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眼界有宽窄，志向有高低，成就自然有大小之分。曾国藩有言：“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立定青云之志，不懈进取，积极学习，方能以既得成就为基石，以既得学问为辅具，渐升渐高，达到事业巅峰。
1．英雄不问出处，志向随心而定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耕读之家，却能成为晚晴中兴名臣。由此可见，英雄不问出处。正如曾国藩所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只要心中有大志，不怕不成事。
活着而没有志向，是最令人可怕的。志向是人生的目标，是一个人的决心和信念。人生若无志向，天下便无可成之事。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既然生而为人，就要由心而发、立定志向，实现自我价值，做一个完整的人。
曾国藩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曾国藩看来，只要能够立定志向，万事可成，圣贤豪杰亦可做，根本不需要借助于别人。一个人如果想具有仁德，仁德就会到来；如果想成为孔子、孟子这类先贤圣者，就会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专攻他们的学问，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住。当然，如果没有志向，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类贤明的君主共处，也依然各是彼此，难以得到他们的感化而完善自我。
身处传统的中国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成就理想的至善途径，是光宗耀祖的至美方式。特别是身为寒门庶子，毫无凭借，唯有借助读书进仕的平台，一展才华，熬得出头之日。学而优则仕，入仕则上可追封祖辈，下可荫庇妻儿。
曾国藩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但却算不上是名门望族。
1833年，曾国藩23岁，第一次参加科试就考中了秀才。全家欢欣鼓舞，高兴万分。不过，曾国藩认为，这离自己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不想就此而贪享安逸。他决定继续努力，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
1834年，曾国藩离开家乡小镇，进入了当时的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在这一年的乡试中，他中了举人，排名三十六。这年冬天，他又独自北上，等待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1835年，他如期考试，遗憾的是榜上无名。幸亏，恰逢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为表庆祝，照例增加了一次会试，这种考试相等于恩赐的一次考试机会，被称为“恩科”。于是，曾国藩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第二年的这次恩科。
在京生活的这一年，曾国藩增长了许多见识。在此期间，曾国藩不仅刻苦读书、认真准备应试，而且对韩愈的古文产生了浓厚的研读兴趣。他发现古文可以任意地发挥见解，而八股文的限制则较多。与枯燥的八股文相比，灵活的古文多了一些生气与意义。于是，他开始专研古文，并且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
1836年，曾国藩在恩科中再次落第。接连两次会试的落第，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打击，也是一次磨练。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于是悻悻而归，打算继续苦读。
拥有远大的志向，却没有实现的实力，这种经历不仅促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他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习惯，为他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奠定了基础。
1838年，经过了刻苦的学习与钻研，28岁的曾国藩再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这一次，他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接着，他参加了朝考，成绩突出，被评为一等第三名。待呈给道光皇帝御览后，道光皇帝非常满意，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做了庶吉士（类似储备官员）。
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曾国藩取得了晋升资格，逐步进入了朝廷，踏入了仕途辉煌的上流社会。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往往会平庸一生。只有有了志向，才能有所追求，有所奋斗。只要去做，总会有成就。
明朝哲学家王守仁说：“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就像没有航线的船和没有嚼子的马，在人生道路上茫然游荡奔跑，没有成就和归宿，人生毫无意义。
元朝学者许衡道：“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无志者轻飘飘，随波逐流，不知何去何从；有志者沉甸甸，底气十足，叱咤风云易如反掌。
曾国藩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无论何种志向，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要立常志而不是常立志。否则，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心在摇摆，朝三暮四或见异思迁，又或人云亦云，凡事三分热情，自然难以成事。
2．不能成为圣贤，则与禽兽无异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过往岁月已逝，作为年轻人，不能草草混完一世。若毫无建树，生来只为游走人间一趟，便失去了做人的意义，终日麻木度日，难以有成就感、知足感、幸福感等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是曾国藩立下的志向。即使我们不能取得曾国藩那般辉煌的成就，我们只要像他一样立定志向、徐图自强，就不枉此生。
人生在世，远远优异于禽兽，如果不能发挥人所特有的价值，实现长达百年的人生抱负，则与毫无思想的禽兽无异，苟活一生。
曾国藩说：“将相不是遗传的，圣贤豪杰也不是通过遗传成就的。只要肯于立志，谁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坚信，人人都可以成为被人羡慕的将相或圣贤豪杰，他也因此给自己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宏愿大志。
志向有大小之分，王夫之说“志不大则所成者小”，因为“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只有立定了大的志向，才不会被眼前的小成就而蒙住双眼、停滞不前，而会继续进取，步步取得大的成功。
只有志存高远，才可以干成一番大事业，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曾国藩认为，君子当立志于宏远，脱离于流俗。他将立志看作人生成功的基点，并因此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曾国藩继承了中国历代圣贤对“志”的重视思想，堪称“立志”与“行志”的楷模。这位出身湖南穷乡僻壤的普通农家子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在读书时，曾国藩抱定了志向。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他将志向摆在第一位，因为有了志向，就会下定决心，不甘沦为微贱之人。他说，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这种观点的好榜样。范仲淹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他上不起学，生活非常艰苦，他把这种艰苦当作一种磨砺，以“超我”的意志战胜了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欲望，不管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他的志向从来没有动摇甚至改变过。
在涉世之初，曾国藩就显示出了处世的稳重和熟练。他从小就深受家风的熏染，在父亲曾麟书的耐心指导下，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直到中了翰林，以至后来为官、升相仍然一直坚持。
很多人到了翰林院，就放弃了学业，不再用功读书，有的开始托人情找门路，为以后的官场仕途做准备；有的则读一些闲书，做做诗赋课程，坐等授官的日子。曾国藩则与其不同，在翰林院的散馆中虽一住就是十余年，但志向丝毫没有动摇，经常勤读史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保卫国家。
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姣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得到了“中兴名臣”的美誉。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就能高瞻远瞩，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一些行动，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不失为成功之举。
东汉末年，朝纲腐败，天下纷乱。顿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在不断扩张与吞并过程中，曹操、刘备、孙权三人脱颖而出。
曹操的目标是一统天下，实现霸业，自称“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的目标是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在三顾茅庐时对诸葛亮说过“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孙权的目标是继承父兄基业，守住江东并伺机夺取天下。
曹、刘、孙三人都胸有大志，从而有了三足鼎立。其中，以曹操的目标最为远大，建功也最多。最终，天下没有继续姓刘，也没有姓孙，而是跟了曹姓。正如史官赞诗所言：“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
