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难免有困扰之处，或来自内心，或来自他人。困扰缠身，不得安宁。为此，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养性，提升自我对所遇之事的认识，以平常心入世，从而免受了诸多干扰，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建功立业上。
18．自知自谦，虚心求教
自知者明，只有自知，才能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从而主动地放下架子，虚心求教。有了虚心求教的态度，才能认真地对待求教的对象，从而获得真知，充实自我。
做学问是曾国藩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常向书本学习，认为既然自己的成就不如古人，既然要向古人学习，就必须虚心。“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今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义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在曾国藩看来，做学问的时候不能轻率地去评议、讽刺古人。正如只有堂上的判官来辨明堂下的是非曲直、只有孔子才能点评在他之前的古人，我们也只有当学问远远超过古人时才可以点评古人，为古人排列次序。当时，有些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评议、贬低汉唐的诸多儒者，认为他们不如自己；有些讲汉学的人，则动不动就评议、贬低宋朝的儒者，认为他们不如自己。其实，这些现象都是不自知、不量力的恶性表现。就好像让文理不通、未中秀才的读书人，去评阅乡试、会试的卷子一样，他们评定的等级，怎么可能适当呢！善于学习的人，会将古人书中的义理一一虚心地吸收揣摩，而不会狂妄自大地加以评定，这才是合适的做法。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
所谓虚心，就是要倒空自己，使内心变空，从而能够更加充分地接收新东西，由虚而实。
一天，有个人去拜访一位学者。他彬彬有礼，说是专门赶来向学者请教的。
学者放下手头的事务，来到客厅接待这个人。学者本想问他要请教什么方面的知识，但还来不及开口，他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内容涉及生活、事业、家庭以及个人研究。学者事务繁杂，不愿听其闲谈，但屡次欲言又止，因为根本打断不了对方。
学者无奈，起身离开，端来一套茶具，在茶杯里放上茶叶后就开始倒水。很快，水倒满了，学者视而不见，继续倒水。溢出的水顺着桌面往下流，一道水流直奔这个人的鞋子。他慌忙站起，并惊讶地说道：“哎呀，水已经溢出来了，怎么倒水这一小会儿都能走神呢？”
学者放下茶壶，平静地说：“是呀，杯子已经满了，怎么可能再往里倒水呢？你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你又不肯提前倒掉，怎么装得下我的东西，又怎么向我请教呢？”
杯子满了，自然要外溢，根本无法再装水，求教也是如此。不过，要想放空自己、求得真知，还要让求教对象愿意传授。这时，就要降低姿态，因为水往低处流。
为了学到上等的丹青技巧，一个年轻人到处拜师学艺。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尽管自己不辞辛劳，但却毫无所获。不过，年轻人并不放弃，继续跋涉寻求名师。
一天，年轻人来到了一座名寺，向该寺擅长丹青的大师请教。见到大师后，他就开始抱怨：“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丹青水平，我已经走遍千山万水。虽然拜见了无数个有名的丹青高手，但却没有遇到一个能够让我佩服的老师。”
待年轻人停止说话后，大师笑着问他：“真是这种情况吗？”
年轻人满脸无奈地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经历了这么多年后，我才发现世上不乏徒有虚名的人。每次拜师，我都是慕名前往，结果总是带着失望离去。虽然这些所谓的高手没有在我面前提笔，但我已经从他们的画帧中看出了他们的拙劣。”
大师仍然笑容可掬：“虽然与施主刚刚见面，但老僧已经感到施主并非常人，对丹青应该有很深的造诣。老僧虽然对丹青一窍不通，但对名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施主不吝墨宝，为老僧作幅画。”
待小和尚端来笔墨纸砚后，大师又说：“老僧酷爱品茶，烦请施主画一幅倒茶图，一杯、一壶、一水即可。”年轻人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一幅栩栩如生的倒茶图呈现在大师的眼前：一股冒着热气的茶水从倾斜的精致水壶中泄向同样精致的茶杯。
年轻人见大师沉默不语，于是问大师是不是有不满意之处。大师说：“画是不错，但茶壶和茶杯的位置有所不妥，茶杯应该高出茶壶才是。”
年轻人不解地问道：“大师是不是在装糊涂。水往低处流，如果按照大师所说，那么如何倒茶呢？”
大师微微一笑，开导年轻人说：“你说得很对。其实，拜师也是如此。丹青大师如同茶壶，你如同茶杯。”
放空自己和降低自己，是虚心的两种体现，二者的结合，是求教的不二法门，应该共同使用，而不能有所偏重。
没有本领的时候，应该积极练就，虚心求教，如果死要面子，一味自夸，只会一败涂地。曾国藩习惯用“平实”二字教育人，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而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是打恶仗那样的危险事情呢？”
曾国藩在给四弟的信中这样说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恃才傲物者，难以放空自己，难以降低姿态，自然难以有进步，难以有成绩。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谈到了虚心：“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不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通达，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期间虽然有七次小考没有考中，但他并没有为自己打抱不平，而是以考场上所做的诗文感到深深惭愧。他相信，文章写的不好的人，有可能侥幸被任用，但只要写出来的文章是佳作，就会有出头的一天，不会被埋没。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是能人，总可以出头。当自己不被人认可时，应该做的不是盲目的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是自知自谦，虚心求教，继续成长。
19．戒除傲气，谦以自持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为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盈，满也。满则生傲，傲则生败。保持谦德，便能戒傲，从而自持。
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概括出了六种谦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从狭义的方面来讲，谦虚、谦让、谦退是最为直接的谦德。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虽然曾国藩戒傲如毒，防之甚严，但是在带兵打仗时，他也有过因胜而傲、因傲而败的经历，亲身验证了“骄兵必败”的说法。他由此认识到，傲气极易滋生，极易失控，因此更要时刻小心提防。
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从古自今，谦虚一直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品质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前，人道恶盈而好谦，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既能够使人得到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经常清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不仅在内部培植力量，还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不过，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伪”。如果谦虚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加强自身精神素质的培养，这种谦虚并非出自本心，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当与人相处的时候，除了谦虚，还要懂得谦让。有了谦让，往往能促进一团和气。身处清末乱世之中，曾国藩在仅仅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曾国藩还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
