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中北京大学队和国际关系学院队就辩题：“我国现阶段是否鼓励私人购买小轿车”进行了激烈的论辩。作为正方的北大队紧紧抓住“小轿车”、“鼓励”和“我国现阶段”这三个词的逻辑关系，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立论思路：
现阶段发展轿车工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轿车工业被证明是经济起飞最有力的助推器，我国也不能例外。要想促进工业发展，必须发展轿车工业。同时，轿车工业要发展，市场问题是关键。
如何扩大轿车市场，最便捷的办法是使轿车“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此，轿车工业同鼓励私人购买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个联系是人人都可理解的。
北大队在这场比赛中大获全胜。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较好地运用了辩论中常用的开场战术——先发制人。
辩论赛中所确定的辩题一般都是中性的，辩论双方对辩题的每一个字都必须进行透彻地分析并产生相应的理解。先发制人战术就是从本方战略出发，首先给出有利于自己展开论点，有利于本方利用事实，争取观众的定义。惟有先发制人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变无话可说为滔滔不绝，尤其在辩题对本方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使用先发制人战术，颇为奏效。
（1）知己知彼，破题立论
确立一个最有利于本方的总论点，不仅观点正确，旗帜鲜明，而且能攻能守、攻破对方任何的立论，抵挡对方的任何攻击。
立论要讲求新意，要能够“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从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手对此准备不足，必会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当然，“新”也不能故作惊人之语，应当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其中第一次电视辩论相当精彩。事后英国广播公司第一电视台（BCCI）的记者这样评价：佩罗似乎是江郎才尽，布什总统表现平平，只有克林顿最为沉稳。
问：克林顿州长，请问您对“家庭”的定义如何？
克林顿：一个家庭至少应包括父母之一，无论是亲生还是收养关系，还有孩子。好的家庭是父母身教、言教将爱心、纪律和正确的价值观等传递给下一代。在家庭里，成员感到像座避风港，也感到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人。毋庸多言，美国现今很多家庭相当不健全。我想布什总统会将人们辛勤工作归之于为家庭付出，但我们为何牺牲家庭幸福，而去努力上班？上班族的家庭应该享有合理的税制以及再进修机会，更应享有繁荣的经济成果，布什总统一直不愿意如此做，是因为他说这不可能做到，不必花费力气。
我说我最了解家庭的价值，而且从中受益良多。我的家庭价值最佳的表现是今晚是我夫妇结婚十七周年纪念，我谨祝福内人快乐，并感谢女儿也能出席辩论会。
布什：现在美国都市风气的败坏源自于家庭的失败，因此我们应该多多重视家庭。当内子芭芭拉抱起患有爱滋病的儿童，她展现的是对家庭的同情。我认为尊重纪律和法则应对儿童广为宣传，不仅经由学校教导，更应通过家庭亲自实践，我为高度的离婚率担心，我们有必要学习尊重家庭。
佩罗：我认为要解决目前国内的所有问题，重建工作伦理，学校教育等。惟有加强每个家庭的成员关系，让孩子们感到被爱、被保护、被鼓励，如果每个家庭不能维持良好关系，国家也不可能强盛。
向来候选人的婚姻家庭是被列在关注焦点上的，因“桃色事件”而功亏一篑的不乏其人。克林顿在这一回合中表现出色，首先给了“家庭”一个得体的概括，“成员感到像座避风港，也感到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人”，多有人情味儿！然后有条不紊地指出上班族的利益、待遇应给予重视，这种为人民鼓劲与呼吁又如何能不得人心？最终，17周年纪念，对妻女的祝福与感谢溢于言表，表现出为人夫、为人父的亲切、关爱与责任感。从而树立起自己良好的形象。相形之下，佩罗与布什的说辞就显得死板乏味，缺乏人情味和感染力。
在1990年的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题为“儒家思想是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辩论。南京大学队持反方对澳门东亚大学队。南大首先对辩题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儒家思想”，“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和“推动因素”四项词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立论的切入角度。经过认真分析后发现，辩论双方的焦点肯定会集中在“主要”与“推动因素”这两个词组的联系点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动因素”这一概念。
南大队猜测正方澳门东亚大学队的思路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将“主要推动因素”这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动因素有多个，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论。针对对手的这一思路，南大队决定由“主要推动因素”这一关键概念入手，与对手针锋相对，明确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须是具有总揽全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必须能把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有利条件和推动因素组织起采，有效地协调起来。同时，南大队严格区分“主要推动因素”与“推动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动因素是指一些具体的战略和政策，比如贸易立国，外贸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等。
“不和对方在思想层次上纠缠，不用西方的个人功利思想来对抗儒家思想，承认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它却没有经济功能；至于主要推动因素，只能是正确的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南大队的总思路。
