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之中，一帆风顺者寥寥无几，险象环生本是常理。懂得避祸、妥帖渡险，不仅是保身之道，而且是成功之道。为此，时不利己时，一定要控制自我，忍住性情。忍常人不能忍之事，方能成常人不能成之事。
57．锋芒毕露易受挫，以德御才受抬爱
为得功名，为创成就，才能是必备利器。然而，锋芒毕露必会让利器受折。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有所成，也该如此。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会有很多人为此拼搏奋斗。
然而，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的才干。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身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三国时的杨修，在曹营中任曹操的主簿。他思维敏捷，颇具才华，但他总是锋芒毕露，不知这种行为的险恶。
曹操曾命属下为自己建造一处花园，属下尽心尽力，很快将花园建好，请曹操前去观看。曹操去后，面无表情，没有对所建花园发表看法，只是提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匆匆离开。属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觉得茫然。杨修对众人说道：“门上添一‘活’字，自然为阔，丞相觉得花园门太大了而已。”于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对已建花园进行翻修，建好后再次请曹操前来观看。曹操见后，心里很高兴。不过得知是杨修解其意后，心中不是滋味。
事后不久，塞北官吏给曹操送来了一盒酥饼，曹操即兴在盒子上写下了“一合酥”三个字，然后将其置于台上。杨修看到后，即刻将酥饼取来与众将士同享美味。曹操问杨修为何不经过自己的准许便将酥饼分与众人，杨修却解释说，“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从。曹操听后，脸上虽然高兴，心中却暗暗妒忌杨修的才能。
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别人会暗杀他。于是常对手下说，他睡觉时总是做一些杀人的梦，告诫他们不要在他熟睡时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觉的时候将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从慌忙拾起被子准备给他盖上。这时，曹操一跃而起，拔剑就刺，侍从一命呜呼。曹操继续上床睡觉，醒后，假意不知其事，召人问之。待知实情后，曹操大哭，甚为痛苦，随后厚葬被杀侍从。杨修一语点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曹操对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杀了杨修。
曹操带兵驻扎汉中一带时，本想速战速决，不想竟与刘备大军形成对峙局势。曹操心中极为矛盾，进退难定。一天，厨师送上鸡汤，曹操见碗底有鸡肋，顿时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适逢夏侯惇前来禀请夜间号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鸡肋！”夏侯惇误以此为号令，将其传出，众人皆知。作为行军主簿的杨修立即令随行军士整理行装，为撤退做好准备。夏侯惇不明白杨修所为，急忙赶往其帐内。杨修说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听了杨修的一番解释，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缘由后，异常愤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杨修处死。
杨修恃才傲物，屡次引发曹操忌恨，得此下场也是必然。历史上不乏类似杨修之人。
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在朝廷任内史侍郎。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有才能，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生活中，曾国藩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杪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合适的时候展示自身价值，发挥重要作用，得到他人的认可。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即使身处太平盛世，适时收敛也同样重要。如果养成了处处出风头、时时显威风的习气，被人孤立则是迟早的事，不利于交流，更不用提求得功名了。
58．遇逆境要补救，不可坐以待毙
身处逆境的时候，如果被眼前的窘境难倒，沉浸在悔恨、叹息等消极状态中，无疑是坐以待毙、自取灭亡的做法。面临困境时，我们要做的是积极改良状况，让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哪怕是补救的效果甚微，也远比眼睁睁被困境吞噬强得多。
身处吏治黑暗的时代，面临局面难以扭转的窘境，曾国藩表明了自己主动补救、不逆来顺受的观点。
曾国藩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的理解。依卦中所言，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的结果。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自然不会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正派而能干的人也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此时，如果不采取行动，则会坐以待毙。当然，如果直言直行以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既然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就不妨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上做些补救，尽管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如果一味顺从，就会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作为了。”
当大环境不利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时，或我们遭遇了不幸的事情时，怨天尤人毫无意义，只会助长消极情绪的蔓延，弄得自己灰心丧气。人生中遭遇逆境是难免的，也总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时候，关键要心存希望，不能放弃自己、白白浪费本该多姿多彩的生命。
萨文河畔遍地是金子的消息很快传得沸沸扬扬，成群结队的淘金者便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从此，偏僻而宁静的萨文河充满了淘金者的喧闹声。几个月后，萨文河的河床上留下了很多大坑。有人幸运地挖到了金子，有人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彼特·西比利也是众多淘金者中的一位，为了有所收获，他在萨文河附近买了一块地，继续挖掘着他梦想中的黄金。几个月过去了，平平整整的一块地变得坑坑洼洼，但彼特得到的仍然是失望。此时的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的心情糟透了。
瓢泼大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好几天，雨后的天空格外蓝，空气也是异常的新鲜。彼特走出屋子，眼前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在他买下的这块地上，一层绿油油的小草显得格外精神。看着这充满生机的小草，一个新奇的想法在彼特的脑海中形成了：为什么不利用如此松软而又肥沃的土地做些事情呢？
彼特不再去挖掘金子，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养花生涯。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幼嫩的花苗健康地成长着，大约二三个月的光景，鲜艳的花朵在萨文河畔灿烂的阳光下盛开了。彼特把它们带到小镇上，它们的娇艳和芬芳吸引了很多的市民。
此后，彼特生活在花的世界里，花朵让他快乐而富足地生活着。
生活中虽然遇到了逆境，但彼特没有放弃。在一次大雨过后，他看到了生活的转机。尽管他没有淘到金子，可是他却拥有创造金子的大脑。在他的努力下，他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他不仅得到了物质财富，更得到了精神财富。
