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惊人的语言？你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雄韬伟略、随机应变吗？要想成为一位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1）善于随机应变，具有灵活性
这里所说的随机应变，不是贬义的用法，它指的是一种语言表达策略。具体说包含两层意思。
①能根据交际过程中变化了的新情况来选择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
一般说来，口语表达都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言语活动。这“直接面对”的状况，使得说者与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信息传递的通道。说话者要想使这条通道保持畅通，首先就要注意自身输出的信息是否背离说话目的。不仅如此，还要观察听话对象对信息的反馈回授，并要留心周围情况。一旦发现自己的话题游离讲话目的，或者听话对象所反馈回授的信息不利于讲话目的的实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应立即控制、调整自己的话，否则，就会影响讲话目的的实现，从而影响工作。例如：
公元前203年，韩信攻占了齐地后，派人给刘邦送信说：“齐人历来伪诈多变，反复无常，齐国又和楚国接壤。我现在权力太轻，如不当代理诸侯王，恐怕震慑不住齐国。所以，请大王赐我代理王的称号。”
当时，刘邦正与楚王项羽在荥阳对峙。他看了信后，非常恼怒，骂道：“我被围在这里，从早到晚盼着他来救我，而他却要自立为王。”
坐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听了这话，忙在桌下用脚碰了刘邦一下，然后附在他的耳边说：“现在我方不利，怎么能禁得住韩信称王呢？不如立他为王，善待他，让他自守其地。不然，将要生变。”
经张良一提醒，刘邦反应了过来，忙改口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应该做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
随后，刘邦便派张良带着印信去了齐国，把韩信立为齐王。韩信很高兴，在刘邦跟项羽于垓下决战时，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敌，大败楚军，帮助刘邦扭转了战局。
这里，刘邦就是根据交际过程中变化了的新情况来选择语言表达形式和内容的。开始，他对韩信居功要为王的做法异常愤怒，忍不住大骂出口，但一经张良提醒，便赶忙见风转舵，调整了自己的说话情绪，修正了自己的话题内容，变换了自己的话语形式：“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应该做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真是妙“口”回春。
②能根据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选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同一思想内容。
所谓根据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选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同一思想内容，就是从大量的同义形式中选择使用与具体语言环境、思想内容相适应的言语形式，来“传情达意”。这种方式不仅能把意思表达得准确、生动，还可使语言表达更含蓄、幽默。
一次，有个自以为很会下棋的人，跟人赛棋。结果，下了三盘，输了三局。
第二天，有人问他：“昨天，你跟人赛棋比了几局？”他说：
“三局。”
那人又问：“那胜负如何？”他回答说：“第一局我不曾赢，第二局他不曾输，第三局我要和棋，他又不肯。”
这人棋下得不怎么样，说话的本领倒很强。他不想直接说出自己输得一塌糊涂，就用同义句来掩饰自己的难堪。不管是“我不曾赢”，还是“他不曾输”，抑或是“我要和棋，他又不肯”，意思都是“我输了”。只不过是言语形式不同，但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不管输棋人说话的目的如何，但从表达上讲，他的话语是很讲究艺术的。虽然输了棋，却没有输掉幽默的风格，没有输掉乐观的风度。
（2）善于打破思维定势，具有创新性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人们交际的对象、场合，人们所遇到的事情、问题不是凝固不变的，口语表达只有适应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选择恰当的言语形式，才是艺术的表达。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口语表达艺术具有创新性。
①能根据新情况选择表达内容和形式，而不是人云亦云。
我们在讲话时，要想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自己交际的对象及场合出发，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搜索出适合表达相应的思想内容的话语来加以运用。千万不能生搬硬套，人云亦云。
北京的有关专家学者曾对一些大学的政治教育的效果作过调查，答卷显示，多数学生不喜欢政治教育，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内容重复，过于单调。有的同学说：教育是必要的，但过于单调的教育内容却让我们无法忍受。同样的道理哲学课“煮”，历史课“炸”，时事课里“蒸”，科社课里又“煎”，让你不能不“厌食”。下面的例子更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曾作为评委参加了一所高校研究生“迎香港，庆回归”演讲会，演讲中，一位同学先引述了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后，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马失前蹄”的事，获得了很好的演讲效果，评委也多给他打了分。可是，后来又有四位演讲人不约而同地引述这件事，效果可想而知。演讲会后，就听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撒切尔夫人这一下午就‘失足’了五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讲话中，工作对象、工作环境变了，话语就要随之改变，而不能墨守成规。
