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说过“家和则百福生”，这与中国文化以“和”为价值取向是相符的。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和谐，就不能和衷共济，即使家庭之前再兴旺也终归会走向败落。为了家和，曾国藩言传身教，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27．侍奉父母，以欢心为本
曾国藩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孝敬父母，不仅仅要停留在饮食供奉上，还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欢心为本，一家人其乐融融，上下欢愉，一团和气。
要做一个孝顺的子女，欢心就是标准。为了让父母欢心，曾国藩从三个方面做起，值得我们学习。
（1）让父母生活无忧
曾国藩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他自己不能回家亲自照顾父母，但经常写信问候，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
关怀父母，从关心父母的生活做起。随着我们的成熟，父母开始走向衰老，身体慢慢地跟不上以前。不过，他们还会为我们操心。他们想到我们结婚要用钱、买房要用钱、养孩子也要用钱时，于是不愿意在家闲着，能多做点事就会多做点。有些父母还会与其他父母做比较，因为挣的比别人少而责怪自己没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劝说父母不要过度操劳是很重要的。无论在家还是出门在外，都要叮嘱父母不要为我们操心，要跟他们说一些“爸妈，你们的责任和义务早已经尽到了，该是享福的时候了”、“尽管我挣得不多，但钱多了多用，少了少用，你们不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吗”、“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我还年轻，又不是不能挣钱”之类的话。当我们发现父母不听劝的时候，要跟父母讲一些道理，说一些“你们劳累过度，一旦生病了，我要回家照顾你们，没法上班了，也耽搁我的事”、“累病了的话，好不容易挣的钱还不够去医院看病呢，自己也遭罪”这样的话。总而言之，让父母量力而行，当我们不在他们身边时，他们也能好好照顾自己。
（2）对父母和颜悦色
照顾父母要和颜悦色，因为照顾父母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有人与父母发生矛盾后，为了在别人面前体现自己的孝心，会说一些“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些什么、有吃有喝还不高兴”之类的话。如果照顾父母还让父母觉得不高兴，这只能是我们的问题。父母需要的不是山珍海味、金银满屋，而是贴心的照顾。
要做到贴心，就要让父母心里感到温暖。做到这点需要用心，与我们自身具备的能力、财富等外在条件毫无关系。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只要不以工作、事业等借口或理由忽略父母，点点滴滴都能让父母感到温暖。
比如，父母也有犯错的时候，当父母做了错事时，不要指责他们。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犯错，甚至鲁莽地顶撞他们，说一些大逆不道的话，他们也舍不得打骂我们。我们也遭受过指责的滋味，心里有时候甚至会为此而愤怒。当我们受到指责时，我们会向朋友、妻子乃至父母诉说，以便舒缓情绪。如果我们指责了父母，父母会显得无所适从，他们不会责怪我们，因为他们从来对我们都是包容而宽厚的；他们不会向别人诉说，因为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更要维护子女的面子，有时候甚至违心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孝顺。不要再去折磨父母年老而脆弱的心，父母以无私的爱包容了我们几十年，我们也要懂得包容他们，以委婉的方式告知他们以后怎么做以及这样做的好处，父母往往会言听计从的。
（3）对父母百依百顺
曾国藩对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对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都要谨守毋违，并且写了下来，作为家训。
由于年龄的差距，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代沟也是正常的。为此，更要主动地与父母沟通，理解他们。比如，有些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如果刻意让他们改掉，显然是在难为他们。如果并无大碍，不妨迁就他们。再比如，随着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的家用电器进入了千家万户。有些父母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慢，这个时候要耐心教他们如何使用，而不能显得不耐烦。等等。
为了子女，父母操劳了一辈子。当我们长大后，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28．兄弟和睦，家庭必兴
曾国藩常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这里所说的兄弟，涵盖了姊妹。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9人，作为长子，曾国藩非常关心弟妹，经常问候、勉励、劝诫他们。
在生活实践中，“和”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目的或手段。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交往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不同的事物相配合，才可以达到平衡，这就叫做“和”。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
曾国藩认为，亲人之间应当和睦，做到坦诚和忍让，在相互关怀帮助、相互砥砺的基础上，家庭才可以不断走向完善，在相互协调中达到家业的兴旺。特别是在兄弟姊妹之间，更应该做到和睦。也只有如此，父母才会宽心。
兄弟因未能考中科名而放弃学业，曾国藩循循善诱，不断勉励，督促兄弟继续努力。他对待兄弟竭力爱护，从不姑息纵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他常常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家族的利益为重。他常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百忙之中，曾国藩总不忘记写信教导诸弟踏踏实实做人，督促他们读书学习，提醒他们重视孝友耕读，力求绵延世泽。
曾国藩对四个弟弟爱护备至，他一生用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和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以说，他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曾国藩的四个弟弟，分别是曾国潢（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浦）和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兄弟五人中，有四人上了战场，只有弟弟曾国潢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太平天国战事兴起后，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与太平军鏖战。几位弟弟都想借此时机一显身手，由于个人资质和努力程度有限，他们通过科举正途升官晋爵的希望非常渺茫，而又不甘心终生当个农民，所以争先恐后想钻到军营里。曾国藩认为家中不可无人操持，因此多次劝告弟弟们回家，可是无人听从。后来曾国藩借曾国潢在军中的一次失误，说他不适合从军，硬是把他赶回了家中，让他全力主持家政，教导子侄读书。