如果遇到困境，丧失了信心，不想着补救，那么又如何柳暗花明呢？不管遇到多大的不幸遭遇，只要自己不放弃，生活就会充满生机。
迪克的祖父在临终前，留给他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庄园。拥有如此美丽的庄园，迪克很自豪。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深秋，一道耀眼的闪电引发了一场火灾，无情地烧毁了那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迪克伤心至极，一心想恢复森林庄园以往生机勃勃的面目，于是向银行贷款，可是遭到了拒绝。
沮丧的迪克由于痛失庄园和申贷失败而病倒了，一连在家躺了几天，太太担心他的病，劝他出去散散心。
迪克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见许多人在抢购什么。他走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些家庭主妇在抢着购买冬季取暖用的木炭。
迪克忽然眼前一亮，精神也振奋了起来。他回到家后，雇了几个炭工，把庄园里烧焦的木头加工成优质木炭，分装成箱并拉到集市上去卖。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所有的木炭便被抢购一空。由此，迪克获得了一笔收入。
第二年春天，迪克用卖木炭的钱购进了一大批树苗。看着栽种好的新树苗，想着不久会出现的新森林，迪克开心地笑了。
面对祖父留下的森林被烧成废墟，迪克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尽管如此，他没有绝望，在看到人们抢购冬季用的木炭时，他看到了生活的转机，重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森林。
当人生中遇到困境时，千万不要绝望，因为绝望者的眼睛里往往看不到希望。只要相信人生没有绝境，遇到的仅仅是困境，只要相信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就会拥有一双希望的眼睛，在积极面对生活的过程中发现生机，及时地采用一些补救方法，一切都因希望而改变。
59．骄兵必败，谨慎应战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便不会考虑长远，开始自满、骄傲，放松警惕、思维迟钝，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实，过去的胜利只属于过去，新的战争充满变数。因此，无论面对人生中的任何一次挑战，都必须谨慎应战。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起义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数倍。然而，曾国藩最终能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这与他屡遭失败后吸取教训是有很大关系的。
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曾国藩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处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他会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再战。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多少有才之人本可以建功立业，但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而麻痹大意，最终抱憾终身。有着甲申之憾的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能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于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不会得意忘形，而是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胜利并未彻底。
曾国藩的谨慎也体现在作战过程中。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顽，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曾国藩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必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
曾国藩不能够亲自指挥每场战斗，所以时时告诫各路湘军将领谨慎作战、不要骄躁是必要的。也正是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骄傲多一分，理智少一分，从而影响了判断力和决策，妨碍能力的正常发挥。只有谨慎应对人生中的每件事情、每次挑战，才不致眼高手低，做出有失水准的事情，不仅受人嘲笑，而且不得不自责。
60．忍中求和，化解干戈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的目的，是为了化解干戈，避免小事化大，从而大动干戈。以和为贵，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平息事端、化繁为简的处世谋略。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胡林翼身为湘军集团首领，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学会了忍中求和。湖广总督官文非常宠爱一位小妾，在这位小妾生日之际，他以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在当时，名分异常重要，只有正房可以与其夫同富同荣。作为小妾，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为主人小妾庆贺无异于侮辱自身，贬低自己。官文所请宾客中，有一位藩司，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要回贺帖。一些人也照他的样子做，顿时使得官文脸上无光。
胡林翼当时在旁，将藩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一再称赞此人说得极是。不料他刚称赞完毕，便来了个大转弯，将手中贺帖递出，传给官文宠妾。要回贺帖的那些人过意不去，纷纷祝拜。
胡林翼在官文宠妾生日那天帮助官文化解了尴尬局面，得到官文欢心的同时，也使官文的宠妾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官文的这位宠妾去胡林翼家看望其母时，胡林翼吩咐左右，同样要以夫人的身份来对待她。又过了一些日子，官文的宠妾便成了胡林翼老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那里不时称赞胡林翼，使得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越来越好。在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的合作为湘军的成功奏响了序曲。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气”。
沈葆桢，福建人。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因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便到曾国藩的湘军里做事，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早在咸丰四年（1854）为保江西安稳，他曾派兵移驻该省，知道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当时为此大伤脑筋，与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建成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清军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应。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就轻重缓急而言，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3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沈葆桢发现了，勒令其将运出税银悉数追回。蔡锦青不敢违抗命令，只得照做。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子，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
