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个大局，构成人生大局的各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段便是一块块的领域。要想拥有成功的人生，就该顾全大局、敢于担当，灵活地运用战术，促使战略目标的完成。得失因果，往往互为转化，只有放开眼界，方能获得大成。
47．顶住压力，实行决策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曾国藩便是如此，他看清了形势后，顶住接二连三的压力，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曾国藩亲临战场，在对形势的分析上，远比站在后方的清廷指挥官看得透彻。在争夺安庆的过程中，他坚持自己的决策，一面应付着清廷，一面按照计划行事。
安庆是太平军的必争之地，一旦稳守安庆，既有利于进攻清廷，也有利于防守国都天京。太平军早在1853年（咸丰三年）2月曾在武昌至金陵的进军途中攻克安庆，虽很快弃守，但被自天京西征的太平军于6月再次攻占，将此地作为了太平军西征军的大本营。太平军夺取的九江在1858年（咸丰八年）夏天被攻陷后，安庆成为了他们唯一重要的屏障。关于此地，曾国藩也深为重视，不愿让步。于是，长达一年之久的安庆争夺战开始了。
在安庆大战的前后，江南和江北大营的溃败加速了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
1853年（咸丰三年）2月9日，太平军攻取金陵（今南京），将其改名为天京并建都于此。咸丰皇帝深感形势危急，督令绿营官兵在南京城外驻兵。接着，向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领兵一万，驻扎城外，这就是江南大营的由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和1860年（咸丰十年）5月，江南大营两次溃败，以失败完结。
1853年（咸丰三年）4月，为了阻止太平军北犯京城，琦善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领兵一万驻军扬州城外，这就是江北大营的由来。1858年（咸丰八年）10月，同样建营两次的江北大营最终落败。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崩溃，使得清廷如同断了左膀右臂。举目四望，唯有曾国藩的湘军可以作为寄托，于是决定重用曾国藩。
早在1860年（咸丰十年）春，湘军在鄂军的配合下采取了大规模的攻皖计划。同年5月，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时，湘军开始东进，围功太平军据守的安庆。6月，清廷见李秀成率军东征，为保东南大局，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官职，并赏加其兵部尚书的官衔，令其径直移兵苏州，伺机围剿叛军。曾国藩接到任务后以兵力不足的缘由拖延，即使是咸丰皇帝的谕令也是如此，因为他认为要想彻底保住东南，必须要控其上游，夺得安庆。
因咸丰皇帝一再催促，曾国藩嘱咐其弟曾国荃继续围攻安庆，自率一支多为刚刚招募的万人队伍于7月初离开宿松，移兵长江南岸。月底，曾国藩在皖南的祁门驻扎大营，虚张声势，一方面可以应付清廷，一方面可以牵制住南岸李秀成所率领的太平军，保证主力对安庆的围攻。
8月，清廷再次加封曾国藩，除了继续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外，并授予他钦差大臣的身份，管辖大江南北的所有水陆军务。同时，清廷再次催促他尽快进兵江浙，曾国藩没有了兵力不足的借口，索性以“皖南安则浙江亦安”的理由回复清廷，拒绝出兵。
9月，湘、鄂两军在江北的进攻形势良好，因多方出击而多有战功，虽安庆尚未攻克。同时，李元度率领三千余新募的湘勇去增援曾国藩。于是，曾国藩坐镇祁门，进行统筹，调度指挥。尽管在会战中遇到过无比艰难的处境，但安庆在次年9月，最终被湘军攻破。
工作中，对于领导交代的任务，一旦接受，就要尽力完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如果受到领导的干预，不要立即改变既有的思路，而应该仔细思考，看看有没有必要改变。如果没有必要，便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回绝。
领导并不是万能的，总会有薄弱的地方。尊重领导是应该的，但不能惟命是从。如果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就要顶住压力，敢于打包票，让领导放心。否则，明知道领导的干预无益，却一味顺从，取得了不好的结果后把责任归于领导，自然难以得到领导的认可。
48．直击时弊，显示魄力
在一个企业中，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敢于直击时弊、积极发言的人。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为企业提出可行性的建议，这正是企业所需要的。发言的过程，是表现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显示魄力的过程。有了魄力，更能引起上级的注意，有利于自我提升。
历史上既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使齐国强盛的美谈，也有比干进谏被剖心处死的悲剧。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积极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在1842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因此他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处于储才养望的阶段。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他也与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决心担当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所致。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乱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以上所说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官僚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问题的严重性。
为此，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咸丰皇帝采取果断及时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进行大的变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他递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清政府派遣军队镇压，结果连连遭到失败。
曾国藩对时局十分关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内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这样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低下，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曾国藩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曾国藩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帝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在奏疏中，他提到了三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在紧要方面，“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并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由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曰觉其可憎，佞谀曰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
此奏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也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他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说：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篙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因为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要想在一个企业中得到提升，成为管理阶层中的一员，没有魄力是不行的。没有魄力，则难以服众，自然难以做好管理。在企业会议中敢于发言，就是显示魄力的好机会。如果总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则会落得敷衍、无责任心的嫌疑，难以被人看好。
