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先交而后择，利益驱之；君子先择而后交，志趣促之。人脉至关重要，但不可盲目结交。正如曾国藩所言：“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为此，交际急不得、慌不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慧眼识人，交而不滥，方能志趣相投，宾朋尽是贤者。
10．交友贵专，交心而亲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己固然是朋友，但朋友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知己。因此，交友可以更为广泛，毕竟朋友多了路好走。不过，交友是有选择的。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
交友的过程，是以心换心的过程。只有真心朋友，才是长久的朋友。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在我们周围，有着形形色色的人，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很多，不适合做朋友的人也不少。因此，一定要有所选择，做到专一，宁缺毋滥。正如孟子所说的看重对方的品德，就是衡量标准之一。
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因为权势、利益走到了一起，在有求于人的时候，就会体贴入微，多方附和；在无利可图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纯粹以利益为主导的交往，是难以形成朋友关系的。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交友的观点：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正如曾国藩所说，如果交友不专一，广而交之，没有重点，浪费了大量时间，虽然表面一团和气、门庭若市，但真正到了受难、落魄时刻，却门可罗雀。造成这种结果，与其责怪那些所谓的朋友，不如责怪自己交友不专一。
曾国藩多次讲述管仲和鲍叔牙相交的故事，主张交友要专一，要宁缺勿滥。为此，曾国藩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传输给自己的子侄辈。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齐桓公上台后，任命鲍叔牙为齐国的宰相。鲍叔牙辞谢不受，大力推荐管仲。齐桓公因而重用管仲，从而称霸诸侯。
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知我家境贫寒，不认为我贪婪自私。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明代学者高攀龙说：“言语最要谨慎，交友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无论是朱熹还是高攀龙，都强调了择友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专一呢？正如曾国藩所说，贵在交心。
真心为我们着想、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的人，是我们的知心朋友。这类人虽然有时候不会去讨好我们，说出的话甚至会惹得我们不高兴，但他们却是真心为我们着想。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不辞辛苦，想办法帮助我们。
曼迪辞职后没找到工作，无所事事，于是想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又担心家乡偏僻，消息不灵通，怕错过了这里的工作机会。为此，他在临走之前请好朋友们吃饭。饭桌上，他向朋友们说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帮他留意一下城里的招聘信息。
其中一个朋友爽快答应：“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我找人帮帮忙，为你弄一份好工作。”见有人抢了先，又怕众人觉得自己不够朋友，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表态，都说一旦有消息，肯定通知他。
曼迪见朋友们如此真诚，非常感动，许诺说等他找到工作后，一定请大家吃顿更好的。当时有一位叫梅维斯的好友一直没说话，见大家都说完了，于是站起来说：“曼迪，既然你要回去，还不如到县城开店，经营好了肯定舒服自在，比在外边找工作干强多了。”大家顿时没了心情，因为这些朋友掏心挖肺拍胸脯的保证好像白费了。
见梅维斯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想留在大城市的曼迪顿时心凉了半截，觉得梅维斯不够朋友，同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非得让自己待在那个小县城里。回到家乡后，他换了电话，唯独没有与梅维斯联系，有空便主动与那些朋友们打打电话闲聊。
在家一呆就是半个月，时间过得太快了。可是，曼迪根本没有得到关于城里有什么工作的消息。即使朋友打电话来，也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年，一天晚上，梅维斯出现在曼迪的眼前，当时曼迪正在家里看书。不待曼迪开口，梅维斯先说了：“你换了电话也没告诉我，我只得跑一趟。现在城市晚报正在招聘记者，明天中午就结束了，我们赶紧去吧。”
曼迪随便收拾了一下，便与梅维斯一起返回了城里。曼迪比较优秀，应聘成功。他答应过要请大家喝酒的，于是又去饭店聚了一下。
当时，朋友们又是一顿吹嘘，除了恭喜就是夸耀曼迪有才华。对之前答应帮忙留意工作的事，很少提起。这时，梅维斯起身举杯说：“为了曼迪的工作，大家都费了不少心思，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我们庆祝一下。”当时，梅维斯就坐在曼迪旁边。趁大家酒酣之际，曼迪仅仅握住了梅维斯的手。
在曼迪的心中，梅维斯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因为在这些朋友里边，只有梅维斯把他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也只有梅维斯帮了他的忙。
人们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咱哥俩儿啥也不说，事儿上见。”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强调自己不爱耍嘴皮子，在对方遇到难事的时候能够表现出来。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向对方表面自己的真诚，主动把对方当成好朋友。当然，我们都是明眼的人，谁在敷衍我们，谁在真心对待我们，要及时看清楚，不要因对方说了两三句令我们高兴的话就把对方当成好朋友，也不要因对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排斥对方，否则，只能自个儿去后悔。
无论社会节奏有多么快，无论人脉被他人形容得多么重要，都不要为此而急促、泛泛交友。做到专一和交心，才能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内得到更多的知心朋友。
11．不为同类，勿与亲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友也是如此。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旦认清了对方的本性，难以成为自己的朋友，虽然表面上可以维持着和气的关系，但内心一定要与其划清界限，从而保持距离，不与其亲近。
作为朋友的双方，如果没有志同道合，自然难以拥有共同的话题，无论是在学业、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是如此。因此，这样的朋友关系也是难以长久的。如果能事先发现对方的志趣与自己不合，就不要将其纳入朋友之列。