人们往往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引起嫉妒和仇视。为此，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是一件很大的功劳，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此人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只能给他点好处。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是正确的。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时，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推功让利开导他：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你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李鸿章）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收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不过，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不久，朝廷下令李鸿章速率军队助攻金陵。李鸿章的麾下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
但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李鸿章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后来，金陵城终于攻下。
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则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同时对李鸿章多多美言。
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曾国藩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和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曾国藩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经常告诫他人要以谦让为本，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他这样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
谈到谦退，曾国藩做得尤为出色。“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湘系集团后来虽然成为了清廷的依托力量，但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也绝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容忍湘军坐大。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已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外，都不容易！愿与弟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希望能以此免于大的祸患。”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共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等到金陵攻克、弟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曾国荃，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在谦虚、谦让、谦退上都做足了功夫，以谦德维护外在和谐的同时，自身得以保全。
谦德是由内而外的，谦虚是第一步，能够做到谦让、谦退更为困难。要想得以保全和自持，不仅要走好第一步，还要走好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等。
20．独处自省，积诚为慎
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时候，独处是一个思考的好机会，不要因无人督查而放纵自己，要做到慎独。通过慎独，时时反省自己，杜绝一些虚妄的想法，避免犯下大错。
曾国藩日日不忘反省，深知独处的重要性。在反省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慎独的理解：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曾国藩认为，小人和君子都有独处的时候。不过在独处的时候，小人和君子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邪恶狂妄的念头，随着念头的积累，则会放纵自我，做出损伤他人的事情；君子在独处中非常严肃，会产生一些真诚正派的想法，渐渐变得谨慎起来，自足的功夫也日渐深厚。通过行动，这些念头或想法便清楚地展现了出来。
经过对《大学》的探究，古代圣贤的言行和生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阅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能够公私分明；在阐明道理的时候，能够辨明是非。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这是正确的见解。小人没有这样的见解，只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做事。有了好的念头时，生怕没人发现，于是不断思索是否值得去做；有了坏的念头时，侥幸没被人发现，想去除却不会尽力。独处的时候，那些矫饰的感情就会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欺骗。只有君子才会尽力地实施每一个善念，以免堕落；才会尽力去除每一个恶念，以免长久受其困扰……
小人和君子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小人即使能够自知，也会自欺，从而为了眼前利益而去欺骗、蒙蔽别人，最终自食其果；君子在独处时反省，有了自知而不自欺，不存侥幸心理，不做自我安慰，而是极力改正邪念，做好自己。
为了做一个更有修养、成就大事的君子，曾国藩力去恶念、力行善念，并持之以恒。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我得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曾国藩的性格发生过多次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由差变好的过程。曾国藩给后人留下的那副不苟言笑、宠辱不惊的君子形象，只是他成熟时期的性格表现。其实，他早期的个人修养并非如此深厚。那时，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很不稳定。并且，他早年善于言谈、爱出风头，被评为“言多尖刻，惹人厌烦”。
在翰林院的时候，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在与朋友交往的时候，曾国藩依然如此，虽屡有后悔，却难以去除自身毛病。
曾国藩有一次去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全部吐露出来，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半夜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好友窦兰泉有一次去拜访曾国藩，随后商讨了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然后就开始妄自发表见解，“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行为却使人十分尴尬，结果适得其反。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确实难能可贵，不料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过后他非常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如覆水难收。