曾国潢开始并不乐意，曾国藩在家书中勉励他要重视孝悌：“如今人们误解了学问，如果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学问就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为了考取功名，人们读书时更加注重是否与考试的科目相关，把最该重视的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关爱家人等学问放在一旁，置之不理。殊不知书上所载的，圣贤所说的，无非是要人们明白孝悌的道理。如果事事做得，即使笔下写不出来也没关系。如果事事不能做，并且有亏于伦理纲常，即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是个不守三纲五常的罪人。贤弟性情真挚，不擅长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对待长辈时，一定要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对待平辈和晚辈时，要使兄弟妻子都感到和蔼有恩，井然有序，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曾国潢渐渐明白了曾国藩的用意，也就没有怨言了。
在亲临战场的四人中，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金陵围，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对曾国荃尤为关心，给他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他才大志大魄力大，但是却有些傲气，曾国藩经常提醒他戒除这种坏习惯；他喜发牢骚，曾国藩又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要求他戒除；他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他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
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
不仅如此，曾国藩甚至有了一个“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受到了兄长的如此关爱，弟弟们也对曾国藩非常尊敬，对他的教导铭记于心，兄弟间关爱互助。
兄弟和睦，劲往一处使，家庭即使不会很快富裕，也会一天天兴旺起来；兄弟反目，同室操戈，不仅让外人看笑话不说，还会自我消损，即使有再大的家业，也会在内部的勾心斗角下瓦解。
29．爱不是姑息，要讲究方法
爱护家人要讲究方法，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爱。曾国藩在爱护兄弟时便是如此，“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爱不是溺爱或放纵的姑息，而是要起到长久的作用，爱之以德便是方法之一。
曾国藩是曾家的长房长子，且又早有所成，在家里的地位自然重要。因此，曾国藩对待兄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多方爱护、教诲。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护，是一种真正的爱护，也是一种长久的爱护。他有这样的观点，也是这么履行的。
曾国藩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1864年（同治三年）2月24日《致澄弟》中，他这样写道：“提到节俭，你说时时在用功，我感到很欣慰。不过，此事很不容易，从已经养成的奢侈习惯返回到节俭，就像登天一样。比如，去县城的时候雇人，以往只用轿夫二名，挑夫一名，如今已增至十余名。就是减少一两名、用七八名也难以做到，更何况只用三四名呢？”在这篇家训中，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
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1860年（咸丰十年）5月14日，他在信中写道：“弟弟为我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4月16日，曾国藩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这样写道：“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曾国藩的爱之以德，是以日常生活及行为规范教诲弟弟，做到勤俭、朴素，而不是一味地给予或满足弟弟的安逸。他把爱看成了一种长久的责任，生怕把爱弟弟变成了害弟弟，所以处处谨慎。
爱有时是深远的，而不是肤浅的，爱护家人并不是表面上的嘘寒问暖，而要考虑长远。正如曾国藩所说，一旦因爱而姑息，表面上是爱护，结果促发了懒散恶习的形成和骄气的蔓延，导致恶果。因此，有些时候，爱护要做到用心良苦，表面上虽然看似不爱护，实际上却是真正的爱护。
战国时期，赵太后刚刚掌权，秦国便大举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赵国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为人质，否则拒绝救援。赵太后不肯答应齐国的要求，尽管大臣们纷纷劝谏。见大臣们没完没了地前来劝谏，赵太后干脆明确地说：“谁再来劝我把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我就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左师触龙听闻此事后，希望面见太后，太后气鼓鼓地等着他的到来。
触龙一路小跑来到太后跟前，与其聊起家常来，太后的怒色减缓了许多。接着，触龙说：“我的小儿子舒祺，年龄最小，很不成器。我已经老了，很是疼爱他，希望他能当一名保卫王宫的卫士。我冒死把他托付给您了。”太后答道：“好吧。他多大了？”触龙道：“十五岁了。虽然他还小，但是我希望在临死前把他托付给您，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太后问道：“男人也宠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答道：“比女人爱的程度更深啊！”太后说：“其实女人也十分疼爱小儿子。”触龙说：“我自认为您对燕后的爱，要超过对长安君的爱。”太后道：“你错了，我对燕后的爱赶不上对长安君的爱。”触龙道：“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要为他的长远利益考虑。燕后远嫁他方时，您抱着她的脚跟，哭泣着为她送行，认为她嫁得比较远，悲痛难耐，那情景非常伤感。燕后走后，您还时常惦念着她。祭祀时必为她祈祷祝福，希望她不要回来。这难道不是为她的长远利益考虑吗？难道不是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吗？”太后答道：“的确是这样的。”
触龙又说：“从现在的赵王上推三代，在此期间，有没有哪位子嗣继承被封为侯的父亲的爵位的？”太后道：“没有。”触龙接着问：“其它诸侯国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太后道：“至目前为止，我尚未听说过。”触龙说道：“看近一点，祸患会落到自己身上；而看远一点，灾祸将会牵连到子孙后代。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的子孙后代没有能力吗？不。是因为他们虽然有尊贵的地位，但对国家却没有功劳；所拿的俸禄颇多，却毫无建树。现在您给了长安君尊贵的地位，又把最肥沃的土地和许多珍奇宝物赐给他，但却不让他为国家做点贡献。有朝一日您不在了，长安君凭借什么在赵国立身呢？老臣以为，您为长安君设想得过于短浅了，所以您对他的爱比不上对燕后的爱啊！”太后道：“好吧，你看着办吧。”于是，长安君在触龙的安排下到齐国作人质，换来了赵国的安定。
触龙的一番话，正是为长安君的长远利益考虑，并以燕后为例子进行阐述，改变了赵太后的主意。
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父母因心疼孩子而处处照顾，使得孩子失去了自理能力；因爱护兄弟，见兄弟吃了亏而不问青红皂白便为其出头，结果闹出事端；等等。这些爱护都是盲目的，往往会起到反作用。
爱护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爱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面对各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不过，只要能把握住根本，凡事看远一点，多为家人着想，爱护同样会变得容易。