东汉时期，管宁和华歆本来是一对同窗好友，后来却分道扬镳了。
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草。锄着锄着，他们同时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仍然挥锄除草，把金子视如瓦石；华歆则停了下来，侧身把金子拾起，放置在一旁。
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坐在席子上读书。此时，有一官员乘车路过，前呼后拥，热闹非凡。管宁依然只顾读书，对外界不闻不问；华歆却扔下书本，出门观看热闹。
管宁见华歆迷恋功名富贵，与自己志向不和，便割席分坐。自此以后，管宁再不把华歆当做自己的朋友。
曾国藩曾借用这则事例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为同类。倘或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
当然，与人绝交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甚至势不两立。《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每个人都有脸面，都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我们与对方划清了界限，我们也该在言行举止上尊重对方，不至于为自己树敌。
曾国藩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于是把择交朋友的问题作为了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月17日，曾国藩在写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坏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时，曾国藩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了很长时间。乙未年到了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诗文及作字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有经学者、经济者，有躬行实践者，由此开始知道范仲淹、韩愈的学问可以学得更深，司马迁、韩愈的学问也可以学得更深，程朱理学同样可以学得更深。”
郭林宗也有同感，交友的时候懂得取舍，趋利避害。他到了汝南后，经过袁奉高的家时，“车不停轨，鸾不辍轭”，不愿意在他家作片刻停留；到了黄叔度的家时，一住就是两天两夜。有人问他其中的缘故，他回答说：“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友而交的重要性：
“我立家训，没有很多话要说。只有四句：读书的人不会卑贱，耕田的人不会饥饿，积德的人不会覆灭，择友的人不会衰落。我曾以这四句话律身训子，少说烦言。虽然身为至寒至苦之人，但如果能读书为文，一定会令人钦敬、不敢忽视。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的人如同毒酒，入口致命；如同蛇蝎，螫肤而痛。这是不能改变的，也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择友而交更是四者的纲领。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自己的同类，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分辨出来。
《三国演义》中如此描写吕布：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棉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吕布不仅看起来威风凛凛，而且骁勇善战。论功夫，当时无人能及。然而，就是如此一位英雄人物，却被利色所诱。
最初，吕布在荆州刺史丁原手下效力，并把丁原认作义父。董卓专权后，想废除皇帝，另立陈留王，结果遭到丁原的强烈抗议。第二天，丁原率兵前来搦战。双军刚刚交锋，董卓见吕布勇猛，急忙逃走。董卓见吕布是非凡之人，于是想将其纳入麾下。这时，董卓旗下的虎贲中郎将李肃主动请缨，愿意让吕布“拱手来降”，董卓大喜。李肃带着“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和赤兔马前来拜见吕布。见到吕布后，李肃用珠宝及赤兔马轻而易举地为董卓收复了吕布。吕布感慨“恨无涓埃之功，以为进见之礼”，遂杀了义父丁原，取其首级献给董卓。
接着，吕布见董卓对自己如此赏识，下拜道：“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董卓自然乐意，赏赐给吕布一件金甲锦袍，然后封吕布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丁原被杀，董卓又添一员虎将，朝中众官无不战战兢兢。为了除掉董卓，先有曹操献刀之计，又有十八路诸侯同讨董卓，但皆以失败告终。司徒王允见董卓日益猖獗，悲愤难忍。这时，他府中的一个名叫貂蝉的歌伎挺身而出，愿意为其分忧。王允先许诺将貂蝉嫁与吕布，再将貂蝉献与吕布，引起董、吕二人争风吃醋。吕布为得到貂蝉，最终杀了董卓。
吕布这样的人，虽然才华出众，但却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如果与这样的人交朋友，早晚有一天都会被他给“卖”了，更无受其良好熏陶可谈。
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交，还可以从他的朋友身上观察。正如《史记》所说：“不知其人，视其友。”
古时候，楚国有个人会看相，且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问他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预知他人的吉凶。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
《荀子·劝学篇》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交友同是如此，与志同道合的良友在一起，就会受到他们的熏陶，从而更容易发现自身的缺点，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与志趣低劣、图谋不轨的恶友在一起，久而久之，同样会受到他们的熏陶，难免有放纵的时候，久而久之，则会误入浊流。同时，即使自己是香草，当身边有了恶友后，就如同给自己身上泼了泔水，良友不愿沾染污浊，自然不愿亲近。
宋人许辈说：“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薰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好的朋友能够升华自己，坏的朋友能够污染自己，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远离恶友，既能保证自己不受污染，也能使得良友安心与我们交往。
12．谏友可贵，耐心交往
朋友多种多样，有朴直方正的朋友，有聪明伶俐的朋友；有博学多才的朋友，也有热心助人的朋友。当然，也有坦诚相见、直面批评的谏友。谏友的意见常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有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提高学问、修养和境界。曾国藩爱交谏友，也得益于谏友。
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乡陈源衮，堪称他的谏友。