反观刘表，难免让人心生憾意。他坐领荆襄广袤之地且拥有豪杰志士，但却胸无大志，日光短浅，甘为井底之蛙，将进取中原的绝好机遇白白浪费掉。正是他的“吾坐据九郡足矣，岂可别图”这种自足心理导致了荆襄之地最终易手他人的惨痛后果。
立大志是成大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不是成大器的决定因素。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有了大的志向，不一定能够有大作为；二是没有大的志向，肯定难以有大的作为。以元帅和士兵作比，就是说一个想当元帅的士兵，虽然不一定就能当上元帅；但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则永远不可能当上元帅。
小时候的威廉·皮特就已经立定了一个专一而又长远的目标，并且意志非常坚定。他认为接受教育的主旨就是在将来成就一番伟业，这样才不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威廉·皮特的目标逐渐明确，他要成为一个公正、睿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有了这个目标，他就有了动力。这个远大的目标如同一粒生命力旺盛的种子般在他的身体中生根、发芽，鼓励着他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地奋斗与拼搏。终于，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奇迹。22岁时，他凭着自己的出色才华顺利进入英国国会；23岁时，他又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英国的财政大臣；25岁时，他已经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国首相。
谈到威廉·皮特时，他的一位竞争对手不无钦佩地评价道：“这个人既不会冒进也不会退缩，他一直都在飞翔。”显然，这时对他执着追求目标的赞美。正是由于他的志向远大，他才会马不停蹄地去追求，去奋斗。
古人云：“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仅得其下。”正如高尔基所说：“目标愈高远，人的进步愈大。”
人们在赶路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当确定只走10公里的路程时，走到七八公里处便会因松懈而感到劳累；但如果目的地在20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是走到七八公里处，此时却会感到斗志昂扬。
歌德说：“就最高目标本身来说，即使没有达到，也比那完全达到了的较低目标更有价值。”目标必须给心智留有较大的空间，我们才不会因自我设限而窒息，才可以追求更大的成功和幸福。只有远大、坚定的志向才是内在的精神动力，能够促进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坚韧不拔、坚定不移。
乘兴而立、遇阻而改的志向，并非真正的人生志向。若无破釜沉舟之志，没必要远行百里之外。“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这是曾国藩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的学习典范。乘着年强，要拿出一腔热血，好好奋斗，才不会落得中年凋零、晚景凄惨的落魄下场。
3．无论时势多艰难，抱定志向易成事
在实现志向、完成理想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困境，甚至是遇到糟糕的局势。只要抱定志向，就有出头之日。就算遇到了乱世，这种局势也会造出英雄。与其相比，困境也就不算什么了。曾国藩身处乱世，挺身而出，在晚晴摇摇欲坠中却能不断攀升，成就显赫，这便是一个明证。
曾国藩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然而，不幸的是，他出生在风雨飘摇中的封建末世。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最终官至两江和直隶总督，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享有武英殿大学士的荣典，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内。由此可见，幸运与不幸，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在乎世道怎么变，而在于自己有没有主见。
1811年（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下边的一个小镇里的小村落。1796年，仁宗开始亲政。高宗乾隆皇帝在位时所采取的举措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比如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人士与清政府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化、尖锐化。针对父亲在位时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仁宗不敢有丝毫懈怠，亲政后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政务之中。
仁宗拿办了和珅，惩治了贪官污吏，在土地划分、鼓励农业、减少军费、安抚灾区等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不过，尽管他励精图治，但仍然无法改善清政府的现状。随着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的先后发生，仁宗只得将大量精力、财力投入到镇压起义中去。
早在仁宗即位之初，白莲教因地方官吏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而迅速壮大起来，坚决不向清廷妥协。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白莲教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清政府因此大伤元气。还未待休养生息，天理教又揭竿而起。仁宗一鼓作气，平息了天理教。然而，随着外交的发展，鸦片的影响越来越恶劣，外国殖民者在从我国国内捞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严重摧残着我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面对内忧外患，仁宗毫不退缩，不过尽管如此，清朝已经暮色沉沉，再也难以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了。
宣宗道光皇帝即位时，曾国藩11岁。当时，鸦片的毒烟已经弄得清朝政府乌烟瘴气。早在雍正年间（1723-1735），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抵制鸦片流入国内。但由于军备松弛、官吏唯利是图等原因，使得鸦片在清朝的市场越来越大。在宣宗即位后的前十八年内，运入国内的鸦片数量不断猛增。尽管宣宗心忧如焚，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鸦片的巨大利润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住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腐败官吏的眼球，使得他们不能自拔，从而使得宣宗的治理难度加大。
可以说，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帝国已经出现了盛极而衰的景象，危机四伏。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没落衰败的景象。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对所处的困境毫不关心，士绅、百姓也麻木不仁。尽管少数有识之士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也丝毫难以换回世人的觉醒。
在学术界，熟读四书五经、以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制着读书人，文字狱依然让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求在四书五经、八股诗赋的“故纸堆”里做学问、求功名，对时事不敢过问。在道光年间，由于各种危机不断加剧，清政府才逐渐打开言路，学术界的风气逐渐改变，出现了部分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读书人。
然而，要想真正地参与时事、为国效力，仅有的关心、讨论是不够的。只有走上仕途，才能有所作为。不过，清王朝的政治风气越来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寥寥无几。然而，当时的官场黑暗，要想有所建树，先要能够保身。于是，很多官员为了保身而变得阿谀奉承、毫无建树。
当朝重臣曹振镛（1755-1835）历经乾隆、道光、嘉庆三朝，晚年更是权倾朝野，死后被赐予文恭的谥号。有个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的秘诀时，他说：“没有别的方法，多磕头、少说话即可。”
虽然曹振镛功不可没，为朝廷做了很大贡献，然而以恶传恶，有人曲解了他，把他的谨慎当成了阿谀奉承，并结合当时社会现状，赋了《一剪梅》予以讽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赋虽是曲解曹振镛，但却道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道光一朝，不思进取、敷衍度日的官员不计其数，他们不负责任、圆滑应付、尸位素餐，而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挤和打击，国势日见衰败。
曾国藩对自己所处的时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没有被现状束缚，在少年时代就有了强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乡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正如他所说，“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为百姓谋求幸福，要做圣贤之人、成就宏伟事业。同时，曾图藩也意识到了匡时救世的艰巨性。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他们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们的心，艰险也不能使他们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的人士，他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与他们相互勉励。比如，他曾对部下说“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至于怎样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人要自强，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
