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乃处世之道；才，乃工作之资。具备了受人喜欢或爱戴的美德，拥有了胜任工作的能力，便能双管齐下，身处上通下达的环境中，在推举和提携中步步高升。曾国藩就是一个德才兼重的人，以实力说话的同时，也打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不被清廷忽视的同时，打造了一个优秀的作战团队。
35．为人沉稳，做可用之人
曾国藩经过官场的磨练，洞察人性，发现有两类人不可用：夸夸其谈之人和轻薄之人。在工作中，一定要杜绝夸夸其谈和轻薄，做一个沉稳的人。
工作中，难免要与平级或上级进行比较，好胜心油然而生。在这种好胜心的驱使下，有人变得虚浮，或夸夸其谈，或以轻薄自持，成为不可用的人。
（1）夸夸其谈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总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一起合作共事的时候就难以齐心。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他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李鸿裔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拿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只是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安排事务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一位老儒所写，这老儒即是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
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
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写完后，他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道：“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果然在一条船中找到了他。回来后，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文字问道：“是你干的吧？”他答道：“是。”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使他们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也就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放肆了。
（2）轻薄之人不可用
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若成为了轻薄之人，几番接触后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重，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品德寡薄，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就会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定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这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簿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当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正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找，给以书信，约他们前来军中幕府相见，对死者的家小给予抚恤，索取遗留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的官职而衰落的，大都是在这两个字上垮台的。
至于妄断是非，也就是轻薄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曾国藩既担心自己沦为夸夸其谈或轻薄之人，也不愿意任用这样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既然看到了夸夸其谈和轻薄的坏处，就要经常检点自己，杜绝沦为这样的不可用之人。处处显得沉稳，给用人单位留下值得信赖的好印象。
36．尽心尽力，保持高度的责任心
无论做什么工作，既然投身其中，自当尽心尽力。曾国藩在仕途路上，忧国忧民，以高度的责任心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终有大成。对于我们而言，尽心尽力地去对待工作，是表现自我、受人认可的最佳方式。即便得不到提升，我们也能从中获得技能和经验，从而借助这个有力的跳板，寻求更好的发展。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满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满清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曾国藩认为办事之道，以“五到”为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从曾国藩的办事之道上，不难看出他的尽心尽力。
曾国藩除了担任过户部侍郎之外，还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为官期间，曾国藩总是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潜心研读《通典》与《资治通鉴》。因此，他洞悉了当时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代理兵部左侍郎时，他仔细阅读了清代道光之前的历朝文献。正是有了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心，曾国藩每担任一个新的职位，都会认真对待，忠于职守。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他，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私下的应酬也很多，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惟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贻笑大方，于是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谆谆嘱咐：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已外陕西巡抚，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
其实，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满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
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率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此感到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写文章表达其意。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他要为弟弟立传，使其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不仅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在曾国葆病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致信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在遭遇个人悲痛的时候，曾国藩不忘国事。在身陷危机的时候，他更是如此。
王闿运在编纂《湘军志》时，本想在书中讥讽曾国藩，却终为其感动，在书中数次肯定了曾国藩，被其折服。1878年（光绪四年，曾国藩死后的第七个年头，此时的王闿运四十四岁）2月21日，他在书中写道：“当写到《湘军篇》的时候，颇能从中看出曾侯的苦心；这天夜里还梦到了他……”27日，他在书中写道：“晚上阅览曾公的奏章，看到他在江西时的悲苦状况，令我暗自流泪，虽然这种痛苦是自找的，对国事并没有帮助，并且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帮助。通过他的面相、体态来占卜，发现他会落得受刑而死的下场，不料竟成为了侯相，我曾为此感到奇怪。这在于他用耿耿忠心为皇帝效力，我却没有这种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曾国藩时时、处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尽心尽力，可谓呕心沥血。如果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即使达不到曾国藩这种境界，也能把工作做得更为出色。
具备了高度的责任心，就会自主自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不懂的地方，就会主动去学习。不知不觉之中，自己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脱颖而出是迟早的事情。
37．总结经验，提高工作质量
要想把工作做好，总结经验是一个法宝。做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然后以实用的经验为指导，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提高工作质量。曾国藩在为官阶段擅于总结，留下了不少经验之谈。
“清、慎、勤”三个字，自古被视为做官的准则，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经验，针对这三个字作了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在工作中，这三句箴言同样管用，可以借鉴。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总结了一套处理政事的方法。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所谓经分就是条分缕析。很多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忙的时候焦头烂额。当需要同时面对许多事情时，要做到有条不紊，分清主次轻重，分清难易缓急。即使处理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主要的、紧急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就会迎刃而解。运用条分缕析的办事方法，可以使人从容不迫且高效率地处理事情。
如今，这个方法运用得颇为广泛，成为了拓展活动中的统筹课程。在课堂上，老师把工作分成了四类，并交待了处理方式。
第一，重要且紧急的事情。这类事情是头等大事，必须立刻做，不能拖延。
第二，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这类事情放在第二位，虽然不重要，但由于紧急性，又不得不做，所以把第一类事情处理完了，就该处理这类事情了。
