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已满13周岁，非常渴望得到一份工作来帮助家里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前景对我来说还相当渺茫。这一时期，我暗下决心，我们要努力工作，一年存300美元——每月存25美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才不用依靠别人。在那时，日常生活用品非常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经常来问我的父母想让我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我所见过的场景中最悲惨的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满怀好意地对我母亲说，我是个可爱聪明的男孩，他相信假如给我配一个篮子，让我提着一篮子小玩意儿去沿街叫卖，一定能赚不少钱。在那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一个被激怒的母亲会是什么样子。那会儿，母亲正好坐着在做针线活儿，她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气得张开双手，在那个人面前挥舞着。
“什么？你要让我儿子去做小商贩，与那帮粗鲁的人混在码头上？我宁可把他扔到阿勒格尼河里去。走开！”她指着门大声喊道。然后，霍根先生就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位悲剧中的女王。顷刻，她瘫了下来，禁不住开始哭泣。她把我们兄弟俩搂进怀里，叫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对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我们是有用的人，假如我们走正道，就会受人尊敬和赞赏。海伦·玛基高在回答奥巴迪斯通时有一段台词，她威胁她的战俘“如花格图案一样碎尸万段”。但是，女人被激怒的原因各不相同。母亲发怒并不是因为小贩这个工作是简单的劳动，而是因为小贩这个工作有点像无业游民，她教育我们游手好闲是不光彩的，在她看来这不是一份正派体面的工作。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抱着一个儿子，同他们一起死，也不愿意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和低俗的人们混在一起，毁了一生。
回顾早年的奋斗历程，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比我更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独立自尊的精神。瓦尔特·司各特评价彭斯是最有远见的人。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如彭斯所言：
她的眼睛即使看着一片空白，
也依然透着对荣誉的坚定渴望。
一切低俗、自私、欺骗、诡诈、粗鲁、阴险或多嘴多舌都与高尚的心灵毫不相干。父亲也是一个高尚的人，为所有的圣徒所爱戴。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也养成了正直高尚的品性。
此后不久，父亲发现有必要放弃手动纺织机的生意，到布莱克斯道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道先生是我们曾经居住过的阿勒格尼市的一位苏格兰老人。父亲为我在厂里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在那儿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每周可以得到1美元20美分的薪水。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冬天，我和父亲不得不摸黑早起，匆匆吃完早餐，赶在天亮之前到达厂里，午餐只有一会儿的休息时间，一直要工作到天黑以后。这样的工作时间让我很苦恼，工作本身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但是，乌云也会有一线闪光的内层，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我能够为我的世界、为我的家庭做点事了。我曾赚过数百万美元，但这数百万美元给我带来的快乐远不及我第一次拿到工资时的快乐。我现在是家庭的得力帮手了，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人了，不再完全要父母负担了。我又能经常听到父亲那悦耳的歌声《小船划呀划》，我还非常向往最后一段歌词中的情境：
埃里克、吉内蒂和乔凯，
清晨就从被窝里钻了出来，
划着小船去捕雀鳝，
为我们大家排忧解难。
我将要告别这份小手工活了。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埃里克、吉内蒂和乔凯首先是要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最早要求所有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无论出身贵贱，苏格兰也是最早建立教区公立学校的国家。
此后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勒格尼市的一位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工作。我去了，每周能挣2美元。但是，起初这份工作比原来那个工厂的工作更让人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还要烧锅炉，这太为难我了。一个又一个夜晚，我坐在床边测量气压，有时担心气压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有时又担心气压太高，可能引起锅炉爆炸。
但是，所有这些事，我出于自尊向父母隐瞒了。他们有自己的烦心事，我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必须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自己承受。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着有变化发生。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变化，但我肯定，只要我坚持住就一定有希望。此外，在那段日子里，我仍会问自己，华莱士将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有一点我坚信不疑：他永远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需要起草一些报表。他没有文员，自己又不擅长书写。他问我能写哪种字体，然后交给我一些文字工作让我去做。结果令他很满意，他发现这项工作非常适合我，从那以后，就让我替他起草报表。我的算术也很好，他很快发现，我做这些事更符合他的利益。而且，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对我这个有着白色头发的男孩也有好感，因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苏格兰人，希望把我从蒸汽车间解脱出来，所以安排我做些其他的事。这些工作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除了一件事。