乱世出英雄，曾国藩便是这么一个英雄。曾国藩的好几次升迁，都是与乱相关。正是为了平乱，清廷才愿意倚重他。
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的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陆军战况亦不佳，在羊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10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昌。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然而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的辞谢奏折还没有抵京，却又得到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受颇多。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不平。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曾国藩并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他之所以有这分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他这么做是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为了得到军权，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其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他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他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由于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在1854年至1858年的这五年中，曾国藩遭遇了战败、因胜仗得官而后被削、索要兵权失败的艰难困境，换做常人，自然难以忍受。然而，曾国藩把握住了自己，抱定了为国效力的志向。若是没有太平军的添乱，曾国藩是否会被再次起用尚无定论，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了。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势成就了他。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被恶劣的环境所束缚，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举步不前。有了坚定不移的志向，艰难的时势就是试金石。能否在时势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勇气和胆量去检测自己的含金量。
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能取得与时代相符的成就。乱世出英雄，在太平盛世里同样能够有所建树。既然有了志向，就要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从外界找借口。否则，志向只能是空谈，理想也只能是空想。
4．志守一井，力求及泉
曾国藩认为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就好像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停滞不前而荒废。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或听到成功的故事。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何况如今的行业繁杂多样，远远超出了三百六十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趋之若鹜，毫不吝惜地丢掉自己曾经深思熟虑而做出的选择、树立的目标，甚至是已小有成就，在没有任何把握、没有经过风险预测的情况下改变目标、重新选择，毕竟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限。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认定了目标，就不要轻易放弃，只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不怕不成功。
“志守一井，力求及泉”是曾国藩做学问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得曾国藩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曾国藩是一位“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与他的治学之道有很大的关系。在《圣哲画像记》中，他写道：“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他在此处提到的这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际上共三十三人。《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在文中，每四人一组，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在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都对他们进行了论述。
曾国藩做学问有选择性，他提出了“择书”说，以《圣哲画像记》为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他在文中谈到的三十三人，很多在《讲堂录》中出现了，可见其理论对后人影响之大。
曾国藩对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坚定，极力反对趋时若鹜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他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否则会失去立场与根基。他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蜂拥而至。要不了几年，风尚变了，又丢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新的东西。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等这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在变来变去中恰恰会丧失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他认为“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他描述道，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
《讲堂录》中，全文记载了曾国藩的“八本”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是曾国藩一生遵奉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修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他是按照这“八本”践履笃行。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人生修养，曾国藩都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志守一井、以不变应万变。有了这个原则，他就抓住了大本大源，在不随波逐流的同时还能从外界的变化中吸取精华，丰实自我、完善自我。
工作中，我们同样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频繁跳槽。找准了位置后，就要围绕着它而努力。只要到了火候，不怕不受赏识或重视。
一个屡遭失意打击的年轻人，千里迢迢寻找高僧，为他未来的生活道路指点迷津。他来到一座寺庙，求见该寺庙的著名长老释圆。他沮丧地对长老说：“人生总是不如意，同事看不起，老板不赏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释圆静静听着年轻人的叹息，并没有对他大加教诲，而是吩咐小和尚说：“施主远道而来，烧一壶温水送过来。”
一会儿，小和尚提着一壶温水来到了佛堂。只见释圆长老拿起一个杯子，并往里面放了一些茶叶，接过小和尚手中的温水沏了茶，然后他微笑着请年轻人喝茶。茶杯里冒出微微的热气，茶叶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年轻人对长老的用意十分困惑：“长老为什么用温水沏茶呢？”长老笑而不语，示意让他品茶。年轻人端起茶杯放到嘴边品了一口摇摇头说：“没有一点儿茶香味！”
释圆说：“这可是当地的名茶啊！怎么可能没有味道？”年轻人又品尝了一下茶，依然肯定地说：“我说的是事实，真的没有一丝茶香。”长老又吩咐小和尚：“去烧一壶沸水送过来。”
又过了一会儿，小和尚提着一壶冒着热气的滚烫的沸水来到佛堂。老和尚依然重复那一套动作，取杯子、放茶叶、倒沸水，再放在茶几上。这次看到的情景与前一情况不同，杯子里冒着热气，茶叶在杯子里上下沉浮，不时地散发出丝丝清香，使人望而生津。
年轻人刚要端杯品茶，长老却作势挡开了，他又提起水壶向茶杯里注入一些沸水。只见茶叶在杯子中不断地翻腾着，顿时一缕更浓厚的茶香袅袅升腾，一会儿，整个佛堂中都被茶香弥漫了。
长老笑着问年轻人：“施主可知道，同样的茶、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呢？”
年轻人说：“因为泡茶所选用的水不同。”
释圆大师微笑着点点头：“没错，正是这个原因。用温水沏茶，怎么会品尝到茶的芳香呢？人的生存之道，也和沏茶同出一辙。你现在的处境就相当于用温水沏茶，水的温度不够，很难沏出香味飘散的茶。当你自己的能力不足时，要想处处得力、事事顺心自然很难。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苦练内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大师的一番指点使年轻人茅塞顿开，他回去后刻苦学习，虚心向人求教，不久就赢得了老板的重视，被提升为副经理。