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李续宾在给儿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忍的目的是为了化解干戈、委曲求全，如果难除芥蒂、板起面孔示人，无疑会违背了本意，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会激化矛盾。既然要忍，就要把“忍”字功夫做足，压住或转化不满情绪，或以忍赢得对方好感，或以忍避免正面冲突，等等。
61．掩饰意图，静待时机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正所谓“师出有名”。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猜测他的动机，嫌疑由此而生。为此，在嫌疑易生的情况下，不要贸然行动，而应该掩饰意图，静待时机。有了时机，就能避开猜疑，不会促使他人因猜疑而采取的防范或敌对行为，给自己造成伤害。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在躬身入局之前，曾国藩没有急进，而是掩饰了自己的意图。到了关键时刻，他才挺膺负责，担当重任。
唐朝的郭子仪是曾国藩仰慕的对象，因为郭子仪能够抛开个人名利，以一腔热血为国效命。无论何时何地需要他，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为国家排忧解难。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同样有此抱负，希望国家能够将重任委托于他，以便为国出力。
曾国藩的表现在同辈中较为突出，他对学业比较重视，于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此后声名远播，朝廷内外皆知有其人。
咸丰皇帝登基不久，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咸丰皇帝顿时陷入慌乱，不知所措。后来，他采纳臣子的建议，决定采用“以汉治汉”的方法平息农民起义。曾国藩以其名声得此重任，咸丰帝命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负责招募一些勇士兴办团练。
正在家里守丧的曾国藩接到兴办团练平反的圣旨后，心中有所顾忌。他早就想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如今，机会正摆在眼前，能否功成名就，关键在于自己能否迈出这一步。但是，为了建功立业便毫不犹豫地领旨，定会被人看作贪图富贵，不守孝道。曾国藩自有办法，他假意表示自己丧母，守孝未满，只能抗旨行事。为表决心，他托人将所写奏章呈给皇帝。
好友郭嵩焘听说此事后，即刻赶往曾国藩家，好心劝导，希望曾国藩以国家大局为重，走马上任。曾国藩没有为好友的苦心所动，直到郭嵩焘动员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再次劝说。曾国藩觉得时机成熟，不再掩饰，弃笔从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乃一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何况无权无势。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自然成了他最常思考的问题。面对众多困难，曾国藩没有气馁，而是艰难地前进着。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按照皇帝旨意，办起了团练。不过，小小的团练并不是他的目标。次年，在皇帝的许可下，曾国藩主持编制了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湘军很快就组建完毕，但这还是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根本不能够抵挡气势汹涌的太平军，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因此，曾国藩在训练士兵时，要求很高，他要训练出一支善战的军队。
正是这支队伍，在国难当头时，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挺身而出，取得了许多战功。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际，已经自剪羽翼，收敛了很多，本可以安度晚年。然而，他并不忘继续为国尽力。当清政府令他平定捻军时，他同意了。为了晚清，他决定再一次驰骋疆场。
不过，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朝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用以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裁撤殆尽。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有利于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并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的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为此，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同时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因此，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而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曾国藩采取了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1862）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
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对捻军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当再次接到披挂出征、为清廷解除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再次惆怅起来。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在于解燃眉之急，以确保京津安全。作为曾国藩来讲，他所面临的困难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虽对其有控制权，但要像对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并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分析了这个阶段捻军的活动规律和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更不可能有所建树。况且，这个时期里，朝廷对自己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曾国藩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不管是怎么说，都表明了对朝廷的忠诚，不过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曾国藩向清廷陈述了不可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不能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了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意图，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人们常说“不求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然而很多人只能止步于问心无愧，在“如人意”上不愿下功夫。既然处于社交中，我们的行事作风必然会影响他人的言行。为此，做事前先考虑一下他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被人误解等，从而在合适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如人意。
62．羽翼未丰，按兵不动
当实力颇欠、羽翼未丰之时，采取行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其辱之举。此时，无论遇到什么压力，都要控制情绪，按兵不动。只有如此，才能有强大起来的机会，以雪前耻。
当各地纷纷告急、要求支援之际，曾国藩却丝毫未动，即使是他的老师和挚友有生命危险，他也只能强忍痛苦。原因何在？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没有把握的仗难打，没有充分准备的军队难胜。