第三，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这类事情由于不紧急，只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完成，就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处理完前面的紧急事务后，就可以处理这类事情了。
第四，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这类事情可做可不做。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做。万一没时间，不做也可。
把手头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分类后，并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后，往往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处理更多的事物，提高了工作能力。
有一次，一位公司老板去拜访卡耐基，看到卡耐基干净整洁的办公桌后，感到很惊讶。他问卡耐基：“卡耐基先生，你没看过的信件放在哪儿呢？”
卡耐基说：“我所有的信件都处理完了。”
“那你今天没干的事情又推给谁了呢？”那位老板追问。
“我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卡耐基微笑着回答。看到这位公司老板困惑的神态，卡耐基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我知道需要我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我的精力有限，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情，于是我就按照所要处理事情的重要性，列一个顺序表，然后再一件一件地处理。结果，很快就处理完了。”
“噢，我明白了，谢谢你，卡耐基先生。”
几周以后，这位公司老板请卡耐基参观其宽敞的办公室时，对卡耐基说：“卡耐基先生，感谢你教给了我处理事务的方法。过去在这宽大的办公室里，我要处理的文件、信件等等，都堆得和小山一样，一张桌子都不够，有时候甚至要用上三张桌子。自从用了你说的法子以后，情况好多了，瞧，再也没有没处理完的事情了。”
这位公司老板就这样找到了处理事务的办法，几年以后，他成为美国社会成功人士中的佼佼者。
所谓纶合就是相互关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实践中的运用，办起事来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导致许多事情处理不当，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处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影响做好计划再行动。正如曾国藩所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所谓详思就是详细思考。曾国藩办事非常谨慎，通常是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认为如果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详的思虑，事情很难办好，甚至出现功亏一篑或满盘皆输的结局。对文官的贪生怕死和武官的鲁莽，曾国藩总是分别反复叮嘱告诫。他还针对不同的情况思考问题：“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情况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具体详细。
所谓约守就是遵守已经确立的传统和原则。办事要讲原则，如果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同时也失去了检验的标准。在官场上采取和稀泥和踩西瓜皮的办事方式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例如曾国藩定下早起与幕僚一起吃饭的章程就是一个原则，不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而网开一面。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使内外亲疏有别。
曾国藩处理政事的方法，便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仅对他自己实用，对今天的我们也同样适用。
凡是做过的事情，都要善于总结，不要一味地去关注结果。无论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秘诀，都是经验。有了经验，当再次遇到相同或类似的事情时，就会更有底气，从而少走弯路。
工作的过程，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一个善于总结的人，积累经验的速度自然要比不善于总结、依靠反复练习而熟能生巧的人快得多，做出的工作成绩也会更多。
38．以创始之举，成未有之事
任何一家企业，都离不开创新，因为如果单靠模仿，没有独特的运营模式，就只会永远走在人后，难以寻求大的飞跃。曾国藩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他开创了留学风气，为沉闷闭塞的古老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开扩了中国人的眼光，增长了中国人的见识，也为他的成就浓墨重彩地添上了一笔。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深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都在阻碍着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书中进一步提倡学习西方，并针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积弊，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冯桂芬特地将此书送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他认为针对中国的积弱，清政府有必要进行一次大的改革。
1870年（同治九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4年为期，每年选派30名12～14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15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这样一来，中国今后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为此，他做出了一件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事情，正是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
正如他人评论，派遣幼童留洋活动，“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当时，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毕竟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前所未有，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可是，他的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终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
接着，曾国藩不顾身体的衰弱，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这些留洋幼童代表着国家的希望，曾国藩对他们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在致留洋幼童监督陈兰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幼童留美）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此后只宜专学洋学。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
1872年（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了。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于次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
1875年（同治十四年），第四期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与此同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
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船政局派遣留学生的作用也日益突出，贡献越来越大。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受到了重用，特别是“官学生”或者“官生”，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的官员是一大冲击，因为他们深感自豪的优越感有了动摇。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的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派遣幼童留学活动为落后、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更为以后的留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在这120名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等。这些著名的专业人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发展。同时，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创新没有局限，工作中的任何环节都有创新的空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对手头的工作了解得更为全面、细致，创新的几率就越大，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成本节约等也会增加，当之无愧地成为企业的功臣。
39．以“浑”字入世，糊涂中有精明
“浑”是一种大智慧，心中虽有沟壑，但并不表现出来。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从而变得聪明，正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于是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初涉官场的他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他在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璞山不和。王璞山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一山不容二虎，王璞山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璞山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了挽回名声而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种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他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王璞山之骄蹇致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璞山之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在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曲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在当时的处境下，曾国藩权衡利弊，只得以糊涂应对，从而保全自我，以便继续积蓄力量。
