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信差大约有一年了，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由于经常要与公众接触，有时他出去时，就找我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很有政治抱负。他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多了起来，以致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部分工作。我负责接收大众的来信，并监督从工作间出来的信件是否准确地分派给了信使们，以便及时投递。
对一个男孩来说，这是一个足以磨炼人的职位。那时候，我在其他男孩中间并不受欢迎，他们对我可以不用完成分内的工作很有意见，还指责我吝啬。我不会乱花10美分外快，但他们不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我要节省下每一分钱给家里用。我的父母都是明理的人，我不会对他们隐瞒任何事。我清楚家里3个挣工资的人——父亲、母亲和我每个人每周的收入，我也清楚家里所有的开销。我们会商量着用挣来的钱去买一些必备的家具和衣服，每得到一样新东西都让我们快乐无比。没有一个家庭比我们更团结了。
母亲每省下半美元，就小心翼翼地放到一只长袜子里，一天又一天，直到存下了200美元，然后我负责将20英镑寄还给曾慷慨地借钱给我们的亨德森夫人。那是值得我们庆祝的一天。卡内基家没有债务了！噢，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啊！的确，债务是还清了，但是欠亨德森夫人的恩情却永远还不清。至今，年迈的亨德森夫人仍然健在。我去她家就好像是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回丹佛姆林时我曾去看望过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她。（当我读到许多年前写的这一段时，我哽咽了：“走好，和其他人一起走好！”祈愿母亲的这位亲爱的、善良的、高尚的朋友安息。）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能立刻使我升到极乐世界。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信差们发放当月的工资。我们排队站在柜台前，格拉斯先生按顺序依次发钱。我站在队首，伸出手准备接受格拉斯先生拿出的第一份11.25美元的薪水，令我吃惊的是，他绕过我，把钱发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这一定是弄错了，因为此前我都是第一个领薪水的，但是其他男孩按顺序每个人都领到了钱。我的心开始沉了下去，这似乎很丢脸。我做错什么了吗？也许我会被告知这里没有工作适合我了，我真是给家里丢脸了，那是所有事情中最痛苦的事。当领完钱的孩子们都走了，格拉斯先生带我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给我13.5美元薪水。
我的脑袋一阵发晕，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把钱数好交给我，我不知道是否向他道谢过，我想我没有。我带着钱连蹦带跳地出了门，一路上几乎没有停步地回到了家。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在阿勒格尼河的桥上从这头跑到那头，确切地说是跳到那头。这是周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给母亲，她是家里的财政大臣，只字未提留在我口袋里的2.25美元——当时这笔钱的价值胜过我后来所挣的数百万美元。
汤姆当时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亲爱的弟弟。尽管他当时还小，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谈论未来。那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我们如何一起去经商，“卡内基兄弟公司”将是一家很大的公司，父母也能有自己的马车乘坐。那时候，我们似乎将应有尽有，虽然也要为之努力奋斗。
有位苏格兰老妇人，她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商人，她的女婿邀请她去伦敦，并住在他们附近，还许诺她将有自己的马车乘坐，她回答说：“我坐在马车里面又不能被亲戚朋友们看见，有什么好的？”我的父母不仅可以乘坐马车在匹兹堡炫耀，而且回故乡丹佛姆林探访时也会很风光。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和父亲、母亲，还有汤姆一起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好长一会儿他们都没回过神来，但过了不久，他们就明白了。父亲眼里闪现出的因我而自豪的神情，母亲湿润的双眼，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感受。这是他们儿子的第一次成功和进步的证明，他应得这份嘉奖。以后获得的各种成功和赞誉都没有像那次那么令我激动和兴奋。我甚至想象不出会有这样一件事，这就是人间天堂，我的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快乐中，幸福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由于每天早晨要打扫工作间，信差们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就有机会在电报机上练习使用。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学会了操作按键，还和与我有同样目的的另一个站点的信差进行交流。当一个人刚学会做一件事，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把学到的本领运用一下。