49．谋定而动，杜绝拖延
遇事思考是正确的，但只思考不行动就会一事无成。谋定而后动，以思路引导行动。只有付出了行动，才会有结果。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有了成熟的想法，一定不要拖延，而应该尽快付诸行动。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善于谋定而后动的人。一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就会果断地采取行动。
早在1859年（咸丰九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与太平军人数相比，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耽搁。
1861年（咸丰十一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后来，马从震投奔了曾国藩，并在曾国藩的指示下，招募了一批淮勇，建了一营，这就是后来的震字营。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是曾国藩于1860年选编而成的。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由于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李鸿章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他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李鸿章谨从师命。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李鸿章道出了自己的难处：淮勇的实力有些单薄，很难肩负起重任；手中虽握着几个营的兵力，只有张遇春所带的营是老兵，其他营的淮勇都是新兵。无论是出城迎战还是在城内防守，都很难确保城内的安全。李鸿章希望曾国藩能够抽调一些湘勇来增强淮军的战斗力，以便攻守。曾国藩分析利弊，陆陆续续地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在作为淮军骨干的这13个营中，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由韩正国统带；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由程学启统带；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勇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
淮军不仅在人数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的发展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864年（同治三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而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
在处理功成身退的问题上，曾国藩也经过了周密的思考，然后向清廷提出了请求。
平定天京后，曾国藩可谓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了“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4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后，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败绩，被捻军攻破了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反而遭到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于是有此打算。
1866年（同治五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为自己争取了。
拖延是成功的敌人，时光会在拖延中流失，机会会在拖延中丧失。有了思路，就要通过行动去寻找出路。至于能否成功，则是后话，至少能少留一些遗憾，多出一些希望。
50．不得罪巨室，不参与家事
社会中，不乏家族式企业。这个时候，家事与公事有时候难以区分开。要想在企业中相安无事，一定要谨慎处理。曾国藩便是如此，在满族统治的清廷里不愿轻易得罪巨室，以免受朝廷内部复杂关系牵连，使前程受阻。
湘军在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地位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让曾国藩在国内影响颇大。与之为敌者，必然会失败。社会动荡时候，曾国藩自然能与各方势力抗衡，但社会安定后，情形则会突变。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4月，年已58岁的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衔。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为云骑尉这个世代承袭的职位。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
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深知此时的境况已开始衰落。回想起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曾国藩心有余悸。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被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撼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后来，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他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回击。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侄子曾纪泽虽在营中，但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面的人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闻讯后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大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要“暂置缓图”，原因是这种事就算侥幸获胜，素怀敌意的众人也会虎视眈眈，肯定想找到机会泄忿。即使对方没有能力报复，众人也会替他完成。曾国藩认为曾国荃的这一举动，会被人冠以“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的坏名声，“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书信：“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10天，曾国藩得知事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的七条罪状，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为官文“密折保官，请勿深究”。曾国藩此举，引起了外面人一轮新的议论。一时间，曾国藩不顾亲情、“劾老九”之语沸沸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其变。
慈禧太后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事宜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她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之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由此以来，表面上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也没有什么损害。
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等。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的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同时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曾国藩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宦海之途不自由。
生活中，不参与他人的家事容易，并且容易找到拒绝的理由。身处家族式企业中，如果不能谨慎，不知道灵活把握公事公办的尺度，难免会在无意中得罪权贵，影响个人发展。因此，在公事公办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处事方式是否周全，以便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能给权贵一个台阶下。
