京西山美景，远山近水，翠柳银波，俨然一幅山清水秀的城市风景画。可后来插入景域内的一座十二层大楼（积水潭医院病房楼）打乱了景区的整体艺术平衡，成了银锭桥与西山之间的一个视觉杂障。
景山是北京城的传统制高点，从景山万春亭可南观紫禁城，北望钟鼓楼，是欣赏北京中轴线艺术景观的最佳地点。然而，在景山与钟鼓楼之间的地安门大街上，却建起了十二层的中央实验话剧院住宅楼和大型的地安门商场，严重破坏了中轴线末端的艺术景观。
这些因高度或位置不当对城市艺术景观造成的损害，无疑是当时缺乏城市艺术设计理念的结果，然而，这种现象随着新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却在不断蔓延，其原因也更加复杂化，城市艺术在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发展理念面前愈发呈现弱势。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城市环境的演变（1990—201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北京开始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时期，为适应这一形式，北京在城市规划方面提出了新的观念，其主要目的是统一认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城市规划问题。概括如下：
（1）经济观念：加强市场观念，研究市场规律，搞好市场预测，把市场机制引入城市规划中，总结出一套新的规划方法。规划师要学习经济学，加强规划方案的经济论证，并吸收经济学家参与规划和研究城市经济发展。
（2）区域观念：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的中心，区域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又有推动作用。城市规划应参与不同层次的城镇规划和区域经济规划。
（3）动态观念：市场经济是动态性经济，城市发展是以经济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不能成为追求“终极式蓝图”的静态理想规划。应不断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使城市规划呈现滚动式的动态特征。
（4）弹性观念：弹性规划就是为城市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留有余地，增强城市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各种变化的能力。弹性应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目标预测、用地布局、定额指标、规划法规、工程规模及分期建设等层面。[21]
从以上规划观念可以看出，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城市设计的主旨。正是由于将城市经济问题带入了城市规划，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无论城市的规模、性质，均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其业绩的“硬指标”，艺术与科学均须让位于经济，历史文化名城亦不例外。
而此时，北京的城市环境状况已不容乐观。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土建学会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保护北京古都风貌问题讨论会，就保护古都风貌的认识问题、如何理解旧城保护与改造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新旧建筑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钱铭同志在会上发言提到：“现在，北京古都的风貌正在受到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文革’时期人为破坏，而是所谓有‘建设破坏’。在62平方公里的旧城内现有建筑约为3300万平方米，其中旧有建筑约为1300万平米，新建筑为2000万平米，已经超过了旧建筑。而现在每年仍在以新建约100万平方米，拆除15万—20万平方米的速度在进行‘改建’，而这种‘改建’是缺乏缜密规划的，基本上是自发的，大部分属于‘见缝插针’。”他认为保护古都风貌的重点应该是62平方公里的旧城区，“旧城无论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园林艺术上都有高度水平，堪称国之瑰宝”。[22]
北京市规划局总建筑师李准则主要从保护旧城整体风貌出发，谈了旧城建设中规划控制的重要性，并在发言中具体提出了城市建筑的限高问题。认为旧城内的建设规划应该按区而区别对待，高度的控制是保持旧城整体风貌的主要问题。“初步认为中心地区的规定仍然偏高，似应降低一级控制，即现有9米改为3米，18米改为9米，部分30米改按18米，这样保护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形式控制也可用高度控制为基准。比如3米高度控制区可以采用北京传统建筑形式，也可采用外形、轮廓大体相似的形式；9米高度控制区应控制与古建筑相协调，色彩控制也可用高度控制为基准。比如3米高度控制区应以深灰、浅灰色调为主，严禁使用鲜艳、光亮和白淡的色调；9米和18米高度控制区除一般不要大面积使用诸如黄色琉璃等耀眼色彩外，还要注意应与附近建筑色彩相谐调。”[23]
在旧城整体风貌控制的问题上，专业人士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在对城市建设的科学控制和艺术效果上。以此看，城市艺术设计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
1992年，北京确立了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把首都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此目标的指引下，1993年北京的城市开发规模进一步扩大，开发商热衷于投资规模大、利润高的商厦、写字楼、高级宾馆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时出现违背和摆脱城市规划的现象，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化率等屡遭突破，大量的“现代化”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历史城区崛起。
1994年6月，北京市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若干问题报告的通知》（京政发〔1994〕第44号），将危改专案的审批权下放到区一级政府。危改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范围也从过去的局部危改变为成片的大规模改造，并逐步向中心城区发展。