有一天早上，我听到呼叫匹兹堡的强烈信号，我猜想一定是有人非常渴望通信。我冒险作出回应，让纸带走起来。原来是费城想要立即发送一封“死讯”到匹兹堡。对方问我能否接收，我答复假如他们能发得慢一点的话，我可以试试。我成功接收了这条消息，并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布鲁克斯先生来，告诉他我为什么敢做这件事。幸运的是，他没有因我的鲁莽叱责我，而是感激地表扬了我，并嘱咐我要小心仔细，不要出错。没过多久，有时当操作员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就会被叫过去照看电报机，就这样，我学会了收发电报。
我应当感谢当时一位相当懒惰的操作员，只有他非常乐意让我替他工作。那时，我们需要练习的是在跑动的纸带上接收信息，由操作员读给抄写员。但是，据说西部有一个人学会了通过声音来读懂信息，用耳朵来获取信息。这也使我想去练习这种新方法。办公室的一位操作员迈克莱恩先生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成功给了我鼓励。我很快学会了这种新的语言，我自己都很惊讶原来这么容易。有一天，我很想趁操作员不在的时候接收一条信息，一位绅士模样的年长的抄写员对我的冒失很生气，拒绝给一个信差“抄写”。我关掉走带纸，拿了笔和纸准备用耳朵接收信息。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惊讶。他命令我把笔和便签还给他，从那以后，亲爱的考特尼·休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难事了。他成了我忠实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在距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有一位操作员约瑟夫·泰勒想要请两周的假，问布鲁克斯先生是否能派个人去接替他的岗位。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问我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我当即给了肯定的回答。
“好，”他说，“我们将派你去那儿试一试。”
我是搭乘邮政专车去的，这是一趟非常令人愉快的旅程。祖籍苏格兰的一位著名律师大卫·布鲁斯先生和他的妹妹碰巧和我同行。这是我的第一次短途旅行，第一次到这个国家看看。在格林斯堡旅馆，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用餐，我觉得那里的东西好吃极了。
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挖沟筑堤，为建造宾夕法尼亚铁路作准备。我在清晨出去散步时经常看见工程的进展，没有想到不久后我也进入那家大公司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胜任重要职位，我很小心谨慎地处理手边的事，不敢怠慢。有一天深夜，外面狂风暴雨，我坐在办公室里，也没有想要切断通信。由于我的冒失，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差点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从那以后，在电闪雷鸣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就格外小心。我圆满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任务，我的上司非常满意，在其他孩子看来，我是带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不久，我得到了晋升。布鲁克斯先生发电报给詹姆斯·D.里德说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里德是这条线上的总裁，他是苏格兰男人的又一优秀典范，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布鲁克斯先生主动推荐我担任助理操作员一职。来自路易斯维尔的电报回复说，如果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能胜任，里德先生非常赞成提升“安迪”。终于，我成了一名电报操作员，每月有25美元的高薪，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要感谢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把我从信差局提拔到电报操作室。我在17岁那年度过了学徒期。我现在是一个男子汉了，不再是一个每个工作日只挣1美元的孩子。
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极好的学校。他在那儿不得不用笔和纸来创作发明。在那里，我那一点点关于英国和欧洲的知识给了我很大帮助。毫无疑问，知识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用的。当时，要通过电报线从莱斯角接收国外新闻，连续不断地接收“轮船新闻”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我喜欢这项工作胜于其他工作，不久，这项工作自然就分配给了我。
那时候，电报线上的工作条件很艰苦，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很多信息不得不靠猜测。大家都说我的猜测能力很强，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自己花点时间把传输过程中缺漏的一两个单词填上，而不用打断发报人。对于国外新闻，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即使操作员大胆地作了任何不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不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麻烦。我的国际事务知识面有了拓宽，尤其是关于英国的，只要看到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就很有把握。
