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1.8万字。恩格斯写于1844年1月。
这是一篇对托马斯·卡莱尔所著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论文章。卡莱尔是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金钱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使劳动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同时也损害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它遭到了贫苦人民和封建贵族两方面的反对。卡莱尔的书就代表了封建贵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
恩格斯在文章中赞扬了卡莱尔对于资本主义金钱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贫困、野蛮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对于无用的土地贵族、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及腐败的议会的抨击，但是恩格斯不同意卡莱尔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恩格斯分析了卡莱尔的思想基础及卡莱尔在其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一方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卡莱尔在描述了社会灾难之后，认为只要人们还在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么一切都是无益的、无结果的。他把英国自“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灾难归因于无神论，认为“宗教本身必须予以恢复”。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卡莱尔所说的无神论“与其说是不相信神本身，不如说是不相信宇宙的本质及其无限性，不相信理性，对精神和真理失望”。而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产生的。
恩格斯论述了宗教的本质，认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无非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即宗教是人的现实内容的虚幻反映。恩格斯指出了卡莱尔思想产生的原因。由于中世纪强烈的宗教信仰赋予这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人的本性，所以在宗教信仰削弱以至于破产后，“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话变成一种别的本质”。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之下，人在“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恩格斯指出：“我们也非常重视反对当代的不稳定性、内在空虚、精神萎靡和不真诚的斗争；我们也和卡莱尔一样，同这一切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人的自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这样，恩格斯就批驳了卡莱尔对无神论的指责和恢复宗教的思想。卡莱尔在抨击了现世的灾难之后，又为解决社会问题开了药方，认为需要确立劳动崇拜，而为了实现对劳动的组织化，用真正的领导和真正的政府来代替冒牌的领导，就必须确立“英雄崇拜”。他主张建立一种泛神论的宗教，这种宗教就是泛神论的“劳动崇拜”和“英雄崇拜”。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继基督教之后，不可能产生别的宗教，而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况且，人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要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只有克服一切宗教观念。
对于卡莱尔建立英雄崇拜的企图，恩格斯指出：“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在评论卡莱尔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恩格斯指出，“除了刚才指出的卡莱尔对现代民主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不明确外，几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对于卡莱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做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仅仅停留在民主阶段是不够的，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但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过渡，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同样，当代的非宗教性最终将使时代完全摆脱一切宗教的、超人的、超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恢复这一切”。恩格斯还对卡莱尔批评道，虽然卡莱尔不满意“竞争”、“供求”、“崇拜玛门”等，也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完全合理性，但却没有得出否定私有制的结论。而卡莱尔“在他的全部狂想曲中，对社会主义只字未提”。恩格斯则把解决这一切现实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还很薄弱，但他们是英国唯一有前途的党。”英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已经达到了对社会进行经济分析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并在对实现英国社会改造力量的阐明中，包含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