这样的思路很奇。因为思想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但是很难说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在实际辩论中，南大队列举了大量实例向评委和听众说明在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中并没有体现什么儒家思想，用这些“实”来攻击对方“虚”的一套道理，结果威力很大。由于南大队这一思路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因此场上主动权始终被南大队牢牢掌握着。
在北京电视台“万家乐杯”大学生电视辩论大赛首场辩论：“存钱比消费是否更有利支援国家建设”比赛中，正方北京外国语大学队就在论辩伊始便先发制人，首先说明“存钱指的是集体和个人的银行存款，而消费指的是生活消费。”
确立这样一个论点，有利于自己展开辩论并削弱对方攻击力。
正方主辩：在今天的辩论中，我方的观点是存钱比消费更有利于支援国家建设。我方首先说明，这里说的存钱指的是集体和个人的银行存款，而消费指的是生活消费。众所周知，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而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它的生产要发展都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如果没有一定数目的积累资金的话，扩大再生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谷狭者速涸，流浅者速竭”，积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储蓄正是积累的一种手段。因此今天，我方首先承认存款和消费都有利于国家建设。但是一定的经济问题要与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抛开现实，空谈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阐述我方的观点。
第一，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情况吧。现实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建设、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农业缺生产资金，企业缺流动资金，基础设施缺建设资金，引进外资缺配套资金。仅以全国人民所关注的三峡工程为例，其静态投资就达570亿元，而动态投资则达1200～1400亿元，要支付这样庞大的开支，单单依靠国家和外资不仅远远不够，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资金短缺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共同作出努力才行。
第二，我方认为，有钱比消费更有利于支持国家建设，但这决不是在否认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的政策不是鼓励储蓄而是大规模刺激消费的话，那不仅很难带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加剧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个已经存在的矛盾。
第三，我们认为，存钱与消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存款并不抑制正常的消费，相反存款是一种潜在的消费。“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你们家中的彩电、冰箱哪一件不是长期储蓄的结果，而今后当你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庭时，你们还能像孔乙己那样，潇洒地宣布一声“有现钱”，而一拍腰包排出几文大钱了事吗？
今天我方想说明的是，存钱与消费都会对国家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的关系，问题就在于哪一个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离开我们的国情来考虑。对于这一点，我方同学将在下面作进一步阐述。（热烈的掌声）
同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队在同北京大学进行的一场题为“现代社会的选才标准是否应以学历为主”的论辩中，正方北京外国语大学队同样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术开场。应当说辩题本身对正方是不利的，北外队在这场辩论中虽没有取得胜利，但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把辩题当中的“学历”一词的外延扩大了，使这场比赛看起来也颇为精彩。
正方主辨：主席、评委、对方辩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这场辩论中，我方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的选才标准应以学历为主。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而人类，这莎士比亚眼中宇宙的精华，进入了现代社会时，个人的地位变成了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尽管诗意的赞美变成了冷冰冰的比喻，但我们仍要骄傲地说，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
那是因为，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符合社会需要，保证社会大机器正常运转的作为零件的人。一部现代化的机器对所有的零件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必须先根据要求铸造零件，再把它们置于合适的位置。零件的生产、选择、使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现代社会中的育才、选才、用才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育才是基础，选才是手段，用才是目的。
从育才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育才角色主要由现代教育来担当，现代教育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培养人才的体系，它不再是十年寒窗，而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益友良师。从胎教到老年大学，从正规的学校教育到各种社会教育、职业培训、专业进修，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将从最大程度上开发人的智慧，激励潜能的发挥，鼓励特长的展现。
