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生活是从离开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开始的，当然，一开始并不顺利。在我所了解的人们中，一个人到了18岁的年纪，就不会再生活在纯洁美好的世界里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都18岁了，还没有说过一句脏话，甚至都没有听别人说过脏话。对我而言，卑鄙下流是陌生的，这源于我接触的人们都是善良正派的。
但现在不同了，我要与一些不那么善良、正派的人在一个世界里了，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临时设立的，在一个与货运列车长、扳道工和消防员一起的角落里。我和司各特先生与他们共用一个办公室。我非常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但现在我必须服从，要想知道哪个是好果子，哪个是坏果子，就得先去尝一尝。虽然如此，但是办公室里还是不乏甜蜜与温馨，粗鲁、邪恶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这里都是一些有教养的青年，他们都在努力地奋斗，以此来提高自己，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受人尊重的公民，这里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共同的世界。在此期间，我非常不愿意接受跟我的性格不相匹配的人和事，他们与我早年间受到的教育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斯科塔斯哲学中有这样的观点：对嚼口香糖、抽烟、咒骂、说脏话要反感。我有幸与他们打交道，也许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有益的。所以说，我算是幸运的。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要指责前面提到的人，他们并非生活堕落、品行恶劣之人。虽然那时嚼口香糖、抽烟、咒骂、说脏话比现在更盛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铁路建设是一件新鲜事儿，一些之前从事水上交通的人们被吸引了过来。虽然他们并不都是良善之辈，但其中有很多优秀的青年，他们有体面的生活，职位很高。我不得不说，他们对我确实很好，很和善。我会偶尔得到他们依然健在的消息，这种消息是让人愉悦的。后来，我们这个大家庭便发生了变化，因为司各特先生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了，我很荣幸地能跟司各特先生共用办公室。
没过多长时间，我被司各特先生派到阿尔图纳去取每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这个差使得翻山越岭才能完成，因为当时的铁路线还没有穿越阿勒格尼山脉，这段行程非比寻常。当时，阿尔图纳除了公司建造的几幢房子之外，什么都没有，现在大城市所拥有的东西，那儿统统没有，商店也是后来才建好的。但是，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铁路系统的大人物——罗姆贝特先生。他是铁路公司的总裁。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我的朋友，他为罗姆贝特先生做秘书工作，这是我帮他找的工作，如此一来，“大卫”“鲍勃”和“安迪”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我们是同时离开电报公司的，我们又都来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跟司各特先生的随和、平易近人相比，罗姆贝特先生简直是严肃、固执、不可理喻。罗姆贝特先生先是和我交谈了几句后，又说：“你愿意今晚和我们一起喝茶吗？”他的问话让罗伯特和我倍感意外。我诚惶诚恐地表示同意，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期盼着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儿，马上能与罗姆贝特先生见面。我始终认为，被罗姆贝特先生邀请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罗姆贝特太太和蔼可亲，罗姆贝特先生是这样向她介绍我的：“这是司各特先生的‘安迪’。”我能为自己是司各特先生的下属而感到自豪。
这次行程如果没有那次事故就完美了，但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我的前途差点儿被它毁了。当我在第二天把工资清单和支票准备带回匹兹堡时，它却把我难住了：这些东西根本就塞不进我的口袋，它太大了，怎么办？我觉得，放进我的马甲里是比较安全的，于是我就自作聪明地放进去了。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铁路员工，坐火车旅行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坐上了开往全州过山铁路的交会点——霍里斯德斯伯格的火车。一路上山路崎岖，颠个不停。当我到了某个地方时，我感觉到装工资的那个包裹有点不对劲儿，我惊恐地发现那个装工资清单和支票的包裹不见了。包裹被我给弄丢了！
我知道，犯下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但我也知道我根本就掩盖不住这样的事实。本来，司各特先生是派我来取工资清单和支票的，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我却把东西给弄丢了，光荣变成了噩梦，这让我如何是好？我把这件事情跟火车司机说了，我说我的包裹一定是在旅途中被震掉了，应该不会太远，请求他帮忙，能不能调头回去看看，谢天谢地，他是个好人，他答应我回去看看。皇天不负有心人，当我沿着铁路线仔细查看，走到一条大河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英尺的地方时，我看到了我的包裹就在那儿。当时我惊呆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我的包裹。谢天谢地，包裹还在，我终于找到它了。这一次，我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再也不松手，直到匹兹堡才把它松开。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只有火车司机和消防员，他们向我保证，这件事不会告诉别人。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幸好包裹掉落的地方离水比较远，如果再近点，恐怕就会被水流冲走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不知道要为公司兢兢业业地工作多少年，才能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对于成功来说，自信非常重要，但运气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的运气不够好的话，我就不会被我的领导再次重用了。我认为，我们不能对年轻人太严厉，即使他犯了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在想，我的前途会取决于那天我在离霍里斯德斯伯格几英里的水流是否能够找到那个丢失的包裹，如果找不到，我的将来会怎样，还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个地方，我甚至能马上找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那条铁路时，仿佛看见那个浅棕色的包裹一直躺在河岸边。它似乎在说：