②能跳出常规常法的围墙，用独特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谱不能尽弈之变，法不可尽战之奇。”要想使我们的话语具有艺术性，就不能照搬别人现成的经验。别人的成功经验，只能启迪我们的思路，不能成为我们的桎梏。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跳出常规、常法的围墙。根据工作的需要，用新颖、独特的话语表达出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某中学的一个毕业班，同学们学习非常用功，时间也抓得很紧，甚至课间休息也舍不得“浪费”。时间一长，有许多同学因用脑过度，患了头痛病。这些同学自己戏称为“头痛委员会”。
教数学的章老师发现这一问题后，便把“头痛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召集到了一起，给他们出了两道数学题叫他们计算。同学们一看这两道题都愣了：
8-1＞8；3-1＝0
“这是什么数学题呀？”“头痛委员会”的成员“头疼”了。
这时，章老师笑着对大家说：“这是一道‘思想应用题’，单靠数学知识是解答不出来的。”说到这，章老师顿了顿，看了看吃惊的同学们，又接着说：“大家知道，我们每天上七节课，每节课之间休息十分钟，这十分钟的安排是有科学根据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学习一段时间后，适当地调节一下，能记住所学内容的56％；如果不停地学习，只能记住26％。利用十分钟做做操，散散步，玩玩球，可以使脑子得到休息，能更清醒地迎接下一堂课的学习。这样，虽然休息占去了一小时，但换来了七个小时学习的高效率，比八个小时不休息还要强，你们说8-1是不是大于8呀？”
同学们会心地笑了。就听章老师又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不锻炼身体，把身体搞垮了，整天头痛，即使你德智全优，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不等于白学了吗？所以我说3-1＝0，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自那以后，同学们上课专心学习，下课便欢快地走出了教室。不久，“头痛委员会”便解散了。
章老师讲的道理并不新颖，说是老生常谈也不过分。但这个老道理经他那两道奇怪的公式一“包装”，竟获得了新的生命。
它引发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让学生们产生了好奇心，从而调动起了学生接受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言而喻，章老师为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表达形式。
（3）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具有一致性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载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思想是语言表达的内容。口语表达的艺术，就在于两者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结合。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
①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说话都是为着实现一定的目的的。这种目的性决定了我们的说话有着特定的思想内容。如何表述这特定的思想内容，使之达到我们的说话目的？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恰当的言语形式，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把特定的思想内容表述出来。惟有做到这一点，才体现出口语表达的艺术。例如：
青工小张不幸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而且每赌必输。不仅每月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了赌场，甚至还借钱去“再接再励”。为此，媳妇找到了厂长，说要离婚。厂长很生气，让人把小张叫了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我看你这小子吃了饭没事撑的，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赌钱！你不是有钱吗，我罚你五十块。如果你再不改，我就炒你的鱿鱼！”
小张看了看满脸怒气的厂长，从兜里掏出五十元钱，往地上一摔，扭头就走，还边走边嚷：“愿罚就罚，愿炒就炒，随你的便！”
厂长见小张的态度这么蛮横，更生气了。他马上找到了厂党支部书记，说要开除小张。支部书记了解了情况后，安慰了厂长几句，然后表示他再做做工作看看。
支部书记知道小张染上赌博恶习前喜欢读诗，便准备用“诗”去教育他。第二天，支部书记找到了小张，对他说：“前几天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首诗，觉得写得还不错，听说你也喜欢诗，就特意拿来，让你也看看。”小张明知支部书记是为他赌博的事而来，但因书记没挑破，他也就不好说什么，只好很不情愿地接过了书记递给他那张写有“诗”的纸。只见上面写道：
贝者是赌不是人，只为今贝起祸根，
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