在工作中，曾国藩的糊涂学同样可用。比如，意外看到了同事的尴尬，不到处宣扬；同事发言时出现了口误，不当场揭发；知道同事的隐私后，当有人问及时，装作不知道；等等。通过这种糊涂的处理方法，往往能远离是非之地。
在与领导相处时，巧装糊涂同样管用。在大方面不糊涂，显示才干，得到上司的肯定；在小方面糊涂，给上司留一个挑毛病的空间。比如，当我们能够胜任某项工作时，我们可以表现得很出色，但不要做得十全十美。故意留出一个明显的缺憾，或犯一个明显的小错误，这样以来，上司便有了挑毛病的空间，并且挑的很合理，在汇总或点评的过程中得到大家的认可，从而更有威信。
二战时期，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唯我独尊。他容忍不了别人比自己高明，固执地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自己的见解是最高明的。
在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富有战略眼光的大本营总参谋长朱可夫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就是放弃基辅城，以避免德军的围攻。对于朱可夫的建议，斯大林根本不予考虑，并把他赶出了大本营。后来，基辅城果然遭受德军的合围，斯大林后悔莫及。
华西里也夫斯基也是一位总参谋长，他的为人之道与朱可夫有不同之处。他知道斯大林是怎样的性格，于是总是适时装傻，在无意之中给斯大林以启示，以便斯大林最终说出军事计划。他有一套独特的进言方法，那就是在提出正确观点的同时掺和错误的意见，并把正确的观点讲得颠三倒四、含糊不清，把错误的意见表达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这样以来，斯大林往往因他的错误意见大发雷霆，把他批得狗血淋头；而同时又受他正确观点的启示，作出英明的战略决策。因此，华西里也夫斯基在军事会议上是受批判最多的人，也是进言被采用得最多的人。
才干离不开智慧，处世也离不开智慧。只有将两者结合，该精明的时候以才干证明自己的能力，该糊涂的时候以处世智慧避开上司的忌讳或维护上司的权威，才能做到要么保身，要么提升。
糊涂和精明是相对的，有时候太精明，会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时候装糊涂，大糊涂中也会有大精明。总之，糊涂只是一种处世手段，关键在于合理利用。
40．既要有主见，又得求同存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愿意受到强迫而屈服他人的观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在坚持主见的同时，保持着一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从而吸收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促进自我观点的完善。
由于出发点、个人综合素养、所处位置等方面的不同，针对同一件事情，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产生。只要是发自内心，我们就有必要尊重对方，做到求同存异。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曾国藩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这种态度：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我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如果不够宽宏、器量不够大度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从来不敢拿一个同样的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们的厚意，认为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大有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做到了交诤友、有雅量。
做个有主见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主见，才能有是非观，有自己的人生观和行为方向，不会被外界的各种建议弄得无所适从。反之，容易受到他人言论的影响，难以成事。
一天，鹤早早地起了床，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白裙子有些单调，于是突发奇想，要在上边绣一朵漂亮的桃花，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得意的鹤拿起针线就绣了起来，刚绣好了一个花瓣，孔雀来了，问她在绣什么，她告诉孔雀说要绣一朵桃花，立即遭到了孔雀的反对：“绣桃花多不吉利呀，人们常说桃花有意、流水无情，多伤感呀。”
听孔雀这么说，鹤感激地答谢。把孔雀招待走了后，鹤立即把绣好的花瓣拆了，改绣月月红。正当她绣得入神的时候，一只锦鸡找她出去玩，见她在绣花，凑过来瞧了一瞧便说：“鹤姐姐，月月红虽然漂亮，但花瓣少，难以突出呢，也不鲜明。依我看，你还不如绣一朵大牡丹，它可是富贵花呀！”
鹤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于是又把几乎已经绣好的月月红拆掉，转而绣起牡丹来。
不一会，画眉鸟又飞过来了，见到鹤在绣花时也提出了意见：“鹤大嫂，我觉得牡丹与你不般配呢！它太过艳丽，显得庸俗，而你常在水塘与高洁素雅的荷花翩翩起舞，很不协调的。你认为呢？”鹤见画眉鸟分析得挺有道理，于是又听了画眉鸟的建议，改绣起荷花来……
一晃，一个上午过去了。起了个大早的鹤忙乎了半天，什么也没绣出来。
从这只鹤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没有主见的坏处，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常有发生。因此，遇事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过，除了主见外，还要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做到求同存异，特别是身为管理者，更应该如此。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管理者首先要广开言路，敢于听到不同的声音。
艾尔弗雷德·斯隆曾担任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在西方管理学界享有盛名，被称为“一个管理组织的天才”。在任期间，他曾聘请了一位著名的管理人士作为公司的管理顾问。
在交待职责的时候，艾尔弗雷德·斯隆告诉这位刚上任的管理顾问，他不知道要给一个管理顾问安排什么样的具体工作，因为他自己并不能够很好地了解这种工作的性质。至于要研究什么，要写些什么，这都是作为管理顾问的工作。艾尔弗雷德·斯隆的要求简单明了，就是希望这个管理顾问能够明确地写出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必要考虑和担忧自己的观点不被大家接受。艾尔弗雷德·斯隆认为，如果一个管理顾问总是想与大家的观点保持一致，就会采用调和或折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只会按照别人的意见调和或折衷的管理顾问不可能为公司提出有价值的管理建议，公司不需要这样的管理顾问。
从艾尔弗雷德·斯隆给新来的管理顾问的交待中可以看出，艾尔弗雷德·斯隆很注重与众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他愿意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自己积累了更多的管理和组织经验。
作为一个管理者，完全可以学习艾尔弗雷德·斯隆的这种方法，积极听取不同的意见。不过，要做到这点，还要创造一个平等的交流氛围。因为平等的交流氛围是能够让下属畅所欲言的重要保证。当享有平等的发言权时，下属不会因各种各样的顾虑而不愿意表达自己全部的心声，他们会把自己完全作为企业的一分子，以主人翁的精神将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并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处。
在听取他人观点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的观点对我们都有用，有的观点甚至是毫无价值。不过，能够真心诚意表明观点的人，是真诚的人，不要因为观点不合或相悖而将对方排斥在外。否则，我们将会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失去真诚的朋友或下属。
41．满众人之私，得一人之公
作为管理者，要想凝聚人心、打造优秀团队，离不开激励政策。激励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提拔、奖励等，甚至是普普通通的表扬或赞赏，也能起到激励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搭配使用。曾国藩在带兵过程中，看到了激励的重要性，然后大力实施，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圈。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比如在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昌，“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1855年、1856年，两年之内仅保奏三次，合计仅数百人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昌时，一次就保奏了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本已归附曾国藩的人员也有主动投胡者。刚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也觉得十分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使得他们长期居于下位。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对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下属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天下人都知道您爱贤奖士，那些久远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议论的，最近有很多人相继离开，是他们负了您，还是您以为他们无益而弃之？我以为弄清这个事实并不难，而要忘记这个事实确实有难度。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心纷扰，凡器识、才能略有称数者，就会脱颖而出，寻求稳固的依附，真伪虽然难辨，但确有真心存在。假如贤杰不以天下为己任，将会流于俗情，为利而动。假如真诚得不到发展，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怎肯为我所用？明君会满足人们的欲望，不让他们灰心，依照能力推荐，不让他们报答，因此人人自以为投得明君，全身思效。这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做法，自然能收效。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一事十分慎密，否则无异自削羽翼、自我孤立……”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曾国藩改弦更张，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反映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战功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人。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准部分。