太平军一呼而起，便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同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不过，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结果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之所以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不过，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后来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当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江忠源，湖南人士。道光年间，他与曾国藩相识。那时的江忠源仅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举人，曾国藩已经官居二品。然而曾国藩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交好。
1847年，江忠源曾招募了一些乡里的勇士，与青莲教起义军拼杀，稳定了社会治安，江忠源因此被授职为知县。
1851年，江忠源之父去世，江忠源回家守孝。守孝期间，太平军揭竿而起。江忠源走出家门，带着乡勇南下，在桂林等地镇压太平军。在蓑衣渡，江忠源等人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杀死，因功于1853年升为二品官，接着又去安徽接任巡抚之位。此时的江忠源已今非昔比，官位已超出曾国藩。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的步伐并没有被清军阻挡住，他们很快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出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吴文镕和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他当然希望此二人能够保住性命，以便辅佐自己。可是，曾国藩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但军队的实力让他担忧。尽管自己抛弃一切，誓死去救二人，结果又会如何？不仅救不了师友，还会损兵折将，苦心经营的军队变得伤痕累累。再加上曾国藩认为只有湘军是清政府最后的依靠，如果湘军也被消灭，他的抱负将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岂不是一纸空谈！
人生中，竞争此起彼伏。在力量薄弱之际，一定要忍住性情、理智行事，不要试图与对方拼个鱼死网破，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只有忍辱负重、默默练就，不断壮大起来，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竞争者，走向事业的巅峰。
63．靠人不如靠己，积极自救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习惯于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关键时刻，靠人不如靠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积极自救，更有生机和胜算。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围攻武昌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宜。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傲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其他人马的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后，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但在攻陷庐州后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足以对抗，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曾国藩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危急时刻，有人雪中送炭自然是好事，毕竟能解燃眉之急。然而，这种事情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为此，一定要做好自救的准备，充分地相信自己，然后去发掘自身具备的资源，从而合理利用，化险为夷。即使明知有人救助，也该如此。毕竟，要想使他人感同身受，急自己之所急，还是相当困难的。
64．打脱牙、和血吞，徐图自强
当事无所成、屡屡受挫之时，向他人袒露心迹、表明痛苦，最多能换取理解和同情，别无它用。与其如此，不如咬紧牙根，自立自强。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时，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于十二月十八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做咬牙立志，徐图自强的“好汉”。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昌、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并拥有发动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非常清楚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军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以来，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统治者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情形并没有彻底改善。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曾国藩的礼部侍郎之职被革掉，“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对于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纪律涣散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用法纪约束他们不好。这样，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所以大家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这是导致失败的缘故。
因此，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同时，曾国藩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还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的及时调整是分不开的。
自立自强才是硬道理，拿出真本领、做出好成绩才是最好的标榜。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受挫、失败的原因，不如打脱牙、活血吞，以实力证明自己。
65．困心横虑，玉汝于成
曾国藩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人生正是如此，没有经过任何磨难，就想取得成功，无异于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因此，磨难到来之时，困心横虑之际，一定要乘机磨练，不要被其消磨了意志。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对此也非常赞同，并通过实践总结道：“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虽然失败接连不断，但却是一股难得的勇气。并且，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并最终名成身就。
1854年（咸丰四年）4月2日，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血战。由于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无法挽回败势。为了免于败后受辱，他竟跳江欲自尽，幸亏被随员们救起，随残军败退长沙。