51．忍让有限度，不做软柿子
忍让的目的是为了平息事端，而不是放纵对方，使得对方得寸进尺。对于不知好歹的人，忍让到一定限度时，如果对方依旧我行我素，不妨给以颜色，对其进行威慑，使其收敛或臣服。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当时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曾国藩本可专心训练湘勇，对绿营兵大可置之不理。当时，提督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训练绿营兵是湖南提督鲍起豹的责任。然而，鲍起豹没有才能，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于是，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湘勇主要来自田间，且刚编入团练，是比较能够吃苦的。而绿营兵则不同，他们可以称得上老兵油子，又因多年没有打仗而变得懒散，并逐渐养成了喝酒、赌博、抽鸦片的恶习，无法忍受曾国藩的严格训练。长沙协副将清德瞧不起曾国藩和塔齐布，竟然带头捣乱。先是清德不出操，后是与提督鲍起豹公然在军中起哄：“这么热的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兄弟们过不去吗？”他们的做法无疑加剧了绿营兵和湘勇之间的矛盾。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此后，绿营兵与湘勇发生了多次械斗，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没有与绿营兵论理，本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样的情形，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曾国藩的参奏无疑又加深了其与提督鲍起豹的矛盾。
同年八月的一天，绿营军中的永顺兵和湘勇聚赌，并因此发生械斗。两天后，绿营兵在夜间手握兵器，击鼓呐喊，直奔参将府，毁坏了塔齐布的住所，并攻击湘勇。然后，他们又冲进曾国藩的私宅，将其随从杀害，并欲攻击曾国藩。多亏属下奋力保护，曾国藩没有受到大的伤害。
绿营兵明目张胆地攻击自己及属下，定是受人支使或纵容，提督鲍起豹责无旁贷，曾国藩对此心生怨气。当时，曾国藩的私宅恰好在巡抚衙门的对面，于是他深夜来到巡抚衙门找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将此事告之。骆秉章装作不知其事，事后放了肇事者，没有追究任何责任。
曾国藩虽知道巡抚骆秉章有意为难他，却又不好计较。另外，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矛盾不断加深、激化的结果。有人劝他参奏提督鲍起豹，他不赞同。在他看来，长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于是，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在遇到事情时，曾国藩能忍则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与人撕破脸皮的。忍，是以大局为重，不愿加深矛盾；不再忍让，也是以大局为重，以便维持局面。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的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发生了另一个冲突。举人彭寿颐在江西办团练，与知县李告产生了矛盾。经查证，彭寿颐并无过错。他颇有才华，为人耿直，一心一意办团练，而李告却有受贿、弃城而逃等罪。然而，陈启迈却不以事实为根据，颠倒黑白，欲治彭寿颐的罪。为化解冲突，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想将彭寿颐调到自己的军营。陈启迈并不理睬，反而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军务，于是派人将彭寿颐逮捕，将其屈打成招。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曾国藩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允许他先斩后奏，可谓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他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可是，胜保因“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他曾千方百计地并吞湘军，结果是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了尖锐矛盾。
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以奏准为由，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欲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因此采用了“按兵请旨”之策，请求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他们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好对付。在朝中，他有恭亲王撑腰。另外，他虽不擅长打仗，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如果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他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开始，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湘军的确表现不俗。同年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
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是不成问题的。但胜保对曾国藩寸步不让，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是个策略，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了倒转，满洲贵族独霸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最终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有些时候，忍可以平息纷争；但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看到我们的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与其忍而使得对方放纵，不如还以颜色，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使其收敛。
52．谨言慎行，安全交际
与人共事的过程中，交际是一种使用工具。得到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自己。交往过浅，难以促进关系，不利于合作创造效益；交往过深，则有可能被外人视为死党，当对方受到打击的时候，自己难脱干系。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一定要谨言慎行。如果只是表面上的共事关系，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必要的。
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内部同样如此，权力的掌握者会因为外部的动乱而发生变化。作为臣子，如果自己拥护的当权者失势，新的当权者自然有其党羽。这时候，要想保官保身，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曾国藩在朝野动乱之时，却能够保官保位，这要归功于他的交际技巧。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惟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弟弟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出钱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并不能影响到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不得志的困难之时，他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这不同朝代的三个人都是当朝权势显赫的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恭亲王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与他们的关系都不一般，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有着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他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一边打击大臣和政敌，一边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有这种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不过，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实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比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且曾国藩对其极为器重，同时他也是肃顺的属吏，肃顺对他也是“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在京师的时候出自曾国藩的门下，后来肃顺又与他关系甚好。