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司各特先生把我叫到华盛顿，他的新职位是陆军部部长助理，主要负责交通运输部门。他把我叫来是让我做他的助手，负责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以及组建一支铁路工作力量。这个部门成为战争初期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通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队遭到了袭击，并且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也被切断，破坏了联邦军队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我的辅助军团开通一列从费城到安纳波利斯的火车，把分支线延伸到枢纽的一个交会点，与去华盛顿的主要干线相连接。修复这条分支铁路线，使重型火车可以从这里通过，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工作。通过几天的努力工作，我们成功地把巴特勒将军和好几个部队的团的士兵全部运送到华盛顿。
第一列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把我送上了旅程，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行进。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地方，木桩把电报线压在了地上。我命令火车停下来，下车后我便跑过去把木桩挪到一边，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木桩把电报线紧紧地压到了一边，我一松开就被它们的回弹击打到脸上，我被打翻了过去，我的脸颊上被弹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伤随着第一批部队进入华盛顿的。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我虽然在工作中受了伤，但这可以对国家的事业有帮助。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我感到非常光荣。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与南方的通信联系很快就被我们打通了。
很快，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成为我们的指挥部所在地，但是不幸的布尔溪战役就在那里发生。起初，我们对战役的报道根本就不相信，可随着情况越来越明朗，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火速把火车开往前线，再把战败的军队士兵运送回来。伯克车站是离前线最近的一个点，我就到那儿指挥一列一列火车，把那些可怜的受伤士兵往回运送。据报道，我们与叛军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最终不得不关闭伯克车站，最后一列前往亚历山大的火车把我和电报操作员拉了回来，但那里也同样没有秩序。有些铁路工人做了逃兵，但第二天早上，与其他服务部门留下来的人数相比，我们是值得庆幸的了，因为大多数人选择了留下来，只有少数几个列车长和火车司机乘船穿越了波拖马可河。敌人的枪炮声每天晚上都会响起，但是第二天早上会发现，我们的电报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我到了华盛顿后不久，军队大楼成了我的指挥部，司各特先生也在这里。因为我要对电报部门和铁路部门负责，所以我就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苏厄德国务卿、卡梅伦部长，以及政府的其他重要人物。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偶尔会与他们有私人接触。我的办公室也会有大人物光顾，他就是总统林肯先生，他会坐在桌前等电报回复，也会为情报而焦虑。
这位伟大人物的所有画像跟他本人的真实长相差距并不大。因为他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几乎所有为他画像的人都很难画不像。在我看来，他在安静状态时，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或讲故事时，他的过人的才智就会从他的眼睛中闪烁出来，光芒就会从他的脸上绽放出来，这些细节我从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他举止的得体是与生俱来的，他对每一个人的态度都是和蔼可亲的，即使是对待办公室的年轻小伙子也很和蔼。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别人，无论是对信差男孩还是对苏厄德国务卿，他对所有人都一样，他总是温文尔雅地说话。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正是他的魅力所在。或许他的话并不多，但他常常会以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人心。没有把他当时的奇言妙语仔细地记录下来，使我感到非常遗憾。他总是会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一件事，即使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林肯先生这样一个能与大众打成一片的伟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用海部长的话说就是：“林肯先生怎么会要人伺候？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只会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伙伴。”他是真正的、最完美的民主主义者，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行都透露出他的与人平等的愿望。
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在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焦虑，我也是如此。如果不立刻归还战俘，战争将不可避免。当内阁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司各特先生作为军部部长助理应邀参加，因为当时的部长卡梅伦不在。我竭力让司各特先生明白，如果美国不把俘虏交还给英国，那么他们就会宣战。根据美国的规定，船只是可以免除检查的。但司各特先生并不清楚国外局势，他主张扣押战俘，但是他开会回来后告诉我，国务卿苏厄德在内阁会议警告他们说，如果扣押俘虏，那么美英战争不可避免，这正是如我所预料的。起初，扣押俘虏的决议也得到了林肯总统的支持，但最终他同意了苏厄德国务卿的意见。为了等卡梅伦和其他没有到会的人，内阁会议决定延期到第二天再做出决定。司各特先生受苏厄德国务卿委托，转告卡梅伦部长，苏厄德先生一到就去见卡梅伦部长。苏厄德国务卿希望在开会前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卡梅伦部长的支持，因为他预料主张不交换战俘是卡梅伦部长的想法。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无法形容华盛顿在那段时间的混乱局面所给我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时，我发现他老了，是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了，不仅身体不能正常行动，而且脑子也不管用了。这位曾经显赫的人物，是共和政体依靠的力量。泰勒将军作为物资供应的主管，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像司各特先生。我们要开通通信联系、运输人员和物资，我们要与他们进行业务上的接洽，除了他，剩下的人都不太合适。他们已经不再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做起事情来总是因循守旧。许多要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总是拖上好几天。在众多重要部门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干脆利落的主管人员——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都没有。政府部门被长期的和平岁月浸泡得已经陈腐不堪了。