自1838年，曾国藩在京城的会试上中了进士后，就与陈源兖成了亲密的朋友。1840至1845年间，曾国藩和陈源兖之间的来往更多。俩人尽情畅谈古今天下大事，探讨学问、人生等诸多问题。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和陈源兖相互帮助，坦诚相见，经常毫不客气地直言提出对方的缺点、毛病。为此，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陈源兖）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说：“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见这位同年好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的缺点，曾国藩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当然，曾国藩对待陈源兖如亲兄弟一样。陈源兖曾经大病一场，曾国藩经常去看望病情，有时通宵达旦地照顾陈源兖。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第二年，陈妻因病去世，曾国藩大力协同陈源兖操办丧事，并亲自为陈妻撰写墓志铭，其中充满了深情厚谊。
同样，曾国藩对陈源兖也直言批评。陈源兖心地高傲，有时言行和常人有所不同，以致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广交朋友，为以后好相见。你的妻子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都送了奠幛之类的礼物，你应该回谢。你没有给雷鹤皋谢书，这是不应该忽略的。这处很要紧，反映了为人做事的原则。至要至要，务求三思”。
陈源兖的脾气不好，有时会因生活中的琐事而影响到公务。对此，曾国藩致信严厉批评：“前面与岱云谈时，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吾不信也。果尔，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后，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谅不见罪。”
因为俩人亲密无间，曾国藩感到自己在京城时的生活非常充实愉快。1845年，当陈源兖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感到缺少了一位好朋友。在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陈源兖忘记生活中的不快，不要因为每日的惆怅影响了政事，希望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当接到陈源兖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曾国藩欣喜若狂，并在高兴之余，即兴作了一首诗怀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还说：“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陈源兖在广西有所作为，不久即调任广信知府。曾国藩深知老友的毛病，在书信中提醒他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忌恨和不满：“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
曾国藩对陈源兖这位谏友有很多的照顾，在陈源兖的妻子易氏病逝后不久，为陈源兖的幼子陈远济雇请了一个乳妈，并把陈远济接到家中。在陈源兖“杀身成仁”后，曾国藩把陈远济看做未来的女婿，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予以很多的照顾。1862年3月，曾国藩委托曾国潢主持操办曾纪耀与陈远济的婚礼，以告慰自己的谏友陈源兖。
曾国藩对友人的忠告，总是虚心地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指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如今良药不一定苦口，忠言也可不逆耳，但逆耳的忠言却是存在的。既然认定对方是知心朋友，知道对方是真心对自己好，就要珍视对方的建议、批评或指责。
与谏友相交，一定要有耐心。既不能发怒，也不能敷衍。当对方有不妥的地方时，作为知心朋友，也应该指出，否则就辜负了对方的真心。当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更应该直言相告，针砭其身，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13．友有所长，交而受益
曾国藩结交的朋友十分广泛，所交的多是师友，比如刘传莹、唐鉴等人，得益颇多。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这“三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其实，人各有所长，交到了知心朋友，便可互为师友，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曾国藩在京城13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讲求躬行心得的有唐镜海、吴竹如、窦兰泉等人，研究经礼的有吴子序、邵惠西等人，研究文字而大有成就者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人物有汤海秋，英气逼人的有黄子寿、王少鹤、朱廉甫等人。
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在学术领域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是考据方面的专家。1846年，曾国藩在养病期间，依然向刘传莹请教，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对于汉、宋二家的学问，“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何绍基，字子贞，擅长书法和诗词。曾国藩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诗词方面的不足。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写作和赋诗，结果两人提高得都非常迅速。
另外，曾国藩还经常和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方面的问题，还曾经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曾国藩的朋友都是京城颇有名气的大家，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曾国藩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地位和知名度。
在交结新朋友的同时，曾国藩不忘联络旧时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刘蓉、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欧阳兆熊等。
