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建设进程中整体控制力的缺失
在新时期北京城市发展中，城市规划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作为商人，自然希望在旧城区的危改中获取更高的利益，于是有些人便把心思用在了修改城市规划上，试图通过突破规划限制获取高额利润。
北京的城市规划是城市整体艺术环境的基本保障，按照总体规划，北京首先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应体现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环境特质。而且北京还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大量的文物建筑，其环境特色是以紫禁城为中心构成平缓开阔的城市艺术空间。
然而，在旧城区的危改建设中，城市规划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限高、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绿地面积、容积率等屡遭突破。以金融街和北京站的两幢建筑为例，“按规划要求，这两处的建筑限高都为30米，最大容积率都为3—3.5。但是实际建设结果，前者占地1.39公顷，总建筑面积11.13万平方米，容积率达到8.01，比规划高出4.51—5.01，最大建筑高度68.63米，比规划超出38.63米；后者占地3公顷，总建筑面积28.36万平方米，容积率达到9.45，比规划高出5.95—6.45，最大建筑高度85.3米，比规划超出55.3米。这种突破规划控制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更不用说在王府井南口、东长安街上的占地大到10公顷、总建筑面积多达七十多万平方米，高七十多米（规划限高30米）的‘东方广场’了。对这类明目张胆地无视规划的违章行为，理应一经发现就及时制止，不能让其通行无阻，情节严重者应依法严肃处理。”[29]
在落实高度控制上，建筑高度分为六个等级：平房（3.3米以下），9米以下，18米以下，30米以下，45米以下及60米以下。[30]一般来说，城市的建筑轮廓线可分为三种模式。（见图2-8）
图2-8北京市市中心区高度轮廓线的三种可能模式
资料来源：范耀邦，《北京高层住宅布局与高度分区探讨》，载《北京规划建设》，1989年第2期，第24—27页。
北京市1985年的控高规划设计为“盘地型”模式。但也有观点认为“马鞍型”更适合北京的实际状况，即旧城区为中间平缓地带，以二环路为两个凸起的高峰。（见图2-9）
图2-9北京市分区高度限制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屹，《关于北京建设高度控制的分级问题》，载《北京规划建设》，1989年第4期，第42—44页。
对于北京的高度分区控制，李准提出过一个理念，即一类地区为非建设地带；二类为风貌保护区和文物控制区；三类地区为风貌控制区。（见图2-10）
图2-10北京市高度限制建议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屹，《关于北京建设高度控制的分级问题》，载《北京规划建设》，1989年第4期，第42—44页。
这一高度分区的方法基本符合北京的规划思路。2005年的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高度分区也与其相近，新建筑不能超过45米。
但在现实中，当开发商的要求和城市规划发生矛盾时，规划部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由于危改属于政府行为，开发公司和规划部门都要听命于政府。规划部门的职责是把控城市整体布局，开发商则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作为两手都要抓的各级政府此时的态度多是要求规划部门做出妥协，围绕规划讨价还价的结果往往是“规划让一让，开发也让一让”，最后的结果大多是建设项目在限高、用地性质、建筑面积、容积率等方面突破规划限制。
/逝去的城市整体艺术环境
城市整体艺术环境是不可再生的城市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累积了厚重的艺术文化积淀。但在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中，北京的城市整体艺术环境不断被侵蚀，下列不同时期的北京城区平面图形象、概括地展现了这座城市整体艺术环境的演变。
1.《详细帝京舆图》［光绪三十四年（1908），图2-11］
图2-11《详细帝京舆图》
资料来源：《老北京胡同详细图》，中国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图中详细记录了当时京师的整体城市艺术风貌，对于主要的城市景观建筑群都在其所处位置标示了明显的色彩，这些城市建筑及景观区域也有明确的文字标注。图中载有北京内、外城的16组城门建筑群；内城、外城、皇城和紫禁城的城墙位置；内外城的8个角楼；全城水系的分布状况；城内的主要牌楼等，并在图两侧以文字注明京城400余个各省会馆的名称与地址。
至于街巷胡同有图跋记：“帝国京师巷曲纷繁非有详图何足以供指示今见友人自绘此幅校雠备极精详而又增饰以彩线裨观者一目豁然与向有考而不备者相去何啻倍蓰也略为弁言之于左。”[31]图中详细绘制了街巷胡同的分布、走向及穿插关系，标注了每条胡同的名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这份《详细帝京舆图》无疑是近现代能够体现北京城整体艺术风貌的一个完整版本。
2.《北平市全图》［民国十五年（1926），图2-12］
图2-12《北平市全图》
资料来源：苏甲荣编制，日新舆地学社出版，《北平市全图：民国时期老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
图中记录了民国初期十多年来北平整体城市艺术风貌的演变，从图中可以看出北平城的整体城市艺术风貌尚存，最大的变化是皇城墙大部分被拆除。
民国十年（1921），市政府决定开辟和平门并将西城大明濠改为暗沟，两个颇具规模的工程相继开工，为解决工程费用不足的问题，当时竟然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拆皇城墙取砖用于两项工程。
民国十年（1921），先拆除东安门至大甜水井一段皇城墙，继而又拆除了西安门以南至灰厂（灵境胡同）之间的皇城墙。
民国十一年（1922），拆除皇城东垣南段，北御河桥以北的皇城墙。
民国十三年（1924），拆除东方时报社以北至大甜水井豁口之间的皇城墙。
民国十五年（1926），拆除东安门以北至皇城东北角之间的皇城墙，继而拆除西安门以北至皇城西北角处皇城墙及地安门东宽街一带皇城墙。