人生如泡茶，也得讲究火候。泡茶有水温高低的要求，成就有积累多少的限制。当身低位卑时，不要急于求成、及早放弃，而应及时调整自我，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一旦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能力自会彰显，成为别人眼中不可忽视的一份子。
骤然为人信服的人，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才能。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都是逐渐得到美名的，在言谈举止中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这种美名才是长久的。学习、工作同样如此，不要急于求成。要想有所成就，就要坚定不移地去积累、磨练。否则，就会像挖井一样，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空费精力，始终难以品尝到泉水的凌冽和甘甜。
5．学海无涯，重在学以致用
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世代相传，很多人因信奉这一原则，取得了很大成就。曾国藩以自己的方式阐述着经世致用的道理，比如“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等等。学习的目的就是在于运用，否则空有满腹学识，只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实心葫芦。
我们之所以要求取学问，是因为学问是辅助我们做出成就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把求取学问当成最终目的。学以致用，让学到的东西发挥作用，使我们的人生道路更加平坦，这才是我们求取学问的目的。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恰逢中国内乱外患交迫。外患有“英夷”的入侵，内患有太平天国运动、黄河决口，这些无不困扰着曾国藩。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读书的侧重之处有所不同，对经世致用的舆地之学更为关注。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他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进行了仔细分析，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把平时读书悟出来的学问应用到实际中，发挥其中的巨大功效。
有了打仗的经历，曾国藩清醒地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比如古代的很多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他们精于用兵，但并没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可以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却有限；像孙武这样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军事家，毕竟少见。因此，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军事将领，就要多读书，尤其是多读兵书。
曾国藩虽为一介书生，却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并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或“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不已的“第一”，比如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等等。他能取得这些空前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更在于他把学问拓展到了国外，敢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他采取的这些行动，便是他学以致用的具体体现。因此，这些行动得到的结果便是他取得的成就。
为了更好地贯彻学以致用的作风，曾国藩在学习方面，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抑专”的局面，提出了“专精”的口号，从而为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开辟了一条通道。
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曾国藩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中国社会上却从此兴起了学习西方知识的风气，如开翻译局、送幼童出国留学，这些都是千古未有之举，体现了曾国藩超人的远见卓识。
不仅如此，曾国藩办事脚踏实地，使得向西方学习的行动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虽在当时并未彰显出多少功效，但在几十年后显示出了巨大的现实意义。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实非过誉。他在探究发达的西方科技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追寻其中的文化精神，深刻挖掘其中的原理，这更显示出他高人一筹的智慧。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妙绝，是因为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集中精力，执著专注，喜欢专研，因此逐渐达到极致。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很是独到，可以说，他认识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根本规律。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的学科划分较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世界上的各种学科进行了划分。他按照不同的门类，对不同的领域与对象进行了探求，并且研究了其中的规律，西方近代学科的划分基本上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深入的。对不同范围的学科进行归类与划分，有利于人们去发挥自己的专长，集中精力去专研，从而取得较大的成果。
曾国藩的认识与此大致相同，在担任京官时，他就认识到了术有专攻的道理。他把必须掌握的治国安邦大计的学问归为十四类，在他的《绵绵穆穆斋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虽然以上十四门学问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却是当时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知识技能，涉及到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曾国藩“自我更之”与“自我创之”的精神，正与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如出一辙，这也体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发展与逐渐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科学分类的重要性。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四，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这样写道：“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曾国藩总结了学科分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过他对“专精”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学科划分的表面上。他认为，研究的方法与精神更为重要，这也是他欣赏西方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西方人“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人若想学有所长，有所突破，就应该集中精力专研。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综合的“通才”有一些，但专精一术的专才很缺乏。传统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通才”教育，修身、治家、治国等几乎各个方面都要涉猎，这种教育力图培养一些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个多年学习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入仕以后，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官员，而一个封建官员所要掌管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几乎各个方面。因此，已经做官的儒家知识分子若想仕途通畅，就要了解社会中的各个层面。当时社会流行的“全才”，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抑专”的风气。于是，“专才”被埋没、被扼杀，受到歧视而失去生存的土壤。没有专才而空有“通才”的社会若想朝着纵向发展，确实有些困难，这恰恰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致命障碍。
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源所在，曾国藩极力推崇专精，一方面表现在他直接倡导学习西方科技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用人方式上。曾国藩用人独具慧眼，认为完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因此从不求全责备，而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个人专长。因此，他手下吸收了许多突出的专门人才，例如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邹汉勋等人。