刘蓉，湖南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以诸生出身，年少时就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后来，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时，清廷命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劝告曾国藩说如果“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具有“以身殉国”的献身精神。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应其邀请，助其一臂之力。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人，是曾国藩的同乡。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令人佩服，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儒，曾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代的罗泽南连遭不幸，生活也十分坎坷，母亲和兄嫂相继去世，更为不幸的是，长子、次子和三子接连夭折，妻子遭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痛哭竟至双目失明。罗泽南在如此沉痛的打击下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对罗泽南十分敬重，在书信中表达了敬慕之情，并称罗泽南为家乡的颜渊。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由郭嵩焘介绍与曾国藩相识。曾国藩对江忠源十分推崇，刘蓉也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曾国藩的朋友中，江忠源最具有血性和胆识，确实是曾国藩的一位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果然如同曾国藩预料的那样，此人成为了湘军的主要将领。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一次，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熊，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渐渐病愈。由此，二人成为了相交甚深的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的朋友，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两肋插刀，总之，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因此，曾国藩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到择友的重要性，深感“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朋友相聚之时，不要总围绕着酒桌转来转去，而应该珍惜相处的时光，互道长短，相互弥补。即使身处不同行业，也有相通之处。如果能够共事，更要珍惜，不能为了小矛盾而牺牲了精心维护起来的友谊。
14．结交能人，寻求典范
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结交一些有能力的朋友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朋友，即使不去请求他们的帮助，也能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典范，从而积极地去工作，或是信心十足地去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结交能人，并不是要趋炎附势，因为能人指的并不全是当时在权势、地位上炙手可热的人。那些能够以自己的良好品行影响我们、激励我们积极进取的人，都能称为能人。
在交友时，曾国藩提到了可以结交的三种人，这三种人就是我们可以结交的能人。
（1）意志坚决、不随众疑者
一个意志坚决、不为浮言所动的人，往往能够无视他人的无聊议论，对自己充满自信。与这样的人交朋友，我们也会受其感染，关键的时候相信自己，而不会因自卑而动摇。
露西在小时候就已经有了做艺术家的梦想，并在14岁的时候与妹妹安娜一同报了一个艺术学习班。学习结束时，指导老师对她们的妈妈说：“露西似乎不太适合艺术这一类的课程，她的天赋有限，而安娜就不一样了，她灵活、聪明，悟性又好，是块学艺术的好材料。所以，与安娜比起来，露西差得太远了。”
露西偷听到老师对她的评价后，起初有点失望，但不久便重新树立了信心，将老师带有打击的评价变成了动力，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于是，她拿起笔和墨水开始练习作画。多年后，露西的作品在展览会上展出。很多人赞不绝口，那位老师也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告诉她：“这是我见过的最具想象力的钢笔画。”
露西便是这种人，她意志坚决，没有因为他人的否定而否定自我。工作中，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人，就会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从而把工作做得更好；开创事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人，则会鼓励我们在遇到困难时积极应对，对他人的消极议论置若罔闻。
（2）初基不大、气势充畅者
这种人往往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具有发展的潜力，虽然基础不牢，但却能取得成就，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
与这种人交往，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切切实实地学到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技巧，以及一些工作作风，有利于个人的提升。比如，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这便是气势充畅的体现，有魄力。反之，那些只会推卸责任的人，难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或管理者。
（3）志趣远大者
曾国藩曾对儿子曾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一个志趣远大的人，不会为小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会持之以恒地去奋斗。与这种人交朋友，能够激发我们的进取心。当对方在一步步向自己的目标靠近时，我们也在向我们的远大目标靠近。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双方还能相互鼓励，即使遇到阻挠，也能乐观对待。
其实，曾国藩就是一个好的典范。他用自身的优良品性，深深影响和教育着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李鸿章就深受其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得很大度。
由于长时间身居要职，僚属对其不免阿谀奉承，李鸿章因之不时流露出傲慢无礼的态度。不过，当有人指出他的过错时，他即深深地自责，并积极改正。
一次，一位下属进见并行礼，李鸿章抬头望天，好像没看见一样。进见的官员坐下时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外间的传闻不可信，身体尚可。”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见，中堂可能患了眼疾。”
李鸿章笑道：“荒谬。”
官员立即说：“刚才卑职向中堂请安时，中堂没有看到卑职，眼疾已经很严重了，恐怕是中堂忙于政务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大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后向该官员道歉。
在待人接物、工作事业上，能人往往能够主导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会被各种不良情绪、蝇头小利困扰。与他们相处，久而久之，我们也能学会很多灵活实用的方式方法。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特别是身边的榜样，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更有激励作用和可比性。多交一些能够作为我们榜样的能人，和他们一起积极向上，乐观拼搏，同样是人生一大乐事。