现在，我的工作是把新加工好的线轴浸在油桶里。幸运的是那儿有一间专用的工作间，我独自使用。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感到多么气愤，都不能阻止我的胃对油味的强烈反应。我从来没有成功战胜过油味带来的恶心。这再次证实了华莱士和布鲁斯在这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不吃早餐和午餐，那么晚餐的胃口会更好些，并且能完成所分配的工作。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否则他宁愿去死。
和在棉纺厂相比，我在海先生这里工作明显有进步，我还结识了一位对我很好的雇主。海先生记账采用单式记账的方法，我能帮他做这些事。但据说所有的大公司都采用复式记账法，而后，我和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一起去学习这种复式记账法，我们决定冬天去上夜校，学习这个大的记账系统。我们四个人去了匹兹堡的一家威廉姆斯学校，学会了复式记账。
185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得知电报公司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向霍根姨父打听哪里可以找一个优秀的男孩做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我的姨父都是跳棋爱好者，他们在下棋时提出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小事往往会产生意义重大的结果。一个单词、一个眼神、一个音调，也许不仅能影响个人的命运，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国家的命运。布鲁克斯先生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任何事在他看来都是小事。他就是他，有人劝他不要去理会那些小事，他总说，谁能告诉他什么样的事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所给予的最好礼物通常都蕴含在小事中。
姨父向他提到我的名字，并说要看我是否愿意去。我清晰地记得，为此还召开了家庭会议。我当然是欣喜若狂。没有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小鸟比我更向往自由了。母亲同意我去，但父亲却不太赞同。他说，这工作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年纪太小，长得太瘦弱。很明显，每周2.5美元收入的工作是需要一个更强壮的男孩才能胜任的。我有可能在深夜被要求送一份电报去乡村，容易遭遇危险。总之，父亲的意思是我最好还是留在原地工作。随后，他又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尝试一下，我相信他和海先生商量过这件事。海先生认为这对我的发展是有利的，他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还是建议我去尝试一下。他非常友善地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原来的岗位仍然是对我敞开的。
就这么定了，我被邀请到河对岸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一起去，这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他将陪同我一直到位于福思街和伍德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门口为止。那是一个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的早晨，无疑是个好兆头。父亲和我穿过阿勒格尼到匹兹堡，从我们家过去差不多2英里的距离。到了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坚持要独自到二楼办公室去见这位大人物，直面自己的命运。我是有意这么做的，也许，那时我开始以美国人的行为处世来看自己了。起初，孩子们经常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我回答：“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而自豪。”但在交谈和演讲时，我会改掉明显的苏格兰口音。我想，假如我独自面对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亲爱的苏格兰老父在场表现得更好，因为也许他看到我的样子会发笑。
我穿了一件我仅有的白色亚麻衬衣，这件衬衣我通常只在安息日那天穿，外面是一件蓝色紧身外套和我在星期天才穿的整套行头。那时，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工作后的几周内，我都只有一件夏天的亚麻衬衣可穿。每周六晚上，不论我是否值夜班，也不论我到家是否已近午夜，母亲都会把衣服洗干净，熨烫好，好让我在安息日早晨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为了让我们在西方世界有一席之地立足，英雄母亲无所不做。父亲在工厂长时间工作已累得筋疲力尽，但他像英雄一样坚强，而且时时不忘鼓励我们。
面试很成功。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对匹兹堡不熟悉，可能会做得不好，不尽如人意，但我非常想接受这个考验。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何时能来上班，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留下。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想那样的回答可能值得年轻人深思。不去抓住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职位是我的，但也可能发生意外，其他男孩也许也会来应聘。既然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就要尽力留在那里。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蔼地叫来另一个男孩——因为我是新增的一名信使——请他带我到处看看，让我跟着他学习业务。我很快找到机会下楼跑到街角处，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
就这样，在1850年，我的人生第一次真正开始起步。曾经为了每周2美元的报酬，我在黑暗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弄得满身煤污，生活看不到前景。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我发现自己所知太少，还需要多多学习，在这里几乎每分钟我都能学到东西。我感觉自己正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要不断攀登。
我唯一担心的是还不能很快记住各家商户的地址，以便把信件给他们送去。因此，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侧记下这些商户的标记，再沿着街道的另一侧返回。到了晚上，我不断熟记各家公司的名称。不久以后，我闭上眼睛也能把整条街道两边所有的公司的名字按顺序一字不差地说出来。
下一步是要熟悉人员，这对信使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假如他认识公司的成员或雇员，往往能节省不少路程。他可能遇到一个人，原本要把信送到他的办公室。若在街上就能把信送到那人手上，在孩子们中间算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此外，孩子们还会收到额外的赞美，一个友善的人（大多数人对信使都非常友善）在街上收到信，总忘不了对送信的男孩夸奖一番。