长沙军事失利后，曾国藩意气受挫，他灰心丧气，整日郁郁寡欢。父亲写信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他鼓起勇气，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如实禀报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情况。他把幕僚写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将“败不馁”的气魄显示了出来。皇上看完，对曾国藩的战败情况没有生气，鼓励他再战。对于父亲的教诲，曾国藩不敢忘记，即使当自己成为沙场名将、封疆大吏时也没有丝毫怠慢和不虚心。
曾国藩鼓足勇气，继续埋头募兵练兵。虽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了4000人，但他陆续招募，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并修造舟师，配备炮械。与上次兵败时隔两月，在6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了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这一次大战，曾国藩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
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船沉勇溃，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好被罗泽南、刘蓉竭力拉住。曾国藩自杀不成，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奚落讪笑。他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不过，他的自杀作为并非悲观失望所至，而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使他决心以死求得解脱。更重要的是，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人生抱负，他早已经写下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
事实上，从参军从戎那一天起，曾国藩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地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其勇气与魄力均值得佩服。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
在长江南岸的安庆会战中，坐镇于长江北岸祁门大营的曾国藩曾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特别是自1860年11月起，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闭眼，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滩。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益发着急，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于是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不过，最终还是有了转机。
1861年9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而病死，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当时，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因久攻不下，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其中，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也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面临着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纷纷谤劾。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等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正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磨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心力交瘁，曾国藩才经历了诸多历练，成为一代功臣。
渴望成功，并不等于能够拥有成功。要想拥有成功，就要敢于直视人生的磨难，拿出投身其中、决不退缩的勇气。只有把磨难当成垫脚石，我们才能爬得更高。
66．磨难再多又奈何，有了坚忍能挺过
何为坚忍？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坚忍”是两个极奥妙的字，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其实，一个人只要能够做到坚忍，纵使磨难再多，也能于忍后挺身而过。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力于“坚忍”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曾国藩说，君子保持着威严庄重，以坚忍行事，面临大难不会畏惧，看到白刃不会心寒。要想立下不世之功，成就勋世伟业，离开了坚忍是难以实现的。“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对外无敌，对内大治，有了这样的高尚德行，才有担当重任的资本。
在带兵作战中，曾国藩多次遇到了难堪的局面。幸好有坚忍在身，他得以次次战胜了磨难，成了晚清的功臣。
在江西抗击太平军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当时，曾国藩虽身为统兵作战的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在筹兵筹饷的过程中，他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诚心帮忙。在军队里，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更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有名无实。为此，曾国藩凭着坚忍，挺了过来。
对于太平军来说，江西是一个重要战场。江西的米粮丰富，太平军又能得到当地部分民众的拥护，可以说有了战后的保障。同时，江西的战略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它是东南各省的中枢，西有湖南，东有闽浙，南有广东，北有鄂皖。一旦占据了江西，就能由点到面，坐拥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对此，清政府也有同感，认为“江西毗连六省，形势极关紧要”，如果仍凭太平军蔓延而不迅速剿除，“东南均难安枕”。
1855年（咸丰五年）4月，西征的太平军失而复得，第三次攻占了武昌，稳定了湖北的战局。同年11月初，太平军西征首领石达开从安徽安庆进军，抵达湖北南部的壕头堡，首战告捷。不过，太平军韦俊所部则在湘鄂交界处两次落败，损失共三千余人。
韦俊的挫败引起了石达开的深思，他在进军湖南与进军江西的问题上进行了权衡。正是这次权衡，给太平军带来了胜仗。同时，曾国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石达开认为湖南是湘军的根据地，进军湖南势必会狠狠地打击湘军，但湘鄂边界不仅有驻守湖北南部，以胡林翼、罗泽南等为首的湘军精锐，而且在湖南东北角的平江、湖北东南角的通城这两个两省交界处，有三千多湘军驻守。除此之外，其他地方还有湘军驻守。再加上湖南遍地都是练勇或团勇，随时能集齐数万人。除湖南防守严密外，江西绝大部分的区域仍在清廷掌控之中，也是一个威胁。如果孤军深入湖南，很难得到有力支援。与湖南相比，江西的防御相对薄弱，总共仅万人，包括陆师李元度所部的三千人、周凤山所部的四千人和水师彭玉麟所部的四千人，且据点离江西中心区域较远，即使当地还有万余幕勇也不足为惧。同时，还可利用天地会的部队和当地的起义者，成功的胜算更大。一旦与曾国藩所在的南昌激烈交战，其他地方的军队将会前来支援，可解武昌之围。正如石达开所料，一切都在向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石达开负责指挥调度，统一作战。他令韦俊在武昌城中据守，与前来围攻的胡林翼、罗泽南周旋；安排林启荣在地处湖北与江西交界的九江城据守，牵扯住周凤山的兵力；他自己则率兵联络江西的天地会，展开凌厉攻势。