15．贵人难求，好好珍惜
对个人而言，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巨大变化、甚至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便是我们人生中的贵人。贵人难求，一旦结实了生命中的贵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以自己的能力得到贵人的赏识和提携。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对曾国藩来说，穆彰阿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鹤舫，满洲镶兰旗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而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由此不难看出，穆彰阿的升迁之路较为通达，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居高位二十余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凭心而论，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怎奈此时的清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前，英国的鸦片大肆横行于中国的沿海内地，大量白银的外流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于是，道光皇帝决心禁查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赴广东禁烟。
实际上，穆彰阿并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举动。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暗知道光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于是积极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议和，并力劝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以减少议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恶，穆彰阿十分熟悉，并竭力顺承，讨取皇帝的欢心。
因此，终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倚重和宠信。自嘉庆朝至道光朝，他亲典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次缺少过穆彰阿的参与。
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一时形成很大的声势。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其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担任总考官。考试完毕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立即回到住处，将自己所作的诗赋亲自送往穆府。在未遇穆彰阿之前，曾国藩的官位一直没有变动，而这一次拜访成为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
自结识穆彰阿后，曾国藩的仕途变得十分通畅，在短短的五年内从七品跃为二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清代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的仕途转机做过如下生动的描述：
一天晚上，曾国藩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的家里暂歇，并讨教晋见的秘诀，穆彰阿仅嘱咐曾国藩多多留意。
第二天，曾国藩被带到皇宫某处静候，经历多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白白地等了半天。曾国藩不便发作，只好再次回到穆府。
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确实见过，但并没有留意，所以一时也答不上来。
穆彰阿怅然说：“机缘可惜。”随即踌躇了一段时间，然后召来心腹，令其立即取纹银四百两，交给一个内监，嘱咐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以这四百两作为酬金。
仆人连夜携带酬金送予那个太监，随即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取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逐条背诵并烂熟于心，以备皇帝垂询。果然，次日晋见道光皇帝时，皇帝便询问壁间所悬的历朝圣训，曾国藩的回答令龙心大悦，因而大受赏识。事后，道光皇帝在穆彰阿面前夸奖曾国藩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曾国藩在京的仕途升迁，一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踏实能干，二是依靠师友如穆彰阿等贵人的大力提携。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提携栽培，即使曾国藩勤奋上进、聪明能干，也难以在等级森严的清廷之中如此快速得到提升。
要想得到贵人的赏识，就要有吸引贵人的地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在对儿子曾纪泽的培养教育中有意去培养他。
曾纪泽少年时基本在北京度过，他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了兴趣，这与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养望的京城中游接名士、访求前辈而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曾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延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厚，倡导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并且，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有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儿子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结交的机会。因此，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曾纪泽出任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既是曾国藩的至交，也是曾纪泽的贵人。人们一直相信“爱拼才会赢”，但偏偏有些人即使拼了命也不见得赢，原因之一是缺少贵人。在攀登事业高峰的过程中，贵人的帮助往往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贵人的出现，可以增大成功的筹码。
哈维·麦凯大学毕业后，与其他大学生一样，进入了忙碌的找工作阶段。当时，他满以为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结果却徒劳无功。