看着这首诗，小张的眉头皱紧了，脸上的肌肉也跳动了几下。这表情都被支部书记看在了眼里。他抓住时机对小张说：
“酒喝多了伤人，参与赌博害人。古人有云，‘天下之恶，莫过于赌’。你再看这首诗，贝者为‘赌’；今贝为‘贪’；分贝为‘贫’；贝戎为‘贼’。这赌、贪、贫、贼四个字便是每个赌徒的必由之路。只要一沾上赌，就会入了邪道。到头来，不仅仅是妻离子散，还可能往监狱的大门进哪，你不能不仔细想想啊！”
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使小张幡然醒悟，他表示，今后一定戒赌。后来，小张果然不再参与赌博了。
这里，支部书记就为他要表达的特定的思想内容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从而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效果。而那位厂长则相反。
②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
我们说“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绝不是玩文字游戏。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意义特征。特定的思想内容用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出来，是说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注重表达形式；最恰当的言语形式表达了特定的思想内容，是说在重表达形式的同时，也注重思想内容。否则，就会“因辞害义”。
请看下面这几句话：
场面这么好，音调这么嘹
……
我也曾听过报
……
太阳出来望见他洗尿
这是从一首自由诗中摘出来的诗句。诗人片面追求韵脚，生硬地把“嘹亮”略成了“嘹”，把“报告”略成了“报”，把“洗尿布”略成了“洗尿”，这怎么能使读者看得懂呢？
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枷锁，但完美的形式可以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如果不顾思想内容，因辞害义，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也就谈不上什么表达艺术了。
可见，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一致，才有好的表达效果，也才是艺术的表达。否则，就不能有好的效果，也就谈不上什么艺术。
所以，我们说，注重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完美结合，内容与形式具有一致性，是口语表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
（4）入乡随俗，注意适应性
所谓入乡随俗，注意适应性，就是说，我们在说话时要适应时间、场合以及自己的身份。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否则，就会影响表达效果，也达不到交际目的。《战国策》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有一家人去娶新媳妇，这新媳妇一边上马车，一边指指点点地问婆家的人：“车辕两边的马是谁家的呀？”赶车人说：“是借的。”新媳妇听了这话，忙对赶车人说：“轻点打它，也别猛抽那驾辕的马！”
马车到婆家门口，伴娘搀扶着新媳妇下了车，新媳妇又指手划脚地对伴娘说：“做完饭，要把灶里余火弄灭，不然，会失火的！”
当新媳妇走进院子，看见当路的地方有个石臼，连忙说：“快把它搬到窗户下面去，在这儿会妨碍走路的！”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笑话她。
这位新媳妇从上马车到进婆家门，一共讲了三次话，从这三次讲话的内容来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次，嘱咐赶车人不要猛打驾车的马，因为马是借来的，所以应该倍加爱惜；第二次，吩咐伴娘做完饭后要熄掉灶里的余火，新婚之夜，宾客乱纷纷的，稍有不慎，引起火灾，就会乐极生悲；第三次，指使仆人将妨碍走路的石臼搬到窗下，以利行人往来。
可是，为什么人们要笑话她呢？原因就是她说这些话时没有考虑具体的场合与身份。她的三番话，若是在娘家说，人们会觉得她是个很体贴家人，很会过日子的好姑娘；若是结婚三天之后再说，人们则会称赞她是个善于持家的好媳妇。因为按古时候的风俗，新媳妇进门三天之内，是不能多言多语的，何况是在新婚之日呢？所以虽然新媳妇的话说得很合情合理，但因说的场合不对，所处的身份不同，却受到了别人的嘲笑。
由此可见，时间、场境和身份对说话效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而要使我们所说的话适应时间、场境和身份的要求，我们就得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①根据时间的紧缓，决定说话的长短。
我们的言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不同的时间，对话语的长短有着不同的要求。时间紧迫，话题就要集中，话语就要简明；时间充裕，话题则可谈得宽泛些，话语也可舒缓些。如果不顾时间长短，我行我素，势必影响交际效果。比如：
洪峰即将到达某县，县秘书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他说：
同志们，洪峰就要到达我县境内，情况非常紧急，为此，县委决定召开这次防汛抗洪动员大会，请大家会后认真组织群众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县委书记、兼县党校校长、兼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办公室主任、兼普法领导小组组长、兼防汛抗洪救灾总指挥魏群言同志给我们讲话！
秘书长的话音未落，台下便已出现不满声。
为何不满？不言而喻，是这位秘书长说话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洪峰即将来临，抗洪救险已成燃眉之急。这时候，时间就是生命，语言应简洁、简洁、再简洁，可是，他却慢条斯理地历数县委书记的官职，显然是不知轻重，难怪台下不满。