姑息的范围很广，除了放纵、溺爱、偏袒外，无原则地宽容、过往不究等，都包含在内。一定要看清姑息的害处，这样才能在该忍心的时候忍住，而不是盲目地心疼，才能真正做到爱护家人。
30．以身作则，给后辈树立榜样
曾国藩在教育后辈时，“爱之以其道”，并以身作则，为后辈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起到了积极作用。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今朝如何位高权重、风光无限，如果不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子女就难免会流荡沟壑。因此，官宦子弟应该杜绝骄奢无礼，要懂得修身养性。他认为，子女都有成为千里马的可能，而能否使潜在的千里马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家庭教育。
历观往代，曾国藩总结出了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为此，他严于教子，把培养子女们自立自强作为家庭兴衰的“可大可久之规”。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
曾国藩的示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工作上投入
对待工作，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不断地工作，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
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将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
（二）以恒心示范
曾国藩不仅自己把读书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家庭教育中，他也提到“愿代代有读书种子”。在对待子女的读书问题上，他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并且他的教子方法卓有成效，影响深远。
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是否可以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自我修养，不是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夸夸其谈，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在修养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时地通过读书、学习、坚持而弥补。
曾国藩酷爱读书，读书之勤无人能及、世所罕见。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看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准。
（5）读史：购二十三史后，其父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补，尔能圈点一篇，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读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奉其父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累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做字：早饭后，做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的自课十二条，自订立起终身坚持，后来他曾手抄此“功课”，让他的子弟们“效法”。
（三）时刻检点
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曾国藩均有极大的成功，这些都得力于他的时刻检点，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四）在清廉上示范
后人读书做官，不乏图财之人。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却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并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羞可恨的事情。
曾国藩认为做官不是为了发财，更不应该留下钱财给子孙后代，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后来，他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须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他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曾这样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谨遵遗法。忠襄公（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够用，因再赠四百金。”如此清廉的总督，真是罕见。
曾国藩手制《家范》，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的见识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曾国藩率先垂范的教子之道深深赢得了家人的敬服，家人都以他为榜样。以言论为指导，以行为为榜样，这样就能树立起一个实际的典范，便于学习和模仿。否则，说一套、做一套，自然难以说服后辈，更别提规范家风了。
31．重视读书，及早教诲
生活原本充满了艰辛，作为长者，应该早些让幼者明白这个道理，使其更易有发愤读书的决心和毅力。为此，曾国藩家风以耕读为特征，在固守业农世家、感受生活艰辛的同时，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子侄们自幼就受到曾国藩的反复训导：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读书更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官宦人家的子弟多有骄横，多颐指气使，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此很难有所作为。与之相比，曾国藩家族的耕读家风是源远流长的。
曾氏家教有许多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特别嘱咐曾国藩等，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父亲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告诉他们“临场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经在京做官的曾国藩，在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
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曾麟书总是因势利导地给予鼓励。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其弟曾国华的文章大有进步，父亲便立即写信告诉曾国藩说：“读者专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曾麟书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所需的费用，经济上并不十分充裕。可是，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他总会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上很讲究方法，不重速效，而重在循循善诱，“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接着，他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国藩接触的是长辈勤俭素朴的生活，礼仪廉耻、忠君爱国之类的教诲，这样的家世使曾国藩从小就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自识字起，直到生命终止的前一天，他都无时无刻不以学习为事业的攀登点，他对子弟也是这样要求的。
