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对吉斯通公司都有所偏爱，尽管它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它是母公司。由于熟铁跟铸铁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因此，为了确保质量，也为了制造当时无法获得的某种型材，钢铁制造业成为我们所要做的新事业。我和弟弟，连同托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安德鲁·克洛曼因同样的兴趣建立了一家小型的钢铁厂。最先进入这个行业的是米勒和克洛曼，菲普斯是他们俩后来引荐的。1861年11月，菲普斯借了800美元，买下了原始公司六分之一股份。
我不得不提的是，我们钢铁制造业的创始人米勒先生（汤姆是米勒的昵称），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尊敬。1911年7月20日，他仍然健在，我们总能感受到他那可爱的天性中散发出来的愉快和开朗，这是一位日久弥新的朋友。他的年纪越大，性格就越温和，即使面对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对立的神学理论，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怒气冲天。年纪的增大让我们变得更加通情达理，或许这是一件好事（1912年7月9日，读起这些，我为我的密友，亲爱的汤姆·米勒流下了热泪，他已于去年冬天在匹兹堡去世。我和我夫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自此以后，我的生活中总是像少了什么东西：我早期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合作伙伴、陪我到老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随他而去吗？不管是哪里）。
在阿勒格尼市，安德鲁·克洛曼开了一家小锻钢厂。当我还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当部门主管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公司能生产出最好的车轴。作为机修工，他是出类拔萃的——任何与机械有关的事他都认为值得去做，并且应该做好。这种意识当时还没有在匹兹堡的人们中散播开。他是德国人，德国人的思维使他考虑问题非常周全。虽然他生产的东西花的价钱比别人的多，但是东西使用的时间却很长。早些年，对于车轴的耐用年限还一直是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好的方法进行材料分析。
这个德国人的创造发明特别多！他最先引入冷锯技术，根据实际需要把冷铁切割成精确的长度。锻机的发明人就是他，锻机可以用于制造桥的接口，美国首台万能轧钢机也是靠它制造完成的。我们的工厂因为这项技术生产了许多轧钢机。当时伊兹船长还在为圣路易斯大桥拱形处的联结轴而发愁（承约人无法提供给他们），工程已经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克洛曼告诉我们，他能制造联结轴，他也知道其他人制造不出来的原因。这联结轴真的被他成功地制造出来了。到那时为止，当时最大的半圆形联结轴也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让我们对克洛曼先生的信心大增。
对于我们家和菲普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之前我已经做了介绍。早些年，他们家的长兄约翰是我的重要伙伴，亨利虽然在我手底下打工，但他是个聪明机灵的小伙子，他总是能引起我的关注。有一天，他找到他的哥哥约翰，说要借25美分，当时约翰不知道他有什么急事需要钱，也没有具体过问就把25美分给了他。没想到，在第二天的早上，《匹兹堡快报》上出现了一则广告：
一个勤劳的男孩企盼一份工作。
你猜对了，这个广告正是那个精力充沛、勤快机灵的亨利用他的25美分所做的事情。或许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花出去的第一个25美分。这则广告让赫赫有名的迪尔沃斯·彼得威尔公司做出了回应。主管向这个“勤快的男孩”发出了邀请，亨利因此得到了一个信差的职位。从此，商海中多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勤快的小伙子。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是一个并不算新的故事了：很快，他取得了老板的信任，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并且在他们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获得了一小部分股份。没过多久，安德鲁·克洛曼的合伙人米勒先生开始注意他了。最终，他们开始合作，并把自己的炼铁厂建在了第二十九大道上。我弟弟汤姆跟亨利是同学和密友。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他俩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直到1886年我弟弟去世。他俩的所有待遇基本一致，他们所持有的股份总是一样多，他们做的工作差别也不大。
那个信差男孩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最富裕的人之一，并开始向世人证明，他知道如何用盈余为自己赚钱。多年前，他把漂亮的暖房捐赠给了阿勒格尼和匹兹堡的公众公园，并且提出一个条件：“暖房须在周日对公众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公众为这一条款感到极大的兴奋。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却遭到了牧师在讲坛上的指责，甚至礼拜天的集会还通过决议宣告，他的这一做法是对安息日的亵渎。但公众却用实际行动起来反对牧师的观点，并且这份捐赠得到了市政议会的认可。针对牧师的抗议，他作出了具有常识性的回应：
“先生们，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无可挑剔，每周只要工作一天，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你们可以主宰时间，在一周的其余6天时间里，你们可以欣赏任何地方的任何景色——你们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大多数人跟你们不一样，他们的休息日只有一天，难道你们连他们仅有的一天的娱乐休闲时间也要剥夺吗？你们难道不为此感到难过吗？”
还是这些牧师，最近又为匹兹堡教堂的乐器这一话题展开了争论。但当他们把教堂中是否应该配有风琴作为讨论话题时，在安息日开放的博物馆、暖房、图书馆等已经被聪明的人们所占据了。如果神职人员还不明白如何提供给人们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的职责在哪里），并且比现在做得更好，那么那些顾及公众喜好的竞争者也许不久就会使他们的教堂空空如也。
