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罗姆贝特先生的职位被司各特先生所取代，他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他在去阿尔图纳工作时，把我也带上了。对于21岁的我来说，离开匹兹堡是个严峻的考验，但对于这样的职业生涯发展，我是无所畏惧的。我和母亲一样，有着执着的性格，对此，她为我感到高兴。我之所以选择跟随司各特一起去阿尔图纳工作，就是因为司各特先生是一位真诚的朋友。
自然会有人对司各特先生的升职产生嫉妒，并且，他刚上任就要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罢工。不久前，他的妻子在匹兹堡去世了，他非常孤独。对于他来说，阿尔图纳是他的新指挥部，他只不过是个新上任的人，他的身边除了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陪伴他的人。当他还没有把孩子从匹兹堡接来，还没有在这里把家安顿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铁路宾馆住了好几个星期。我和他共用一间大卧室，这是遵照他的意愿办理的。他似乎希望我能一直留在他的身边。
罢工事件愈演愈烈。我记得，我在夜里被人叫醒，说是铁路线封锁了，整个交通中断了。原来，是货运列车的工人一怒之下离开了位于密甫林的列车，所以才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司各特先生当时正在休息，他的工作太繁重了，压力太大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他更忧心，就没叫醒他。等他醒了，我向他建议将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时，他看起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也嚷嚷着同意了。于是我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工人们谈判。我许诺他们可以在第二天提意见，公司一定会认真听取。我成功地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了交通。
有反叛情绪的不仅是铁路工人，商店的员工也迅速组织起来联合表示不满。这个消息是我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得到的。一天晚上，当我走在黑漆漆的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有人跟着我。他快步走近我，跟我说：
“你曾经帮过我，是个对我有恩的人，就在你帮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如果我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你，但是不能让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当你在匹兹堡工作时，我曾经找到你申请一份铁匠的工作。当时你告诉我说匹兹堡没有，如果我能耐心等几分钟的话，你可以帮我发个电报问问阿尔图纳，也许那里会有这样的工作机会。你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仔细地审读了我的推荐信，并帮我发了电报，就这样，我在这里得到了这份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很好，并且我全家都在这儿生活，我感觉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多亏你的热心帮忙。现在，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告诉一件对你有利的事情。”
我静静地听着。于是，他就告诉了我一件他所知道的事情：他们决定在下周一举行罢工，现在正在紧张地进行签名活动。时间不多了，一早，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司各特先生说了，他采取了一个强有力的措施，宣称所有签名打算罢工的人到办公室结算工资，他们被解雇了。同时，签名要罢工的人的名单已经被我们掌握了，我们把这事及时通报给了大家。随后，店员惊慌失措，眼看就要开始的罢工就这样被平息了。
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意外的事件发生，但总是能有像这位铁匠带来的消息帮我渡过难关。我常常想，好心总会得到好报的，帮助别人总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甚至在今天，我还会不时地碰上一些我已记不起来的人，他们在我面前回忆起一些我曾给过他们的细微的关心。尤其是内战时期，我在华盛顿负责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时，曾帮助某位父亲去前线看望他受伤或是病倒的儿子，或是帮忙将尸体运回家，或是类似的一些事情。我感谢这些小事，因为它们是我一生所作善行中最为令人愉悦的一部分。我要感谢这些小事，能给别人带去帮助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对于这样的行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对弱势群体来说，也许你的很小的帮助，却会帮他们的大忙，他们会非常的感激你。许多时候，帮助一位普通百姓也许比帮助一位上层人物带给你的回报更有价值。华兹华斯的诗句写得如此真诚：
华兹华斯的诗行多么富有哲理：
“好人一生中最为值得称道的，
是那些细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
充满着爱和善意。”
我跟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一起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发生了一件针对我们公司的重要诉讼案，斯托克斯上校负责这个案子在格林堡的审理工作，我是此案中的一名重要证人。斯托克斯上校希望这个案件延期审理，因为他担心我被原告传唤出庭，司各特先生派我尽快离开此地。对我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我就有时间去看望我的两位铁杆兄弟米勒和威尔逊了，当时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克里斯兰铁路部门工作。路上，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个座位上，看着驶过的那一行铁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向我走了过来，手上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包。他说，火车上的刹车手告诉他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关系。他希望能向我展示一下他专为夜间旅行发明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模型来，看上去是卧铺车厢的一部分。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是，这个人就是著名的T.T.伍德鲁夫先生，他发明了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产品——卧铺车厢。电光石火之间，我意识到这一发明的重要性。我问他，他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去阿尔图纳，我向他保证一回去就将此事汇报给司各特先生。