密保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1861年，曾国藩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他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评语中还加了“才可独当一面”这样一句；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被授浙江巡抚，沈葆桢被授江西巡抚，李鸿章被授江苏巡抚。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则，曾国藩在保奏实缺官员时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
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鸿章和沈葆桢时说“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
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曾国藩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
对于州县官员则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1858年，曾国藩再次领军后，奏保幕僚与以往相比要更多，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就没有获淮。随着逐渐掌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使是请求天子下令选放实缺，也都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在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二人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升至巡抚。
1864年（同治三年）6月，湘军攻占金陵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一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驳议。其后，他奏保幕僚时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他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正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意思，即人人都有升迁之望，才会尽力辅佐曾国藩效力朝廷。
在现代企业中，激励的方式多种多样。身为管理者，一定要善于合理运用各种公正、公平的激励政策，让下属得到实惠、好处，在激励有功之人的时候，也使其他人产生只要努力就有希望的想法，从而鼓足干劲，争创辉煌。
42．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回到家乡后不断反省自己，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了这个思想，并将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收到益处。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濯，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起初，曾国藩态度倔强、好为人师。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因此，对他而言，真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为此，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检讨、反省自己的话语。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年）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当时，曾国藩以“师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为人师之心。当时，恰逢皇上疾病缠身，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仅仅这样警告他。否则，于他而言，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后果，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改变自身的处世方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曾国藩开始与人为善。幕僚对他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他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坚忍，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勇毅，有的则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比如接受谏言、采纳意见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如此。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开始吃早餐。在东流大营时，下属欧阳兆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其实他早就意识到大家对“进场饭”有意见。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接受谏言的胸怀。
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曾国藩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
要想做到与人为善，就要放弃自己的喜恶，迎合大众。满足了大众的心意，自然能够得到大众的好感或认可，从而融入大众，受人尊敬或抬爱。
金陵，又称江宁、石头城，是六朝金粉之都，甚为繁华。自魏晋隋唐之后，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不过，几经兴衰后只剩下秦淮河一带的繁华了。明朝末年，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俱绝的名妓为秦淮河增色不少。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情景。
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仅剩些许繁华的秦淮河一带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变得异常萧条凄凉。直至1864年，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才又重新出现。
当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询问他的意见。
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后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不急不慢地对涂廉访说：“听说秦淮河灯船刚刚出现，数量并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经过此处时，只见千万只画舫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涂廉访听后大失所望，只得怏怏而回。
几天后，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僚属乘船共同游览了“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
片刻，曾国藩又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绝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待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对涂廉访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后来，涂廉访不仅撤除了禁令，还积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名胜古迹，使六朝古都名副其实，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一时间，商贾云集，战乱破坏严重的地区又出现了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外地的富有人家闻讯，不少人家也都渐渐聚居于此，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生活中，与人打交道是非常频繁的。既然打算与人打交道，就要拿出诚意，比如收敛起自己的不好情绪、展露微笑等，这些都是最为基本的。做到了这点，就迈出了与人为善的第一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做一个主动与人为善的人，往往容易得到更多的人脉，因为能够借此交到习惯被动或不擅长交际的朋友。
43．以恕待人，易得人心
宽容和气是立德的根基，也是处世之道。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了这种观点，便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说，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就要知道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就要知道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不想让别人虚伪地对待自己，自己就不能虚伪地对待别人；不想让别人在自己面前耍权术、设陷阱，自己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如此。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恕”字有两层意思，除了原谅他人外，还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意思。曾国藩的以恕待人，包括了这两层意思，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忽视瑕疵，重视人才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缺点或不足，毕竟人无完人。如果过于苛求他人，就难以有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等，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很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用人上，曾国藩高出诸葛亮一筹。诸葛亮无分巨细都要事必躬亲，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而曾国藩却能掌控人才、灵活驾驭，这得益于曾国藩的宽恕之心。
