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断言：任何一个人只要将他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展现出来，都会显得很精彩。如果此话属实，那么，支持我写传记的亲朋好友或许就不会对这一结果感到过度失望。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有些熟悉我的人会对我的经历产生兴趣，这便是我写作的动力。
我在匹兹堡的一位朋友——梅隆法官，几年前写过这类书。该书给我带来的愉悦，使我倾向于赞同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那一高见。当然，梅隆法官的传记确实给他的朋友们带来极大的愉悦，并且肯定会继续影响他的子孙后代，使他们过得更好。不仅如此，该书超出了亲友的阅读圈子，被列为受欢迎作家之作。该书具有一个实质性的价值——揭示了人的特性。该书的创作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意图，只是为家人而作。同样，我也只想讲述自己的经历，不想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而是像在我的家人和真诚可靠的朋友中间一样，毫不拘束地和他们聊天，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会令他们感到乏味。
那么，言归正传吧。我于1835年11月25日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间平层小房子的阁楼里。这幢房子坐落在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正如俗语所说：“我有贫穷而正直的父母、善良而友好的亲戚朋友。”丹佛姆林作为当时苏格兰的绸缎贸易中心，曾经闻名遐迩。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曾是一位纺织工人，祖父是安德鲁·卡内基——我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我的祖父卡内基在当地颇有名声，因为他机智幽默，亲切随和，坚忍不拔。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的领袖人物，又是他们那快乐的俱乐部“帕提梅尔学院”的长官，因此远近闻名。我记得，当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丹佛姆林时，一位老人走近了我——有人告诉他，我是“教授”（亲朋好友就是这样称呼我祖父的）的孙子。他当时一副颤颤巍巍、老态龙钟的样子，他的鼻子和下巴都显示出他的年迈。
他步履蹒跚地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颤抖的手放到我的头上，说：“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啊，小伙子，你和你祖父长得简直一个模样！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与那些他所认为的通情达理的人们友好相处。”
丹佛姆林的其他几位老人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我祖父的故事。下面便是其中之一：
除夕之夜，村子里一位很有个性的老妇人突然发现窗户上出现了一张鬼脸，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惊呼道：“哦，原来是你呀，是愚蠢的小伙子安德鲁·卡内基。”她说得没错，我的祖父在75岁时还经常扮做嬉闹的年轻人，去吓唬他那些年老的女性朋友。
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排解烦恼、笑对生活的能力，以及如朋友所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天鹅的本领，肯定是源自我这位像老顽童一样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祖父的遗传。我为能够继承他的名字而感到自豪。乐观的性格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知道，性格是可以培养的，心志也可以像身体一样，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那么让我们将心志转移到阳光中来吧。如果可能，让笑声驱除烦恼吧。只要一个人有点哲人气质，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倘若他的自责不是因为他做了错事。自责总是存在的。这些“该死的污点”是无法洗刷掉的。最高法院里的法官是从来不会遭受欺骗的。因此，彭斯曾提出了生活的一条重要准则：
唯有自责才能产生恐惧。
这条我在早年生活中所遵循的座右铭，对我而言，比我所听到过的任何说教都更有意义。不过，我得承认，我与成年时代的老友贝利·沃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他回答说很不理想，严重失眠，并且眨巴着眼睛作了补充：“但是一到教堂里，我能时不时地打个美妙的盹儿。”
在我母亲家族这边，外祖父更为有名，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是他的《政治评论》的撰稿人，他们一直有通信往来。甚至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丹佛姆林的一些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依然认为他是他们所知晓的最为出色的演说家和最具才能的人物之一。他是《先驱报》的出版人，与古伯特的《政治评论》相比，这只能算一份小报，却也被视为苏格兰第一份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文中提出了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智力教育与手艺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他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这也反映出对今天技术教育大力倡导者的信任。小册子的结尾这样写道：“感谢上帝，在我年轻的时候，让我学会了制作和修补鞋子。”古伯特把它发表在1833年的《政治评论》上，并且加了编者按：“本期所发表的是我们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这是刊印在《政治评论》上与此主题相关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由此可见，我信笔涂鸦的倾向是源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成员既是读者，也是思想家。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治家，也是当地激进派的领袖。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作为继承人接替了这一职位。