非常遗憾的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米勒和克洛曼与菲普斯几人在某些意见上发生了分歧，一直没有谈拢，米勒不得不离开。我认为这样对待米勒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和他联合建立了新的工厂。这就是1864年的“独眼巨人”厂的由来。我们认为，如果在工厂投入运营后，把新旧两个工厂合并起来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1867年，我们的联合钢铁厂成立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米勒先生不愿意与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菲普斯和克洛曼有任何的关系。其实，我们根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掌控不了联合钢铁厂，这个钢铁厂仍然在米勒先生、我的弟弟和我的掌控之下，但米勒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想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我竭力劝说他无须念及旧恶，但这丝毫没有起作用，最后只能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他是爱尔兰人，正是爱尔兰人的血液使他顽固不化。后来，米勒先生对我善意的建议表示拒绝感到懊悔，作为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他本来应该能得到属于他的回报——他和他的追随者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在制造业方面，我们是新手，没有经验，我们为“独眼巨人”厂找了一块在当时被认为是巨大的土地——共有七英亩。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业务量，前几年，我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别人。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在这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制造业？这很快就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后来，铁质横梁被克洛曼先生研制成功了，多年来，跟其他工厂相比，我们工厂在那方面一直有很大的优势。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在新工厂开始制造各种类型的产品，其他公司无法承接的业务，我们都可以做。国家要发展，使得很多东西的需求会逐渐增长，谁能最先制造出来，那么谁就能赚取最多的利润。我们愿意尝试任何其他公司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行业必须严格遵守的一条原则。并且，我们会保证品质把它做好。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就算偶尔会对自己的利益有些损失。我们的经营之道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客户的起诉。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的业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人能说清每一个环节的成本应该是多少。经过对匹兹堡几家重要制造厂的调查，确实证实了这一点。直到年底结算的时候，制造商才知道结果，平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零件花了多少钱。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意是亏损还是盈利，他们以为年底会显示亏损，结果却发现竟然盈利了，当然，自以为会盈利，年终结算亏损的情况也有。我感觉，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丝毫不了解，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坚决要求同事们在平时就要知道每一道工序花了多少钱，就是所谓的称量会计制度。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人做了什么工作，哪个人对材料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谁节省材料，谁浪费了材料，最好的产品是谁生产出来的等等问题。
这个目标的实际达成比想象困难得多。这个新制度遭到了工厂每一位经理的反对。一般情况下，实行一个精确的制度，得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顺利做到。但是这次不同，在许多员工的努力下，称量制度很快得以实行。我们现在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情况，甚至具体到每一个在熔炉旁工作的人在做什么，都了如指掌。如果想在制造业获取成功，就需要引入一套精确的会计制度并严格实施，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对材料和成本耗费都负有职责。作为老板，他们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对一些看得见的花费审批得很清楚，比如一个员工花了5块钱需要他的签字，但是他却对自己看不见的浪费没有任何的约束，比如工厂里每天消耗数以吨计的材料，因为没有采用精确的会计制度，没有对工人们的实际工作核算一下，也没有称量每一件产品的重量是多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材料。
西门子燃气熔炉在英国冶炼钢铁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它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这些新型熔炉上的高额花费使得匹兹堡制造业的行业巨头对我们非常不满。但他们有一点不知道，如果进行大批量原材料的冶炼，那么使用这种新型熔炉有时可以减少几乎一半的损耗。虽然看起来它比普通熔炉贵两倍，但是总体计算，这笔花费还是值得的。时隔多年之后，这种新策略才被其他公司采用。但是在这些年里，我们因为采用了先进的熔炉，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所以我们比同行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大批量钢铁冶炼中产生的巨大浪费是我们在严格的会计制度实行之后发现的。我们还在这一制度改进中发现了员工中的一个人才——威廉·伯恩特莱格，他是克洛曼先生在德国的远亲。有一天，他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虽然觉得似乎难以置信，但这让我们着实惊讶了一番。为准备这份报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们既没有让他这么做，事先也毫不知情。这份形式独特新颖的报表使威廉很快晋升为工厂的主管，后来他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之一，这位贫穷的德国小伙子在他离开人世时，已跻身富翁的行列了。这些财富是他应该得到的。