耕读为本，这是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的一贯主张。他既希望曾家后人兴旺发达，又时刻忧虑他们养尊处优、沾染坏习气。因而，他反复指出，应该坚持把“耕读”作为立家之本，他的这一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曾家子弟能有所成就，且数代不衰，与曾家的耕读作风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认为，读书还可以进德、卫身，可以陶冶性情，从书中领略古人的诗文韵味是一种享受。他对儿子纪泽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曾国藩十分推崇的张英、张廷玉的父子宰相家训，其中说“书卷乃养心妙物。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
在曾国藩的家信中，内容最多的就是督导子侄读书。在子侄辈年幼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身上，总是不厌其烦地督促他们读书向上，切勿放任自流。从言传到身教，他都亲力亲为。
在给曾国潢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家中读书事，弟弟也应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侄儿，皆须读书，令晓文理，在乡能起稿，在外能写信，庶不失大家子弟风范。若不能此二者，则是为父母者之过，即余为伯者亦与有责焉，弟不可太疏也。”
当几位弟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后，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子侄辈的培养上。他经常写信给家中的曾国潢，告诉他一定要注重子女读书。
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你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你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你当用油纸摹颜真卿的《郭家庙》、柳公权的《琅琊碑》、《元（玄）秘塔》，以医治你的这种毛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告诉长子曾纪泽，读书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只有立志读书，才可以实现这一变化。人生短暂，如果从小不立志读书，老大就会后悔莫及。他反复嘱咐曾纪泽“你今未满二十，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读书应该惜时如金，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趁年轻的时候勤奋读书，为将来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在民国时所写的追忆父亲的回忆录，字体端庄秀美，让人赞叹不已，这一手好字，足以显示曾家耕读风范的泽流。
1865年（同治四年）5月26日，曾国荃的长子曾纪瑞在县学考试中取得第一名。曾国藩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教导兄弟子侄读书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给弟弟写信说道：“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曾国藩从军打仗时，无论多么忙，无论在何种状态下，都不会忘记敦促子弟读书，即使在军事紧急的状况中，他都能毫不耽误地把儿子的学业《闻人赋》圈批发还，不忘夸赞、鼓励儿子说“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怀”。
为了让曾家能代代有读书种子，曾国藩费尽心血。他教导其弟、其子、其侄的家信不绝于缕，同时，还费心费力地给子弟择师、择地、择书。曾国荃与他同在京城时，他给曾国荃规定课程，日日督促学习，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儿子在他身边时，他也总是悉心教导，费尽苦心。
曾国藩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无论是从科目的选择上，还是在课程表的制定上，他都细细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
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悉心教导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次子曾纪鸿精研数学，并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曾广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中有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家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无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都要重视读书教育。只有读书，才能更明事理，凡事看得更远、更清。兄弟姊妹之间，应互相勉励；对待子女，要循循善诱，使其认真学习。以知识改变命运，以知识丰富精神。
32．得一技之长，生活有保障
曾国藩自从出仕为官，直到撒手人寰，一直希望子孙后代“做士民之想”，即不要谋求做官之梦，要做一个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在今天，踏上仕途、做人民公仆是光荣的。不过，技不压身，只要有了一技之长，即使离开仕途，也能安身立命。
在古代，父子宰相、相门世家等两代或数代为官的现象有许多，无论是豪门望族还是家世显赫，都能让人羡慕。那时，官与权、势、财往往连在一起，可以说，做了官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当时，在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中，士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不过，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更有可能遭遇杀头的危险，甚至是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并不提倡代代做官。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家境困难，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冀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对于曾国藩的苦劝，王待聘心悦诚服，放弃了在京做官的念头。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逐步当上侍郎、朝廷考官、地方巡抚、总督等大官，在好多人眼里，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不过，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治政治世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富厚堂修成后，曾国藩虽责其奢华，认为无可补救，但也不能拆毁，觉得这是一个树立以士民为“代代作想”的好时机，因此将最重要的部分用做书楼，把它作为富厚堂的精神中心。