1842年11月的一天，曾国藩先是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却出言不慎，结果弄得气氛十分尴尬。随后他又到了何子贞家，不久又返回陈源兖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晚上回家，他非常后悔，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折磨与争斗。接着，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妄言的恶习。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儿子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便给他写信提醒他多加注意。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父亲的信对曾国藩的触动很大，但是在以后的不少岁月中，他仍重蹈覆辙。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做了不如意的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
不久，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本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在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自己也承认怠慢了同学，并且“忧悔并生”。
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因改过心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这样做就显得不合群了。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很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虽有定分，但也可以通过诚意的加深而达到这个目的。
曾国藩深受启发，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从此以后，在处事待人方面，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己的锋芒。与此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并且告诫自己尽力改正。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中，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除此之外，曾国藩认真钻研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因此，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把“逐日检点”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
过错是难以全部避免的，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曾国藩认为，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地承认并且改正它，这是最难得的。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曾国藩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与毛病，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已有的缺点或毛病，不断完善自我。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为了做到这些，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经常给他指出缺点；二是坚持每天写日记，借此反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尤其是在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多次成败胜负的考验。
正是因为严于自省、敢于自省，曾国藩充分剖析了自我，不断调整自我，向好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所说的做人要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的训导，在以后的成长中始终没有抛却“倔强”二字，在功业文章里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敢于与强权强势的人抗争，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的磨难。随着实践的丰厚，他领悟到了刚柔之道，于是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了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自立自强的道理。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将相，都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所有的圣贤之人，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因此，他们能够独立而毫不畏惧，刚强而毫不动摇。过去他在京城的时候，总是与名声地位高高在上的人为敌，自以为能够体现出挺拔独立、不畏权势的处世态度。后来，他悟出了天地之间的道理，刚柔需要互用，不可有所偏废，太柔了就会颓废，太刚了就会折损。刚并不是凶狠残暴的意思，不过是强力纠正而已；柔并不是卑微弱小的意思，不过是谦逊退让而已。处理公事、开创家业、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而争名夺利、守业安乐、家庭相处时则应当谦退。
独处是必要的，它贯穿人的一生。在独处中，公正而严厉地剖析自我，正确评估自己的行为得失，从而不断调整。有了一次次的变化，一个人才会得到不断的升华，在与社会同步的同时保持本真，不迷失自我。
曾国藩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乱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无论是做人还是成事，都要时常独处自省，不仅要知人晓事，而且能自知调整。
21．以平、淡入世，静中守心
曾国藩认为，精神修养全是内心要做的功夫。那些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陶冶下，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最后成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因此，他把儒家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视为平生的追求目标。
自宋明以来，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三个方面割裂、对立开来，分别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结果失去了精神支柱，难成大业，即使有满腹经纶。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要结合实际去进行，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还是带兵打仗、为官从政等，都要重视修身的重要性，都要将修身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