1862年，宾夕法尼亚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科尔曼——他的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弟妹——对这一发现有着深厚的兴趣，我俩一起到油井地区考察了一番。这次旅行非常有意思。大量的人都奔向油田，以至于找不到栖息之地。一间简陋的小木屋只需几个小时就挤满了。
人们欢天喜地，认为在这里挣钱就像在地上捡到钱一样简单，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景象。旗帜飘扬在起重机的顶部，旗帜上面写着奇怪的标语。我记得曾看见两个人在河岸上操作着踏板掘地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地狱与天堂，任选其一。”他们就这样一直开采着，不论下面有多深。
在这一地区，美国人的适应性能力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秩序很快就在混乱中产生了，我们到达这儿不久，沿河居住的人们便组成了一支铜管乐队，开始为我们演奏小夜曲。我敢打赌，如果有1000名美国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他们就会立刻把文明生活所需的学校、教堂、报社和铜管乐队等建立起来，以此使他们的国家能够迅速发展。但是同样数量的英国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则会从这些人中间找出一个具有最高贵血统的人，推荐他为最高领导者，一切听他指挥。美国人只遵循一条准则——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
现在，“石油河”已经成了一座有数千居民居住的小镇，位于河另一端的蒂图斯维尔也跟它一样。最开始，这一地区的塞内卡印第安人用毛毯在河的表面取油，每个季度可供应几桶。而现在这里则有好几个市镇、精炼厂和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早期，所有的方法都非常原始。他们取得了原油后，直接装入平底船，这种方式很容易使原油泄漏。一旦河水灌入船中，那么原油就会溢到河里。河外面的许多地方都有堤坝阻隔，到了规定的某一天或某一时刻，一旦把堤坝打开，水一上涨，阿勒格尼河里就会有油船漂过，然后达到匹兹堡。
这样一来，不只是那条小河，就连阿勒格尼河也被石油所覆盖。据估计，石油在运往匹兹堡的途中，会有三分之一流失。而油船在没有出发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因为泄露而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石油。印第安人采集原油在匹兹堡装瓶出售的价格跟药品一样高——如果药品能够卖1美元，那么原油也要卖1美元。据传说，原油还有医药的疗效——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病。但是当原油供应量丰富的时候，它们的价格也就便宜了，也就不再具有传说中的能够治疗风湿病的疗效了。我们人类是多么的可笑啊！
斯道里农场有几口非常有名的油井，基于此种原因，我们出了4万美元买下了它们。科尔曼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绝的主意：开挖一个能够装足够多原油的池子（每天泄漏的原油经过河流漂到池子里），把这些原油都收集起来，做成油湖。按照我们当时的预想，很快我们的油湖就会派上用场了，当石油供应不上的时候，我们的油湖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所需的原油了。可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什么都没等到，等到的只是上千只桶的损失，这个举动宣告失败，我们只得放弃。据科尔曼预测如果石油供应紧缺，卖10美元一桶都不是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坐拥价值百万美元的油湖了。我们认为，我们以每天数千桶产量的开采，地下的自然储备量根本经不起折腾，一定会出现枯竭。
我们花4万美元买下的油井收到了非常好的回报，由此获得的收入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匹兹堡新建的一座钢铁厂不仅需要这些收入，还需要更多的信用贷款。回首当年，我认为，贷款对于年轻人是大有好处的。
对石油的冒险的兴致日浓，后来我去过产油区好几次。1864年，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里生产的一种石油，其质量特别适合用来提炼润滑油。科尔曼先生、大卫·里奇先生和我一同去了那里，这次行程非比寻常。还在距离匹兹堡数百英里的地方，我们就下了火车，我们要想到达达克河水域，必须穿过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这口巨大无比的油井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次真是不虚此行，我们在买下它之后决定返回。
我们的返程途中充满了惊险与刺激。我们去的路上，无论是天气还是道路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做了短暂的逗留时却开始下雨。我们驾着马车赶路，没走多远就陷入了困境。马车在泥泞的道路里，根本无法行走。暴雨袭来，我们不得不在大雨里过夜。科尔曼先生和里奇先生分别睡在了马车的一边，当时的我体重还不到100磅，在他们两位中间的空余地方，我躺了下来。马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还不时地上下颠簸着，以最艰难的方式前行，但很快又陷入了泥泞，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那晚。我们把头放在马车前部的凳子上睡觉，尽管条件艰难，但那晚我们过得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到了一个乡村小镇。是小教堂里亮着灯指引着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还听到了敲钟的声音。我们还没进小旅馆，就有一个委员会的人来迎接我们，他出来说，他们正在等我们集会。很明显，他们把我们中的某个人当成了他们正在期待的一位著名的劝勉者，这位劝勉者迟到了。