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等人均与曾国藩、胡林翼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与曾国藩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嵩焘不仅为肃顺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说他“堪充谋士之选”，郭嵩焘因此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激赏之”，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
此外，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然而，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由于肃顺的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后来，慈禧、恭亲王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恭亲王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其实，这是咸丰十年（1860）就决定了的事。恭亲王此时再次明确，是要表示新政权对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恭亲王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恭亲王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线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恭亲王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敌前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恭亲王向前线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在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出现过。“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恭亲王也清楚，政变后他们依然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于是，恭亲王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对其慰勉：“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化早已随着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变化。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5月），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6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国藩之后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7月），清廷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的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在工作交际中，价值至关重要。有了价值，然后中规中矩，不有意拉帮结派或造成类似的嫌疑，就不会受到外在关系的牵制。即使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也能安稳立身，继续用自己的价值得到他人的认可。
53．事后不后悔，事后不说人
人非圣贤，难免有过。有了过失之后，如何处理才是最重要的。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
曾国藩把事后责怪自己和责怪别人归因于“阅历浅”，事实正是如此。一个阅历丰富的人，见多识广，对采取什么行动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对于人们常常出现的各种情况，更是洞若观火，一目了然。
当做了一件错事后，阅历浅的人往往会后悔，然后责怪自己，其实这种做法毫无作用。与其后悔，不如总结经验，以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
人不可能不做错事，更不可能不走弯路，因为人无完人。做了错事，走了弯路之后，有后悔的情绪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自我解剖与抛弃的前奏曲，是自我升华的必经之路。正因为有了这种“积极的后悔”情绪，你的人生之路才会走得更好、更稳、更广阔。
但是，如果你纠缠住后悔不放，或羞愧万分，从此将一蹶不振，失去生活的希望，那么你的这种做法就是愚蠢之举了，因为你以后的路将会越走越窄。
古希腊诗人荷马说过：“过去的事已经过去，过去的事无法挽回。”是的，昨日的景色再美，也无法进入今日的画册。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把握现在，珍惜此时此刻的拥有，不要把美好的时光浪费在悔恨和失去的伤感中。
覆水不可收，往事不可追，后悔徒劳无益。如果因损失而后悔，你将会面临更大的损失。与其如此，不如及时用行动来挽救损失。即使挽救不了，也可以用新的成就来弥补以往的过失。
楚襄王之父楚怀王因听信谗言放逐屈原后，不仅浪费了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时机，而且连年遭到秦国的进攻，楚国在他的领导下一蹶不振。楚怀王死后，楚襄王继位后不思进取，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直到面临国破家亡时才开始悔恨。他向谏臣庄辛哭诉：“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劝谏道：“臣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语：‘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又听说，商汤和周武王凭借着方圆百里的土地发展壮大成为国家，先后建立了商朝和西周；夏桀、商纣虽然拥有天下之地却最终亡国。如今楚地虽然狭小，但合计起来仍然有数千里，优势远远超过了商汤和周武王。
“大王难道没有观察过蜻蜓吗？它有六足四翼，飞翔于天地之间，俯食蚊虻，仰饮甘露，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料竟被五尺高的孩童用胶丝做成的网捉住，后来成为了蝼蚁的佳肴。
“蜻蜓太小，不如以黄雀为例。它俯食白粒，仰栖茂树，不时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料竟被公子王孙用弹弓射下，倏忽间失去了性命。
“黄雀同样不大，不如以黄鹄为例。它游于江海，歇于大沼，俯食鳝鲤，仰啮阴衡，振翅高飞，翻腾于清风里，飘摇于高空中，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料竟被猎人捉住，成为猎人鼎中之物。
“如果大王认为黄鹄仍然不能说明问题的话，不如以蔡灵侯的经历为例。他南游高陂，北登巫山，饮茹溪之水，食湘水之鱼，左抱幼妾，右拥美女，与她们纵情游乐，将国事搁置一旁。不料被楚灵王擒住，沦为阶下囚。
“如果大王从蔡灵侯的经历中仍然得不到启示的话，不如让我直接描述大王您的经历。大王带着左州侯和右夏侯与鄢陵君、寿陵君等人一同游山玩水，食贡米，戴贡品方，对国事置之不理。不料竟被秦王先扣留，后流放！”
楚襄王听了庄辛的这番话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此后，他发奋图强，尽管没有恢复楚国的实力，但为楚国的延续做出了贡献。
明代刘元卿说：“快意事孰不喜为？往往事过不能后悔。”后悔毫无用处，只会平添后悔。因为后悔过后，习惯后悔的人又会为已经白白浪费掉的时光后悔。
对于自己，事后不能后悔。对于别人，事后不要责怪。既然事情发生了，责怪非但没有意义，还会引起他人的反感，降低自己的威信。与其如此，不如开导对方，给对方承担责任、弥补损失的机会。做到了这一点，既能得到对方的感激和敬服，又能使自己不受牵连，促进良性发展。