曾国藩常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一定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的人，“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2）不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的胸怀广狭，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如果身处高位，却整天为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被小事所困扰，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从中体现出了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因科场失意，左宗棠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1852年（咸丰二年），他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官僚聘请的幕友，负责处理刑事判牍）。1854年（咸丰四年）3月，他投身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下，达6年之久。曾国藩与他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字季高）说：“季子自才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方面的学问。
不过，左宗棠并非不识大局之人。就在他投奔骆秉章的第二个月，曾国藩初次出兵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1857年（咸丰七年）2月，曾国藩父亲病逝，闻讯后他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使曾国藩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后来，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地登门拜访了左宗棠，并以“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以表谦抑之意。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下的权力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显示出了大度待人的精神。有了他的保举，左宗棠这才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做了这样的论定：
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对于曾国藩的死，左宗棠非常悲伤，除了担心时局外，也难以放下他们之间的那份情谊。与李鸿章发生矛盾后，曾国藩同样以宽恕之心对待。
1860年（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徽州。不久，太平军将领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了他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并且，他不仅不闭门思过，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守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给足了李鸿章的面子，写信恳请他回营相助。
（3）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除了有尚文而不尚实的通病外，还有责人而不责己的通病，于是力求杜绝。曾国藩在描述这种人时说：“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及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这类人常常指责他人，无论是针对谁，都以对方能力范围之外的要求苛求对方，他们只会这样对待别人，以圣人的身份去评价别人，而不会这样苛求责备自己。
曾国藩强调要做到立己达己，就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说“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因此，他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为人处世中，常怀恕心，给他人留一步田地，也是给自己留一步退路或一个机会。忽视那些琐碎的东西，做到心中无私，天地自宽，人心得以归附。所谓心中无私，无偏好、不苛求、无私心是也。
44．唯贤是举，量才录用
没有人才的团队，难以成为优秀的团队。一个真正的管理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并能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职位，真正做到唯贤是举、量才录用。“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牛和千里马同在一个槽里取食）。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这就是曾国藩的用人观。
曾国藩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舞台；对平庸无能的人，坚决不予收留。因此，曾国藩的幕府和军帐内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练的人才。
曾国藩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自己而埋没了人才，也不能选出华而不实或碌碌无为的人，这样都会贻误将来的事业。选拔人才是有难度的事情，曾国藩也叹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谁是卑鄙猥琐、不堪重用的人？谁是才华卓越、不同流俗的人？”只有通过观察和任用才能辨别，而且要长时间的观察。
曾国藩驻军安庆的时候，湖南的同乡中有不少人前来投靠，其中有一位戚姓同乡从湖南赶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为生计所迫而投奔军营的穷苦人。曾国藩见到家乡人不免要热情寒暄一番，在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情况时，这位戚姓同乡回答拘谨，很显然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不过，偶尔在关键处说上几句，话语很中要害。曾国藩决定对他考察一番，先给他一些事情做。
曾国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召集幕僚们在一起吃，没有人敢违背曾国藩所制定的规矩。一天，戚某吃饭时发现饭中有颗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国藩看在眼里，心中有些不满，但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后，曾国藩让幕府支出“应备银”二十两，赠给戚某做回家的川资。戚某得知后非常不解，无奈之下询问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希望彭杰南为自己讲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这个老乡不地道，庄稼人吃饭时连一颗稻粒都扔掉，不应该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不过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恐怕他贪图享乐、富贵忘本，也吃不了军营的苦，还会为我带来麻烦。”彭杰南说：“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过错，也许他是怕人笑话，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给他做，再试试他。”
曾国藩喜欢吃新鲜的蔬菜，自己有一个菜园，于是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勤勉自励，每天和佣耕的人一起辛勤劳动，从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闲暇。曾国藩通过一年多的暗中观察，发现他和别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终不渝。于是，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把他召了回来并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任务。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尽职守，最终由一个乡下的农夫扶摇直上，官至观察使，加布政使衔。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人丁兴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国藩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外放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门生故吏众多。曾国藩不被各种关系牵制，始终坚持甄选人才，量才录用，把有才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把没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经常教育其弟曾国荃等人要学习识别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幸亏曾国藩的五舅变卖家产，为曾国藩凑足盘缠。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在朝中做官后，他每年都要寄回银两接济依然贫困的五舅，报答当年的恩德。
1861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特地把五舅接到安庆住了一段时间。当五舅过世后，五舅的独生儿子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自然要给予照顾。然而这位表弟既没有才学又懒惰散漫，交办的事情几乎无一成功，还总爱以总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属于不堪造就之才，尽管五舅生前对自己有恩，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还乡。
曾国藩对人才的提携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离经叛道、朝秦暮楚的政治野心家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的。他具体解释说，要想做大事业，必须有人才，需要放权，让人才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的人另谋发展是很有讲究的。