据我所知，不光是这一个部门，海军部门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但我并没有与他们进行亲自接触。海军原本只是在编的部队，并不算重要。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换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前景。政府对于国家急于要生产一项有效的武器的任务的耽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令我吃惊的是，混乱不堪的政府部门的每一个分支机构，很快就变得有条不紊了。
我们的运营受关注的同时，工作也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予了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是上校了）一项特别的权力，即不用等战事部长缓慢的官方决策就可以直接去做他认为必须做的事。这份特别的授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战争初期，如果没有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政府的铁路部门和电报部门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当时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与他手下的将军和各部门的领导比，他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但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林肯总统不得不把他撤换掉。了解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让卡梅伦去管理其他部门，那么就可以避免更多的灾难了。
洛奇尔（卡梅伦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并不是一个感情匮乏的人，他到苏格兰来探望我们时已经90岁高龄了。在四轮马车上，他坐在前排位置，当他经过一个峡谷时，他虔诚地摘下帽子，叹服于宏伟壮观的景色。我们谈道，政府部门的候选人要想得到提名，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且必须是政府需要的人才，除非是在非常罕见的紧急情况下才有例外。期间，洛奇尔还说到了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一件事。
当卡梅伦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郊区住宅时，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林肯总统想要见他的电报。他接到电报后，马上前往华盛顿。
“林肯总统说：‘卡梅伦，我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说，我必须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者，这是我的责任，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是我……等等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甚至都没有仔细思考，就轻易地去相信他们的话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哦，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跟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当时是在新奥尔良收到他的来信的，赶到华盛顿已经是10天以后了。我当时是这样跟杰克逊总统说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美国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船只的驾驶者不得在遇到狂风暴雨时丢弃船只，如此等等。只要有一个州这么做了，那么其他州会跟着效仿的。杰克逊总统对这个方案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回哈里斯堡了，这个决议经过充分的准备，通过了。如我一开始所设想的那样，其他州也跟着做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连任了两届总统。’
“‘很好，’林肯说，‘你现在能这么做吗？’
“‘不，’我说，‘我和你的关系太好了，总统先生，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我可以让另一位朋友来做这件事。’
“‘好，’林肯总统说，‘那你就帮我把这件事做好吧。’
“福斯特被我叫来（他是我们在旅客车厢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我请他去查找杰克逊的那些决议。我们根据新的情况，对这些决议进行了略微的修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正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事情很顺利。我再次去华盛顿时，当晚便去了总统的公开招待会。我进去时，宽敞的东厅已经人满为患了，非常高大的林肯总统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我，他戴着白色的手套，看上去像两只羊腿。‘卡梅伦，今天已经超过两个州了，卡梅伦，超过两个州了。’他大声地喊着。他的意思是，又有两个州通过了我们所制定的决议。
“这个事件不但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而且更为不同寻常的是，间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届美国总统请去在同样的情况下为其出谋划策，并且两位都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成功连任了。正如我曾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所解释的那样：‘一切都是注定的。’”