“孩子！你可以犯错，上帝会帮助你，但机会只有一次！”
早在我还没有成年时，我就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支持者，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投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首次共和党国民议会而欢呼。我对参议员威尔逊、海尔等人充满了仰慕之情，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时，我注视着他们。后来，我为《纽约论坛周刊》组织了由一百个人组织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偶尔会大胆地发表一些短评给大编辑贺瑞斯·格里利。他为唤起人们关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做了很多事。
我所写的文字被第一次印成铅字，印在《纽约论坛周刊》上，那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我把那份印有刊登我的文章的《纽约论坛周刊》保存了多年。今天回头去看，任何人都会觉得为了解放而发动内战太遗憾。然而，需要废除的不仅是奴隶制度，松垮的联邦体系和过高的州政府的权力，也在被废除之列，因为它们会成为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绊脚石。南方的观点有离心倾向。现在，最高法院统治着一切，律师和政治家分别掌握着一半的话语权，他们能够共同作出决议是非常好的。要想使基石更加牢固，就必须使得各方在更多的领域内有统一的意见。婚姻家庭、企业经营、铁路监管、交通运输以及其他部门的运作，每个部门的运行都需要有人去统筹（现在是1907年7月，我再次读到多年前写的这段有预见性的话，这里面反映的内容都成为当今的热点）。
随后不久，铁路公司修建了自己的电报线路。这样一来，便需要更多的电报操作员，大多数人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增加，速度惊人。我们的设备供不应求，增设新的电报部门迫不及待。1859年3月11日，我指定前同事大卫·麦卡戈担任电报部门主管。人们说，大卫和我开创了在美国铁路系统雇用年轻女性担任电报操作员的先河，或许在其他部门里，我们也同样做出了创举。我们在各个办公室安排女孩工作。对她们进行培训后，便安排她们分管不同的办公室里，并由她们做师傅，负责培训新手。在第一批女孩中有我的表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电报操作员。我们不断地往她的办公室里安排了好多学生，这使得她那里简直成了一所学校。我们得出经验，操作员这项工作，女孩子们干得要比小伙子们可靠许多。在女性从事的这些新生职业中，我没发现还有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工作了。
司各特先生作为上司，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他是最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他的手下有很多人愿意追随。对于年轻时的我来说，他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不久，我就预感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事情就像我所预想的一样，他坐上了公司总裁的位子。在他的领导下，我逐渐学着处理一些本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成功处理了一个意外事件，因而得到了提升。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尽管电报指令发车还不是惯例，但还经常要用到这个手段。我认为，那时候，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人们还没有接受铁路管理方面的专门培训，整个铁路系统的管理仍然处于初始阶段。一旦铁路上发生意外，司各特先生必须连夜去事故现场指挥，疏通铁路线路。因此，他常常在早晨无法赶到办公室。
有一天的早晨，我来到办公室就发现了一起严重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东部地区，因为它延误了往西方向开的特快客运列车，往东方向来的客运列车在信号员的指挥下一点一点往前开。两个方向的货运列车都僵持在侧轨上。司各特先生并没有在现场。这件事情要处理，我终于忍不住要去管这件事，发出了“行车指令”，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如果有麻烦会怎么样。“毁灭威斯敏斯特教堂”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知道，如果这次出问题，不光是我的工作保不住了，而且我还要负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我也能给列车上整夜未眠的疲倦的乘客提提神。我认为我可以把这一切都做好。司各特先生的很多指令都是我帮他写的。我知道怎么做，于是我就开始工作了。我以司各特先生的名义给出指令，签发每一列火车行进的指令，我坐在机器前关注每一个信号，小心翼翼地将列车调往各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终于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运行平稳。他得知列车延误时，第一反应是：“噢！事情怎么样？”
他快速走到我的边上，拿起笔开始写他的指令。我提心吊胆地说：“司各特先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到您，于是今天早晨我就以您的名义发出了这些指令。”
“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在哪里？”
我把刚才以他的名义发出去的指令拿给他看，告诉他每一列在铁路线上运行的火车所在的位置，货运列车、道碴列车，所有的列车，并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还向他报告了不同的列车经过的站点。所有列车都有条不紊的行进着。他看了我一会儿，我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敢看他。他一个字也没说，但是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又细致地看了一遍。他仍然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这件事情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除了司各特先生，铁路系统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指令是我以司各特先生的名义发出去的。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我没有得到司各特先生的亲自授权，我不会再那么鲁莽地行事了。
我为我的作为感到痛苦，直到当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
“那么，他做对了？”弗朗西斯科问道。
“哦，当然，非常好。”
这样一来，我才放心了。当然，这也暗示我下次还可以只管放手去这么做。从那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自己发出行车指令了。