某公司的一位高层负责人因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位负责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之中。
不久，该公司的董事长与他进行了沟通。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并没有被公司解雇，而且仍被安排在原来的岗位上。他不敢相信董事会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向董事长问明原因。
董事长告诉他：“你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合适吗？如果将你解雇或是降职，我们在你身上花费的昂贵‘学费’该如何弥补呢？”
事实证明董事会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位负责人没有辜负董事会的希望，全身心地为公司做贡献，他的努力使整个公司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不能因一次的失误而给员工判成死刑，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把眼光停留在损失上边。因为损失已经造成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
责怪往往发生在事后，而事后的责怪往往毫无意义。无论是责怪自己还是责怪别人，都于事无补。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尽管自己的阅历浅薄，仍然可以借助头脑，思考处理方式的利弊，从而选择正确的处理方式。
54．戒除虚妄，守住成果
当取得一定的成就时，有些人会变得飘飘然，从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被虚妄的念头引导，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善于反省，时时戒除虚妄，得以守住成果，而不被成果所害。
在初创崛起之时，人不可无勇，不可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要求淡、求平、求退，这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曾国藩屡屡拒绝他人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出他的品格特征及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时便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研究。他通晓经学，在于致用，尤其是运用他的“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公羊传》的主旨在于拨乱，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即纵横之术。
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就辅助谁，不过要看准时局变动，静观势态，未到其时则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则大展才能。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熟察时机在目。进时，用孔孟儒学使乱世达到升平；退时，用老庄之学禅悟人生，怡然自乐。身处乱世，王闿运正好可以学以致用，于是计划以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者成就帝王之业。
太平军的起义激发了王闿运，他的这种抱负更趋强烈。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镇压和剿灭起义军。当时，王闿运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虽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王闿运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前往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在王闿运的晚年，其弟子杨度追述，当时他“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指的就是王闿运游说曾国藩、胡林翼和太平军三方连衡、共同反清。
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闿运健在，故其说法实为有据。1855年冬，王闿运前往武昌，探望曾国藩。曾国藩把他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因此虽诗歌唱酬，优礼备至，而于其意见，很少采纳。比如，1856年（咸丰六年）初，王闿运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建议其撤团防、废捐输、清田赋，以此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民众投奔或响应太平军，曾国藩考虑时局，并没有接受。正因为如此，王闿运在曾国藩面前，始终只能是后辈和朋友的身份，不曾成为曾国藩的僚属。
王闿运为人慷慨激昂，向来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于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说“彼可取而代之”，建议曾国藩称帝。曾国藩当时正襟危坐，用食指蘸了杯中的茶汁，在案几上点点画画。不多时，他起立更衣。王闿运走上前来，只见案几上依稀有个“妄”字。
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均达到鼎盛。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至此，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等，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湘军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不过，清廷对待湘军的态度使得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其他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概。
1861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撕毁，并加以斥责。当时，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满意。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李次清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派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封得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此时，曾国藩面色立变，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他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被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毕竟，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为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了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于是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的忠君立场而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一晃几年过去了，王闿运再次拜望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见王闿运到来，曾国藩极为高兴。只是因有了前两次的“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
这次，王闿运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他想让我做曹操！曾国藩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纵横之计难成，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他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
直到晚年，王闿运在这期间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