1855年（咸丰五年）11月，石达开由湖北进入江西，一路南下，连克瑞州、临江、袁州等地，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的计划，急调周凤山回援。周部奉命撤围九江，于12月攻占了靠近南昌的樟树镇。可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围武昌，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而毫无动静，料想其尚在犹豫，乃下令全力进攻吉安，于1856年（咸丰六年）1月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南昌的南康府，听到吉安被攻破的消息后，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是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有了樟树镇这个据点，就可以逸待劳，阻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领船队从青岚湖出发，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樟树镇，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2月，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3月24日，樟树镇为太平军占领。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当时，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的有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南昌，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即使是秘密化装的潜递者，也多被太平军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曾国藩没有放弃，垂死挣扎。在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然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在樟树镇等战役中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两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昌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武昌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并保证到时候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十天半月之后，他再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他在作战中被击中头部，于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遗信，信中充满哀凄悲凉，追述操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并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等人。
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5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荃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以来，奄奄一息的曾国藩总算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清廷担心他的力量太大，不利于清廷的统治，于是宁愿把湖北巡抚之职授给胡林翼，也不肯给曾国藩，这使曾国藩落得虽率兵三四载、却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因此，他常自比于东汉时的杨震，下场堪忧。
清政府不肯向曾国藩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曾国藩在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被补授了兵部右侍郎的官职，仍没有钦差之衔。身为兵部副职，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本该由江西地方承担，可地方官总认为他所率领的湘军并非国家正规军，为其输送军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见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同样受到了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的主持捐资，得到了部分支持款项，只能勉强维持，惨淡度日。在籍的刑部侍郎黄赞汤当时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兵败后，江西重组后的湘军队伍中，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的队伍骁勇异常，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1855年（咸丰五年）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的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四年以后，他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其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在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勉强坚持着。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去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而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又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比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等等。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罢了。
“河防”是针对黄河地形部署的军事防御，当时由曾国藩和刘铭传二人共同提出，用以镇压捻军。由于“河防”的效果没有很快显示出来，很多人开始议论，认为“河防”没有什么作用，并提议将其废止。由于镇压捻军不力，曾国藩在不久后便离职，不再负责此事。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放弃“河防”，他将希望寄托在刘铭传身上，希望刘铭传能够不为舆论所动摇，坚持到最后。为了坚定刘铭传的信念，加强其信心，曾国藩还以自己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虽屡遭失败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例子来鼓舞他。
刘铭传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河防”一定能够起到镇压捻军的效果，于是抵抗住了外来的压力。同时，作为李鸿章的一位大将，他要受到李鸿章的管制。此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了，因此刘铭传听从曾国藩意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刘铭传一直坚持“河防”策略，并使得统帅李鸿章接受他与曾国藩提出的这个策略，最终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曾国藩是坚忍之人，也赏识坚忍的将领，哪怕是敌军将领。他曾夸奖过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异常坚忍，不能不令人叹服。不过林启荣身为敌方，这令曾国藩感到可惜，为此，曾国藩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至林启容大营，希望他转投清廷。
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诸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贯高等等都是此类人物。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忍”面对。“坚忍”一次可以，“坚忍”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忍”，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
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