精神是人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而精神正是修养所致。提到修身，就不得不提“静坐”，儒道佛三家共有的初步门径就是强调“静”。东汉以来，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消极出世的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是要求人们先要达到静的境界。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非常重视静字功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也是“静”字功夫深厚的体现。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因此能守心不动。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虚浮的。
曾国藩主张，要提高自我修养，不仅要在“静”字上多下功夫，还要有平淡的心境。曾国藩关于平淡的看法，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曾国藩说：“要想有广大的胸襟，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在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取舍上，要看得平；在功名的获取上，要看得淡。只有这样，胸怀才会日益开阔。”
如果一个人对世间之事不能平淡处之，而是看得相当重要，贪念过重，对好多事情都放不开，都想得到，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控制与牵累，心情就会常常受到影响，情绪波动自然就大了起来。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自然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等。一个人若把功名看得太重，必然俗见深重，于是会对很多事情充满了期待，苛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心等。很多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多是因为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
私欲围扰于心，精神自然无安静之日，心境自然不愉快。曾国藩强调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做到心中平淡，不为私欲所扰乱，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一切才可以坦然处之。
曾国藩教导自己的子孙，从诗文入手可以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更何况他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关键在于如何去化解。
在身处功名利益的主流中，仍可以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曾国藩在功成之后，又能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修养平平者难以达到这种精神上的高度。
古今不少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哪怕志得意满，也无快乐可言。更有一些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们远离红尘。这两种办法虽然都是弃功名如粪土，不受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并不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不能浪费人生的价值，要积极入世。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毫无益处。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没得到的时候想得到，已经得到了的又怕失掉。‘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欲望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因为一个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因为一个人能完全没有窃取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身处功利场，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关于改过，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就应该找出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对这个问题，再认真去检讨、改过。为此，他一生都在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做到了“静坐常思己过”。
在曾国藩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自艾自责。例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的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对于这些，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所作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都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决心。
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历程，也是他在为人处世、为官从政方面不断完善自我的历程。在静坐、平淡、改过中，他不断思考、磨炼，从而可以以冷静、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已知或者未知的事情，在享受一片安闲自适天地的同时，也推动了本身事业的发展。
要想提高自我修养，首先要保持心静。做到了这一点，方能感悟平、淡。有了平、淡，便更易知错改过。知道有所求，有所不求，从而守心不动，稳步前行。
22．抛弃喜恶，改良风气
每个人都有偏好，包括管理者在内。一旦有了喜恶之分，一定会有人投其所好，从而导致不良风气，影响事业发展。为此，管理者一定要端正态度，把握住自己，以免因喜好而导致下属无所适从，以致人才尽失、事业受损。
被人捧得高高在上的感觉是美好的，因此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免有这种世俗的习气。然而，捧有真捧和假捧，有真诚和虚伪。如果是虚伪的假捧，只会让人失去判断，养成依照喜好行事的恶习。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特别是对他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崇，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在管理下属的时候要以此为戒。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子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之前，只要朝廷出台一项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会有人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方面的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多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这一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堪称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在这篇奏疏中，孙嘉淦阐述了喜小人而厌君子这一弊端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阳代表着盛，阴代表着衰。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为此，孙嘉淦提到了三种恶习，建议乾隆皇帝不得不谨慎戒除。
第一，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
国君道德高尚，臣僚会因佩服而出言颂扬；国君多施仁政，百姓因得到实惠而感激不已。随着国家的日趋鼎盛，臣僚和百姓对国君的评价也会越来越高。即使国君有一个小小的对治国安邦有利的举动，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也会为此大加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和迎合，但国君会渐渐习以为常。殊不知，听惯了赞扬之声后，一旦听到不赞扬的话就会感到不习惯，于是开始排斥直言劝谏的人，接着会讨厌不会称赞的人，进而会疏远虽会称赞但称赞得不恰当的人。