曾国藩认为：在局面小时，要坚决维护团结统一，不准许部下有分裂单干的想法，对企图另立门户的人要坚决予以打击，否则会分裂队伍，从而瓦解自己；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为了壮大队伍，一定要积极鼓励部下另谋发展。
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处于低潮时，如果内部的分配机制又不尽合理，那么优秀的人才很容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仅仅是一般人员的出走，并不会危及到事业的发展和团体的前途，但如果决策层或核心层的人员出走，其隐患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在曾国藩驻军衡阳、编练湘军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王本是曾国藩非常赏识和信任的一名将领，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为了招募更多的湘军，也出于锻炼培养王本的需要，曾国藩命其回湖南招募湘勇。王本回到湖南后太过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讲究排场，湖南当地的士绅对此有所不满，后来王本又将湘勇招至三千人，远远超过规定的人数。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本竟然带着三千湘勇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起来，很显然有不再听曾国藩指挥、打算自立门户的倾向。
曾国藩实在无法容忍，于是断然要求王本立即将军队带回驻地，并明确表示除一营由王本统带外，新招的湘勇只保留二营和三营，营官由曾国藩直接任命，军队按照统一的营制编练。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暗中支持下，王本有恃无恐，公开抗拒命令，最终导致与曾国藩彻底决裂。从此以后，王本自行制定规章制度，选派营官，目的是在组织上、制度上完全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之外。
面对关系到自己和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曾国藩绝不妥协。1853年12月，曾国藩给王本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明确提出王本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湘军系统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要求王本立即回到驻地，统带一营士兵，其他各营由曾国藩委派营官统带，各营的勇丁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随意裁减、增加人数，更不得各行其是，并明确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须经过统一的两个月的训练后，才能开赴战场。简而言之，王本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就要被逐出师门。
王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追随骆秉章比追随曾国藩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对曾国藩的警告丝毫不予理睬。骆秉章为了拉拢王本，表示湘军可以继续驻扎在省城长沙，他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于是，王本和曾国藩彻底决裂了。
不言而喻，王式的决裂对湘军、对曾国藩本人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曾国藩断绝了和王本的一切关系，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王本大加攻击，使王军失去一切发展的机会。再加上湖南省内财政发生困难，军饷不足，不得不将王本所率的三千湘勇裁减一千。到此为止，王本事件对可能出现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一个湘军官僚集团，内部组织严密，相互监督，坚决杜绝再次出现王式的人物。
随着实力的壮大，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给予的政策日益开明，适时鼓励属下独立自主地发展。由此，湘军的发展速度很快，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对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性，以曾国藩为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得曾国藩的实力更加迅速扩大，通过近十年的发展，湘军集团中出现了大量的督抚大帅，其中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的就有二十余人。这些督抚们相互协调、互相配合，使得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人才的选拔和安置同等重要，选拔不当则会出现害群之马，安置不当则难以发挥人才的作用。只有唯贤是举、量才录用，才能使得贤士适得其所，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企业的发展，以企业的发展带动其自身的发展。并且，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因为人才的综合素质在不断地变化。一旦出现了害群之马，一定要及时清理，做到坚决果断。
45．善于开导，培养人才
人才除了选拔外，还要善于打磨。因此，培养人才，使其变得好用、耐用，也是非常必要的。曾国藩深知育人的责任重大而艰巨，且人才难于培养，因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时难以驾御。不过，曾国藩还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晚清朝廷培养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杂著》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打江山创事业必须有根据地和人才基础。他说：“古时候的英雄一定要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的根据地在关中，光武帝的根据地在河内，魏国的根据地在许州，唐的根据地在晋阳，都是先拥有根据地，然后大量地网罗可用的人才，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业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不仅重视人才，更擅长培养人才。
在培养李鸿章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症下药，虽然受到了李鸿章的违逆，但最终将其收入囊中，成为一个可用之才。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5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李鸿章这封信真正的用意，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出于自尊心，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曾国藩虽然知道李鸿章的意图，但并没有表态。于是，李鸿章主动前去投奔。当时，曾国藩借口军务繁忙不予相见。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后肯定会接见自己的。然而，他在旅舍中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接见。李鸿章按捺住一肚子的不高兴，请曾国藩的同年进士、正在曾幕中的陈鼐帮忙。陈鼐于是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肯表明对李鸿章的态度。
这件事实在令人费解，曾国藩为什么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如此冷落呢？陈鼐也不解地问曾国藩：“少荃是您的门生，往昔老师对他十分器重。现在他希望在老师门下继续得到磨练，老师为什么不接见他？”
不料，曾国藩竟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学识过人，精明能干，实在是志大才高。他可能不是我这里能容纳的人物，完全可以回京师谋个更好的差事！”陈鼐也十分仗义，极力为李鸿章说好话：“这些年，少荃已经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已不是以前少年意气的少荃了。老师不妨让他试一试。”曾国藩这才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这年冬季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任职。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愿接纳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而是李鸿章心地高傲，曾国藩有意消磨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
曾国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饭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必须要等幕僚到齐的时候才开饭，只要有一个人不到就不能进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每天天刚亮就吃早餐，而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对军营里严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习惯开始并不适应，总是错过每天的早餐时间。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疼不起床，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派弁兵去请李鸿章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依然不愿起床。随后，曾国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大动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赶到大营。他刚一入座，曾国藩就面色阴沉地下令开饭。吃饭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饭后，曾国藩丢了筷子，神色严峻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堂堂的翰林学士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过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图。从此以后，李鸿章变得小心谨慎多了，也变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生活经历，为其以后在官场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字写作等事务，随后又让他批阅公文，撰拟奏折和书牍。李鸿章将文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后，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果然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好干吧。”