与这位秘书长相反，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很知道在讲话时注意时间的长短。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前曾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并且经常出席集会，发表演说。
一次，他在集会上排在他人之后最末一个发言，因前几位演讲者都是长篇大论，以致轮到他发言时时间已经不早了，艾森豪威尔见时间已晚，而听众又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便决定舍弃原来准备好的演讲内容，用简短的语句演讲，他说：“每一篇演说不管它是书面形式的，或是其他形式的，都应该有标点符号。今天晚上，我就是标点符号中的句号。”
艾森豪威尔的话音刚落，听众们便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艾森豪威尔对人说，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演说。
听众们感觉甚好，艾森豪威尔自我感觉良好，都是有道理的。在时间短促，听众不耐烦的时候，即使是有内容的长篇大论，也难能为人所接受，而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可谓有多重意义：既对别人的演讲表示了肯定，又完成了自身的演讲任务，同时还节省了时间，获得了听众的好感。
②根据场合的正非、悲喜，决定说话的风格。
根据不同的情况，场合可做多种分类，而每一类别，对说话的风格都有不同的要求。
场合可以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指公共活动的场所，如课堂、会场、办公室等，这种场合说话应严肃认真，不能随便乱扯。非正式场合指日常交往的地方和娱乐场所，如家庭、商店、街头、饭店、电影院、舞厅等。这种场合说话可以随便一些，像聊家常一样，平易、通俗、幽默、风趣，而忌摆官架子。
场合还可以分为喜庆场合与悲伤场合。喜庆场合一般指婚宴、节日、联欢会等。这种场合说话应轻松、明快、诙谐、幽默，有助于欢乐气氛的增加，千万不要说让人不高兴的话。曾有个小伙子，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当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时，小伙子见身着婚礼服的新娘比平时俏丽得多，便说：“你今天真是‘面目全非’。”接着，又对新郎说：“来，让我们‘同归于尽’。”
这两句话把新娘新郎说得心烦了好多天。其实，不光这毛头小伙子说话不分场合，就连声名远播的梁启超，也在这地方失误过。
1926年，在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和跟他苦苦相恋三年之久的情人陆小曼结婚时，梁启超为证婚人。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是婚外恋的结果，所以梁启超有看法。于是，在婚礼祝辞时，就对他们教训了一番。
他在致辞中说：“徐志摩先生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上难有成就。其次，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从今以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俩人都是离婚而又再婚的人，要痛自悔悟！祝你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结婚！”
听了这段祝辞，徐志摩和陆小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宾客们也面面相觑，不明白这梁公怎么在人家的婚礼上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婚礼祝辞会带来这种结果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祝辞时没有注意区分场合。梁公作为学者名流，徐志摩的前辈，平时劝诫徐志摩几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在人家结婚的大喜之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训诫的话来，未免不尽人情。
悲伤场合一般指有伤、病、亡者的处所。在这种场合说话，忌讳很多，比如，去病房探望病人，一定不要说“死”、“好不了啦”等听着让人不痛快的话。这本是常理，但有的人却不在意。有位朋友就曾对笔者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生病住进了医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不过是有点拉肚子。住院的第二天，她的一位同事去看她。见了同事，她很高兴，觉得这同事把她当朋友看。谁知，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她的心里开始发烦了。原来，这位同事喋喋不休地给她讲，某某人开始拉肚子，后来一查是肠癌，不久便死了。说者本无意，但这听话的人一类比，心里便不痛快。
③根据身份，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身份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一个人的辈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或辈分高的和辈分低的人所说的话，不仅风格不同，而且感情的含量和词语的选用也不相同，所谓“什么身份说什么话”。因而，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根据自己和对方的地位或身份，来选择使用话语，使之“各安其位，各守其职”，说出得体的话来。否则，便会引起听话人的不快，影响交际。