第二，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国君愈是聪明，臣子愈是表现得愚蠢；国君愈是能干，臣子愈是感到畏惧。于是，臣子不再提出异议，处处称赞国君，把精力用在免冠叩首的礼仪上。渐渐地，国君同样会对此习以为常。看惯了献媚的行为后，一旦看到不献媚的行为就会心怀不满，于是开始排斥行为傲慢的人，接着排斥在自己面前毫不感到畏惧的人，进而会疏远献媚不到位的人。
第三，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国君以尊敬的态度求得天下贤才后，会因见到的贤才太多而不以为奇，从而抬高自己、轻视贤才；国君以慎重的态度处理天下事务，时间长了就会认为天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从而看重自己的雄才大略，看轻事情的难度。在和他人交谈时，不愿意听到自己的短处；在自我反省时，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于是，国君会变得刚愎自用，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并要求臣子严格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
早在京师学习时，曾国藩就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却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这三种不良习气。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
地位的提升，有荣耀也有责任。成为管理者后，得以提升的本领不能丢，只有如此，才能一如既往地继续进步。否则，一旦被荣耀冲昏了头脑而变得飘飘然，一改往日的优良作风，以喜好作为做事准则，只会重重地从高位摔下来，难以再次提升。
23．廉洁奉公，知足自安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在工作中，一定要有一种知足的心态，从而廉洁奉公、惜福避祸，不被贪念操纵，避免一时失足千古恨的惨景。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国藩十分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也没有“珍玩之饰”。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告诫子孙后代不要贪恋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以少年得志为戒。他认为，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
曾国藩从30岁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发财。1849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说到做到，在为官期间，尽量避免官场上无谓的应酬，同时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财物。
当时，清朝官员薪金有限，接受别人的馈赠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据说纪晓岚在担任侍郎的时候挥霍无度，依靠他人的馈赠才能过年。一次，过年时有人忘记去纪晓岚处馈赠物品，纪晓岚就登门强索，一时在京师朝野被传为笑谈。馈赠的对象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部门的首长，在京外的对象是督抚和盐使关税首长等。曾国藩将这种馈赠称之为“钓饵”，将来升官了必须要加倍“奉还”，不贪污受贿是还不起的。
看到了这些情况，曾国藩断不接受馈赠。他在担任侍郎的时候，仅靠一年四百两白银的俸禄勉强维持生活，节俭度日。后来，他虽然做了总督巡抚，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时还要俭朴。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官场的风险是很大的，要想游刃有余并保官升官，自然需要机变和谋略，也即所谓的“官场术”。几千年来，人们总结了一套套的“官场术”，虽然这些“官场术”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运用这些“官场术”需要与之相应的机会和场景，惟有“勤廉”二字是一般的准则，正如赵鼎所说：“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祈以处己；和顺，所以接物。与人和则可以安身，可以远害矣。”
要想做到清廉，知足为一剂良药。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曾国藩认为，只要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就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会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则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兰那样的芬芳香气，心如泰山般稳固；追求荣华富贵而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做。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也难以避免。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如果遇到不幸时，只是忧伤地去怨恨、责怪，久而久之，精神会低迷，身体也会生病。抬头望世界，天地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别人的穷困超过自己时，说明自己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的道路上，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
对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觉得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可取的技能。
曾国藩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我认为上天是无形的，消减一个满盈的人时，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曾国藩在为官期间，以知足为本，保持清廉，这便是惜福的方法。然而，有些人虽然知道珍惜自身，却不知道如何珍惜，结果被贪念所害。
《呻吟语》中说：“人未有洗面而不闭目，撮红而不虑手者，此犹爱小体也。人未有过檐滴而不疾走，践泥涂而不揭足者，此直爱衣履耳。七尺之躯顾不如一履哉？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拚于焚林暴怒之场，粉身碎体甘心焉而不顾，悲夫！”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在洗脸的时候总会闭上眼睛，在采摘玫瑰的时候总会担心被花刺扎破手指，这是爱惜眼睛、四肢等身体器官的表现。人们在经过滴水的屋檐下时总会疾步走过，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行走时总会踮着脚后跟，这是爱惜衣物、鞋子等身外之物的表现。然而，有些人虽然在这些小方面能够做到爱惜自己，却会被各种欲望遮住眼睛，宁愿以七尺之躯为代价，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既然我们要爱惜自己，就要懂得怎么去爱惜自己。在工作中，只有远离贪念，我们才能始终不偏离前进的轨道。
春秋时期，鲁国大臣公仪休嗜鱼如命，很多人都有耳闻。升任宰相后，很多人争先恐后地给他送鱼。公仪休虽然爱鱼，但对他人的馈赠毫不理会，命令管事一概不纳。
弟弟对公仪休的行为感到诧异，于是问道：“兄长，你平素最喜欢吃鱼，现在为何一条也不接受呢？”
“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这些人送的鱼。”公仪休严肃地对弟弟说，“你以为这些人是喜欢我、爱护我吗？不是。他们喜欢的是我手中的权力，希望我运用权力去偏袒他们、压制别人。吃了他人送的鱼，必然要给他人办事。如此以来，我必然会在有些时候不能秉公办事。不公正的事做多了，天长日久哪能瞒得住人？我这个宰相早晚有一天会被撤掉。到那时，不管我多想吃鱼，也不会有人给我送鱼，并且我连买鱼的薪俸都没有了。只有不接受他人送的鱼，我才能公公正正地办事，才能永远有薪俸，永远有鱼吃。”