我没有在华盛顿遇见格兰特将军，他一直都在西部，直到我离开华盛顿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在匹兹堡作了短暂的停留，为调往东部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我在铁路线上遇见了他两次，我们一起在匹兹堡进餐。当时的火车上还没有安排餐车。格兰特虽然有着高贵的身份，但感觉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让人认出来的人。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这样的话：“格兰特将军在西部视察军队时，他和部将们上了我的车，我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看到格兰特将军时，我暗自说道：‘噢，我不知道谁是格兰特将军，但这个人肯定不是。’可这个人就是格兰特将军。”（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是每当读到这段，我还是会笑起来。这种事情可能让格兰特将军感到非常不公平，因为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误会过他。）
“战略”和各位将军的人事安排是在战争年代被谈论的最多的词语和事情。令我吃惊的是，格兰特将军和我谈论起这些事情却毫无顾忌。当然，格兰特将军对我任职的情况很清楚，他也知道我和斯坦顿部长的关系很好，对局势的进展也有自己的看法，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
“我想也是。”我说。
“谢尔曼可以接替我。”他说。
“如果是谢尔曼接替您的位子，那么会让全国上下都非常惊讶，”我说，“我认为，在人们的印象中，托马斯将军才是最适合的继任者。”
“当然，我很了解这些情况，”他说，“对于这个人，我也是非常了解的，托马斯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适合这项工作的人选。那是无可辩驳的。实际上，与东线相比，西线已经是无可挑剔了，东线才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推进的。”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格兰特的做事方式。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很荣幸地能和格兰特将军相知相识。装腔作势的人很多，但格兰特却不是那样一个人。就是作为总统的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格兰特是一个安静的、慢性子的人，而林肯总是充满活力与激情。格兰特说话时不善于用冗长而又华丽的词句，在“方式方法”上也从不做任何讲究，虽然如此，他并不是一个保守、古板的人。他在某些场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甚至口若悬河、吐沫横飞，令人惊讶。他总会用极为简明的句子把事情说清楚，他对事物的洞察力极其敏锐。如果他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会沉默不语。我注意到，在战争期间，他经常夸奖他的下属，一提起他的下属，就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内战时的西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格兰特将军对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没有任何节制。罗林斯大胆地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罗林斯当时是他的参谋长。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这样真诚地告诫自己，格兰特这样认为。
“你在说酒的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真奇怪！”格兰特说。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下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再也不喝一滴酒了。”
格兰特将军说了这话之后，从此不再喝酒。后来我有很多次机会和格兰特一家在纽约一起吃饭，但是我从没见到这位将军再拿起过酒杯。他的意志非常顽强，这使他的决心笃定，坚持不懈，我很少见到像他这么意志坚定的人。克制一段时间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在戒了三年酒后，终于没有忍住，最终还是继续饮酒。
格兰特在任总统期间，曾被指控在某些官职任命或政府行为方面涉嫌贪污受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清贫，以至于不得不宣布一项决定，取消惯例上的国宴。他发现800美元才够一次国宴的花费——这个花费不是他的工资所能承担的。他任总统时的年薪由25000美元涨到50000美元，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时，他的收入节余也不多。收入跟职位比，他更看重后者。据我所知，他的第一任总统届满时，什么都没剩下。但我发现，格兰特将军利用他的权力在人事任免上收受贿赂的事情，广泛流传于欧洲的高层官员中。众所周知，这样毫无根据的指控在美国根本站不住脚，但这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制造公众舆论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人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今天的民主制之所以在英国遭受拒绝，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认为美国的腐败是由其政治体制造成的，即共和主义。但是，如果谈到两个国家的政治见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说在新的共和主义国家里有一个腐败的公众人物，那么在旧的君主制国家就有一打腐败的公众人物，所不同的只是腐败的形式罢了。君主制国家是用头衔来贿赂的，而非美元。他们公开授予头衔，接受者或民众不认为这是贿赂。
我在1861年被召到华盛顿，这场战争似乎要结束了，但后来我们知道，这场战争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需要相关部门的官员出来负责一些相关的事。司各特先生不能离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于是他决定，要我再回到匹兹堡继续工作，这也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根据政府的要求所作出的安排。因此，其他人接管了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我们则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从华盛顿回来后不久，我就得了平生第一次大病。我完全病倒了，我不得不努力撑着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去休息。一天下午，当我在弗吉尼亚的铁路线上工作时，我感觉很难受，就像是中暑了一样。等感觉稍微好些以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在高温下工作，我不能承受太热的天气——太热的天会使我完全萎蔫。（很多年来，我更喜欢凉爽的高原气候而不喜欢夏天的炙烤。我的医生一直认为，避开美国炎热的夏天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良药）。
我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批准可以休假，这个假期我回了趟苏格兰。在1862年6月28日，我27岁的那一年，埃特纳号轮船载着母亲、知心朋友米勒和我出发了，在利物浦登陆后，我们立即前往丹佛姆林。当我再次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时，我充满了万般的感慨。一切都像在做梦。随着我们与苏格兰距离的缩小，我激动的心情就越来越增强。母亲也和我一样，我记得当她第一眼看到熟悉的黄灌木时，她惊呼起来：