不过，哈维·麦凯的父亲是位记者，认识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在这些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名叫查理·沃德的人。他是布朗比格罗（Brown＆Below）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月历卡片制造公司。
四年前，沃德因涉及到一些税务问题而服刑。哈维·麦凯的父亲觉得沃德的逃税案有问题，于是赴监采访了沃德，并且写了一些公正的报道。沃德看了那些文章后，几乎落泪。在公正的报导和强大的舆论下，沃德很快出狱了。
出狱后，沃德问哈维·麦凯的父亲有没有儿子。
“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哈维·麦凯的父亲说。
“他什么时候毕业？”沃德问。
“他刚毕业，正在找工作。”
“噢，那么刚好，如果他愿意的话，叫他来找我吧。”沃德说。
哈维·麦凯在第二天便把电话打到了沃德的办公室。刚开始的时候，秘书不让他与沃德通话。他将父亲的名字重复三次后，才有一个与沃德通话的机会。沃德在当时就对他说：“你明天上午10点钟直接到我的办公室面谈吧！”
第二天，哈维·麦凯如约而至。招聘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沃德兴致勃勃地聊了哈维·麦凯父亲的那一段狱中采访。在聊了一段时间后，他说：“我想派你到我们的对街——‘品园信封公司’工作。”
哈维·麦凯站在铺着地毯、装饰得阔阔气气的办公室内，想起一个月前还在街上闲晃的情景，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他不但顷刻间有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到“金矿”（薪水和福利最好的单位）上班。就是这份工作，使哈维·麦凯的事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42年后，哈维·麦凯成为了全美国最著名的信封公司——麦凯信封公司的老板。
哈维·麦凯在品园信封公司工作时，努力学习并且熟悉了经营信封业的流程，懂得了操作的模式，学会了推销的技巧，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直到后来，哈维·麦凯还经常说：“感谢沃德，是他给我的工作，是他创造了我的事业。”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贵人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不过，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结交到了贵人，无论贵人给予了我们多大的提携或帮助，我们都要积极地准备，使自己具备相应的能力。
很多时候，贵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当无法确定谁会成为我们的贵人时，我们不仅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技能，还要培养我们的德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做到了这点，当贵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时，就能够被我们的亮点所吸引。
16．道义相交，安患与共
朋友相交，不是以利益相交，而是以道义相交。当朋友过得比我们好时，我们要为其祝福。当朋友过得比我们差、或是遭遇落魄时，我们要积极地去帮助他。曾国藩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只有做到了安患与共，才能证明朋友的价值。
人生无常，每个人的命运也不同。当朋友过得好的时候，我们自然高兴。当朋友过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拿出实际行动了，做到雪中送炭，给予及时的帮助。曾国藩便是如此，在他人处于患难中及时援助，彰显真情。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对其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承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时也以此致嘱，并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长龄比他年长24岁。曾国藩赴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在贺家衰败时，他的儿子娶了贺家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
彭玉麟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在给弟弟的信中援引了曾国藩的话：“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曾国藩一再强调，“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与曾国藩相比，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由高而低的变化，曾国藩仍能对其敬重有加。
曾国藩在京师时，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拜在朱尧阶的门下。当时朱尧阶的父亲善于经营，其家境渐趋富裕，曾国藩家人口众多，相比之下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有提及：“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
当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先后做了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他们二人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接着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长久的友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俩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前后，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二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并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的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
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联旁另有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
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廊庙（朝廷官员）山林（退隐士人）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尧阶亦衰病于床笫间，勉强扶病撰写了一副挽联：
海内论交从我始，江南遗爱在民多。
半年之后，朱尧阶也与世长辞了。
朱尧阶和曾国藩的交情，历久弥坚。虽然在援助的过程中，离不开利益往来，但此时的利益是建立在道义之上的，不仅不会削弱他们的交情，反而更能体现出他们心心相惜的真情。
做到安患与共，其实并不难，因为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总是在朋友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悉数与朋友均分。朋友之间不存在这种施舍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心系朋友，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适量的帮助，朋友自然会从中体会到我们的真情。