因此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位缺席的牧师，问我多快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会议室中去。我和伙伴们已经作好准备来跟他们开个玩笑，可我们实在太累，便作罢了。这一次，我差一点占有讲道坛，离充当牧师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我的注意力被我的投资分散得很厉害，我已经无法顾及铁路公司的工作了，因此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在作这项决定前不久，我被在费城的汤姆森总裁叫去。他想把我提升为刘易斯先生手下的总裁助理一职，如果我担任这个职位，就要在阿尔图纳办公。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没有接受，我告诉他，铁路公司的工作我已经不想做了，我要从事自己的事业。按时发放薪酬的日子，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要了，并且我要赚取从正当途径来的钱。就在那天晚上，我还征求了董事会、审判官的意见。
在我写给托马斯总裁的信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决定。我于1865年3月28日辞去了我的职务。铁路公司的员工送给我一只金表。这块表和汤姆森先生的信我都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将之珍藏。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写给我所在分部的员工的：
致匹兹堡分部的先生们：
值此分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在这12年的时间里，感谢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人，我对你们表示个人的敬意。对于我的离职来说，只有一点是痛苦的，那就是今后我将不能像过去一样与你们，还有各个部门的其他成员，共同去工作了。通过多年的工作上的来往，我们对彼此已经很了解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但我会一如既往地祝福你们健康幸福，像过去在匹兹堡分部工作时一样。我相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会忘记那些多年来为它的成功作出贡献的人，你们会享有应该属于自己的回报。
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予同样的支持。再见。
此致
敬礼
真诚的安德鲁·卡内基（签名）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1865年3月28日于匹兹堡
从此以后，为工资而工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工资工作必然会在他的工作中，从狭窄的领域听从别人的命令。就算他成为大公司的总裁，他也未必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掌控了股权，自是例外。最能干的总裁也无法逃脱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而这些人极有可能对业务一点儿也不懂。
1867年，菲浦斯先生、范迪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在这之前，范迪就已经是我亲密的朋友了。我俩读了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并大受鼓舞，决定开始旅行。当时正是股价以火箭般的速度攀升的时期。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坪上，对范迪说：
“假如你赚了3000美元，你愿意把钱花在我俩的欧洲之旅上吗？”
“你愿意游泳还是和爱尔兰人一起吃土豆？”他反问道。
很快，范迪就用自己攒的几百美元买了石油股票，并把自己的欧洲之行的费用赚够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欧洲之行。欧洲之行中，我们还打算邀请亨利·菲普斯加入我们的旅行团，他是我的搭档，他的实力非常雄厚，当时已经相当有钱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都被我们逛遍了，我们兴趣盎然地攀登了每一座山峰，我们背着自己的旅行包，晚上就住在山顶上。维苏威火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我们在那儿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总有一天我们会游遍世界。
我在这趟欧洲之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前，绘画和雕刻向来是我的短板，但在不久前我已经可以鉴赏大师们的作品了。也许我们无法马上体会到从伟大作品中所吸收的精华，但是当我们回到美国后，发现自己的审美标准提高了，对以前认为美丽的东西也不那么热衷了，我们有了更新的标准来欣赏作品。只有真正的杰作才会让我们感觉美好，那些算不上精品的作品或自以为是的作品已经对我们不再有吸引力了。
我在这趟欧洲之行中第一次享受到了音乐盛宴。我们去的正是时候，伦敦的水晶宫正在举行亨德尔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任何音乐能让我感觉到如此强大的力量。我去了水晶宫、大教堂、歌剧院，在那里，我听到了许多伟大的音乐作品，我的音乐欣赏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在罗马，罗马教皇的唱诗班，以及圣诞节和复活节在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使我得到了顶级音乐享受。
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他的工作圈子，才能够做出正确的估计。我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可在国外，大家却很闲。