在美国，好几个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找过我，要求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握手。有一次，美国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莫先生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素养都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大事记》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曾说，他一生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年轻时有幸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如果缺少赞美，我的一生恐怕不会这般辉煌。但是，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来自《格拉斯哥报》的记者所说的一番恭维话。这位记者听了我在美国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一场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说后，首先报道了一些当时苏格兰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和我的家族，尤其是我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的情况，接着他写道：“试想一下，当我发现讲坛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其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简直就是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翻版时，我该是多么的惊讶！”
我不记得我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我与外祖父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27岁那年，第一次回到了丹佛姆林，当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到沙发上时，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抑制不住感情，一言不发地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解释说，在我身上，时不时地闪现出他父亲的影子，这幻影稍纵即逝，间隔一会儿又重现。我们的神态如此相似，他不能准确地解释为什么。我的母亲也时常注意到我身上有着外祖父的一些特性。这种遗传学倾向每时每刻都在被证实，但是，这种举手投足方面的遗传法则，更显微妙！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与爱丁堡的霍奇小姐结为夫妻，那是一位有教养、举止优雅、身份高贵的女子，可惜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去世了。那个时候，他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优越了，他是一名皮革商人，管理着丹佛姆林的皮革制造业。但是，如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的和平时期破产了。他的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富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有一匹可以乘骑的小马驹，而家庭中的其他年轻人则遭遇了艰苦的岁月。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二女儿，关于她，我一言难尽。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贵和端庄，是一位颇有气质的女子。也许有一天，我会将这位女英雄的事迹公之于众，不过，能否做到我难以确定。对我来说，她是圣洁的，无须别人知道。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只有我能懂她。在父亲早逝后，她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亲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我无比幸运。一个人的出生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引导和激发一个孩子身上的不同的潜力。罗斯金[1]真切地评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童都会受到城堡景致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受到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早在11世纪（1070年）就已建成，是苏格兰的守护神马尔科姆·坎莫尔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建立的。大教堂的遗址以及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如今依然留存，那儿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环抱着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司本斯》开头所唱的那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的塔上，
饮着鲜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王的陵墓就位于大教堂的中央，附近是圣玛格丽特的陵墓，还有许多皇亲贵族长眠在周围。第一次来这个浪漫的城市观光的孩子们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这座城市位于峡湾北面3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南面可以看到爱丁堡，北面奥克山顶清晰地映人眼帘。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丹佛姆林作为苏格兰宗教中心和首都时代的昔日的辉煌。