从选才角度来说，包含在学历中的不断完善的考试制度，不断对教学质量作出检验，全面合理地反映受教育者水平，使学校成为社会选才的主要执行者。
从用才角度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质高量大，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可用之才来自高水平育才系统，而学历必将因其频率高、可信性强的特点成为现代社会选才的主要标准。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样完善的育才、选才、用才的人才体系在今天的中国并未完全确立。谈育才，义务教育尚未普及，高等教育更是无法做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经历我们记忆犹新，能进入北大这样中华第一学府的又能有几人？谈选才，学校在选才中的主导地位没有被强调，考试制度不完善，不学无术、混得文凭者也大有人在；谈用才，社会上借用人惟贤之名，行用人惟亲之实者也屡见不鲜。我们看到了现实，看到了差距，但我们绝不因此失去信心。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不断挑战。我们所说的标准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在现代社会与完善教育体制同步的社会选才的导向性标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历史，华夏古国是有二千年教育史的礼仪之邦；立足现实，教育已被提到立国之本的战略地位；放眼未来，以学历来衡量人才，将不再是海市蜃楼。所以我们今天说，现代社会的选才标准应以学历为主。谢谢大家。（掌声）
（2）定义正名，为己所用
据《贞观政要》载：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征做谏议大夫。
由于魏征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议。李世民派温彦博去责备魏征。魏征因此去见唐太宗说：
“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下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李世民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样的吗？”
魏征答道：“不一样，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国事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好的美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则不然，唯唯诺诺，只为个人打算。君主会因他落得个昏庸的恶名，甚至国亡家灭。这便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
魏征在这里由于使用了定义正名：分别指出良臣和忠臣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间接委婉地批评了皇帝只喜欢唯唯诺诺之流，并暗示了这样做的恶劣后果。魏征的论辩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为感动。
在辩论中，当辩论队员碰到一些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也可以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来化解难题。这样做不但让人觉得立意新颖，还可以使自己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要使论辩能顺利地进行，我们就必须明确概念的含义，也即要明确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定义正名就是通过揭示一个概念的本质属性来达到明确概念内涵目的论辩方法。
定义正名是一种强有力的论辩方法，有时当我们面临困境，通过给出有关概念的精确的定义，明确其中的含义，便可取得反败为胜的论辩效果。以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决赛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辩来说，反方复旦队所要论证的是“人性本恶”，他们所以能取得决赛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因首先给出了“人性”、“善”、“恶”等概念的定义，明确了其中的含义。
他们的辩词是：
“我方立场是：人性本恶。”
“第一，人性是由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指的就是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属性则是通过社会生活、社会教化所获得的，它是后天属性。我们说人性本恶当然指的是人性本来的、先天的，就是恶的。”
“第二，提到善恶，正如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也会有一千个善恶标准。但是，归根到底恶指的就是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张，而善则是对本能的合理节制。我们说人性本恶正是基于人的自然倾向的无限扩张的趋势。那个曹操不是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吗？那个路易十五不是也说过‘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还有一个英国男孩，他为了得到一辆自行车竟然卖掉自己三岁的妹妹，这些，对方还能说人性本善吗？”
本来，“人性本恶”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辩题，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崇尚人性本善的国度，评判团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也是人性本善论者，但是由于复旦队恰当运用了定义正名术，明确了“人性”、“善”、“恶”等概念的确切含义，在论辩中反而游刃有余，博得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获得了评判团极高的评价，最后以绝对优势一举夺得这次大赛的冠军。