有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参加了省统计局的招聘考试。笔试时，他力挫群雄，名登榜首。同学们都来向他祝贺，说他录取有望，得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料，他在面试时，却栽了跟头。究其原因，毛病出在他不会根据身份说话。
面试那天，他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考场。因为他知道，这面试的十分钟将决定他的命运。为了给考官们留下个好的印象，他准备说几句恭维话。谁知，几句话一出口，竟弄巧成拙，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原来，他开口便说：“各位老师辛苦了，我看咱尽量快一点，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在座的考官中，有主任、有专家、有学者，他一个应考的学生，怎么能以领导的口气向考官提出要求呢？听到大家发笑，他好像也觉得不妥，坐在椅子里，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待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时，又说了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话。
考官问：“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
他回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他记不起来了，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最后一项原则我忘了。”
考官把答案完整地说了一遍之后，对他说：“你再复述一遍。”
“既然你回答了，我就不用再说了。”他振振有辞地答道。考官有些不满，因为考官让他复述，是看他是否记住了，考察他的瞬时记忆力，而他没看出这一点，竟以为复述是多此一举，拒绝回答。很显然，这样做无疑是对考官的顶撞。作为一个学生，说这种顶撞的话是极不得体的。
显而易见，面试的结果，这位大学生被省统计局拒绝在了门外。
（5）深入浅出，注意通俗性
口语表达不同于书面语表达。书面语表达遇到难懂的词语，可以查字典；遇到不易理解的句子，可以慢慢琢磨。而口语表达则不行，它具有易逝性特征，声音转瞬即逝。听不明白也就只能留下遗憾了。口语表达的这种易逝性特征要求我们说话时一定要注意通俗性。即使是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也要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只有这样，才易于为人所接受。要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必须注意如下要求：
①要使用规范的词语。
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运用规范性的词语，少用对方不熟悉的方言、生僻词语或文言字眼。叶圣陶先生历来不赞成口语表达使用文言语句，他说，看见用口语写的文章里夹杂着文言字眼和语句，就“觉得不舒服，仿佛看见眉清目秀的面孔上长了个疙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2页）他热切地希望人们从文言词句的“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文言修养的人，更不要去“捡起那副旧镣铐套在自己的手脚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页）
其实，不光是文言语句，方言土语、生僻词语，也是束缚我们口语表达的镣铐。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②要使用大众化的口语。
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口语较之典雅庄重、准确精练的书面语，具有简洁明快、生动活泼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正是通俗易懂原则的精髓。因此，我们要想使自己的表达通俗易懂，就得学会使用口语，尤其是大众化的口语，以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很赞同这种做法，他主张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博采口语”。毛泽东也告诫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还指出：“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不仅要求别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请看下面这段记述毛泽东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的话：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起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走好运，坟山一齐贯气，这几个月忽然都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上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农民都笑起来”，说明农民听懂了毛泽东的话，宣传教育起到了作用。这一效果的取得，不能不归因于使用大众化的口语。他挑选的词语，比如，“八字”、“走运”、“风水”、“坟山”、“倒台”、“屙尿”、“穷光蛋”、“法子”等等，农民很容易懂，所以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如果他满嘴新概念、洋名词，农民不但不会笑，还会摇着脑袋走开，宣传教育当然谈不上什么效果。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口语表达。
③要善于使用比喻。