1850年的匹兹堡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1845年4月10日的一场大火差点毁了城中的整个商业区，一时难以恢复。那些房屋大多是木结构的，只有少数是用砖砌的，没有一座能防火。匹兹堡及其周边的人口不超过4万。第五大街没有商业区，非常宁静，只有一座著名的剧院在那儿。阿勒格尼的联邦大街上有些零乱的商业用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第五区的中心有片池塘，上面可以溜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厂就曾在这个位置，许多年后，这里成了一个甘蓝菜园。
我曾给罗宾逊将军送过许多电报，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河西部的白种人。我见过第一条电报线路从俄亥俄州河东部通到城里。后来，我又见到了连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第一个火车头通过运河从宾夕法尼亚运来，从阿勒格尼市的一艘平底船上卸下。那里没有直通东部的铁路。旅客们经运河到阿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转火车到霍里德斯伯格，火车路程有30英里；从那里经运河再到哥伦比亚，然后乘火车走81英里到宾夕法尼亚——这段路程需要3天时间。
那时，在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来自辛辛那提运输邮包的轮船的到达和起航。由于匹兹堡是从江河到运河的一个很大的交通中转枢纽，促进东西部的商贸往来成为这座城市商业的重要部分。有座轧钢厂开始运转，但没有生产出一吨生炼金属，此后许多年也没有生产出一吨钢铁。生铁制造之所以一开始就遭遇彻底失败是由于缺少合格的燃料，虽然世界上最优质的焦炭就储存在不远的几英里处，但人们没有想到用焦炭提炼铁矿石，就好像千百年来藏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的天然气一直没有得到开采一样。
那时，镇上的四轮马车车夫总共只有五六个，然而没过几年，甚至有人尝试为马车夫介绍侍从了。一直到1861年，匹兹堡年鉴上记载的最值得关注的金融事件是，法恩史达克先生从商业中撤出174000美元的巨资，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的利息。当时，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款项啊，然而，今天看来，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信差工作使我很快熟悉了城里的几个重要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著名。威尔金斯法官是这个行业的首脑，他和迈克坎得利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希利和他的搭档，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温·M.斯坦顿（林肯的得力助手），都和我非常熟悉。尤其是埃德温·M.斯坦顿，他注意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些在商界中仍活着的名人——托马斯·M.豪、詹姆斯·帕克、C.G.赫西、本杰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尔方特、海润上校——都是被信差男孩们视为榜样的杰出人物，正如他们的生活所证实的那样，他们都是优秀的榜样。（哎，我在1906年校对这段文字时，他们都已先后过世，仿佛是庄严的队列坚定地迁移了。）
无论在哪方面，作为电报信使的经历都是令人愉快的，正是这一职位，为我与他人亲密的友谊奠定了基础。资历较长的信使被提升了，需要来一位新人，前来接替这个职位的是大卫·麦卡戈，他就是后来著名的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大卫·麦卡戈和我搭档负责寄送东线的信件，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东部电报公司和西部电报公司是分开独立的，但两家公司在同一幢大楼。我和大卫立刻成了铁杆兄弟，其中一个重要纽带就是我们都是苏格兰人。虽然大卫在美国出生，但他父亲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甚至在口音上和我的父亲都非常相似。
大卫来了不久后，又需要第三个人。这次，公司问我能否找到合适人选。我毫不费力地找来了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后来接替我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与我很像，不仅是苏格兰人，而且还在苏格兰出生。于是，“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为在匹兹堡东部电信线上送信的三个苏格兰男孩，当时能拿每周2.5美元的高薪。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是信使们的职责，我们轮流打扫，可见我们都是从底层做起的。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首领洪·H.W.奥利弗以及城市法律顾问W.C.莫兰达，后来参军入伍，也是以和我们同样的方式起步的。在人生的赛场上，努力上进的年轻人不必畏惧富家子弟，要让他们注意到：打扫办公室的孩子也会成为一匹“黑马”。
那时，当信差有很多快乐。有时因为及时把信送到，水果批发店就会给你一整袋苹果，面包店和糖果店有时也会给一些糖果糕点。信差所遇到的是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人与人之间都相互尊重。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机灵敏捷表示赞赏，也许还会让他带个回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更能让一个男孩受到关注了，而这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得以上进所必不可少的。英明的人们总是挑选聪颖的孩子。
这一时期有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如果信件传送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就可以多收10美分的外快。可想而知，这些“10美分信件”为大家所重视，我们之间还因送信的权利问题引发了争吵。有时，有些孩子不按秩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我提议把这些信件汇集在一起，以每周末平摊分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被推举管财务。后来，我们这里充满了和平欢乐的气氛。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起来再分配的方式是真正的合作。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财务管理。
男孩们认为他们绝对有权利来花销这些外快，隔壁糖果店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开了账户。这些账户经常被大量透支。管财务的人不得不为此提醒糖果店的老板，他不会为那些又饿又馋的孩子埋单。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最馋嘴的一个，显然他不只有一颗糖牙，而是满口牙齿都是这样。有一天，当我斥责他的时候，他推心置腹地向我解释说，有东西在他胃里咬他的内脏，直到拿糖果来喂它们才肯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