再比如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复旦队对悉尼大学队的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就很难辩。在审题时，作为反方的复旦大学队考虑；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盘否定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会于理太悖。因此复旦大学大胆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就等于在肯定艾滋病是社会问题的前提下谈医学途径，复旦队居高临下地包容了对方的立场，扩大了可供回旋的余地，而对方不得不花大力气纠缠在复旦队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请看看复旦队的精彩辩词：
反方二辩：……第一，艾滋病源于社会机体的综合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人的世界观日益消沉、堕落。人们在享受到物质生活和财富的同时，却被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这些恶习所侵扰，这就为艾滋病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对美国纽约25万艾滋病携带者的调查中发现，其中94％的人是因为同性恋和吸毒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医学问题的话，那么新加坡中央肃毒局还不如叫做中央消毒局…………8月26日《联合早报）载泰国北部13％的年轻人已经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亚，不仅人患病，就连1/4的猪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对这么大一个社会恶瘤，是靠医生的手术刀就能切的吗？……
第三，解决艾滋病问题，只有依靠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的缘故，3700万的人口到2020年将降到2000万。“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如果等待医生发明出灵丹妙药的话，到那时乌干达恐怕早变成子虚乌有了。……
反方三辩：……而盖洛普民意测验清楚表明，美国人在90年代最担心的社会问题当中，艾滋病仅次于暴力问题，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恣肆横行。社会已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对方辩友还认为艾滋病不构成社会问题吗？
第二，艾滋病给社会各阶级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染上了，可就“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因此谈“艾”色变，闻“艾”丧胆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游行后，在医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认定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亚洲大专辩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对香港中文大学一场，辩题是：
“外来投资能够确保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很明显，“确保”二字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把“确保”理解成全称命题，那么正方香港中文大学几乎无理可辩。但是他们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利用正方先发言的优势，开场就提出“确保”并不是指“百分之一百的保证”。比如在中国大陆客车中，广播员常说：“为了确保各位旅客的安全，请不要扶车门”。这并不是说只要不去扶车门，乘客的安全就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了。中文大学率先定义“确保”一词的含义，为自己的论点开辟了广阔的活动舞台，而反方新加坡国立大学又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确保”就是百分之百地保证，所以中文大学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先发制人，而是在承认“确保”就是百分之百地保证的前提下与对方辩论，正方取胜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定义正名在大学生辩论会上被辩论双方极为广泛地采用着。
例如，在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队对英国剑桥大学队的辩题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复旦队分析，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因此复旦队确定了“贫困”、“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定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对此，复旦队的目的就应把“道德”的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其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对于辩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必要条件”，复旦队抢先作了解释，复旦一辩：……所谓必要条件，从逻辑上看，也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意思。因此，对于今天的辩题，我方只得论证没有温饱就能谈道德、而对方要论证的是，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这就等于给己方的立论加上了一道防线，同时限定了对方在逻辑上的路线，从而争夺主动权。
复旦队一辩姜丰的立论辩词相当精彩：
反方立论：