美国著名口才家戴尔·卡耐基，在他所著的《语言的突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时你辛辛苦苦忙了半天，结果仍旧无法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这件事你自己明白得很，可是要使听众一样对它明了，就必须做深入的解说。怎么办？试试把它与听众确实了解的事物相比较；试说这一件事像另一件事，说这件陌生的事像听众所熟悉的事。”卡耐基所说的方法，就是比喻的方法。
比喻，可以把人们感到陌生的东西变为熟悉的东西；把深奥抽象的道理表达得浅显具体；把平淡无奇的事物描绘得生动形象。例如：
加里宁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一次，他向某地农民代表讲解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尽管他作了详尽严谨的论证，但听众似茫然不得要领。有人问：“什么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更珍贵？是工人还是农民？……”
加里宁反问道：“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更珍贵，是右脚还是左脚？”
全场静默片刻，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农民代表们都笑了。
一大篇抽象的道理没能说服农民代表，而一句形象的比喻却让农民们明白了道理。
显见，比喻的确是获取通俗易懂效果的最佳手段。凡是聆听过毛泽东演讲的人，都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演讲非常通俗易懂。不论多深奥、多抽象的道理，多曲折、多复杂的问题经他一讲，就明白如话，形象具体，简单明了，而这一效果的取得，很大程度就是归功于他善用比喻。
20世纪20年代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大礼堂给工人、农民做报告，动员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当他讲到阶级斗争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时说，你在一条大河里游泳，老不靠岸，既爬不上那一边，也爬不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淹死的。
曾亲耳听到过毛泽东这次演讲的周谷城回忆说，“这段话一直印在我脑子里，与我后来参加农民运动，有很大影响。”
④要善于使用短句子。
实践证明：句子越长，结构越复杂，越难读懂、听懂，句子越短，结构越简单，越容易读懂、听懂。因此，我们在讲话时，应避免使用长而结构复杂的句子，而注意使用短而结构简单的句子。请看周恩来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惟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周恩来用简短的语句给各种官僚主义者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
（6）实事求是，注意真实性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段话是非常精辟的，它是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党政干部口语表达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体现在我们党政干部的口语表达中，就是“真实”两个字。
真实，就是说话符合客观实际，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大话。说话符合真情实感，言由心发，不说假话。说大话、说假话最终害的只能是自己。
1983年，山东莱州大理石厂投资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比较先进的设备。1984年投产，1985年形成了生产规模，当年实现了180万元的利润，成为当时全国石材行业的老大哥企业。这时候，从企业领导到一般工人，沾沾自喜，很有一种骄傲自满情绪，致使这个全国最大的石材企业第二年就大滑坡，利润急剧下降，下降了80％多。恰巧在这时候，国家建材局的一位局长前去视察工作，当时的矿长汇报工作时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企业全国居第一，全世界居第二！……”
听了那位矿长的话，局长吃了一惊，不高兴地打断了他的话：“谁是世界第一呢？”
矿长显然是没有料到国家建材局长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时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
局长又问：“你出过几次国？都去过哪些国家？”
矿长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去过一次日本……”
局长生气地说：“你仅仅去过不生产石材的日本，连石材王国意大利的国门都没踏上，那你凭什么说这个企业居全世界第二呢？”
矿长的脸青一阵红一阵，站在那里不说话了。
这位矿长凭空设想的说话，最终害了自己。
（7）规范无误，注意正确性
我们说话时，不仅内容要真实准确，形式也要规范无误，注意正确性。具体说来，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语音要规范。
规范的标准是说准确的普通话。说话者的发音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听话者的理解是否正确。例如：
有一位老师，到一所小学去给一年级的小朋友作宣传演讲。
她一走上讲台，就拿出一张小图片，双手举着说：“小朋友，大家请看小肚皮（图片）。”孩子们一听要看小肚皮，就把衣服扣解开了。因为图片的遮挡，老师没有看到孩子们的动作，便又问：“小肚皮（图片）上有什么？”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道：“肚脐眼。”
原来，这位老师讲得不是规范的普通话，使孩子们误会了。
②遣词要确切