曾国藩经常教导儿子学习要专精。曾纪鸿天分不高，学习不够勤奋，在作八股文、写诗、练书法等方面平平庸庸，无所长进。因此，曾国藩认为儿子肯定考不中，于是引导儿子在擅长的方面发展。曾纪鸿便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数学进行苦心钻研，最终成为一代数学家。《清史稿》将他专门列入《畴人传》中，李善兰将《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即由他作序。
与此同时，关于专精，曾国藩还有这样的告诫：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创见，即必须专致以求，但事物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在不该专的地方专，或者过于专一，则会大大限制自己腾挪应变的余地。越是技能单一，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便越是被动。因此，在专精与广博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触类旁通，才更容易立足。
曾国藩对专精的大力提倡给沉闷的中国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学习的精神以及探索专业的激情。自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近代科学研究的路途。
曾国藩是一位极具现实感的政治家，他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在他看来，西洋人的“专精”是值得学习的。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曾国藩之所以提倡“专精”，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专精的实用性。只有专精，才能对具体类别的学问研究得更加透彻，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
学海无涯，学问无限，如果漫无目的地徜徉在学海之中，即使是做学问，也难以有所成就。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能够用到实处、能够发挥实效的学问。因此，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是很重要的。比如，身在外企，如果要经常与不懂中文的外国上司打交道，学习外文是必要的；身为管理层，学习一些管理之道是必要的；身为普通员工，向他人学习经验、技能等是必要的；等等。
学习和使用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学习的辅助，然后落实在行动中，以学问引导行动，这便是学以致用。学问不必贪多，贵在专精、实用。
6．遇逆境卧薪尝胆，切不可因愤废学
曾国藩说：“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无论是求学、工作还是事业，总离不开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来自外界或自身的逆境，这个时候一定要刻苦自励，以发奋图强，争为人先。
曾国藩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的学习与钻研。凭着坚定不移的学习信念与毅力，他的一生都在学习，并且学有所成，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为此，他被誉为晚清著名理学家之一。在求学的过程中，他克服了很多困难。
曾国藩中了举人后，数次高中，直到被道光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上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他禀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虽有多病之躯，却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敬德修业，为他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生的大事，应该相伴终身。1871年（同治十年），曾国藩已经61岁，身体日益衰弱，不过他没有放弃读书，一直坚持钻研理学。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来警示、鞭策自己不要放松读书：“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因此，虽然他的体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却不为其困扰，晚上依然要坚持读书。他认为，疾病缠身既然难以摆脱，就要淡然面对，如果不用心读书，人就会变成废人，医身不如医心。
这年的秋冬季节，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由于在写作、读书上的投入，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常常受到影响。他在日记中曾要求自己，以后要停止写作，不要看书。可是不久，有人送了他一部《许周生集》，他爱不释手，便又全神贯注地开始细读。后来，湖南王闿运送给他《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等，他同样是颇有兴趣，把每本书都认真地翻看了几遍。他的规定对他并没有约束，他又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家父所著的《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的《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的《新论》、上海新译的《中外古今年表》、庸义渠寄来的《湖南阳秋》、王霞轩寄来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著的《浙江诗话》、柳兴恩的《谷梁大义述》等等，畅游于书海中，不亦乐乎。
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他的身体如此衰弱，可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他在日记中这样感叹道：“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于是，抓住有限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872年3月1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入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入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记载的最后一部书。次日，他与世长辞。
学习的范围是广泛的，即使我们不需要像曾国藩一样去做学问，还是有需要学习的方面。与曾国藩的有病之躯相比，我们虽然健全，但不乏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者。人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虽然完成了学业，但社会同样是所大学，仍然需要学习。要想有所成就，就不能把学习看成一件痛苦的事情，而应该将其视为进步的动力，不断学习，从不会到会，从会到熟练、擅长，久而久之，我们便能步步登高，把理想变成现实，证明自己，而不是在他人投以嘲笑的时候，没有底气地说一句“我只是随便想想而已”。越是不会，越是要学，既然我们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就不怕学不会，就没有必要向学习屈服。
曾任IBM（中国）公司总经理的吴士宏原先只是一名护士，听到这个传闻的人无不为她的成功感到惊讶。她便是一个善于学习、深谙及时充电妙处的女强人，在工作中步步提升，成为了总经理。
1985年，身为护士的吴士宏决定去IBM应聘。当时，IBM的招聘地点在长城饭店。这是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吴士宏回忆说，当时在长城店门口，她足足徘徊了五分钟，呆呆地看着那些各种肤色的人如何从容地迈上台阶，如何一点也不生疏地走进门去，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无法丈量自己与这道门之间的距离。
经过一番思考后，她走了进去，于是有了今天的吴士宏。她凭着一台收音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别人要三年才能够完成的英语课程。就是凭着这个经历，她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去。
她鼓足了勇气，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过威严的旋转门，走进了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公司IBM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她顺利地通过了两轮笔试和一轮口试，最后走到了主考官面前。
主考官没有提什么难的问题，只是随口问道：“你会不会打字？”不会打字的她点点头，只说了一个字：“会！”“一分钟可以打多少个字？”“您的要求是多少？”“每分钟120字。”她不经意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竟然没有发现一台打字机，可以逃过测试，于是马上回答：“没问题！”主考官说：“好，下次录取时再加试打字！”
面试结束后，吴士宏狠下心来，立即从朋友那里借了170元钱，买了一台打字机。一个星期的刻苦练习过后，她居然达到了专业打字员的水平。她被录取了，IBM公司似乎“忘记”考核她的打字水平了。
她成为了IBM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工作是泡茶倒水和打扫卫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完全是脑袋以下的肢体劳动”。她为此感到自卑，把可以触摸传真机作为一种奢望，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能够在一个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又安全的地方做事。因为身份太普通，她受到了门卫的嘲弄以及公司一位资历较高的女职员的误解与侮辱。她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要去管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