卧铺车厢的主意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迫切地想回到阿尔图纳，将我的想法告诉司各特先生。我也这么做了。司各特先生认为我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发明完全可行，并让我立即给专利所有者发电报。后来我们签订了合同。公司很快生产出两节车厢并投入运营。此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伍德鲁夫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的这项新事业中，并提出给我8%的股份。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提议，我坚信定有回报。这两节卧铺车厢分批交货，按月分期付款。首次付款时，我应该付的那一部分是217.5美元。为此，我大胆决定向当地银行家劳埃德先生申请这个数目的贷款。我向他说明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他张开长臂（他有1.8～2米那么高）紧紧地抱住我说：“为什么不呢？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对的，安迪。”
就这样，我收到了生平第一张贷款单，而且还是一位银行家出具的。对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在一个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一个自豪的时刻！卧铺车厢运营得非常成功，每月的收益可以用来偿还每月的分期贷款。我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这里（今天，1909年7月19日，在我重新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依然非常高兴）。
在阿尔图纳，母亲和弟弟都搬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跟原来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觉得家里的经济状况可以允许我们请一个佣人。对于让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的家庭，与我们一起生活，母亲一开始是很不情愿的。她觉得自己可以为她的两个孩子做任何事情。这是她的生活，她不需要一个陌生女人介入进来。她能为孩子们洗衣做饭、缝补衣物、整理床铺、打扫房间。这是她作为母亲的权利！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雇一个女佣。先是一个，随后又雇了几个。她们来了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多少快乐，因为别人的服务很难替代母亲爱的付出。我们花钱请来的厨师为我们准备的丰盛佳肴，没有了带有母爱的亲切的味道，因为这是厨师作为任务的有偿服务，不具有任何的感情付出。
在众多祝福中，我为幼年的生活中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家庭女教师为伴感到庆幸。不必惊讶，跟那些富家子弟相比，穷人家的孩子更加具有爱心、热爱家庭、孝顺长辈。对他们的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是父母的关爱。父亲意味着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和顾问，母亲则是护士、女裁缝师、女家庭教师、朋友、女英雄，是无所不能的圣人。而那些对孩子来说意义只在于继承财产的父母，他们和孩子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遥远。
但是，母亲忽略了一个问题，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终有一天，他会搂住他心中的女神——母亲，温柔地亲吻她，并试着向她解释，让他为她做些什么也许会更好。他能够像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像他的父亲一样独立地处理事务，他有时希望能够改变什么。对年轻人来说，生活中的事情发生一些改变是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改变会让他们的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时更加舒适。尤其应该让奴隶般苦干的母亲从此以后过上一种比较清闲的生活：读读书，去串串门，探访一下自己亲爱的朋友们——简而言之，将她的地位提升，如贵妇人一般，这是合适的，也是她应得的。
但是，在短时间内，对于这样的变化，母亲还是很难接受的。或许是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大儿子已经出人头地了，母亲最终认为，她应该接受孩子们的建议，自己要有所改变。“亲爱的妈妈，”我搂着她请求道，“我和汤姆让您操劳了一辈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很好地照顾您了，让我为您做些事情吧。现在是你作为贵妇人享清福的时候了，您可以坐上自己的四轮马车，同时让您喜欢的女孩来为您服务。汤姆和我都希望这样。”
母亲被我说服了，她已经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拜访邻居了。对于母亲来说，上层社会的礼仪是不用去学的，因为这些她天生就具备了；至于教育、学识、敏锐性和宽厚待人方面，很少有人比得上她（我起初写的是“从未”，而不是“很少”，当时改了一下。尽管如此，我还是保留个人意见）。
在阿尔图纳，我的生活因为出现了一个女孩而变得更加愉快，她就是司各特先生的侄女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她在这里帮司各特先生管理家务。当司各特先生到费城或是其他地方出差时，她很完美地扮演了我姐姐的角色。我们常常在一起，骑车穿越树林，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在1906年重读她写来的信的时候，竟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激。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更成熟，完全有资格扮演大姐姐的角色。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后来的事情非常遗憾，我们因为各自的生活分开了。她的女儿嫁给了苏赛克斯的伯爵，后来她们家就出国定居了（1909年7月19日，我和我的妻子在1908年4月见到了我这位大姐姐，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她妹妹和女儿都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确实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是我年轻时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工作了3年后又升迁了。1859年，他的办公地点挪到了费城，他被提拔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司各特先生走后，我的去留成了一个问题，他是带我一起去费城，我们一起工作，还是不带我走，让我跟新的上司，在这儿继续工作？我不想去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本来我就不愿意和司各特先生分开，还要为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上司服务，我一时无法接受。对我而言，是否带我走都是他说了算。我的升迁与否，都全赖于他的提携。