在给弟弟及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不要在富厚堂门外挂“侯府”、“相府”字样的匾。他认为，如果挂这样的匾，曾家人自然就会产生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就会“一代即败”。因此，他要求家人最好不要挂匾，或者只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他承认自己受过太保之类加衔，这是有才学的荣誉之衔，用来提示子孙不要以做权官为荣，而要以做有学问的人为荣。
为了给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士民”的榜样，曾国藩费尽了苦心。他举出清代三个家庭的故事，常常在羡慕之余，认为自己实在可望而不可及。他说：“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地。就其最善教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共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
这三大家确实是清代很有成就的诗书之家，他们教子有方，重视学习。
桐城张英、张廷玉，不仅父子宰相，而且也是诗书门第之家，其教子方面的成就令康熙、雍正也赞叹不已。曾国藩将张英的《聪训斋语》当作座右铭，并且亲自向儿子纪泽等讲解此书。
安徽梅氏也是曾国藩意欲取法的一个士民家庭，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年幼时，他就跟随父亲与老师观测天象，了解了天体运行情况，也逐渐迷上了天文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深入研究当时很流行的中国古代数学，还介绍欧洲的数学，他著的《几何补编》四卷，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向。他一生著述达八十多种，富于科学价值，代表作有《梅氏百算全书》、《古今历法通考》等。他做学问很勤奋，让人佩服不已。
高邮王氏也是士民之家，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曾经担任吏部尚书，很重视家庭教育。王念孙8岁时已经把《十三经》以及一些历史典籍读完，乾隆皇帝南巡时，赐他为举人。1775年（乾隆四十年），王念孙中进士。后历任御史、给事中等职。1799年（嘉庆四年），仁宗亲政，玉念孙首先弹劾大学士和珅，上书援引经义，使仁宗大动心绪。同年，授直隶永定河道。1781年（嘉庆六年），督办河工。
王念孙不仅学富五车，而且精通水利。在工部做官时，他著《导河议》上下篇。在奉命修撰《河源纪略》时，王念孙全力批驳他人的错误看法，确定河源，并撰写了《辨伪》，记录于《河源纪略》中。罢官后，他专研于写书，著有《读书杂志》。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提倡做官之想，而积极树立“士民”形象。在曾国藩眼中，诗、书之泽即惠及当代、惠及子孙、惠及后人的功德之事，所以称为“泽”。他所说的诗书，包含了科技发明创造，如梅氏就是如此。因为这些真本事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是家族的保障，是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拥有一技之长都是必须的。有了一技之长，就有了价值。有了价值，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33．以俭持家，培养自强自立
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很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相伴终身。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治家则首倡以俭。
古语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先秦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俭”在养德、养寿、养神、养心四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俭”虽是一人之作为，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俭”字在治家、为官、治国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作用。
元代名臣达理麻识理说过这样的话：“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在京为官时，曾国藩勤俭节约的习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行之一生。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其中，吴廷栋是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直贫寒，却以俭自强，从不愿求助他人。在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即使日食不给，也能处之安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便带着三百两银子前去探望他。当询问起近来情况时，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曾国藩领会了他的深意，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
为了维持生计，曾国藩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持身节俭，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鼎力相助。但是一个人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轻贱。生活奢侈，会刺激自己的物欲，这不仅会破坏自身形象，也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不利于自立自强。
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想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
曾国藩居官30年，常常因不能节俭而痛自惩责，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虽身为将相，曾国藩却如处于寒素之家。他每顿只吃一个蔬菜，决不多设。因此，当时人们称他为“一品宰相”。
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特备盛宴款待他。虽山珍海味罗列满桌，但曾国藩仅仅吃了他面前所摆设的几道菜，对其他的菜丝毫未动。宴后，他感叹道：“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曾国藩的衣着也非常简朴，他有一件天青缎马褂，只有在庆贺及新年时才拿出来穿。因此，虽然在家里放置了几十年，却仍然像新衣服一样。他说：“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不这样认为，觉得旧衣服并不比新衣服差。现在的衣服布料，还不如以前的好呢。”
曾国藩经常教育子侄，不要穿华丽衣服，不要多用仆婢雇工。这样不仅可以节省钱，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有这样的传统：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要亲自纺织。不仅如此，男子在选择配偶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而是选择勤俭之家，以免沾染奢惰之习。