据记载，在民国后，有一位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拜访过王闿运，并拿出曾联求其写上跋语。王闿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此联？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从今而后，我全明白了。我老了，如果不是您相示，估计不会知道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左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的缘故。”沉思片刻后，他欣然命笔，另书一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
写完后，王闿运对朱老夫子说：“我不敢在文正的联上着笔，否则是对文正的不敬。另写在这里，是为了表明文正的高高在上，并记载我的过错。”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闿运，垂老始悔的一幕。
成果是人创造的，不要失去了主动权，被其诱发出虚妄的念头。无论他人如何劝导，自己心中一定要做好衡量，看清自己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以免做出后悔的事情。特别是在企业中，如果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觉得高高在上，并以此向领导示威，无疑是要碰壁的。
55．未雨绸缪，早做打算
人生中，有进有退，有盛有衰。需要进取的时候，就要积极进取。需要谦退的时候，也该主动退出。只有顺势而行，才能不被潮流淹没。当然，一切都要早做打算。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往往有不同的大势。曾国藩看清了当时的大势，决定未雨绸缪，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曾国藩同样面临这样的境况。为保全自身，曾国藩采取了裁军不辞官的方式，使清廷感觉到他无心和无力篡权。曾国藩的做法取得了实际效果，最终“命”和“名”都保住了。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两万之众，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依赖曾国藩。他们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却劝他，说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响应，聚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了功劳可以得到奖赏，但给他权势，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气。咸丰皇帝揣摩过后，就改变了主意。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曾国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户部的奏折似乎有意与我为难，内心抑郁，觉得不舒服。掌权太久，怕人怀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想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便平息各种猜疑和诽谤，所以今天上奏请病，以显示自己不敢久握兵权。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皇帝降下谕旨，任命我为钦差大臣，督军北上，并加封。今天接到皇帝的谕旨，在一等侯上加了‘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接到谕旨，因十二月十八日的兵败，霞仙被革职。已经告病离职，留办军务。遭致这样的境遇，宦途风波，真是难测。如果能够回籍安定生活，洒脱而没有累赘，这是乱世居位者的不幸中的幸运。”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你辛苦多年，何必在晚年恋此一官……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许可以保全末路。”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包围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他不仅面临着战事棘手、屡屡受挫的困境，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此时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大功后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计划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在攻破天京后，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名副其实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会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一旦为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另立旗帜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因此，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这无疑正是绝对使清政府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
无论做什么事情，未雨绸缪都是最佳的办法。只有如此，才能在险境来临时采取早已思定的计划，做好防范，不致受损。
56．主动示弱，消除敌意
当他人疑虑我们会对其构成威胁或觊觎我们的时候，敌意便油然而生。此时，示弱往往能够消除对方的防范心理或打消对方的觊觎念头。曾国藩的自剪羽翼，便是危险时期的示弱方式。他以此向清廷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不二，打消了清廷的顾虑。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至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身入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都“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他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在这期间，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的死党。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早在1862年，曾国藩上奏说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入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早在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除去左宗棠属下的4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3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5万人掌握在手。这5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1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十二营，江宁仅剩下二千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特别是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不过，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念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哥哥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
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
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并不收敛，甚至到处散布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手握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生活中，通过示弱而消除敌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不在窘迫者面前炫耀自我、适时讲述生活中的烦心事获得同感、不盛气凌人、主动与人打招呼等等，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别人因为误会而对我们产生敌意时，更要主动示好、表明心迹，倘若露出不屑，只会加深误会，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