此后，吴士宏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寻找着自己的最佳出路。最终，与她一起进IBM的人中，她第一个做了业务代表；成为第一批本土经理中的一员；成为第一批赴美国本部进行战略研究的人；第一个成为IBM华南地区总经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南天王”。最终，她登上了IBM（中国）公司总经理的宝座。
当我们不想改变环境，又想在这个环境生存时，那就只能改变自己。当我们想尽快提升自我，谋得更高的待遇或职位时，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提升能力而达到目的。随着能力的提升，掌握了相关技能，处理事情时便有了底气，从而更加出色，最终脱颖而出。
王安石有一段名言：“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求学正是如此，普通的学识、手头的技能容易学会，能够掌握的人自然很多。至于高深的学识、精妙的技能则难以掌握，能够掌握并灵活运用的人自然会少了许多，于是便在个人能力上有了区分。因此，在学习中遇到阻力是很正常的，如果为此而生气、愤怒，学问并不会增长。只有不怕困难，刻苦用心，才能学到想学的东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然一天之内，身份出现了云泥之别，但学习却贯穿在十载寒窗无人问的卧薪尝胆之中。要想学有所成、业有所成，就要远离生气、抱怨，时时刻苦。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熬成人上人。
7．培养求学的兴趣，激发自身的潜力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兴趣的激发下，他的潜力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除了能够在军事上立下赫赫功劳外，他还成为了一个学问极高的理学家。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有了兴趣，一个人就会自主自发地去学习、钻研，甚至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当身心投入到一件感兴趣的事情时，学习的兴趣也随之而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潜力就会不断地涌现，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家庭，父亲对他们兄弟几人的教育相当严格，要求他们在自家的私塾里好好读书。曾国藩9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就能够背诵《周礼》、《礼仪》等，并且还细读了《史记》和《文选》。早年所读之书是曾国藩一生学问的基础，家庭教育的熏陶使得他在少年时就流露出显达。更重要的是，他把读书当作一生的追求。他发奋苦读，读书成为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后动身返乡。路过睢宁时，他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此人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都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很熟悉。他对曾国藩热情招待，并且借给他一百两银子作为路费盘缠。曾国藩带着感激赶路，在路过金陵时，在一个书肆里看到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他爱不释手，毅然买下，并如获至宝，心里非常满足。此后，他开始仔细研读《二十三史》，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其攻读完毕。由此，他养成了每天读完10页史书的习惯，并坚持了一生。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曾国藩以后研究学术、吸收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与社会等诸多方面奠定了基础。
其实，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多方面的。当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情时，一些暂时用不上的能力就会隐藏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潜力。当这种潜力受到良好兴趣的激发后，往往一发不可收拾，从而为求学、工作、事业等清除了障碍，一往直前，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戈迪默的母亲是一位英国人，她的父亲是一位珠宝商。在父母的呵护和宠爱下，小戈迪默快乐地生活着。在父母的熏陶下，戈迪默在6岁的时候想做一个芭蕾舞演员。父母看着她柔软的身体，欣然同意了这个宝贝女儿的想法。
不久，小戈迪默在芭蕾舞剧院报了名，很快成为了小芭蕾剧团的一员。她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她的心里充满了自豪与骄傲。可是，几次训练后，小戈迪默的虚弱体质使她难以承受住运动量较大的舞蹈训练。她带着失望离开了小芭蕾剧团，她的梦想也从此破碎了。可是天公并不作美，更大的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幼小的女孩身上：8岁的时候，她患了一场大病，随后不得不辍学。虽然她的家庭非常富有，但是她却不能像那些普通家庭里的孩子那样可以顺利地完成基本学业。面对生活给她带来的责难，她无可奈何。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被窝里，偷偷地流着伤心的眼泪。
时光不断地流逝，小戈迪默也在不断地成长。在家里待倦了，她会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调节心情。一次，她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散步，一个醒目的木牌映入了她的眼帘：斯普林斯图书馆。她异常兴奋，对知识的无限渴望使她迫不及待地跑进这个图书馆，她又一次找到了读书的感觉。那一天，她在图书馆一直待到下班时间。以后，她对图书馆有了一种更加特殊的感情，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待在图书馆里，尽情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每当图书馆下班时，她总是熟练地钻在桌子底下，等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后，她再钻出来，继续汲取精神粮食。
那一年，小戈迪默只有9岁，但她汲取的知识要超出同龄人好多。在学习的过程中，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5岁的时候，戈迪默的第一篇小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她成功了。小说深刻的思想使人们很难想像出这篇小说竟会出自一位少女之手。
1953年，戈迪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以精美的语言、流畅的笔调以及深刻的思想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从此，戈迪默一发不可收拾。她笔耕不辍，新作频频问世。当然，这与她的不断学习是分不开的。在她的文学生涯中，她先后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和200余篇短篇小说。凭着她的执著与努力，各种奖项纷至沓来。1961年，她的《星期五的足迹》获得英国史密斯奖；1974年，她又意外地获得了英国文学奖。创作上的黄金季节使戈迪默越发勤奋刻苦。她说：“我要用心血来浸泡我手中的笔，去讴歌黑人的生活。”她的成名之作《对体面的追求》一出版就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注意，接着，她创作的《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陌生人的世界》等佳作毫不费力地打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角逐圈。
然而，尽管瑞典文学院几次将她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成功。面对打击，戈迪默有所失望，她曾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下：“内丁·戈迪默，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在括号内注上“失败”两字。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她对事业的追求，她一刻也没放松文学创作，最终在1991年10月3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第七位获此大奖的女作家。
戈迪默既有跳舞的潜力，也有文学方面的潜力。当跳舞之路行不通时，浓厚的兴趣激发了她的文学潜力，从而另辟蹊径，以浓厚的求学兴趣在文学道路上开创了她的另一种辉煌。
当我们对学习感兴趣时，学习不会成为负担，而会成为一种乐趣，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不难；当我们对工作感兴趣时，工作态度就会积极起来，不断学习自己不会的东西，在快乐中提升自我，把工作做好并不难；当我们对自己的事业感兴趣时，更会不遗余力，精力充沛地去施展自身的抱负。
兴趣可以是先天形成的，也可以是后天培养的。既然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妨心情愉快地去做，而兴趣往往能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有了兴趣，便有了求学的兴趣，在快乐的学习中激发潜力，提升自我；在快乐的提升中学习知识，进一步激发潜力。
8．严格要求自己，求学持之以恒
关于恒久，曾国藩提出了“天道忌巧”的观点，认为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颜回三个月没有违背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有所成就，就要持之以恒，不断学习。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都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与其相比，曾国藩的天资禀赋并不突出。他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荫庇，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并对后世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与他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说，凡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需要用全副精神去专注，有首有尾，不能懈怠，不可见异思迁。如果做一样想一样，这山想着那山高，终身将一无所成。对此，他深有体会，因为他平生有过无恒的弊病，受害不小。