孩子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得到优越的发展，他能够呼吸到诗意和浪漫的气息，当他极目四望时又能感受到历史和传统的陶冶。正是这一切，成为他孩童时代的真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便是曾经存在的真实的世界。在他未来的成年生活中，当他面对残酷的现实百无聊赖的时候，童年的真实世界定会显现出来。甚至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早期的印象还会依然留存，有时偶然也会有短暂的缺失，那只是明显受到了驱逐或压制。但是，这些印象还会抛头露面，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振奋思想，丰富生活。没有哪个丹佛姆林的聪明孩子能够逃避大教堂、宫殿和峡谷给他带来的影响。这些景致触动他，点燃他内心潜在的火花，使他出类拔萃，即使出身寒门也无妨。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令人鼓舞的环境中，因此，毋庸置疑，他们也深深受到浪漫和诗意力量的熏陶。
当父亲在纺织业中取得成功后，我们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处更宽敞的房子里。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占满了，我们住在楼上，那里可以直通外面，老式苏格兰房子通常都可以由外面路边的楼梯直通上面的房间。这里是我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很奇怪，我最早的记忆是当时我看到的一幅小型的美国地图。它是用轴卷的，大约2平方英尺。我的父母、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在地图上寻找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以后，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就乘船前往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当时，我记得表兄乔治·兰德（“多德”）和我由于一面隐藏在顶楼的非法的旗帜而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对此我俩印象深刻。我相信，那是我的父亲或叔叔或家中其他善良的激进分子在反《玉米法》的游行中携带的。镇上曾经发生了暴乱，骑兵队进驻市政厅。祖父、外公以及叔叔和舅舅们分为两派，我的父亲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整个家庭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我记忆犹新，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一天晚上，我被敲击后窗的声音所惊醒，有人前来告诉我父母，说我舅舅贝利·莫里森胆敢组织非法集会，因而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在士兵们的协助下，在离镇几英里远的集会现场逮捕了他，连夜将他带回镇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
我们担心会有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威胁说要去营救他，后来我们得知，镇上的监狱看守把他叫到朝着大街的窗口，请求人们撤离。他照做了，对大家说：“如果今晚站在这里的是正义事业的朋友，请将双臂合拢。”人们照他说的做了。于是，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安静地散开！”我的舅舅，像我们家中所有的人一样，是一位有精神感染力的守法公民，但是骨子里是激进的，同时对美国非常向往。
当所有这一切即将公之于众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私下里口口相传的话语多么令人触动。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强烈谴责、对所有形式的特权的公然抨击、共和体制的伟大、美国的优越性、一块适合本民族人们居住的地方、一个人人都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的家园——我被这些激动人心的主题所深深感染。作为一个孩子，我曾想到杀死国王、公爵、封建统治者，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英雄之举，因为这些人的死亡是对国家有利的。
这些正是孩提时代的早期联想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敬重那些并非通过捷径而成名，并由此获得公众尊敬的任何特权阶层或个人。仅仅依靠血统，不免有人在背后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干，不过是碰巧罢了，一个徒有虚名的冒牌货，他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碰巧投胎投得好；他们家最有成就的人还像土豆一样埋在地下呢。”我真不知道，在有些人生来就享有特权生活的世界上，一个富有才智的人该怎么生存！特权不应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那几个恰如其分地表达我义愤的词句：
曾经有个勃鲁托斯，他难以忍受，
魔鬼要像国王一样永远控制罗马。
但是，国王就是国王，并非仅仅是影子。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我仅仅是回应在家里所听到的。
丹佛姆林或许作为这个国家最激进的城镇长期以来享有盛名，虽然我知道苏格兰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非常有名。激进主义是它更令人称道的一个原因。在我所提及的那个时代，丹佛姆林的人们大多是小手工业者，各自拥有一台或者更多的织布机，他们不用被固定的时间所束缚，工作是计件制的，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取来织物，在家里进行纺织。
这是一个充满强烈的政治激情的时代，在整座城镇里经常可以看到，午饭后的小憩时间，系着围裙的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休姆、科布登、布莱特的名字常被大家挂在嘴边。尽管我当时还小，却经常被吸引到这个圈子里，是一名非常认真的听众。人们谈话的倾向性完全一致，已经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结论必须有所改变。市民中组织了俱乐部，征订了伦敦的报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向人们诵读报上主要社评的，是镇上的一位牧师。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是位忠实的读者，他和其他读者读过文章之后，都要发表评论。这样的聚会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这类政治性的集会时常举行，也很可能是人们所期待的。我和家中所有人一样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多次参加这样的集会。我的一位叔叔或是我的父亲通常拥有不少听众。