通常，匹兹堡的每家报社都会派一名记者到电报公司来转录新闻快讯。后来，所有的报纸共同指派一个专人负责这件事，这人建议接收到的新闻最好能多做几个版本，我俩计划，我把所有的新闻快讯额外多复制5份给他，他每周付给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报社工作，当然只有不多的报酬，这样我每月的薪水达到了30美元，那时每一美元都很值钱。家里逐渐宽裕起来，似乎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
另一个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我和我的5位密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社”。我们组成了一个圈子，相互联系密切，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的。我们在此之前还成立过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聚会地点在菲普斯先生父亲的屋子里，那儿白天还有几个熟练的鞋匠在干活。托马斯·米勒近来声称，我曾经有一次在“司法官是否应该由人民来选举”这个问题上讲了近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还是宽容地假设他的记忆出了点问题。当时，“韦伯斯特”是这座城里最重要的一个社团，我们为成为其中的成员感到骄傲。在鞋匠屋子里的辩论仅仅是我们为自己作的准备。
我确信在当时没有比参加这样的社团对一个年轻人更有益了。从书中获取的许多知识对日后的辩论大有裨益，而且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我后来在观众面前能够非常镇定自若要归功于“韦伯斯特文学社”的那段经历。那时（包括现在），我在演讲中有两条准则：使自己在观众面前和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如，要和观众有交流，而不是只顾自己讲话。不要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人，你就是你，要按自己的方式讲话，千万不要在演讲中拿腔捏调，除非你不能自控。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通过声音来接收信息的电报操作员，可以完全不用按键。这项技能在当时非常稀罕，以至于人们前来公司观赏，对这项特殊的技艺赞不绝口，这也使我备受关注。当一场特大的洪水毁坏了斯托伊本维尔和惠灵之间所有的电报通信联络——那段距离有25英里——我就被派到斯托伊本维尔去接手整个电报业务，然后往返于东西部之间，每隔一两个小时，在过河去惠灵的小船上发送急件。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多星期，经匹兹堡，东西部之间所有的电报通信联络保持了畅通。
在斯托伊本维尔时，我得知父亲将去惠灵和辛辛那提销售他自己织的桌布。我去码头等他，小船很晚才到。我下去接他，发现父亲为了省钱，没有待在船舱里，而是待在甲板上，我有种说不出的伤感。一个这么好的人却还要遭受旅途之苦，这让我愤愤不平。但是，我仍宽慰地说：
“好了，爸爸，不用多久，你和妈妈就能坐上自己的马车了。”
父亲一直都很腼腆、保守，还有点敏感，很少赞扬人（苏格兰人的特性），唯恐他的儿子得意忘形。但是，当他被感动的时候也会不能自已。这次就是。他紧紧抓住我的手，那个眼神经常在我眼前浮现，永远不会忘记。他缓慢地嘀咕着：
“安德鲁，我为你自豪。”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似乎为刚才所说的话觉得不好意思。他跟我道了晚安，并叫我赶快回办公室。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年复一年，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温暖着我的心。我们彼此了解，话虽不多，却情深意长，这就是苏格兰人的性格。是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块圣洁的地方不容亵渎。沉默胜过一切语言。父亲是最有爱心的一个人，爱朋友，爱宗教，虽然他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也不信奉神学，不是一个深谙世故的人，但是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他虽然沉默寡言，却亲切友善。哎！他从西部回来后不久就过世了，就在我们有能力让他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在我回到匹兹堡之后，没过多久，我认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托马斯·亚·司各特，在他所在的领域，他可以被称为“天才”。他来匹兹堡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区域主管。他和他的上司（在阿尔图纳的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之间经常需要电报联系，这使得他常在夜间去电报公司，有几次碰巧是我操作。有一天，我惊讶地听到我所认识的他的一位助理告诉我，司各特先生问他，是否认为我能去担任他的办事员和电报操作员，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是这么回答的：
“这不太可能。他现在已经是一位电报操作员了。”
但是，当我听到这里，我立即说：
“别这么快回绝。我可以去他那儿，我想要离开纯粹的办公室生活。请告诉他这些。”
1853年2月1日，我成为了司各特先生的办事员和电报操作员，每月35美元的薪水。工资从每月25美元涨到35美元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涨幅了。公用电报线路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在不妨碍普通公共电报业务的情况下使用这条线路，直到他们自己的在建线路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