这个时期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后来的钢轨锻造厂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是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仅次于格兰特将军。据我所知，格兰特将军并不是一直都不苟言笑的，他在家里和朋友在一起时还是比较健谈的。他定期到匹兹堡来视察，走在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的存在。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出于羞怯才表现出的拘谨。令我惊讶的是，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他走到电报机旁和我打招呼，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这样称呼我，让我非常吃惊。不过，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列车的冒险事迹。如果一个年轻人与高层领导有了接触，那么他的事业之战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做一些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从那次事故之后，司各特先生如果有事情需要出差一两周的时候，就建议罗姆贝特先生，如果他不在家，希望授权我负责这个部门的日常运营工作。他这么做有很大风险，因为我那时才十几岁。但是罗姆贝特答应了司各特先生的要求。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在他不在的那些天里，除了因为道碴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运转良好。这起事故令我非常心烦和苦恼。我决定要执行铁路站台的所有规定，对有关人员作了调查，对事故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开除处理，对事故负有次要责任的人作了停职的处分。司各特先生回来后对此事也进行了认真考虑，有人向他提议调查和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有些超过我本人的职权了，但已经这样了，我只得向他汇报说所有的一切都已处理妥当。我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处罚了肇事者。有人提出来请司各特先生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对这样的要求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件事就这样被搁置了。在这微妙的关节点上，司各特先生不是通过我的言辞，而是通过我的眼神明白了我的态度，他默许了。
我当时的做法可能让司各特先生觉得太过严厉了，也许他是对的。很多年以后，当我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时，我的内心一直对被我停职过一段时间的那两个人抱有歉意。我在处理这件事时，因为是第一次执法，所以我感到良心不安。但是经验会告诉我们，温和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没有必要什么时候都要严刑峻法，有时轻微的处罚反而是最有效的。至少对于第一次犯错的人，不必进行重罚，明智的宽恕他们通常是最好的办法。
我的至交一共有六个人，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关于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必须与之斗争。我们都是由善良忠厚的父母养育的，他们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宗教信徒。在匹兹堡长老会教区长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被引进她丈夫教会的社交圈（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荒野的别墅中读起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手头有麦克米伦夫人在她八十岁那年从伦敦写来的信。她的两个女儿上周在伦敦结婚了，女婿是大学教授，一个留在英国，另一个接受了波士顿大学的聘任，他的两位贤婿都很优秀。这便将我们两个说英语国家的种族结合在一起）。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位相当严谨保守的加尔文教徒，他活泼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她家里更让我们觉得快乐了。这也使得我们有些人偶尔会去她的教堂。
我们之所以对神学话题进行关注，是因为米勒听到了一个预言神力的布道。米勒先生的家人都是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汤姆对教条知道的却并不多，他害怕这个预言学说，包括婴儿被罚入地狱——有些生来是荣耀的，有些则相反。我听说汤姆在布道结束后去找麦克米伦先生讨论这个问题，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汤姆最后脱口而出：“麦克米伦先生，你的想法肯定是有问题的，除非你的上帝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魔鬼。”这话把牧师吓了一跳。
汤姆的话成了我们星期天下午聚会讨论的话题。话题不论对或错，也不论汤姆当时宣布的是怎样的结果，我们还会受到麦克米伦夫人的欢迎吗？或许，牧师应该得到我们的宽恕。但是，麦克米伦夫人并没有表示不欢迎我们，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被驱逐出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卡莱尔与这些问题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听从他的决定：“如果这些都不能相信的话，那么上帝就没有什么信誉可讲。”我们认为，能带给我们自由的，只有真理，我们会为此而追求。
当然，话题一经说出来，我们就把握了主动权，教条被当作文明尚未开化时期人们的错误思想而被一条条否决。我不记得是谁最先提出第二条公理。我们常常对这条仔细研究：“宽容仁慈的上帝是人类最高贵的工作。”我记不起是谁最先提出那条公理的了，我们曾对它详加研究：“一个慈悲宽大的神是人们最为高贵的作品。”我们的一般看法是，上帝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明创造出来的，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即使一些无知的观念也会得到改进。此后，我们都很少接触神学，但我更信奉真正的宗教。危机过去了。很幸运，我们依然留在麦克米伦夫人的社团里。不管怎样，这是重要的一天，我们决定要支持米勒的声明，即使它涉及流放和更糟的内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对神学桀骜不驯，然而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约翰·菲普斯是我们的小圈子成员中的第一个遭遇重大损失的，菲普斯是从马背上摔下来死的。他的死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我还记得那时我对自己说：“约翰并没有死，他只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我们不久将随他而去，我们永远在一起。”