对于读书做学问，曾国藩不仅经常自省，还常常警诫后人要专心，不能半途而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近日来读书没有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
居京10年中，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在两位前辈的教诲下，他自立课程十二条，并全力以赴，终身行之不辍。他按照这十二条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使得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收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套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分别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曾国藩善于将读书心得记录下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29岁的曾国藩便开始作《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此后，他写日记的习惯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几近半百之年的他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在行军、生病的时候，他也从未间断过，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但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却按照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坚持每日必须完成，实在难能可贵。
持之以恒是求学的不二法门，这也正是求学的难点所在。一旦求学中止，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时，求学的成效往往并不明显，需要过程。因此，如果一味地去寻求结果，难免会犯急于求成、从而半途而废的错误。耐心去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自然会有结果。
一位画家因擅长水彩而出名，国王听说后登门拜访。
国王对画家说：“我非常喜欢优雅的孔雀，麻烦你为我画一幅孔雀图。”画家答应了国王，说一年后来取。
一年后，国王去找画家取画：“我的画在哪？我今天要取走。”
画家说：“请国王稍等，我马上就画。”接着，画家拿出画纸，手握画笔，流畅作画。不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跃然纸上。国王很喜欢，但觉得画家要价太高，于是说：“你几乎是一挥而就，没费什么力气就画好了，却问我要这么多钱。是不是不合情理？”
画家不说话，示意国王跟着他走。他把国王带到了他的画室，里边摆满了画纸。其中，有一大堆正是刚才画的那只孔雀的练笔稿。画家指着它们说：“看到没，这就是我要价的根据。刚才我画的时候看起来的确很容易，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付出了很多。就是有了一年的准备，才有今天你所说的一挥而就！”
正所谓熟能生巧，虽然这位画家一挥而就，但这却经历了漫长的反复练习，这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无论做什么，要想有所成就，都是需要过程的。
著名的东晋末期诗人陶渊明不仅在诗文上成就斐然，而且在散文、词赋方面也表现不俗。归隐田园后，他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次，附近的一群书生慕名而来，向陶渊明请教学问，希望陶渊明能为他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做学问的捷径。”
陶渊明听后哈哈大笑，然后直言道：“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捷径，要想获取真知、做好学问，唯有勤学苦练。如果做不到这点，只会后退。”
这群书生并不甘心，满面迟疑，觉得陶渊明身为当代名士，肯定有秘诀，于是迟迟不肯离去。陶渊明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于是带他们来到藩篱外边的稻田。
当时正值春夏之交，稻田里秧苗青青。陶渊明指着秧苗对这群书生说：“你们看，秧苗正在向上生长，你们看见了吗？”
见书生们全都摇头，陶渊明又带他们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溪，一块磨刀石静静地躺在溪水边。这时，陶渊明问道：“这块磨刀石外凸内凹，磨损得这么厉害，你们可曾知道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书生们又摇了摇头。
接着，陶渊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田里的秧苗一直都在生长，只是我们看不见；磨刀石用一次就会磨损一次，只是我们觉察不到。这与做学问是一样的道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因此，你们要想把学问做好，必须精心研究，千万不能浮躁，一天收获一点，经过了日积月累的过程，自然就能看到进步。当然，如果你们心浮气躁，开始懈怠，你们所学的知识就会像这块磨刀石，一点点地消损。虽然当时不能察觉，但等到发现时已经后退了很多。”
听了陶渊明的这番教导，书生们都觉得不虚此行，不再寄希望于做学问的技巧。
曾国藩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正是如此，只要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地去学习，功到自然成。反之，功夫不到而急于求成，无异于痴心妄想。
曾国藩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求学与敬德、修业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持之以恒，就能不断进步。有了学识和能力，便能在适当的时机显露出来，展现实力，而不会临时抱佛脚、怨天尤人。即便机会尚未来临，也可以继续养精蓄锐、以待厚积薄发。
9．求学要与时俱进，顺应变化得融通
古语有：“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这句话正是曾国藩思想变化观的浓缩。连“天道”都五十年一变，更何况国家、家庭、个人，更要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可以保持活力，使国家、民族、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穷则变，变则通，求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中国封建时期的士大夫有一种通病，这种通病便是固步自封。他们对于外国的东西总是持着一种鄙视的心理，以为中国强大无比、无人可敌。在近代中国，这类顽固的人总是不肯面对现实，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辉煌美梦。与其相比，曾国藩显示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
中国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这使他对封建政体怀着极强的使命感，使他积极地去扮演好士大夫的形象，但是，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士大夫。他深知，中国日益落后，而外夷日益强大。在强敌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自高自大，只有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吸收外国人的优势，才能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从而避免被动挨打的情况发生。
名垂千古之人往往不是墨守成规之人，而是敢于因时而变之人、敢于开创新风气之人。曾国藩就是一个敢于变革与创新的人，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19世纪中后期，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主动向敌人学习，需要的不仅是眼光，更是勇气。
因为懂得因时而变，曾国藩由一个保守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飞跃。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发生了三变：在京城时信奉儒家，在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在晚年功成名就后专研道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懂得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
就是凭着这种开明的观念与积极学习的勇气，曾国藩把眼光放在了向敌人学习上。他积极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实业，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先驱，并把此举称为“自强御侮”之计。
在我国近代史上，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纷纷倡导西学中用、推行洋务，曾国藩就是较早提出这种先进思想的官员。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上的一大进步，但将这一口号真正落到实处、付诸行动的，是曾国藩，是他开创了学习西方的先河。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情况的不妙，他认为当前的“大局已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的肺腑之言：“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此可见，满腔愤恨、国事危机使他整天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列强每次发动侵华战争所倚仗的都是坚船利炮，中国也需要坚船利炮才可以自强御侮。因此，他认为办洋务实势在必行。