我们应当感谢一个人——堂兄多德（乔治·兰德先生），他为我们工厂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即可以从煤渣中清洗和提炼焦炭，这项新发明让科尔曼先生大为惊叹，并为之前我们丢弃了太多的煤渣而造成的浪费感到可惜。我的堂兄多德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曾经跟随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学习。也因为这项发明，我准备出资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几家焦炭厂，专门和几家煤炭公司签订长期的收购煤渣的合同，合同期限长达10年。我们也和铁路公司签订了合同，他们负责为我们运输煤渣。我们把多德先生请到匹兹堡来，他一直负责这个工程的全盘运作，并准备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在这些工作上干得都非常出色，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成功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所有的投资成本捞了回来。后来我的合作伙伴想把焦炭厂收归到我们集团中，原因是他想得到的不仅仅是这家工厂，更主要的目标是想把多德“弄到手”。“多德”的名声在外面已经很响亮了。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有个人能把本来长一片叶子的草地让它长出两片叶子，那么这个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这也是他作为人的一种责任的体现。那些我们能够原本就被人们扔进废物堆里的东西再提炼出有用的原材料，把它们变成优质焦炭，那我们也应该算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把垃圾变成能源燃料是一件让人非常愉悦的事情，同样，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能够成为第一家做这件事的公司，也是值得骄傲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罗伯特表兄的儿子也成为我们的得力伙伴。有一天，当我路过工厂时，厂里的主管跟我说，有一个技工干得非常出色，而且还是我的一个亲戚。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主管问我有没有时间和那人聊聊，并四处转转。于是我们就见面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莫里森，”他回答道，“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就是我的表兄鲍勃。
“哦，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来这里是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一点儿。”他说。
“跟你一起来的还有谁？”
“我妻子。”他回答道。
“你为什么不找我呢？我可以把你推荐到这里来。”
“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想麻烦别人了。”
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他一直有着像金星一样独立的习惯。此后没过多久，我得到了他被提升为我们在迪凯纳新开工厂总监的消息，此后他开始稳步上升。今天，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虽然他的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而骄傲（昨天，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邀请我和我的太太在参加卡内基学院周年庆典期间去他家里坐一坐）。
我一直向我的同伴们提出建议，我们应该把钢铁厂的规模扩大，与钢铁制造相关的行业已经兴起，这只是一个开始。对钢铁行业未来发展的担心是多余的，它会因为美国在外国进口关税上采取新的措施而消除。我清晰地认识到，内战使一部分美国人清醒了：建设国家需要靠自己的双手，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要事情，任何人都靠不住，欧洲也不例外。以前，美国进口自己国内所需的各种类型的钢和大部分的铁，主要供应商是英国。现在，美国人民要求这些东西由自己的国家提供，议会准许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这在那时相当于每吨约28美元。因此，每吨钢轨可以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按同比例征税。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亚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政党间的问题不再是关税问题，它成了一项国家政策，并得到了两个党派的一致认可。这已成为一项爱国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重要资源的发展是有利的。议会中不少于90位北方党派民主人士，包括众议院议长，都赞同这一点。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控，说议员收受了制造商的贿赂。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种指控纯粹是无中生有。毋庸置疑，制造商们对于每年的几千美元维持钢铁协会的日常运作费用必须是要缴纳的，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再交过任何钱。如果说集资，这的确是有过的，但那只是为了反对自由贸易运动的活动而出的钱。
我极力支持降低关税，在我的支持下，钢铁关税不断得到下调，原来每吨28美元的关税降到了原先的1/4，即每吨7美元（1911年的今天，关税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甚至还会进一步的修订）。克利夫兰总统想要在关税政策上采取一个力度更大的调整，人们也非常关注他的这一行动。在众多领域利润锐减的情况下，如果这一关税政策通过了，那么更多的制造商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威尔逊法案》在华盛顿的修订会让我参加了，我的看法是降低税率可以，但不要过多、过快地降低。高曼参议员是参议院的民主党领导人，他、纽约州州长弗劳尔和一些优秀的民主人士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并不赞成《威尔逊法案》，他们认为这会严重削弱本国的一些制造行业的能力，调整的力度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大。高曼议员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制订上，我的意见将是个引导。
弗劳尔州长的观点也是这样的。后来，在双方的让步下，法案得以通过。
内战结束后，制造行业的话语权还没有被我掌握，《关税法》的制定我也没有直接参与，但降低税率是我一向的观点。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税率越高越好，任何的减税政策都是不对的；另一些极端主义者认为，抵制所有关税，希望采取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才是正确的。
现在（1907年），我们可以废除钢铁制造行业的所有关税，这对本国企业没有丝毫的影响，高额的关税在初期是必须要有的。欧洲钢铁剩余的产量不多，所以当地的钢铁价格居高不下。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