到二十一世纪初，“过热”的城市开发使北京的城市艺术环境产生了巨大变化。不惜以牺牲历史城市环境为代价的危旧房改造使已经失去艺术完整性的城市环境更加支离破碎，城市肌理、城市色彩和城市天际线的传统艺术魅力几乎消失殆尽。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北京危改拆迁面积约占历史城区的50%，被拆除的街巷胡同近1000条。现存的旧城区域在版图上已沦落为从属地位，传统街巷胡同的数量从1990年的2242条剧减为现在的约1300条。（见图2-5、图2-6）
表2-3明、清、现代及当代北京城区街巷数目概况*
单位：条
资料来源：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页。
*“明（嘉靖三十二年以后）、清、现代的北京面积完全相同。当代的北京市城区实际面积稍大于旧北京内外城。当代将城墙拆除之后，也就很自然地把一小部分原为“附郭”（靠原城墙边儿上的近郊）划入旧内外城来……总计所增加的总面积几乎接近小半个旧外城哩。仔细抠吧，比旧北京城多了不少面积；……如果从街巷数目的角度来看，解放后旧北京城原有街巷被归并掉的有1036条。”（《胡同及其他》第239页）
《北京街巷名称史话》记录的当代街巷数目为3053条，而《北京胡同志》所记：1949年旧城胡同数量则为3073条，1990年旧城胡同尚存2242条，2003年旧城胡同仅剩1560条。2010年旧城胡同数量为作者根据拆迁情况粗略统计得出，实际情况应不足1300条。
图2-5北京旧城不同历史阶段胡同数量
图2-61991年北京市有关部门确定的成片危旧房分布图
资料来源：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表2-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京旧城区危房改造中拆除的部分街巷胡同（199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蔡青《百年城迹》一书中1992年至2010年北京街巷胡同拆除记录整理。
图2-7（1）西直门内桃园胡同一带老城区
图2-7（2）西直门内大街东段北侧老城区
图2-7（3）广宁伯街至武定胡同之间老城区
图2-7（4）朝阳门内南小街东侧老城区
图2-7（5）阜成门内官园一带老城区
图2-7（6）菜市口西北角（广安片）一带老城区
图2-7（7）菜市口东北角（棉花片）一带老城区
图2-7（8）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老城区
图2-7（9）崇文门外大街东侧花市一带老城区
图2-7（10）丰盛胡同北侧老城区
图2-7（11）前门大街东侧部分老城区
图2-7（12）菜市口西南角（菜市口西片）一带老城区
图2-7（13）东晓市街西端北侧老城区
图2-7（14）菜市口南大街东侧（大吉片二、三、四期）一带老城区1
图2-7（15）菜市口南大街东侧（大吉片二、三、四期）一带老城区2
图2-7（16）西晓市街北侧一带老城区*
*图2-7（1）—图2-7（16）为蔡青、严师摄。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的城市危改后，北京的整体艺术环境严重恶化，随着旧城危改政策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持续推进，成片的历史街区和胡同仍在不断被拆除。与此同时，大批北京原住居民被迁出旧城，然而，市民外迁并没有达到人口疏解的目的，旧城原址的业态更新又引入大量的商业、金融、办公等新产业和高密度住宅，更多的机构和外来人口涌入旧城区。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认为，城市的大规模改造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而“以一定数量的金钱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彻底清除贫民窟并解决交通拥堵与其他相应问题”的想法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神话”。[24]
据《北京晚报》报道，“在关于加强历史街区保护的调研报告中，市政协指出，近5年来，旧城户籍人口减少了13万，与此同时，外来人口却增加了10万，不仅带来了与原有文化氛围不相协调的生活习惯和一些低端业态，也带来了大量管理难题。……根据五普、六普统计年鉴数据，2005年旧城常住户籍人口114万，常住外来人口25万；而到了2010年，旧城常住户籍人口减少到101万，减少了13万人，而常住外来人口却增加到35万，5年增加了10万人”。[25]北京原住民的迁出，不但未起到疏解城市功能压力的作用，反而带来中心城区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旧城区规划人口90万的目标很难实现。
原有居民的迁出也使城市软文化不断流失，传统城市人文环境的进一步弱化，给城市艺术环境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机。
“21世纪城市”会议（德国柏林2000年7月）关于城市未来的《柏林宣言》指出：“城市既要注意保持保护自己的历史遗产，也要使她变成美丽的地方，让她的艺术气息、文化氛围、建筑和风景为市民带来欢乐和灵感。”
2010年3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中提出，北京旧城“整体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如对于旧城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护落实不够，据有关课题研究介绍，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六百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26]
在中心城1085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北京旧城只占5.76 %，旧城内划出的33片保护区，也只占旧城面积的33 %。不难想象，受保护的33 %分散为33个片区，支离破碎，焉有城市的整体形象可言。更不用说，在“保护性拆除”和“维修式拆迁”的口号下，连保护区有时都自身难保。而且，修旧如新的改造方式也使城市传统艺术环境蒙上一层道具式的色彩。
历史城区的大面积拆迁使北京城市环境的艺术气息、文化氛围受到严重破坏，即使有一些文物建筑和院落被保留下来，其文物价值和艺术感染力也会因其周边原生态环境的消失而大打折扣，一些孤立的文物建筑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在新建筑庞大身躯的挤压下，如盆景般成了陪衬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保住城市环境特有的整体性，艺术才有生存的土壤。针对危改中大量拆除胡同和四合院的做法，舒乙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当年拆城墙是一个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正在犯第二个错误。” [27]并呼吁“保卫北京胡同和四合院。” [28]
表2-5北京不同时期总体规划的主要特征*
资料来源：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1987年。转引自薛凤旋、刘欣葵，《北京：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115页。
*此表是笔者根据资料来源中的表格重新绘制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