一辩姜丰：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刚才，对方辩友把温饱放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还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告诉对方辩友的是；比温饱更重要的是道德。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我方认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有理性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只要有理性的人类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程当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第一，温饱绝不是谈道德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没有解决衣食之困的社会比比皆是；都不谈道德了吗？今天，在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埃塞俄比亚就不要谈道德了吗？在国困民乏、战火连绵的索马里就不要谈道德了吗？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够谈道德，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家徒四壁，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
第二，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由社会舆论和良心加以支持。
众所周知，谈道德实际包括个人修养、社会弘扬和政府倡导三层含义，我们从个人看，没有衣食但仍然坚持其品德修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孔夫子的学生颜回，他只有一箪食、一瓢饮，不仍然“官忠信，行笃敬”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侯，他不还是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说到政府，新加坡也曾经筚路褴缕。李光耀先生就告诫国人：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自己。他强调道德是竞争力胜人一筹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倡导美德，新加坡哪里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呢？
第三，所谓必要条件，从逻辑上看，也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意思。因此，对于今天的辩题，我方只需论证没有温饱也能谈道德。而对方要论证的是，没有温饱就绝不能谈道德。而这一点对方一辩恰恰没有自圆其说。
雨果说过，“善良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道德是石，敲出希望之火；道德是火，点燃生命之灯；道德是灯，照亮人类之路；道德是路，指引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
以上我主要从逻辑上阐述了我方的观点。接下来我方辩友还将以理论、事实、价值三方面进一步阐述我方观点。谢谢各位。
（3）有创意才有主动
我们对辩论观点进行修琢，或扩展，或限定，或另辟蹊径，通过创造性的加工来确定观点，为辩论提供更加广阔有利的思路，从而在根本上占据主动，这里面必须包含独特的创意。
例如北京大学校内辩论会上曾有“高消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大于弊”一题。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即便在学术界，也仍在争论之中，因此正面强辩必定劳而不功。于是双方都偷梁换柱、暗渡陈仓，在辩论中使用了偷换论题这一策略，并且都极富有创意。
首先是正方将这个难以一言蔽之的“高消费”解释成“高档次、高质量、高品位”的消费，用这“三高”概括了高消费的含义，回避了消费的“高数额”问题，指出数额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划出一个数额界限来断定消费的高低，任何一个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从而某些人的高消费势必是一些人的低消费，反之亦然，所以仅用数额来定义消费水平只是相对的，不科学的，进而用“高档次、高质量、高品位”这一套自己设计的衡量标准将高消费的范畴引向了产品质量、产品更新速度与消费者心理上去，结合国情、抨击我国市场上伪劣产品泛滥、产品更新换代慢、消费行为低下、消费观陈旧等弊端，完全摆脱了大家对高消费一词不好的先人之见，将辩论引入了对自己有利的领域。
反方同样也不示弱，并不驳斥高消费有什么不好，避过正方锋芒，提出一个“适度消费”，并大加渲染。本来就辩题而言，反方的论点应是“高消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非利大于弊”，但他们没有说这个，而是利用了中国人的传统中庸思想，通过对适度消费的憧憬来换取听众与评委的认可。对于高消费的弊处反方并未深入阐述。他们想用此法将辩论引入于已有利的方面。
同一个辩题，双方各自有自己的理解，都进行了观点转换，关键就是看谁的转换更巧妙、更隐蔽、更富有创意。应该说正方在这一点上略胜一筹，所以从正方二辩起就对反方的“观点转换”进行了攻击，并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说对于“苹果要削皮吃好”这一论题，如果你能论证苹果“不削皮吃也好”，那么并不能视为是反对原命题，因为你没谈“为什么苹果削皮吃不好”，实际上是对原命题没有进行任何驳斥，有可能是两者都好，原论题依然成立。进而正方的论辩干脆说道：鉴于“适度消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可以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能促使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消费便是适度的。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伊始的今天，我们的适度消费就是追求高档次、高质量、高品位的高消费。”
由此而动摇了反方的立论底线，在观点上已占了上风。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在1994年长虹杯全国电视辩论大赛中，有一场比赛辩题为“法制能消除腐败”，正方是北京大学队，反方为中山大学队。反方中山大学队的立论创意在于对法制的作用作了规定，认为法制不能消除腐败，但能遏制腐败。这种着重从法制的局限性来立论的创意从中山大学队反方一辩的辩词中可见一斑。请看：