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在我心里，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我的期望。对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来说，快乐就是避难所。我们应听从柏拉图的忠告，永不放弃希望。“永远让自己置身于快乐之巅，因为希望是美好的，回报也将是丰厚的。”这句话非常正确。将我们带入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最亲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将是一个奇迹；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与亲人们共度一生，这更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存在来说，这两者都同样地无法理解。因此，让我们用永恒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如柏拉图所说，“好像陷入迷狂一样”，然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中间。有人说今后没有傻瓜，也有人说今后有傻瓜，这两个说法都会被我们视为公理，因为这两个说法都是不可知的，所以这两个说法都有可能发生，都应该有希望。同时，我们的格言是：“家是我们的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我们的家”。
我家里的财产在这几年一直呈稳步增长趋势。我的工资涨了5美元，由原来每月的35美元涨到了每月的40美元，我并没有提出加薪，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的。每月给员工发工资是我职权的一部分。我们支付工资的方法是给工人们支付支票，但我不太喜欢收支票，而是把它们换成金币，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工艺品。我们通过家庭会议作出决定，我们可以大胆地买下一块地，还有上面的两套小房子，一套我们自己住，另一套有4个房间，一直是霍根姨父和姨妈住的，后来他们搬走了。如果没有艾肯特姨妈的帮助，我们几乎不能在纺织店楼上的小房子里安家。现在，我们应该把原本属于她自己的房子还给她了。在我们拥有那套有着4个房间的住宅后，霍根姨父去世了，我们去阿尔图纳时，就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房子里。这些房产是我们花100美元买下的，我记得总价好像是700美元。我们那时候的奋斗目标就是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相当于我们的全部积蓄。我们成了有产者，因为没过多久，我们的债务都还清了。但父亲却没有看到这一切，因为在这一切实现之前，父亲过世了，那是1855年10月2日，我们家第一次遭遇生离死别。然而，家中的其他三位成员还要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我们必须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还得继续偿还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这一时期的我们没有太多的积蓄。
这时候我在美国早期生活中的一件很甜美的令人愉快事情发生了。大卫·麦克坎莱思是我们小斯维登伯格教派的首要成员，他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几句寒暄，我没见到他们还有什么更加密切的联系。他和艾肯特姨妈的关系很好，麦克坎莱思先生把艾肯特姨妈叫来，并对她说，他非常愿意在我的母亲的困难时期，对她进行资金上的帮助。他曾听到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好评。
虽然一个人不需要帮助，但是却得到了很多友善的人热情的帮助，这种纯洁无私的帮助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作为一名苏格兰妇女，母亲刚失去了丈夫，长子刚刚长大成人，第二个儿子还只有十几岁，她的不幸遭遇感动了这个男人，他试图寻找能为他们减轻痛苦和负担的最佳方法。尽管，母亲婉拒了别人提供的帮助，但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心中仍占有神圣的一席之地。我坚信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困难时期应该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他通常都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男人和女人们，他们不仅愿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个规律，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不用担心从别人那里得不到帮助。
父亲的离世，使我很快地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们依然各行其是，母亲继续做给鞋子镶边的活儿，汤姆天天去公立学校念书；我仍旧跟随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工作。就在我的生命中一片灰暗之时，幸运之神却叩响了我的大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资。我的总资产是500美分，即使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与我的上司和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因此，我大胆地说，我会想办法筹到这笔款。他接着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车站的代理商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斯快车股票。那天晚上，我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母亲，她没有多想就知道怎么做了。她没有失败过。那时，我们已经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这也许可以作为抵押，想法借笔钱。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乘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才到达，她从她的一个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他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的小镇很有名望，他手上有大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后，我便把这500美元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给了我。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还要额外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但司各特先生大方地说，我可以在方便的时候给他，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那些美好的老日子里，那时候的股息和红利比现在要丰厚得多，而且亚当斯快车是每月分红。