一次，一个不知名的人偷偷往公休仪的家中送了一些鱼。见无法退回，公孙仪就把鱼挂在家门口，直到腥臭后才将其扔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他送鱼了。
公休仪的例子告诉我们，远离贪念，我们才能更自在地生活。只有保持清廉，才能堂堂正正、怡然自得。
工作期间，无论是公司的公共财物，还是客户的有意馈赠，都不能轻易地据为己有。一旦动了贪念，就等于给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早晚有一天都会深陷其中，因爱己而害己。
24．防微杜渐，远离恶习
习惯的形成，都是日积月累而成的，恶习也是如此。一旦形成了恶习，往往根深蒂固、难以戒除。为此，一定要防微杜渐，及早反省悔改。
《呻吟语》中，谈到了天下大势的形成，与恶习的形成极为相似。
书中谈到，天下的大势，如果是突然间形成的，扭转局势就有可能；如果是逐渐形成的，就将难以改变。这主要是因为突然形成的局势根基不牢，容易连根拔起；而逐渐形成的局势早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天下大势的形成，根源都在于积累和渐进。一根羽毛虽然轻飘，但随着数量积累，放在车上同样可以把车轴压断；一滴寒露虽然柔弱，但随着天气的渐变，同样会成为坚硬的冰粒。自古至今，无论是国家的败亡还是个人的衰退，都逃不出“积渐”二字。大恶由小恶积累而来，小恶是大恶的开端，忽视小恶的做法最终会残酷地毁掉一个国家或一个人。
恶习的形成也是如此，一旦形成，危害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戒除不良习气的决心与勇气，就不能够担当大任。然而，一个人的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国藩在戒除一些恶习的过程中，颇费功夫。
曾国藩初到京师，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无任何特殊之处。他每天的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说他的官职做大了，而是他把这种应酬作为一种消遣时光的方式。
1840年（道光二十年）4月，恰逢而立之年的曾国藩经过深造，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了翰林院。这一官职深得他人的羡慕，因为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在中央做官，所受的俸禄并不一定比地方的高，但是却有更多机会去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了靠山或者有人提携，自己的前途就会更加宽广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央做官，列于“天子近臣”之列，如果有能力、有才华，就会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在地方做官则不然。
在翰林院期间，曾国藩“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每天在吃酒、读书、闲侃中度过，他这样感叹道：“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因此，他常常在《日记》中“检讨”自己，但每天却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后来，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自察自改这种品行，就会沉迷其中而不思进取，成就不了一番大事。对于类似曾国藩这样的翰林院储备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本无可厚非，但是每天在消遣中度日却难以拥有经世韬略。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10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就出门拜客。他白天会客，庆贺他人生日，晚上欣赏昆曲，直到深夜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自己的自责。他在“检讨”自己的同时，还在告诫自己力戒不良习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是浮躁所致，虽然他可以强迫自己静下来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等，但是由于心浮气躁，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只有减少往来，才可以“渐改往逐之习”。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空余时间尽量放在读书上，以此来约束自己，达到自戒。
为了远离恶习、防微杜渐，曾国藩经常反省。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较差，经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所拜之家大都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他“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他在日记中描述说当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热闹非凡的一天结束了，晚上回到家中，有些惶然不适。妻子正在闹病，并且呻吟不断，使他情绪很乱，“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所见的佳丽美景与晚上病榻上妻子的呻吟之声，这种明显的反差使他实在无法忍受。此时，他的全身都为私欲所填塞，不能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因此以往练就的理学功夫大减，每当听到别人谈论理学，便感到隔膜不入，他感到后悔莫及。
后来，吴竹如来到曾国藩的寓所，与他谈论理学，并谈了自己的体验，认为舍“敬”则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曾国藩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他明知应该从“敬”字处下手为紧，也承认“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闺房之内有不敬。去年曾发誓戒除此恶，如今又犯，可耻，可恨！竹如来后，与我久谈。因久不克治，对此良友，只能觉得很惭愧。”他还说“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会一发不可收，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他坚决不纳妾，严格自律生活作风。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这是他品格的突出之处。
为了戒除不良习惯的产生或蔓延，实现“澄清天下之志”，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三戒：吃烟（鸦片）、妄语、房闼不散（放纵房事）。他以“三戒”严格要求自己，后来也确实做到了。
在曾国藩看来，吸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不利影响，难以集中精神做事，容易出现差错。他说：“精神要常常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他还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他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因此，刚开始戒烟时，他经常找朋友们下棋、聊天，以此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有了恶习，自然当戒。戒除恶习的时候，可以学学曾国藩，试着寻找方法。恶习尚未形成时，一定要防微杜渐。毕竟，防范甚于治疗。
25．弊病由懒生，勤则百般好
曾国藩认为勤是生动之气、惰是衰退之气，一个人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或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的意志。有了勤，不仅可以戒除懒惰，而且可以衍生出其他美德，比如敬、谦、廉、恕等。