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了他家里的私人办公室。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工作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他的继任者是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话题引向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
“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当时的我正处于不知道天高地厚、目空一切的年龄。我感觉任何事情我都能做好，也许别人并不像我一样对自己有如此的信心，更不用说司各特先生了。24岁的我，那时的偶像是约翰·拉塞尔勋爵，就是曾经说将来要成为海上舰队的指挥的那个人。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是如此。我想我可以做好那里的工作，我这样对司各特先生说。
“太好了！”他说，“费城运输部需要波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主管）去管理，他的职位就空出来了，我把你推荐给他，让你去接替他的职位。他同意让你试试。你期待的工资是多少？”
“工资？”我感觉司各特先生小看了我，“我怎么会在乎工资呢？我不在乎公司会给我多少钱，我在乎的是这个工作机会。对我来说，能回到匹兹堡分部——你以前的位置任职，这是我的荣耀。至于给我多少工资由你决定，用不着比现在的多。”
那时，我的月薪是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在那里每年的工资是1500美元，而波兹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如果你去那里工作，一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1500美元会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可以拿1800美元，这样的安排你感到满意吗？”
“噢，请……”我说，“不要和我提钱！”
那不仅是雇佣和薪金的问题，在那儿，在那时，我的升迁还未公开。我将有我自己的一个部门。我不用再在来往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我现在可以写上“A.C.”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荣耀了。
1859年12月1日，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主管的委任书发布了。随之而来的，是我马上就要准备搬家了。这样的变化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住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在郊外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有一幢带庭院的大房子，可以尽情享受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跟回到老朋友中间，回到又脏又乱、烟雾弥漫的匹兹堡相比，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在阿尔图纳居住期间，弟弟汤姆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和我一起去了匹兹堡，成了我的秘书。
对我来说，我上任后的那个冬天令我非常难忘。建设拙劣的铁路线，效率低下的设备，使我完全不能应对繁忙的业务。建在大块的石头上的铁轨需要用铸铁墩子固定住。据我所知，曾经有一个晚上47个铸铁墩子发生断裂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不出事故倒不正常了。那些日子里，我作为部门主管，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应当在晚上通过电报调度列车，所有的障碍都要亲自去清除。有一次，我连续8天没有回家，夜以继日的工作，事故一件件得到了处理，障碍一个个被清除。我可能是所有担任这项管理工作中最不体恤下属的人了，凭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我认为我的下属也能跟我一样，可以超负荷工作，我没有仔细为他们考虑过，他们根本无法忍受那样的极限。对于疲惫至极的我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让我很快地睡着。晚上，假如我能在肮脏的货运车厢里待上半个小时，那么这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睡眠时间。
内战加大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线的需求量，我必须组建一支夜班力量才能应付越来越多的业务量，但是要征得上级同意将夜间铁路线的管理委托给列车调度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他们还没有给我明确的授权时，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在没有得到上级正式授权的情况下，指定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第一个夜间列车调度员，也许是美国第一个，真有可能。
1860年，我们回到匹兹堡后，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当时匹兹堡的环境做任何的精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假如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马上就变黑了；刚洗的脸和手不到一小时也和没洗时一样脏；头发和皮肤上都沾满了烟尘。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地回来的那段时间里，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给我们介绍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带了过去，这样我就可以在家指挥分部的事务了。
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里阡陌纵横，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荷姆武德占地好几百英亩，这里有美丽的峡谷和森林，还有小溪潺潺。有一个花园在我们的房子周围。这几年的乡村生活成为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种种花草、养养小鸡，享受田园风光。母亲非常喜欢花草，但从来不去采摘一朵花。我还记得，她曾经因我拔了一根草而对我进行责备：“这是绿色的、有生命的东西。”母亲的这种性格影响了我，每当我从家里走到大门口时，总想摘一朵花别在纽扣锁眼上再出发去城里，但我知道，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任何的花草都不能随意糟蹋，因此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我们搬到乡间后，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这一地区许多有钱人都在这个令人愉悦的乡村里拥有寓所，可以说，这儿是一个贵族区。我这个年轻的经理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的大宅里面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音乐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举行音乐晚会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在这里，一旦我听到他们谈论的新话题，就马上去学。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学习，所以我每天都感到很快乐。