17．经常联系，情谊长存
要想维持情谊，离不开联系。没有联系，难以了解对方，自然难以交心，情谊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一旦有意与人结交，就要好好经营双方的情谊，保持长久的联系。对此，曾国藩采取了联姻方式，以致不得不联系，不得不保持情谊。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人都强调婚姻应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以致出现了婚姻中的“政治联盟”。曾国藩与贤明人士结成亲家，不仅为儿女日后的生活谋划周全，也有利于两大家族成员相互提携，确保仕途通畅、一荣俱荣。
在曾国藩成就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在传统社会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早年同曾国藩换帖结拜的至交好友，像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其结为亲家。
儿子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还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将其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
曾国藩对刘蓉的忠告和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曾国藩权势日涨后，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从大局着眼，挽回这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对官场厌倦。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在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在刘蓉的介绍下，他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
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的人物，立志要建功立业，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等官职，出任过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在忧郁中老死于故乡。
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不为当道者欢迎的人物，不是为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重任的材料。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长达数月之久，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
郭嵩焘跻身科举考试最高阶梯的过程中，曾国藩对他在学业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很重要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曾国藩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提出了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困难。
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了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双方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无需媒人说和，全由家长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
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颇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3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比如文武兼治且有成的罗泽南，在驰骋疆场身亡之后，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曾国藩与幕僚李鸿章、李瀚章二人的弟弟李鹤章也成了亲戚。曾国藩与他们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鸿章、李瀚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都是曾的得意门生，关系甚密。由此，李鹤章的第四子娶了曾纪泽的长女为妻。
作为年轻人，虽然我们不能利用联姻方式拉拢与结交之人的关系，但不乏其他促进情谊的方法。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经常联系。当双方离得近时，可以多走动；当双方离得远时，可以多沟通。
一天，诗人海涅在家伏案创作，仆人收到一件邮包后立刻送来。海涅一看，寄件人是他的好友梅厄。海涅因聚精会神地长时间写作而感觉疲倦，加之写作思路也被打断了，于是不耐烦地将邮包放在桌子上，包裹很轻，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层纸，结果撕了一层又一层，最后从里边拿出了一张小纸条，上边写了简单的几句话：“亲爱的朋友海涅，现在的我健康而又愉快！衷心地问候你，你的梅厄。”
海涅的不耐烦顿时消失，他十分快乐，为朋友的这个带有创意的玩笑。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天后的梅厄也收到了一个包裹。
与梅厄寄出的包裹相比，海涅寄出的这个包裹非常沉重。梅厄好不容易将包裹弄进家门，迫不及待地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一块大石头和一张便条外，别无他物。便条上是这样回复梅厄的：“亲爱的梅厄，收到了你的信后，知道你健康又愉快，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现在把它寄给你，以此纪念我对你的爱……”
虽然海涅、梅厄二人离得较远，他们也不忘记开开玩笑，从玩笑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朋友的关心和珍惜。
在走动或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对方最近的状况，给予一定的帮助、问候或关心，从而加深双方的情谊。即使是普通的聊天问候，相互诉说心事，也能让对方看到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果一直不联系，等到需要用到对方的时候才主动套近乎，对方难免会心灰意冷。即使愿意帮助我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因为对方已经从中体会不到情谊，看到的更多是利益关系。
时间能冲淡很多东西，包括情谊。不要盲目自信情谊的持久性，因为它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只有经常联系，才能在对方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千万不要等到自己已从对方的心里剔除后再去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