曾国藩认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者做起事来从不懈怠、兢兢业业。他说“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认为“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他认为，“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在军事上，“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在居家上，“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惰气与骄气的危害不相上下，如果戒除了骄气而不戒除惰气，人生同样毫无起色。
曾国藩认识到，懒惰乃人生之大敌。他的一生可谓戒惰如仇，在给诸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三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是关于告诫自己要力戒懒惰的。在他的家书中，也有许多是在警示诸弟和子侄务必要戒除“惰”习的。他经常劝导诸弟和子侄要戒除惰性，勤奋读书，并且不要脱离劳动。他的弟弟、子侄们谨记他的教悔，平时在读书之余，也经常拾粪、下田，保持了耕读之家的优良传统。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他要求内眷养成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戒惰是曾国藩修身智慧的又一体现，戒惰如仇、勤劳不懈的习惯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在给陈俊臣的回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克一己之懒惰。”在回复葛章山的信中，他也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人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悔恨！”他还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为了戒惰，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军中，曾国藩都坚持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部下也都这样做。他还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可以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以此来督促部下戒掉睡懒觉的习惯。
无论资质平庸还是聪颖，无论家境贫寒还是富有，都不是一个人前途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天道酬勤，人生要义应该以勤为本。以勤补拙，以勤促成。
通过对历史的仔细研究，曾国藩认识到，“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在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时，曾国藩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认为只有勤劳刻苦才能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宋代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若是懒惰懈怠，必然会使民受其弊。
在曾国藩看来，勤可生敬，也可生谦，于是常把“勤、敬、谦”相提并论。
曾国藩有篇《习劳而神钦》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在这里，他提到了勤的诸多好处。
曾国藩认为，居官应以“勤廉明恕”四字为本，除“明”外，其余二字则由勤而致。曾国藩读完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书后，非常佩服，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深切感触，非常同意汪辉祖的观点，认为居官应以勤为首，要克制自己的惰性。
曾国藩手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也是他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每当有懒惰情绪时，曾国藩就会深刻反省，并且痛加改过，并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自责。
曾国藩详细规定了自己每天应该处理的事件，并常常在日记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近日处理公事不怎么认真，来客颇多，对待志趣与以前相比有些散漫，大凡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天都必须要精心用力，独创深远，聚集小弱，以求进步，一日不进步，则日日渐退。以后每日要留心吏事，要勤见僚属，多问外事；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从慎择卡员、查阅人数下手；留心文事，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留心吏事、军事，午后留心饷事，晚上留心文事，把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即使不会每日进步，也可免于退步。第二天应办之事，如果积累太多，应当在清早就开始处理，在当天了结。就像农家早起，分派好当天事务，没有当天完不成的，积压自然较少。
曾国藩在身强力壮之时，对幕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革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尽管他“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仍然“沿此旧习”。在晚年，尤其是由直隶总督改任两江总督后，他的视力大大减弱，虽然“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的政务。
在治学方面，曾国藩把勤放在了首位。他把治学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后来又把这一顺序作了一些改动，不过“勤”依然列于首位。他认为，治学方面必须首先做到“勤”，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地坚持不懈。他勤奋读书的习惯即使在从军之后仍旧没有改变，并经常教导部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在统领湘淮两军时，曾国藩还主管江南数省的军政。虽然公务繁忙，但是他仍然可以挤出时间来看书，坚持每天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他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前，几乎从未中断过。他的日记有几种，仅留传下来的就有一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有很多精辟见解，都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认为，勤可正己，也可率人。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经常伴随曾国藩左右。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可以减少疏失。而李鸿章却告诫吴汝纶说，为官不必亲理小事。曾李二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吴汝纶比较二人的优长，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于是按照曾国藩说的去做，可是坚持了几天就有些受不了，毕竟亲理细事，劳心劳力，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更加佩服曾国藩。
每当一位新官上任时，曾国藩都以“勤”字相诫。朱品隆新任管带，曾国藩就告诫他说：“吾不仅愿将成一显宦，实愿该将做一好人。行己以‘勤’字为本，治军以爱民为本，自日日长进而不自觉也。”副将胡晖堂奉命统领湘前副右营时，曾国藩告诫他要认真整顿营务，从“勤廉”二字入手。
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也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在历代家训中，也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这便是“勤训”。