在这里，范德沃特兄弟、本杰明、约翰和我第一次相遇。后来我和约翰成了旅伴，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亲爱的范迪”成为我周游世界时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我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令我高兴的一点是，斯图尔特先生、“范迪”不久都成了我事业上的合作伙伴。能够认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名门望族——尊敬的威尔金斯法官，是我们在新家的最大收获。那时，威尔金斯法官年近八十，高高瘦瘦的，非常英俊。他很有才能，待人接物谦和而有威严，气度不凡，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当中学识最渊博的。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是我心目中和蔼可亲的女性——是我曾见过的最美丽、最迷人的贵妇人。她、她女儿维金斯小姐和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聚集中心。
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我在那儿很受欢迎，这令我非常高兴。音乐会、猜字游戏和威尔金斯小姐领衔主演的戏剧，都是我提高自身修养的好途径。有一位法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终身难忘，有一次他在谈话中想要阐释一段评论，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经对我说道……”或者：“我曾告诉惠灵顿公爵……”法官早年（1834年）曾担任俄国外交使节，当时执政的是杰克逊总统。他在与俄国沙皇的会谈中以同样轻松的方式交流。我似乎触摸到了历史本身。这座华府给我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氛围，我和这个家庭的交往，有力地激励了我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我和威尔金斯家在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好，除了政治观点，这件事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我非常反对奴隶制度，对废除奴隶制度表示支持，当时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党人。威尔金斯的观点与我相反，他支持南方强大的美国民主党，支持奴隶制度，他们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尔金斯等人是倾向于南方的坚定的民主派人士。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进入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怎么看？”威尔金斯夫人对我说，“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给我，西点军校的司令官竟然强迫他跟黑人坐到一起！这种事情你以前听说过吗？这实在是一种耻辱！黑人怎么能进西点军校呢？”
“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还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
大家沉默不语。于是，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严肃地说：“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卡内基先生。”
这个时候，她以独特的方式送给了我一件礼物，这是我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是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亲手编织的一块阿富汗毛毯。曾经有许多人在她编织的过程中问她，这块毛毯是给谁织的。这位可爱的像女王一样的老太太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她严密地保守着这个秘密过了好几个月，这块毛毯织到圣诞节临近，终于织完了。她细心地把它包装好，并附上写有温情寄语的卡片，让她的女儿寄给我。当时我在纽约，很及时地收到了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那条阿富汗毛毯太珍贵了——它是由如此高贵的夫人送来的礼物。我虽然经常拿出来给好友看，但从来没有用过。在我所拥有的财富中，它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时，有幸遇见了莱拉·阿狄森，她非常有才华，她的父亲是刚刚过世不久的阿狄森博士。很快，我与他们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家带给了我种种益处，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认为这是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建立的另一种友谊。阿狄森太太是一位爱丁堡女士，卡莱尔曾在她家担任过家庭教师。莱拉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她能很流利地说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苏格兰的血”一如继往地发挥着力量。
如果你想找一位理想的朋友，那么阿狄森小姐将是非常好的人选；如果你是一块未经加工的钻石，那么她会把你打磨得精致而富有光泽。她是我的挚友，因为她会严格批评我。我开始认真审视我的言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经典名著。我开始关注自己与别人交谈时的态度和待人接物的细节上如何获得提高。简而言之，就是言行举止更加温和文雅、彬彬有礼。我不太在意自己的穿着，认为这样或多或少会有些做作。笨重的长统靴，松垮的衣领，粗犷的着装是当时的西部风格，这是我们圈子里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表现。但是一旦某件事情被贴上了浮华的标签，就不会被人看重了。我记得我在铁路公司工作时做过的一件蠢事，有一位绅士戴着小山羊皮手套，可我们觉得他的穿戴没有丝毫的男子气概，就当众嘲笑他。等我搬到荷姆伍德后，在阿狄森小姐的帮助下，改掉了很多细节上的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