这一贬一褒，作为学生的李鸿章此时也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做事，糊糊涂涂地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李鸿章居曾幕时，所书写的严厉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深得曾国藩的赏识。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当时苗沛霖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朝野上下极为愤慨。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翁心存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朝野有相当的势力，那么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定决心依法严惩翁同书，而朝中倾向翁家的大臣又无法为翁同书说情呢？奏疏的措辞实在难以确定。对最初的奏疏拟稿，曾国藩不很满意，总认为不够让人无懈可击。最后李鸿章代拟奏疏，曾国藩觉得思路清晰，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可圈可点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方刚严正，即使皇帝也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企图偏袒翁家的朝臣无可置喙。曾国藩立即上奏皇帝，而翁同书也旋即被革职拿问，充军发配到新疆。李鸿章的论稿深得奏议文字的一个“辣”字，使人无法为翁家分辩。李鸿章出众的文学才华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并大力培养。
1860年6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督办围剿太平天国的事宜。曾国藩率军队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的西面，四周群山环绕，形状如同锅底。此时的曾国藩在军事思想上比较保守，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是犯了兵家的大忌讳。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选择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安营扎寨。”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曾国藩并不接受，李鸿章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向曾国藩建议。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也不便多说什么了，但心中对曾国藩的专权十分不满。
后来，曾国藩准备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并不同意，两人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李鸿章决定离开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是其雄心壮志备受压抑的情绪冲动所致，他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和拜相封侯，而不是久居人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在诗中抱怨说“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寻找用武之地。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带有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也是重要的原因。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后，本打算返回南昌的哥哥家中，在旅途中顺便拜访了好友胡林翼，并和胡林翼谈起了离开曾国藩的原因。胡林翼了解李鸿章的才能，不无惋惜地说：“少荃，你将来一定会发达，但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的号），若没有涤生，你晋身就有一定的困难！”李鸿章听后并不以为然，反而愤愤地说：“我本以为你是豪杰之士，难道你也要依靠别人吗？今天我才知道我看错人了。”李鸿章说完，竟然拂袖而去。回到下榻之地，李鸿章整装将行。胡林翼并不与李鸿章计较，派人前来挽留，李鸿章仍执意要走。后来经过胡林翼的再三强留，李鸿章才又住了几日。两人每日饮酒畅谈，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立即致信曾国藩：“李鸿章并非寻常之人，不如留在你的幕府，以扩张湘军的力量。”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赞同了胡林翼的看法。
1861年3、4月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山负责南昌城守城事宜，以抗拒西征的太平军。李鸿章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曾国藩，他直接写信劝说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对祁门军事安排的建议和李鸿章的主张不谋而合，特地致信曾国藩：李鸿章之议切合实际，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对曾国藩的尊称）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委婉地批评曾国藩不顾战略全局，并劝说曾国藩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因小失大。在众人的劝说下，曾国藩迁出祁门。
在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向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希望去福建担任道员。沈葆桢回信极力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信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后，也深感自己由于少年意气，做出了轻率的举动。
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也写信给李鸿章，以诚恳的态度请李鸿章回营帮助自己：“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曾国藩请李鸿章出山的目的，意在为自己寻找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经过多日的思考也认为可以“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一人，因此决定捐弃前嫌，再次做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之后，曾国藩对其更加信任，军事上、政治上的事务都和李鸿章共同策划商议。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这当然是夸张的话，但李鸿章的学问、人品和能力确为曾国藩所欣赏。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各方面的能力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军事上，李鸿章独当一面地训练骑兵、组建了淮扬水师，在实践中运用了他以前自学过的步兵战术，对三大兵种的指挥已相当娴熟。
1862年，李鸿章亲自动手设计了上海水师战船和战艇，设计合理实用。原先，李鸿章并不擅长防守，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防御之术，这种战术俗称为“站墙子”；学到了保饷道和粮道的方法。李鸿章曾经说：“我本来认为湘军防守有异术，今天才知道不过是听到长毛来后站在高墙上防守罢了。”也就是这种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术，使淮军在关键的虹桥大战和北新泾大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日益成熟起来，在从政、为人处世上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人说从李鸿章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在训练军队时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大力效仿，为淮军配备了洋枪洋炮；曾国藩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在自己的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上海后也注重发挥智囊的作用，与上海代表地方实力派的商绅关系密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的时候注重咨询幕友，然而最后的决断完全由自己决定；李鸿章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上海后各项军政大事一手把持。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提携十分感激，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恩德：“我跟从的师辈不少，但没有一位像这位老师如此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
曾国藩对李鸿章言传身教，将自己治军理政的方法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李鸿章。更令李鸿章感激的是，曾国藩在适当的时候多次鼓励李鸿章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建议其组建淮军。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非常悲痛，作挽联哀悼恩师：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成名之后，朝野上下舆论称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确实，他极力保持谨守着师法。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曾国藩方法很多，此处略举几点。
（1）激励、批评使用得当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这么说，并不是主张不分是非、互相吹捧的官场庸俗气氛，而是要利用鼓励和表扬激发下属的积极性。曾国藩在吏政和治军上对部下要求都十分严格，同时也会进行更多的表扬和鼓励，在批评部下的缺点、错误时也会选择适当的场合，尽量照顾对方的自尊心。
（2）每日交流，开阔下属眼界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又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十分睿智，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