在曾国藩的传世作品中，家书的影响最大，其中包括了修身、处世、齐家、治国等多方面的智慧，但最核心的是一个“勤”字。
曾国藩曾告诫家人：“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顿，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曾对儿子纪泽说：“我们大清朝世代圣主相承，一直都是寅正时就起床，至今二百年未改。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在寒冷的冬天，起床后约一个时辰才看到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黎明就起床，有事时则不到黎明就起床，并且每天夜里都必定要起来查看一二次不等，你们都曾亲眼看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就起床，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且业已娶妻成家，就应当以早起床为第一要务。不但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身体力行。”
曾国藩认为，勤是慢慢养成的，并且要一直坚持下去。他的一生贯彻着一个“勤”字，在晚年几乎双目失明时，仍手不辍书；在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不懈，直到病逝。
业精于勤荒于嬉，一个人一旦变得懒散，就算有能力去做一件事情，也不愿动手去做，从而白白浪费了机会；就算有时间去完成一件事，也会因为懒散而把时间白白浪费了。懒散很容易，因为四肢不勤即为懒散、坐着不动即为懒散。要想不被惰气吞噬，就要马上行动起来。
26．挺身而出，化解争执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争执。无论为何事而争，无论是否争得赢，都不利于交往。毕竟，如果输了，就彻底输了；如果赢了，也输了人气、添了敌意。对此，曾国藩以“挺”字入局，抛开常人难以舍弃的面子、好胜心等，挺身而出，看似输了气势，实则化解了争端，方便了自己。
咸丰七年（1857）的家居生活，使曾国藩有时间反思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
再次出山后，曾国藩把“挺”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真正能体悟其中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不了了之，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给你听。有一个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吃午餐，早上就吩咐儿子前往市集上备办肴蔬果品，结果中午过了还没回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自到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的地方，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坝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古时候挑着东西到处卖的商贩）对峙，彼此不肯让步，不让对方先过。老翁赶上前来委婉地说：“老哥，我家中有客，正等着弄菜，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都方便？”那人说：“你教我下水，难道他下不得呀？”老翁说：“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会浸湿食物的。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使你的货物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那人说：“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怎能教我让避？”老翁见说好话不行，就挺身靠近说：“来来，要不这么办。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给你，怎样？”当即俯身解袜脱鞋。那人见老翁如此，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既然您老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他先过去。”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挺的目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而是为了做出表率、显示出牺牲精神，于是挺身而出，以此来平息事端或感化对方。
曾国藩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脾气暴躁，爱和别人争吵。一次，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挡住了吗？赶快挪开你的书桌。”曾国藩听后并不发怒，照他的话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位同学又说：“平常白天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别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声默诵。
曾国藩高中举人后，喜报传来，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现在让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很不服气，责问那位同学：“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别人呢？”那位同学说：“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都认为他无理取闹，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并不在意。事后，曾国藩对同学们说，在一起读书，不能成为好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何况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呢？
与不讲理的人讲道理，换来的只是无聊的争执，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激化了矛盾。于是，曾国藩看清了利弊，心中毫不气愤，自然不需要逞口舌之快、出口恶气。
面临争执时，如果互不相让，矛盾将很难解决。此时，如果能够挺身而出，做出退让，往往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咸丰初年，曾国藩的家人要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闹得几乎要到湘乡县府去打官司。操持家务的弟弟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了张英的故事。
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官拜宰相。一日，安徽老家来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家人为了与一叶姓邻居争一墙之地而闹得不可开交。张英看罢哈哈大笑，当即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只写了四句话：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于是，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读过曾国藩的信后，胸襟豁然开朗，主动退让三尺地。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感动了邻居，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自退三尺让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诀，也是他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
在争执中，表面的胜负并不关键，主要取决于内心，否则即使赢得了周围的喝彩，也毫无真正的作用。与其在争执后防范他人的报复，不如敢于挺身妥协或退让，主动化解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