这张民国十五年的《北平市全图》显示了当时皇城墙残缺不全的状况，从图上可以看到，当时西安门以北的皇城墙、西皇城墙南端、地安门东西两侧皇城墙及天安门两侧的南皇城墙尚存。此后，民国十六年（1927）又相继拆除了地安门东西两侧皇城墙和大甜水井以南皇城墙。在短短的数年里，北京的皇城墙几乎被拆除殆尽。
民国十六年八月，国民政府成立“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对皇城墙的拆卖行为进行调查，至此，对皇城墙的拆除才停止，但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皇城仅剩下南墙、西皇墙南端、及北墙西边的一小段墙了。
同为北京的城墙，与城砖砌筑的内、外城和紫禁城不同的是，皇城墙有着黄琉璃瓦墙帽和红垭土墙身，显著的皇家风范构成了京城的一道特殊风景线。民国初期对北京皇城墙的毁灭性拆除，无论从城市平面布局、城市色彩还是城市景观来看，都是对城市整体艺术形象的严重损害。
3.《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图2-13）
图2-13《最新北平大地图》（1950年）
资料来源：邵越崇编著，《最新北平大地图》，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此图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整体城市艺术风貌。图中显示，除皇城城墙大部分被拆除，北京城的整体城市布局和主要传统建筑仍在，胡同尚存三千余条，全城水系完整，城市的整体艺术风貌依然存在。
4.《北京旧城区1990年地图》（1990年，图2-14）
图2-14《北京旧城区1990年地图》（1990年）
资料来源：段柄仁、王铁鹏、王春柱、侯宏兴，《北京胡同志》（上册），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此图显示了1990年北京旧城区的城市环境状况，此时内外城的古城墙及大多数牌楼早已不在，旧城胡同还剩两千二百四十多条。
5.《北京旧城区危改拆迁区域示意图》（1992—2010年，图2-15）
图2-15北京旧城区危改拆迁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此图记录了1992年至2010年北京旧城区危改拆迁的状况，图中深色为旧城区已实施危改拆迁的区域，在这段时间里，北京的胡同数量由两千二百四十多条剧减为一千三百多条。
/局部残存、风貌不在——失去完整性和原真性的城市艺境
历史城市的艺术魅力在于其完整性和原真性[32]，很难想象，当城市风貌失去“整体性”，城市历史环境失去“原真性”后还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
关于“整体性”和“原真性”的问题，温家宝同志曾在中国市长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33]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京政发〔1999〕24号）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整体性和原真性制定了保护、整治与控制的原则：
（1）尽量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注意街区整体风貌的保护，保护构成历史风貌的各个要素（包括建筑物、院墙、街巷胡同、河道、古树等）；
（2）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历史建筑，其外观要按历史面貌保护整修；
（3）采用逐步整治的做法，切忌大拆大建，不把仿古造假当成保护手段，对于不符合整体历史风貌的建筑要适当改造，恢复原貌。[34]
2002年2月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台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使已划定的25片保护区的相关内容进一步细化，其保护规划原则涉及保护区的整体性和原真性：
“要根据其性质与特点，保护该街区的整体风貌。要保护街区的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历史遗存包括文物建筑、传统四合院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建筑构件。”[35]
在北京的城市危改工作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保护古都风貌”“做好首都风貌保护”等口号，也经常听到“加快老城区改造，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之类的宣传。然而，很多传统街巷，甚至一些已被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街巷胡同却在危房改造中不断被拆除或改建，不知这种以失去城市风貌整体性和区域环境原真性的所谓“保护”，属于何种保护方式。
长期的城市改造使北京的形象由整体变得支离破碎，由真实变得似是而非。这样的案例俯拾即是：
德胜门箭楼。德胜门箭楼是北京城楼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因而成为北京古城垣支离破碎的见证。失去了内城九门的整体风范；失去了城墙的拱卫；失去了城楼和瓮城的建筑组合，德胜门箭楼形单影只，艺术性和观赏性大打折扣。
成方街都城隍庙。位于成方街的都城隍庙如今仅存后殿寝祠五间，面积约420平方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建设金融街拆除了成方街一带的胡同和民居，都城隍庙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虽被保留下来，却不得不孤独栖身于楼群之中，缺失了原生态环境的都城隍庙如今更像是水泥森林中一片孤独飘零的秋叶。
跨车胡同齐白石故居。跨车胡同15号院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居，这座院落已是这片老城区目前仅存的遗迹了。这座小院位于胡同南端，院门坐西朝东，青砖灰瓦的建筑古香古色。民国二年（1913），齐老先生50岁时购置了这处宅院，一直住到1957年去世，在此度过了44个春秋。如今，这座宅院虽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存留了下来，却孤零零地栖身于周边高楼的脚下，失去了往昔胡同的依托和熟悉的左邻右舍，终日与高耸的楼宇、宽阔的马路为伴。其民居的尺度感和亲切感也荡然无存。
如今北京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周边也在拆迁改造，不知失去周边民居烘托的钟楼和鼓楼会呈现何种状态，是使整体环境变得支离破碎，还是使真实生态变得似是而非。