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谈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的逼真写照。
（3）提倡学习，上行下效
在百务缠身的空隙里，曾国藩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凡是能找到的，曾国藩都加以阅读，对其中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更是烂熟于心，并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心得体会。他认真研读的精神感染了军队，湘军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研读，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读王船山书籍的浓郁气息。由此以来，湘军将帅们把孔、孟、周、张、程、朱，以及王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提到《船山遗书》，他们把它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这些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中，也要仔细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并且，一些湘军将领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研读王船山著作。他们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收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
郭嵩焘曾经这样评价道：“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湘军将领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他们中有许多人当初都是一介书生或布衣寒士，但在投笔从戎后，由文书、幕僚、中下级军官等，一跃成为统兵作战、可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封疆大吏等，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等。
经过曾国藩的培养，湘军集团内人才济济，各有所长，各自为湘军的发展、清廷的稳固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人才，到了新的环境后，往往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作为管理者，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就能使人才更快地融入进来，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在工作的过程中，培养同样重要。不过，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弄清楚人才的特点。
46．了解下属，便于掌控
要想管理好下属，就要有知人之明，能够了解下属。只有如此，才能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去管理。曾国藩便是一个有知人之明的管理者，能够充分了解下属，从而使有所冒犯的下属变得规规矩矩。
曾国藩认为，居官必须力戒四败，其中以戒昏惰任下为最紧要。要想不昏惰任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曾国藩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
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我过去阅历很浅，实行起来时不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发现了塔齐布这个人才。当时，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训练漫不经心，整日无所作为，纪律涣散，发现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将不同的人混为一谈，依着我的胸怀对此实在难以容忍。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志士贤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却得意洋洋。
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曾说某人可以为营官；某人可以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劳善终。后来都一一得到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功勋卓著，最终战死沙场。曾国藩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后来都有所应验。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为此，曾国藩在管人的时候，运用了刚柔之道。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使得效力之人尽职尽忠，让人佩服。
刘铭传是淮军中有名的将领，他出生淮北，身上带有一股粗野豪迈的味道。在他18岁那年，家人遭到土豪的勒索，父亲和哥哥被吓得跪地求饶，并将家里财物交给了土豪，当时他不在家。
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要为家人雪耻。后来，他找到了那位勒索父亲的土豪。这位土豪见到刘铭传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并当着手下的面侮辱他。刘铭传抓住机会，上前一步，抢下一把刀，顺势砍下了这位土豪的脑袋。从此，刘铭传在当地出了名。他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队伍，横行乡里。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立即将刘铭传的队伍扩充到淮军中，并起名为“铭军”，由刘铭传指挥。李鸿章看好“铭军”，花了不少财力来改进该军装备。刘铭传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带领铭军立了不少军功。让李鸿章烦心的是，刘铭传为人狂妄，难以培养。
剿捻的时候，曾国藩要借用淮军，李鸿章索性将铭军调给他，由他指挥。当时，曾国藩手下还有一员猛将，他就是陈国瑞。陈国瑞是湖北人，少年时便加入了太平军，后来投靠了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此人骁勇善战，很有胆识。在一次作战过程中，他正在营中吃饭，敌方炮弹将其手中酒杯击碎。他面不改色，操起椅子便坐在营房外，向敌军方向大叫，要敌军向他开炮，令手下士兵敬畏。
刘铭传有勇有谋，所率铭军装备先进，战斗力强。为了让刘铭传听从指挥，曾国藩用了独特的办法。每当刘铭传有过，曾国藩总是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但对其过失并不追究。刘铭传因此对曾国藩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狂妄。后来在曾国藩的调遣下，他率领铭军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陈国瑞是因为佩服僧王才愿意为其效力的，要想使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为自己效力，自然应该让他对自己心服口服。陈国瑞违反军纪后，曾国藩先是义正辞严，尽数落之能事，灭掉他的嚣张气焰，然后转移话题，夸赞他的优点，称赞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将陈国瑞治得服服帖帖。
然而此人本性难改，一旦回到营中，便将曾国藩的命令抛诸脑后。曾国藩见软方法不行，立即向清廷请旨，要求撤去其职位。陈国瑞知道后，顿感惊慌，向曾国藩求饶。
还有一次，在曾国藩剿捻的时候，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力量，曾国藩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为人暴虐，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对刘铭传军配备着的先进枪械羡慕不已，竟然产生了抢夺枪械的念头。
于是，陈国瑞率兵越过长沟杀人抢枪，竟连杀数十名士兵。刘铭传闻讯后恼怒不已，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并将陈国瑞的亲兵打死多名，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了三天，直到陈国瑞求饶为止。
事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图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
曾国藩对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已不满，对此次发生的火并事件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召见陈国瑞，历数其半生的功过是非，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
第一条，湘勇必须大为裁减，不许超过三千人，免致游勇生变；
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
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另立门户，独树一帜。
但是，陈国瑞借故并不执行。曾国藩丝毫不讲情面，连续三次弹劾陈国瑞，终使陈国瑞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这样，陈国瑞才不得不向曾国藩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曾国藩用人的确很厉害，要不然，如此强悍的两位猛将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听他摆布的。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会管人，才会有很多出色将领敬畏他，愿意为他出生入死。
鲍超是曾国藩旗下的一员猛将，参加湘军之前，以担水谋生。因为生活窘迫，将妻子抵押他人。后来，因战功卓越，屡次受赏，才将妻子赎回。
鲍超任浙江提督之时，一次在家中学写字，提笔良久却无从下笔，最后仅在纸上写了一个“门”字，落笔处没有带钩。府中一幕僚告诉他说，“门”字的右边有一小钩，鲍超心情不佳，闻言大怒，直指客厅正中大门说：“门的两边不都是直的吗，哪里有钩！”这位幕僚见墙上有副曾国藩的赠联，上有一“门”字，便急中生智，告诉鲍超，曾大帅写门的时候也带有钩。鲍超抬头一看，果然如此，当即便跪地，对着曾国藩的赠联连磕三头，并说道：“先生恕吾武人！”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手下人的影响之深！
对于管理者而言，用人、管人都很重要。因此，除了要摸清下属的才能外，还要了解下属的其他方面，比如性格、经历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属的“软肋”，然后用适当的方法使下属口服心服，不敢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