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来镇压太平天国，认为清政府“永远”的目标应是自强、御侮。他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等，大办洋务。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当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与恭亲王相比，曾国藩的目光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船炮，而是立足于设厂制造，这样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等。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用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1862年2月19日，曾国藩随李鸿章、李鸿裔在安庆城下观看一支准备出售的洋船。此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不禁感慨万千、赞叹不止，这也诱发了他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他认为，“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功夫”。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曾国藩白手起家兴办实业，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仅缺乏资金、技术，连人才也很难得到。幸好曾国藩一直重视网罗各类人才，在军内储备了一些。徐寿和华蘅芳这两位技术专家就是曾国藩新事业的顶梁柱，被曾国藩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
1862年3月，在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与不断研究下，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喜出望外，试验结果使他非常满意。他非常兴奋，洋人的长技终于被中国人学到手了。
然而，已有成果在实际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仍然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在水上行驶的完整轮船，中间还需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而且，若要进行大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这种设备要靠进口，曾国藩为此十分着急。这时，徐寿、华蘅芳把留学美国的容闳推荐给曾国藩，曾国藩非常欣喜，如获至宝。此后，曾国藩多次召见容闳，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并且委派他远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以供“母厂”所用，同时给他白银6．8万两用于采购机器。
在容闳远赴美国的同时，造船工作仍在不停地进行着。经过不懈的努力，1864年1月，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诞生了。虽然轮船的体积很小，但却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欣然登船试航，并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认为造船业可以使中国独立自强，期望中国能像黄鹄那样，自由自在地“一飞冲天”，不再遭人宰割。
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一座美商铁厂，该厂设备比较齐全，李鸿章将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对于李鸿章兴办实业的热情，曾国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865年春，容闳购买的机器抵运上海，曾国藩大喜，特意为容闳请奖，并且将所购的机器归为江南制造总局，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曾国藩兴办实业有决心、有信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焕然一新，蓬勃发展。当时有洋人这样评论道：“查各局之建，始于丁中丞日昌任苏松太道时，然不过小有规模而已。至曾国藩督两江，于局务事事讲求，且遣人往西国购买机器多件，于是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篷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总局非常重视，于1868年6月亲临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容闳建议曾国藩在附近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一批中国学生，让他们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自行培养一批造船机械师和工程师，不用再受制于他人。曾国藩对此建议深表赞赏，于是马上着手兴办学校。这所“兵工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制器之师”，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与希望。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艘轮船完工，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思是四海波恬、厂务安吉。10月15日，曾国藩登上“恬吉”号试航。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就视造船为开风气之先，为“中国振兴之象”。现在，真正可以与西洋的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了，确实使人振奋。
曾国藩呈上《新造轮船折》，将“恬吉”号的试航情况向慈禧太后报喜。慈禧太后闻报，非常惊喜，随后发了一道上谕，夸奖曾国藩说：“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赏。”
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时，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后来他到上海再次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这是曾国藩办洋务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在制造机器时，用数字做推算，以图纸做记录。由于中西方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人虽然每天与机器打交道，但却不清楚机器的使用、制造原理。因此，他认为唯有翻译才可以解决这一难题。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了一些外国有名的翻译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翻译。该翻译馆为造船业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是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馆。
同治末年，该翻译馆已经译有书籍10种，到光绪末年，已经达到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很广，包括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使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基地，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倡导学习西方、西学中用的同时，曾国藩自己也不忘学习。1862年（同治元年）12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徐寿、龚之棠、吴嘉善等科学家的名号，同时还记下了现代科学的学科名称：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除此之外，他非常喜爱天文学，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对天文学不够精通，将其列为“平生三耻”之中。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没有像其他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那样，抱着夜郎自大的优越感，盲目地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把先进的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对其嗤之以鼻，而是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等等。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同时给曾国藩的幕府注入了相当雄厚的科学力量，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节奏与背景。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不管师自何处，均无定法，只要学有所长，能者即为师。与时俱进的东西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比如办公软件版本的升级、营销模式的改变、商品性能的改变等等。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模仿是很重要的。在模仿中学习和改进，从而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变化的东西很多，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与时代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