一个词单独存在是无所谓正确不正确、恰当不恰当的，但如果这个词使用在句子中，与其他词发生了结构上的关系时，就有正确不正确、恰当不恰当的问题了。而且词义还有大有小，词义的色彩还有褒有贬。这就需要我们能根据听话的对象和表达的内容来选择使用准确的词语。既不能大词小用，小词大用，也不能褒词贬用，贬词褒用。当然，修辞上的易色另当别论。例如：
小王的亲戚张大妈和儿媳总闹矛盾，小王想劝她们和睦相处，便给她们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们不要总吵架，叫别人笑话。你们应该肝胆相照，和平与共……”
在这句话中，小王就犯了大词小用的毛病。“肝胆相照，和平与共”，应用于国际关系，而用它来劝说婆媳间的矛盾，就极不准确了。
与小王相反，外事局的张局长又犯了小词大用的毛病。一天，张局长与一外国访问团座谈。座谈会将结束时，张局长作总结发言，他说：“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换，我们两国都要抱成一团儿。……”
这“要抱成一团儿”，应该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用于两国间就犯了小词大用的毛病。
另外，有些词还有习惯用法，对这些习惯用法的词，一定要遵从它们的使用习惯，不能随意用其他词语替代。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例如：
一天，某领导主持一个追悼会，本该说“请默哀三分钟”，却说成“请难过三分钟”。三分钟过后，他还没想起“默哀”一词，只好继续用“难过”，说：“现在难过结束”。
“默哀”与“难过”是同义词，但在追悼会上，习惯上说“默哀三分钟”，不说“难过三分钟”。这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意改变，改变就难以为人所接受。
③停顿要恰当。
停顿是指句子当中、句子之间、段落之间和层次之间的间歇。我们说话时，该停不停，不该停而停，都会影响听话者的理解。例如：
某单位调整工资以后，在一次总结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在作报告时说：“通过这次调整工资，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加了工资的和尚，未加工资的同志，都纷纷表示……”“妙语”一出，全场听众哗然，纷纷揶揄道：“我们这里又不是少林寺，怎么还有和尚？”
“怪不得我们这些人没长工资，原来把指标送给庙里了！”
（8）言简意赅，注意简洁性
“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恩格斯语）口语表达尤其应该如此。言简意赅的话语体现出简洁性，而这种简洁性对于口语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早为人们所关注。
春秋的时候，子禽问墨子：“先生，多说话到底有没有好处？”
墨子回答说：“话要是说得太多，好比池塘里的青蛙，整天整夜地叫着叫着，弄得口干舌燥，却从来没有人去注意它，这有什么益处？但是，雄鸡只是在天亮时叫几声，大家就知道天亮了，都很留意它。所以说话不在多，而在说得有用处。”
墨子的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的确，“言不在多，达意则灵”。例如：
一次，福州新闻文化界邀请文学家郁达夫去作学术演讲。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然后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开口说道：“本人今天要讲的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就是这三个字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就是精简与扼要；命，就是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都是一样的，如我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缠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
郁达夫的话说得虽少，但却句句说到了点子上，意思也因之而表达得很充分。
那么，怎样使我们的口语表达言简意赅，具有简洁性呢？
①要能够围绕中心说话。
我们讲话，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或是为了告诉听众，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发生的；要做什么事，为什么要做和怎么做；或是要向听众讲述一个什么道理。因为事物和道理是复杂的，所以，就有许多话要讲。但这许多话并不能乱讲，要紧紧围绕中心说下去，这样才能突出主题，也才能使我们的表达简洁不繁。
因此，我们在开口说话之前，要先确定讲这番话的中心，然后围绕着中心说下去。在说的过程中，与中心无关的话，绝不提及。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可以事先想出说话要点，按照要点逐层讲述。这样一来，话虽然说得不一定多，但意思会表达得很充分。正如清人郑板桥介绍为文经验时说的：“出繁就简三秋树。”是的，深秋时节，繁花密叶早已落去，仅剩有树干和树枝，这树干和树枝虽“简”，但又不失树的形象，可谓突出了根本。
②要学会用概括的语言讲话。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领导者在讲话时，所说的话往往是一言中的，切中要害。周恩来总理就是如此。
1960年，中国京剧院的《霸王别姬》要参加出国演出。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了这个节目，并给每个场景都下了评语。这些评语下得简洁明快，全是清一色的“一”字打头成语。
当戏演到项羽置形势于不顾，把别人的劝说当做耳旁风，执意出战时，周总理评道：“一言堂。”
接着项羽回到后宫，虞姬又再三规劝，请他千万不要发兵，以免中了刘邦的圈套。项羽不容分说，回拒道：“我主意已定，明日发兵。”周总理听到这里，评道：“一家之长”。
项羽孤军深入，落进了刘邦的伏击圈。周总理又评道：“一筹莫展”。