“瞧！那是金雀花，金雀花！”
母亲的内心也激动不已，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安慰反而让她愈发地难以自已。我自己就像是到了一片神圣的土地上，禁不住要亲吻它。
在这种情绪中，我们到达了丹佛姆林。一路上经过的所有事物，我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但是，和我想象中的相比，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小，我甚至为此感到迷惑。终于，我们到了兰德姨父家，走进那间他交给我和多德很多事情的房子，我大叫起来：
“你们都在这里，每一样东西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但你们现在却把它们当玩具了吧。”
我原以为海尔街不比百老汇大街差多少，我原以为姨父的商店可以与纽约的建筑相比，还有我们过去在星期天经常去玩耍的山丘，还有远处那些房屋的高度，仿佛一下子全都缩小了。这里像是一个小人国。我甚至能触摸到那间我出生的房子的屋檐。以前曾把在周六行走去海边看成是高难度的一项工作，而现在，那也只不过三英里的距离。海边的礁石似乎也消失了——我曾经在那里捡蛾螺，而现在只剩下一条平展的浅滩。我唯一的母校——乡村学校承载着我们处于学生时代的回忆，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进行格斗和赛跑的操场，都似乎变得比原来的小了很多。那些漂亮的住宅，如布伦豪尔、弗戴尔，尤其是在多尼波瑞斯德的音乐学校，众多的建筑物都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不值一提。老屋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我后来到日本观光时看到的那些类似玩具一样的房子的复制品。
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微缩模型，甚至连摩迪街上的那口老井，和我的想象也大相径庭。但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没有使我失望。它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它丝毫没有改变，让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大教堂的钟声似乎也很给我面子，当我想听钟声时，它就响了，我的心里充满着感激。它给了我一个聚焦点，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教堂周围的景致以及宫殿的遗址和峡谷，还有其他景物，都调整了尺寸，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我的亲戚们仍是那么友好，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我亲爱的夏洛特姑妈，她高兴了一阵后叫道：
“噢，你很快就能回到这条大街上开一家店铺了。”
她认为，如果能在海尔街上开一家商店就是成功。我和她的女婿、女儿都是同辈，尽管相互之间没什么联系，但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对于她来说，她的外甥是最有前途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拥有一家商店就算是那里的贵族了，就算是海尔街上的蔬菜水果商跟摩迪街上的店主也有着不相同的地方。
我的保育员是我的姨妈，她非常喜欢给我讲述我儿时好玩的事。在我还是一个婴儿时，我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喂饭需要两个调羹，如果调羹不在我的嘴边，我就会用尖叫声来表示抗议。后来，琼斯上尉作为钢铁厂的主管用我出生时的状态来形容我“有两副牙齿，胃口比一般人要大”，就像儿时吃饭一样，对我来说，新的工厂和增加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对于我的家族来说，我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亲戚们都很喜欢我，姨妈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们每个人都有关于我童年时的许多恶作剧和逗乐的事情。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位姨妈说我非常早熟。
我从小就学到了一些至理名言，它们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在父亲那里学到的一句格言，很快就被我用上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和我从3英里外的海滨回来，父亲不得不背我走一段路，登上一个陡峭的山坡时已经黄昏了，走了很远的路，他的体力消耗得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力气背我了，父亲想让我自己走一段路，但我却说：
“啊，爸爸，别着急，男子汉是要有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的，不是吗？”
他非常费力地背着我艰难地前行，最终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我这是用他的话回应了他，但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有背上的重量减轻的感觉。
兰德姨父是我在家时的老师、向导和启迪者。在我8岁时，他就教了我很多知识，我能够成为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有爱国心和想象力的人，完全是拜他所赐。虽然我已经27岁了，但兰德姨父仍然是我的兰德姨父。他没有任何变化，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兰德姨夫在我心中占据的位置。我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我仍然是他的“奈格”。他始终不叫我别的名字，一直都是这样。我亲爱的姨父，对我来说，早已超出了姨父的界限。
我似乎仍处于梦境中，激动的心情让我难以入睡，烦人的感冒又光顾了我的身体，我发烧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我在姨父家里的床上度过了痛苦的6个星期。那时的苏格兰，医学和神学都是非常严厉的（现在都温和了许多），我被抽了好多血。我的身体里本来就不够丰盈的血液，变得更加稀薄了，这导致了我康复后，很长时间都没能站起来。一场重病结束了我的回乡探访历程，我在返程途中恢复得很好，当我回到美国时，我的身体已经可以允许我重新工作了。
我记得，深深打动我的，是当我回到工作部门时欢迎我的仪式。东线的工人们是这样欢迎我的：他们都聚集在一门礼炮边，当火车经过时，礼炮齐鸣，以此欢迎我的归来。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这也许是下属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我的真情流露。我心里很明白，我是多么地在意他们，他们对我的关心，我是非常高兴的。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总是会通过做一些事情来报答别人的好意。如果别人能够受到我们真诚的对待，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别人对我们不好。认真对别人，别人就会认真对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