关于维持世界遗产、历史城市/地区原真性及完整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居署（UNESCO-UN Habitat）有以下标准：
（1）强有力的政治意志。政治决策者、市区领导及他们的团队发挥重要的作用。政治意志强有力制定法律规章与配套措施保护维持历史城市/地区（Historical City/Area）的原真性及完整性；
（2）居民成为复兴工程的中心。对于世界遗产、历史城市/地区的保护离不开如今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它们参与并赋予了该遗产、历史城市/地区特殊的含义；
（3）世界遗产、历史城市/地区与城市、区域发展相结合。世界遗产、历史城市/地区不能成为被孤立的区域，应将其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避免世界遗产、历史城市/地区在空间和社会层面与整个辖区分离；
（4）重视发展公共空间，长期保护自然文化资源；
（5）加强混合性功能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相结合；
（6）通过创新与文化多样性来提供价值；
（7）持久管控文化旅游业，同时保持多样性经济领域。
毋庸置疑，历史城市的真正艺术价值在于其原真性及完整性。
/意境缺失、文脉断裂——失去延续性的城市艺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北京的城市建设曾经历过一个极端推崇传统形式的阶段，由于领导层的主观定位，使得这一时期北京的主要建筑及城市环境建设都打上了仿古的烙印。一段时间里，北京到处充斥着传统坡屋顶和亭子帽的建筑。从观念看，注重古都风貌是正确的，但城市艺术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并不是单纯地给予新建筑传统形式的外包装那么简单。无度地推崇仿古的城市环境，只能使人们对古都风貌的认识逐渐产生偏差，反而模糊了传统城市艺术的真谛。这种基于主观意识的规划定位显然不利于传统城艺术市环境的持续发展。
温家宝曾在《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城市领导只看到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而对其丰富、珍贵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知之甚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只重开发，不重保护，以致破坏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事件屡屡发生。有些城市领导简单地把高层建筑理解为城市现代化，对保护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遗产不够重视，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和建筑遭到破坏。还有些城市领导在城市建设中拆除真文物，兴建假古迹，大搞人造景观，花费很大，却搞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错误做法，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36]在多年的“拆旧建新”风潮之后，近年又刮起了一股“拆旧复古”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已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异常现象。一座历史城市往往延续着丰富的城市艺术发展脉络，特别是在具有原真性的古城已所剩不多的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而幸存下来的古代城市艺术堪称弥足珍贵。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和辽宁兴城等幸存的古代城市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真正的价值在于其自身的人文传承，没有历史文化浸润的仿建物何来魅力？复建古城的主导者们并非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尊崇，他们看重的只是项目能够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从上世纪末的“拆旧建新”到现在的“拆旧仿古”，一些地方政府仿佛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但无论是昔日包装华丽的“拆旧建新”壮举，还是今天渲染得冠冕堂皇的“拆旧仿古”计划，在缺乏科学规划、不顾民意、盲目跟风、追逐政绩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最终都难免落得劳民伤财的结果。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于30个城市欲斥巨资复建古城，动辄投入几十亿、上百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有：
昆明市晋宁县计划总投资220亿，欲建“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宣称用三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
河南开封拟斥资千亿再造北宋古城，要“重现汴京盛景”；
山西大同欲投资百亿启动“回到明朝”的“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
湖南计划55亿另建一座新凤凰古城，称“烟雨凤凰”；
银川要重建“西夏古城”；
河北想复建“正定古城”；
河北滦县也计划再建“滦州古城”。
北京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复建计划，但在2004年重建永定门城楼后，又于2014年复建了“左安门角楼”，近年还有复建地安门的提案。可见城市复古之举大有延展之势。当我们急于复原历史记忆的同时，是否应该先认真思考一下目前还有多少残存的正延续着历史脉络的真文物正面临被毁灭的命运？城市艺境的延续需要艺术与科学的有机结合，基于政绩和经济利益的制造艺境行为将有可能使城市的原真性遭受进一步毁灭，盲目跟风地“延续”历史艺境也必然加剧城市艺境文脉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