一天早上，一只白色的信封放在我的桌上，上面有手写的“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收。我还是第一次被称呼为“先生”，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的支票。那张支票让我永生难忘，以及“出纳员J.C.巴布科克”的亲笔签名。那是我第一次投资的回报——不用辛苦工作得来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这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星期天在森林里聚会是我们几个的惯例。我们在伍滋润附近找了个小树林，这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我带着第一张红利支票去了我们最喜爱的小树林，大家坐在树下，我拿出支票给他们看。大家都非常吃惊。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竟然会有这么丰厚的投资回报。我们决定把钱攒起来寻找下一个投资机会，所有的人一起参股，然后在很多年后，我们作为合伙人平分投资收益。到这时候，我的熟人圈子还没有扩得很大。
福兰克瑟斯太太，我们货运代理商的妻子，她是一个好人，她为人和蔼可亲，有时在匹兹堡，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第一次去她家按门铃的情景时常被她提起，我当时是为司各特先生去送一封短信。她家位于第三大道，她请我进去，但被我羞怯地谢绝了，我只有哄骗她才能掩饰自己的害羞。这么多年来，她多次邀请我在她家吃饭，但我从未答应过。我很不习惯在别人家里吃饭，直到年长时才稍微放松一点。然而，对我来说，司各特先生偶尔会坚持要我去他的旅馆和他一起用餐却是个好机会。直到我回想起来，除了在阿尔图纳的罗姆贝特先生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见过的最大的屋子就是福兰克瑟斯先生家了。在我看来，坐落在主要街道的每一户住宅都有一个门厅入口，这是很时尚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师，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请我去他在乡间的漂亮的房子里度周末。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家里住过一个晚上。像他这样一个有学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会对我产生兴趣，他的这一行动有些奇怪。能得到这份殊荣是因为我曾给《匹兹堡日报》写过通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报社的一个小作者了，虽然当时还没什么名气。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编辑。贺瑞斯·格里利和《论坛周刊》是我成功的标杆。奇怪的是，当有一天我可以买下《论坛周刊》的时候，珍珠已经丧失了它的光泽。美丽的空中楼阁常常要等到我们生命的晚期才有机会抓取，而那时候，它往往已经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我以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为主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我惊讶地发现，文章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刊的显著位置，罗伯特·M.瑞笛是责任编辑。我在接收电报时，收到一份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里德先生查证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瑞笛先生并不认识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可是我又怕司各特先生看原稿，因为他一看原稿就能认出我的笔迹。因此，我坦诚地告诉司各特先生，我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好像不太相信是我写的那篇文章。他说，他早晨读过这篇文章，不知道谁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我注意到了他的疑虑。笔是我的武器。此后不久，斯托克斯先生邀请我去他那儿度周末，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豪华的房子之一。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司各特先生富丽堂皇的家，虽然他的家跟那些大人物的家一样时尚，但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他的藏书室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架，使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壁炉拱门的中间用大理石雕刻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
不愿意思考的人是固执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尚的语句让我震颤，我对自己说，“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间书房”（这是一个前瞻），“这些警句将像在这里一样使壁炉架变得雅致起来。”如今，在纽约和斯基伯，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时隔多年以后的又一个星期天，当我在他家里再次看到这句话时，依然是那么的醒目。那时的我已经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的负责人了。我为南方城市的分崩离析而热血沸腾。司各特先生成为了民主人士的领袖，他认为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统一是非常错误的。他给出的一个观点使我几乎失控，我大声说：
“司各特先生，像你这样的人只能有6周的时间可活了，因为我们会把你们绞死。”
写到这儿，我仿佛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对隔壁房间的妻子大声喊道：
“南茜，南茜，听到这个苏格兰小鬼说的话了吗？他说他们将在6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全都绞死。”
在那些天里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斯托克斯先生在华盛顿请求我帮他在支援部队里成为一名现役少校。那时我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从此成了司各特上校。他得到了任命，自此，他就成了斯托克斯上校，以致这位怀疑北方用武力搞统一的人为了高尚的目的拔剑高扬。人们在宪法权利方面首先发生争论并创建了理论。旗帜燃烧起来的时候，世界产生了很大的不同。顷刻间，每一件事都点燃了——包括成文的宪法。统一和古老的光荣，那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但那已经足够。宪法要保证只有一面旗帜，正像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容两面旗帜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