虞姬备酒，项羽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周总理评道：
“一曲挽歌。”
显见，周恩来总理的评语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住了要点，具有极强的概括性。
周恩来这种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自于他那高度的概括能力。因此，我们要学会用概括的语言讲话，就得经常性地、自觉地训练我们的概括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概括能力。一是概括书本知识；一是概括生活事实。
概括书本知识，就是把自己阅读过的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用自己的语言把主要内容概括出来，可以写在书页旁，也可以写在读书笔记上。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经常进行这种概括。这种训练做多了，我们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概括能力就会渐渐增强。
在进行概括时，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用自己的话概括，惟有用自己所习惯的思维语言进行概括，才能把他人的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从而逐步培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惟有用自己所习惯的思维语言进行概括，在讲话时才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概括生活事实，就是对自己所碰到的、所了解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思考其意义，穿透其表象，把握其本质。事实上，我们常常在不自觉地做这一工作。对于生活中发生的事，我们常常在头脑中思考，并对它进行评价，但这种思考、评价往往是零碎的，不全面、不深刻的。如果我们能从概括能力的培养出发，来自觉地进行训练，如写短文评价，记笔记阐述，那么，稍待时日，我们对生活事实的概括、把握能力就会增强。
③要避免不必要的语句重复。
有的人讲话，生怕别人听不明白，车轱辘话反复讲，结果，只能导致听众生厌。例如，有位中层干部在一次年终工作总结座谈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领导和同志们，今天这个座谈会呀，开得很及时也很重要，跟以往大不相同。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不一定对，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我虚心接受。人应该虚心一些。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许多人正是因为骄傲犯了错误。当然，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只要改正就行了。然而改正错误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因起辅助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内因起了作用，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出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积极因素。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就不啰嗦了。不过，需要强调的地方，还是应该强调的，这不能叫啰嗦，这叫重点突出，界线要分清。我就是个最不爱啰嗦的人。有些人一天到晚，啰啰嗦嗦，东拉西扯，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时间，是很宝贵的，人的生命就是一分一秒合起来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过，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鲁迅先生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好在现在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引用错了也不要紧。要是放在“四人帮”横行的那几年，有人肯定会说我篡改原话，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无情的打击，残酷的迫害。其实他们打击我、迫害我也不要紧，这样反倒可以锻炼我，坏事可以变好事嘛！听说有人在背地里说我这个人说话太啰嗦，我不计较这些，哪怕人家的话有百分之零点一的正确性，我也应该虚心接受，“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相信我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跟上我们时代的步伐，为实现“四化”贡献我的一切，必要时，哪怕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生命，自然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可是我们活得要有价值呀！我先谈到这里，上级领导不是说有多少谈多少，不一定长篇大论嘛！我暂时就说这些，就不啰嗦了。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提出批评，我一定虚心接受。
这位领导说是不啰嗦，实际上是很啰嗦。听这样的领导讲话，不睡觉才怪呢！
这种毛病产生的原因，正像恩格斯在《致马克思》一文中所说的：“重复，一部分是术语缺乏的结果，一部分是不习惯于逻辑训练的结果。”因此，要克服这种毛病，就得加强语言修养，注意学习逻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