曾国藩的节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他告诉家人要把生活中的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收集起来，以备使用。他说：“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这种变废为宝的方法，既节省了财物，又养成了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在居所方面，曾国藩同样节俭。湘乡白杨坪的曾家老屋已有百余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家中人口逐渐增多为由，又另建了一栋新屋，费资三千余贯。曾国藩听说后很不高兴，写信责怪弟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
曾国藩认为，乱世居家，不可过于张扬。大手大脚、大操大办地建造宏丽的房屋，会招来祸患。超出一般人的居住水平，就违背了勤俭持家的宗旨，这也体现了他明哲保身、力求俭朴的思想。
曾国藩曾专门写信告诫四弟要节俭，他这样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做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做。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为了教导子女学会节俭，曾国藩在1862年（同治元年）5月27日，在《谕纪泽》中这样写道：“凡是世家子弟，衣食起居都要简朴，与寒士相同，才可以成大器。如果沾染了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我荣幸成为将相，所有衣服放一块都不值三百钱。希望你们常守俭朴风气，这也是惜福的方法。”
总之，他告诫家人，要爱惜物力，保持寒士之家风。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潢对此功不可没，但是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曾国潢是曾家诸兄弟中最勤劳的一个，但是，他还是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保持节俭家风的坚持，实属难得。
在湘军将领中，兄弟一同参军的大有人在，但家族常保不衰的，却只有曾家，因为曾家有专人主持家政，并且能以俭持家。
节俭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庭的大事。一个人因不节俭而助长了恶习，不能自强自立，就会成为家庭的累赘，给家人带来麻烦，甚至给社会造成危害。反之，全家人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即使处于困难时期，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生活也能凑合着扛过去。
34．不可傲气凌人，否则败家丧生
人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人因傲而凌于人，必然会招来祸患。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在居家生活中，愈是有所凭借，愈是不能以此为傲。否则，一旦凭借丧失，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使得整个家庭支离破碎。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相，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凭着有权有势，便少了顾忌、多了优越感，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姿态，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霸气逼人、盛气凌人、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因此，曾国藩经常告诫家人平时应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些人可能并不在意你的家境优越，但却在乎你处处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有些人可能会容忍你一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却不可能一直容忍下去。有傲慢的地方就有反对傲慢的情况出现，自己的每一次傲慢就相当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结果陷入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当所有无法容忍你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你时，就会使你输得一败涂地。
受曾国藩的影响，僚属彭玉麟反复告诫其弟说：“曾帅尝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垂示于僚属。其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余得之，书绅铭座，藉以自警惕，时时以劝导同曹，亦望吾弟于听讼理案牍之时，刻刻凛之。”在居官、居家中，曾国藩都提到了戒傲。
彭玉麟认为，处于乱世，无论文官还是武官都很难做，做一个好文官更是艰难，但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他平时处处以曾国藩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家人，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方法，领会得比较深刻，发挥得也很突出。他曾这样对其弟说：“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
曾国藩为官不傲，与他经受的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因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对“傲”字理解得也更加透彻，屡屡强调居家戒傲的重要性。
曾国藩劝勉其弟“戒傲”，为此多次写信。在给四弟的信中，他这样说：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极其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他还写道：“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戒傲。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
1861年（咸丰十一年）3月14日，曾国藩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
“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成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的数量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告诫儿子说，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极力去傲惰二弊”。在儿子赴科考时，一再叮嘱在进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
1864年（同治三年）1月，曾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曾国藩要求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不要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谦”字，同时也是他的保家安身之道。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曾这样告诫子侄：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径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戒傲要从内心做起，只有如此，才能在言谈举止中毫无傲气，从而不使他人因受辱而产生敌对情绪。无论家中有多么大的权势，都要做到内心平淡处之，而不能以此为凭借、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