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从听众的腿间挤了进去，挤到喝彩声最为响亮的一个人旁边，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热情，抬头看着这位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人，跟他说，演讲的是我父亲。他就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我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了另一场由约翰·布莱特主讲的集会。他发表演说支持J.B.史密斯成为斯特灵区自由党的候选人。回到家里，我对布莱特先生不恰当的措辞发表评论，比如他提到“许多人（men）”，其实他当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他不像我们苏格兰习惯用法那样加上一个重要的“a”。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毋庸置疑地成长为一名坚定而年轻的共和党人，我的口号就是“毁灭特权”。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的含义，但我的父亲是知道的。
我的姨父兰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同样与J.B.史密斯有关，史密斯是丹佛姆林议会会员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兰德姨父是史密斯委员会的成员，一切进展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一个“神教徒”。当地的布告上这样问道：你会投票给一个神教徒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坎内·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兰德姨父赶过去向他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边喝边谈。
“先生，我不会投票给神教徒的。”这位主席说道。
“但是，”我的姨父说，“竞争对手是一个基督教徒啊。”
“该死，那是战争。”主席如是回应。
而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弱的过半数优势在选举中胜出。
从手工织布机到蒸汽织布机的纺织变革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仍然在旧的体制下艰苦奋斗。他的织布机大大地贬值。在任何紧急时候，都需要有永不言败的力量——我的母亲站了出来，全力挽救家庭的命运。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以增加收入，尽管微薄，然而在当时足以维持我们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记得在那以后不久，我开始认识到贫困的含义。糟糕的日子来了，当父亲将最后一批纺织品带给大制造商时，我看到母亲在焦急地等待他回来，想要知道是取回了一些新的纺织原料呢，还是将面临无事可做的日子。虽然“凄惨的境况不意味着可耻”，但是当我的父亲如彭斯所说，“乞求地球上的兄弟给他辛苦的工作”的时候，我的心中有火焰在燃烧。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成人后我将拯救这一切。然而，和许多邻居相比，我们还没有完全陷入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贫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母亲也没有把握，但她尽可能地让她的两个孩子穿得干净而整洁。
我的父母不经意间承诺：在我自己要求上学之前，他们将不会送我上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为我长大后并没有提出想要上学的要求。他们请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对我多加关照。有一天，马丁先生带我和我的一些已经入校的同伴去远足，此后不久，我就要求去他的学校，父母深感安慰。不用说，我的请求当然获得了准许。这年我已经8岁了，后来的经验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在这个年龄上学还是够早的。
校园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要是有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事情发生，我都会不高兴。然而，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因为我早上的任务是到摩迪街最前面的一口井里打水。水供应不足，断断续续。有时，我们还不能和别人抢着打水，以至于早上弄得很晚。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在井边围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放了不值钱的铁罐排成一队，以保证她们先来后到的顺序。可以料想，这导致了我不卑不亢地与这些尊敬的老妇人据理力争。我被她们称为“坏小子”。也许就是这样，我养成了争强好斗的性格，并且一直伴随着我。
由于要做这些事情，我经常上学迟到，但是校长了解其中原委，对此给予谅解。我可能提起过，通过同样的关系，我有了一份放学后去商店打工的差事，因此，回顾我的人生，我非常满意自己在刚10岁的时候就对父母已经有用了。不久后，我接受委托，保管与商店有业务往来的许多人的账目，以至于我对业务渐渐熟悉起来，就这样，在孩童时期，我对生意上的事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而，在我的校园生活中也有一件苦恼的事。男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有时当我路过校园，也会有人大声对我喊这个讨厌的绰号。我不清楚这个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对我而言可以说是极度的羞辱，这也阻止了我以其他方式来回报这位优秀的老师——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心怀感激和歉意，非常遗憾，在他生前我再也没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情来报答他。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对我影响至深的我的兰德姨父——乔治·兰德的父亲。我的父亲要在纺织店里一刻不停地工作，一整天里只有很少的休息时间可以照看我。姨父是希尔街的一家店主，因此不太辛苦。那里是贵族店长的聚集地之一，在丹佛姆林，有各种不同等级的贵族担任店主。我刚上学的时候，斯通姨妈过世了，这对兰德姨父影响颇深，在他的独生子乔治和我的友谊中，他才找到了慰藉。他天生就善于和儿童打交道，教了我们很多事情。记得其中有一件事是，他教我们英国历史时，让我们想象每一个国王在房间墙上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熟门熟路地进行表演，让我们加深印象。于是，至今在我的印象中，约翰国王就坐在壁炉架上面签署文件，维多利亚女王则抱着孩子，坐在门后。