反方一辩：谢谢主席，大家好！（掌声）今天在这个庄严的大厅里，我们所探讨的法制能否消除腐败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冷静、理智、深刻、现实。我们必须看到，法制只能遏制腐败，而不能消除腐败。正所谓无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掌声）我方认为，所谓法制就是依法治理，所谓腐败是指国家机关包括执政党的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腐败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而所谓消除就是消灭、清除，使之不存在。我们注意到对方在概念上和我们发生了分歧。对方认为法制是民主政治下以法律为核心的综合治理。我感到很奇怪，这到底是依法治理消除腐败，还是法制社会消除腐败呢？法制社会能够消除瘟疫，能说法治能消除瘟疫吗？对方又说，消除不能绝对理解为零，而是作为一种现象不存在了，零星个别腐败存在也叫做消除，那我感到很奇怪了，假如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此宣告：我们北京大学已经消除了考试作弊这种丑恶现象，只是还有个别同学在实在不会的情况下才偶尔地互相抄一下，难道这叫消除吗？（长时间掌声）谢谢！我方认为法治不能消除腐败理由有三。第一，法治的内在局限性是法治不能消除腐败；第二，法治基础的不稳固性使法治不能消除腐败；第三，腐败自身的特性以及产生的根源和条件也决定了法治不能消除腐败。下面我着重从法制的内在局限性阐述我方立场。首先法制的首要环节是立法，立法依据人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而人对社会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立法必有漏洞，请问必有疏漏的立法如何能消除复杂多变的腐败呢？其次，法制的基本环节是执法，执法的公正与严谨不仅取决于执法者价值观念和判断的一致，更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在国外执法者犯法的丑闻时有披露，而在国内每年也有公检法队伍中的一些人执法犯法、贪赃枉法，败坏我国执法者的形象。执法的不确定性怎么能够消除腐败呢？最后，法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必然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这就使法律不可能对社会的具体现象包容无遗，更不可能朝令夕改，这就使法律具有僵硬性，从而造成腐败的灰色地带，使腐败在法与非法、罪与非罪、谴责与赞许、容忍与惩治的边缘，逃避惩治、滋生蔓延、长期存在，综上所述，法治不能消除腐败！谢谢！（长时间热烈掌声）有了良好的立论，反方三辩继续高举立论创意大旗，继续深入分析。本场比赛中山大学队始终掌握着场上主动。
反方三辩：各位好！对方辩友刚才说，只要能够惩治一些腐败，当然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这就叫清除腐败了。那么，这很奇怪，这不正是说明这是遏制了腐败而不是消除了腐败吗？（掌声）对方又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要它不再危害这个社会，那么就说明我们消除了腐败。那又奇怪了，我请问对方，多少人腐败，算作一种社会现象；多少人不腐败，又不算作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头顶上还剩几根头发算是秃子？两根？一根？还是没有啊？（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所以说，法治的内在局限性和法治基础的不稳固性已经决定了法治只可能遏制腐败而无法消除腐败。下面，我就将从腐败的特性和根源入手来证明我方的观点。首先从特性上看，第一，腐败具有复杂多样性。钱权交易，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违反社会道德的腐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第二，腐败具有传染扩散性，金钱诱惑使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从站着看到跟着干，致使腐败不断的蔓延。第三，腐败具有顽固性。
只要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腐败就必然产生并且蔓延。那些曾经被惩治的腐败，也会在新的气候下，变换着形式重新滋生。第四，腐败具有隐蔽性。幕后活动是腐败的主要行为方式，而欺骗、伪装又是腐败惯用的伎俩。腐败的这些特性，又正是产生腐败黑水造成反腐败出现死角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的司法部长们不禁因此而叹息，能够被揭露的腐败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揭露与惩治尚且如此，又何论消除呢？其次，腐败有其深刻的根源。人的贪欲的恶性膨胀，权力对人的诱惑和迷惑、社会利益、差异以及社会需求的短缺，还有特定的时期体制转换都在不同程度地滋生着腐败。特别是公共权力与膨胀私欲相结合就必然产生腐败。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经验，阿克顿说得更为直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法治对于腐败产生的决定性基础权力的制约，却是有限的。权力制约的有限性也一直是权力制衡所无法逾越的难题。而且，法制根本无法阻止公共权力与私欲的秘密联姻。
权力拥有者的占有欲和他的优越感的媾合已经日益形成一种难以消除的腐败，必须标本兼治。既要消除腐败的现象，又要消除腐败的根源。
但是，由于法治自身的局限，决定了法治自身无法消除腐败。
（主席：时间到）谢谢大家。（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们可以看出，创意的主要作用便是为己方争取主动，从立论基调上将自己置于一个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并可以使因题目限制而相对不利的一方改变困境，通过对立论方向的巧妙设计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这样可以让对方更被动，有助于从战略上击倒他。1990年有一场题为“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的亚洲大专辩论赛决赛，正方南京大学队把“和平”的反面理解为“战争”，而反方台北大学队也咬文嚼字，将其理解为“暴力”，两者相比，毕竟战争更容易避免。请看：
辩题：人类和平共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
正方：对方辩友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忧患，这种意识不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加，使人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在增长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曾经指出，今天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通向和平共处，另一条路通向自我毁灭。对方辩友既然一口咬定和平共处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是不是说，人类就一定走向自我毁灭呢？