多年之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教士礼拜堂里找到了完整的国王的名册。这可能会被认为有点冗长了。在威斯敏斯特小礼拜堂里有一张停尸桌，据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就是从那里搬走的。在这份国王的名册里，我了解到，姨父所景仰的一位重要的共和主义君主写了封信给罗马教皇，通知他，假如他不停止对新教徒的迫害，“在罗马教廷将听到大英帝国的炮声”。毋庸置疑，我们认为用“领袖”来形容克伦威尔，恰如其分。
从兰德姨父那里，我了解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知识——关于华莱士、布鲁斯、彭斯、布兰德·哈里、司各特、拉姆齐、坦尼希尔、霍格、费格森。坦诚地说，彭斯的作品点燃了我对苏格兰的爱国热情，贯穿于我的整个生命。华莱士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英雄，所有英雄的特征都集中在他身上。伤心的是，有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生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我便去找姨父请求帮助。
“这算不了什么，奈格，假如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铺平展开，苏格兰就会大得多，但是你能把苏格兰高地碾平吗？”
噢，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对心灵受伤的爱国青年的安慰。后来，我被英格兰人口众多的问题困扰，再次去找姨父请教。
“是的，奈格，7∶1，但是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于是，我心里又高兴起来，高兴的是英国人越多，就越说明我们值得称赞。
有一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发战争。”每一场战争都为将来的战争播下了种子，因此，许多国家世代为敌。苏格兰男孩的经历，美国男孩也有。他们长大后读过华盛顿和福奇山谷的故事，读过雇用黑森人残杀美国人的历史，因而憎恨英格兰人。这就是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子都受过的教育。苏格兰是正义的，但是英格兰要打苏格兰，是个不讲道理的对手。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后，仍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可能很难消失。
兰德姨父告诉我，他经常带客人到家里来，让他们见识他使我和多德或哭或笑或捏紧我们的小拳头准备开战的能力——总之，就是通过诗篇和歌曲的感染力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是他的一张王牌，彻底毁灭成为永远不变的结果，每次都能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哭泣。每次说起这个故事，他都很有把握。毋庸置疑，这个故事不时得到新的修饰和润色。我姨夫的故事从来不需要司各特所给予的“帽子和拐杖”。英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奇妙啊！
在海尔街，我跟姨父和多德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因此，我与多德之间结下了终生的兄弟情谊。小时候，我不会喊他“乔治”，他也不会喊我“卡内基”，我俩总是相互称“多德”和“奈格”，没有其他名字能够涵盖这份亲情。
从海尔街的姨父家回到位于镇尾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要经过教堂阴森恐怖的墓地，一路上没有灯光，另一条则是灯光灿烂的梅格路。每当我必须回家时，姨父都会故意使坏问我会走哪条路。想想华莱士会怎么做吧！我总是回答将沿着教堂的那条路走。我为自己的勇敢感到自豪，每一次都抵抗住了诱惑，没有转向沿路有灯的梅格路口。我常常沿着墓地向前走，经过教堂黑暗的拱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经过那片漆黑的地方时，我试着吹口哨来给自己壮胆，打退堂鼓时就想想假如华莱士遇到了敌人、怪物或鬼神，他究竟会怎么处理。
在我的童年时期，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从来没有在我和我的表兄那里得到过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国王而已，而华莱士是人民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先生是我们心中排名第二的英雄。我的爱国心也正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苏格兰男孩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强烈，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力量。假如要问我所拥有的主要潜质——勇气和胆量源自哪里，我相信分析后将会发现来自华莱士，来自这位苏格兰的英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英雄就是一座力量的高塔。
到达美国后，当我发现另有国家声称自己拥有值得骄傲的遗产的时候，我感到苦闷不解。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的国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认为，在人迹罕至的苏格兰地区，至今仍然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拓宽，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英雄、各自的传奇、各自的习俗和各自的成就。然而，真正的苏格兰人是不会在若干年后找理由贬低自己的国家以及她在全球大国中的地位的。他会寻找充足的理由去抬高他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孙后代各尽其力，为国争光。
多年前，我觉得在新大陆上能大有作为，但它只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我的心在苏格兰。我和彼得逊校长的小儿子有相似之处，他在加拿大时，问他是否喜欢加拿大，他回答说：“作为短暂的访问观光之地非常好，但我不会永远住在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址太遥远的地方。”
[1] 罗斯金：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