反方：这个问题您问得好，今天不是生于忧患就是死于安乐啊。今天我们如果不选择战争的话，那我们选择的就是自卫。
正方：我想，正是在对方这种自卫的前提下，人类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请对方同学不要回避我方问题，如果回避的话，是不是默认我方观点了呢？
反方：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的是，您告诉我们新加坡的种族问题解决了，如果已经完全解决了，不需要控制的话，那为什么喊出的口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呢？（按：这是新加坡纪念国庆25周年的口号。）
正方：但是新加坡因种族问题发生了暴力冲突了吗？我想请问对方同学的是，战争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根除战争？
反方：对方同学，我方已经把战争根源说得很清楚，我倒要请问对方，刚才对方在解释南北对抗的时候一直强调南北的对话，请问对方同学，如果今天南方国家总共欠了西方国家12兆亿美元，这是大家谈一谈，手牵手，唱唱歌就能解决的事吗？
正方：难道这种外债就必然要通过暴力的形式来解决吗？对方同学不要回避我方问题，那就是战争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根除呢？
反方：我方从一辩开始，就已经在人性和历史上论证了这个问题。
而在这里我们倒要请问对方同学，回答我们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南北的冲突？再者，如何解决世界的种族问题？再者，如何停止目前一天有12场战争正在进行？
正方：对方辩友谈到种族的问题，我们看到，南非这个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不是行将崩溃了吗？我想请问对方辩友的是，你们对我方提出的两个问题避而不答，看样子我们的问题使你们有点棘手。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现在人类目前最大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
反方：我想请姜小姐确确实实地指出可能实现的条件，南非的种族问题为什么要被解决了？
正方：难道对方同学没有注意到南非的种族政策已经行将破灭了吗？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种可能性预示着人类和平的到来。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人类当今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呢？
反方：那就请钱小姐再来告诉我们，南非的种族问题是你方一厢情愿地认为、已经要消灭了，还是真实情况已经被控制而且已经被消灭了呢？
正方：因为和平力量的壮大使它得以控制，我想请对方同学不要回避我方问题，那就是人类现在最大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
反方：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在所谓的南非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俄罗斯的种族问题又出来了啊！
正方：对方同学是答非所问，看来是有难言之隐，因为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和平与发展。战争它既不能带来和平，也不能求得发展，所以人们为什么要用战争这种手段采解决利益冲突呢？
反方：对方同学，这也是我们所想问你们的，为什么从人类有史以来战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呢？对方同学告诉我们和平是有可能的，却一直提不出来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条件，对此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正方：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战争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我们大家知道，澳洲的土著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而在爱斯基摩人那儿，甚至就“没有”战争一词。
对方辩友怎么解释呢？
反方：对方辩友，我想请问的是，当对方打到我家的时候，我是捧起《战争与和平》还是拿起枪去和他对抗呢？
正方：我想正是基于对方对战争的这种忧患，和平的可能性才正在增加。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从前的南北殖民关系已经转化为当今的南北合作与对话，这难道不是一种缓和的趋势吗？
反方：对方同学口口声声提到裁军问题，对方同学大概不知道，美国海军情报部长布鲁克斯少校在1989年4月就曾指出，今天苏联裁掉一些老旧的潜艇作为裁军的借口，实际上它的海军力量是越来越强啊！
正方：首先对方在回避我方一辩的问题，其次我回答对方问题，对方知不知道美苏现在正在裁减远程战略核武器，这可是比较先进的武器啊。
反方：那我想反问对方辩友，为什么裁军从第20世纪开始，却越裁越好，越裁越多呢？
正方：但是对方有没有看到总体上当今世界军费开支在下降呢？
对方是一叶避目，不见泰山呢？我想，现在象征冷战的柏林墙已经被拆除，而华约和北约由军事集团转了政治集团，这不整个说明东西方关系在走向缓和吗？
反方；对方同学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事实，所谓裁军的事实是裁掉一些老旧的武器，而去发展“星球计划”，（即里根政府时期拟定的“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星战计划一旦发出了以后，人类反对战争就更显渺小了，因为这样的战争毁灭性更强。
正方：我方早已指出，现在的裁军是真正的裁军。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历史上的哪一次裁军，像今天这样有严格的核查制度呢？你们对电视上播放的美苏大量销毁核武器的镜头为何就视而不见呢？
反方：对方同学，人类不是有武器才产生冲突的。而是有冲突才发明武器的。这意思是说，纵使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武器都给裁掉了，人还是可以用拳手来战斗的啊！
正方：谢谢对方同学承认我方观点，那就是人类生来就有战争的啊。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当今美国“星球大战”的军费开支不是正在下降，这不正说明一种缓和的趋势吗？
正因为“战争”的“暴力”更容易避免，而没有战争，战争能够避免，世界和平共处才会变成一个可能实现的思想。正方南京大学队正是因这种立论上的创意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