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地扩展，我经常去纽约出差。美国的纽约就像英国的伦敦一样，知名大企业的总部都被安置在这里。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在纽约设立办事处，那么他们的业务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匹兹堡的业务已经可以放心地交给我的弟弟和菲普斯先生了，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掌控公司的全面发展方向，商谈一些重要的合同就足够了。
我的弟弟很荣幸，他与露西·卡尔曼小姐结为连理，我弟媳妇的父亲跟我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商业往来，他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好友。我在1867年再度离开匹兹堡，来到纽约，并将家安在这里。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母亲对此也感到非常难过。对于我们来说，纽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先住进了圣尼古拉斯酒店，当时那儿金碧辉煌，我的办事处安排在了布罗德街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大的快乐来源于匹兹堡的朋友来纽约，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匹兹堡的报纸。我常常在纽约与匹兹堡之间往来，有时母亲也和我一同前往匹兹堡，这样我们虽然在纽约安了家，但是仍然和老家保持联系。在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新朋友就进入了我们的圈子，我们也有了新的兴趣爱好，渐渐地，我们把纽约视为新家了。圣尼古拉斯酒店的老板准备在市镇外围住宅区开设温莎公爵酒店，我们的家也就随着搬到了那儿。一直到1887年，我们都住在那儿。我们也与酒店的老板霍克先生成为好朋友，他的侄子和亲戚现在仍然和我们保持着联系。
考特兰特·帕默夫妇组建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使我获益最大、受影响最深。在他们家，俱乐部每月都会组织一次主题讨论会，很多的社会名流都被吸引过来。博塔夫人推荐我进了俱乐部，我对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她作为博塔教授的妻子，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城里的任何一家沙龙都比不上她家里的客厅。有一天，博塔家举行了一个宴会，我有幸被邀请赴宴，我到了之后，第一次遇见了几位名人，其中就有安德鲁·D.怀特，他成为我终生的朋友和顾问。他当时在康奈尔大学任校长，后来他又升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驻德国大使，也是海牙国际会议美方的首席代表。
在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有着舞台一般的作用。社会各界名流在那儿热火朝天地讨论当天的热门话题，并逐一向观众讲解。很快，参加俱乐部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家庭的私人客厅来说，这些人已经无法容纳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与每月一次的聚会，这个活动就改在当时的美国国家艺术馆举行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演讲的题目为《富翁贵族》。第一位演说者是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斯上校。这也是我来纽约之后第一次在观众面前亮相。自此之后，我时常发表演讲。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因为每次演讲之前，我都要阅读和学习许多知识。我在匹兹堡的生活时间较长，使我对制造业比较熟悉，认为它不同于投机生意。电报操作员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了解相关行业的信息，我了解到匹兹堡有几个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的公司和个人。我对他们的事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可在我看来，他们的举动无异于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活动，这一点是想瞒也瞒不住的。不过，这样的公司在当时为数极少，屈指可数。匹兹堡的石油和证券交易所还没有建立，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证券交易所联系的股票代理商办公室也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仍是一个工业重镇。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与匹兹堡大不相同时，我感到异常惊讶。那里，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参与过冒险的投机活动。各色人等纷纷找我打听我所接触过的各家铁路公司的情况，简直让我应接不暇。有人主动提出愿意提供资金作为投资，让我负责运作、管理——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可以保证投资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入伙——他们正悄悄打算买下某些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整个投机领域最诱人的一面在我面前展现无遗，让人难以拒绝。
我抑制了这些诱惑。一天上午，在温莎公爵酒店，我又收到了一个最具诱惑的提议。杰伊·古尔德（当时他的事业正处于顶峰）上门来对我说，他听说过我，他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同意出面管理，他就分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说，虽然司各特先生和我在公司业务上产生过分歧，但我永远不会与他作对。后来司各特先生告诉我，他听说我被纽约的大股东选中去接替他的职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说过这样的事。我告诉他说，除非是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会去任总裁，这些活消除了他的疑虑。
时光流转，世事轮回。在此事之后30年，即1900年的一天早晨，我把一个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管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报答，我提议让你管理一条跨跃大洋的国际铁路线。”
我和古尔德先生的儿子就运作的第一步达成了意见——将瓦伯什铁路线通到匹兹堡。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答应将我们钢铁公司三分之一的运输量提供给瓦伯什铁路线。这第一步进展顺利，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扩展东部线路，将其从匹兹堡扩展到大西洋。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施瓦布先生找到我，说传言我要退出生意界，是真的吗？我肯定地回答他，除非我们的铁路公司走到尽头了，我才会放弃。
在我的一生中，除去一次外，我再也没有投机性地买入或者售出过一只股票。那次例外，还是当年从投资的角度我购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不过当时花的并非我自己的钱，而是银行家们给我提供的低息贷款。我一直坚守一个准则：绝不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绝不卖不属于我的东西。当然，在早些年，我在一些少数的商业交往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有价证券。每天早上我都会翻开报纸，先看一下股票市场行情表。我决定出售手中持有的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集中所有精力投入到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今后不再持有在证券交易所买卖的任何股票。除了少量原始股票之外，我一直严格遵守这条准则。
对从事制造业的人来说，这条原则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经常要对出现在他面前的问题作出睿智的决断，他就必须保持头脑冷静。证券交易市场的行情变幻莫测、纷繁复杂，这样的变化很容易打乱一个人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判断很难说是明智的。在那样的环境中，就好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他完全不清楚事物的本质是怎样的，作出的判断也就不会是不准确的，对于事情的真相也就无法掌握。他会把山丘与高山混为一谈，不辨彼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的。股票行情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去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了。有价值才有投机活动生存的空间，但投机活动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
在纽约安家落户之后，在基奥卡克建造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是我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森先生合作，大桥的整体构造、基础设施、石工工程和上层结构被我们承接了。我们在合同中约定，工程款以债券和股票形式来支付。但是一场危机的到来使他们无法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铁路行业即将破产。这项工程除了经济上不够完美，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我们预想的干完这个工程后获得的巨大的利润没有如期而至，虽然汤姆森先生和我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承建了这座桥的上层结构。为了这项工程，我时常得去基奥卡克。在基奥卡克，我有幸结识了里德将军和夫人及莱顿夫妇，他们都是一些聪明可爱的人。后来，有一些英国朋友和我一起来到基奥卡克访问，他们对这个遥远的西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里处于文明的边缘而感到非常惊讶。有一天晚上，我们受到了里德将军的盛情宴请，被他带到了英国的某个小镇。客人中的很多人是在内战时期非常著名的，他们后来在国家议会里任职。
建造基奥卡克大桥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是它却使我的声誉日益增加。人们计划在圣路易斯建造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就想请我去专门负责这个工程的策划。这项工程是我的第一个大单。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麦可弗森先生（他是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们正在为建桥所需的资金忙碌着。这个项目经过他们的仔细审查，他们同意由吉斯通桥梁公司承建，我代表公司签了合同，同时，桥梁公司的第一笔400万美元的抵押债券也给了我们。1869年3月，我们出发去伦敦商谈贷款事宜。
在去伦敦的路上，我做了一份施工说明书，这份施工说明是在到达伦敦后打印出来的。我以前来这儿的时候就认识了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先生，他是一位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了他，并直截了当地跟他谈了这件事。我把工程的施工说明书给他留了一份，当我第二天再次去他那儿，我发现，摩根先生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我把一部分债券卖给了他，但他的律师对债券的措辞有一些建议，他认为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这些修改需要我再次回到苏格兰。摩根先生建议我说，我如果要去苏格兰的话，最好马上就启程，这样三周后就会回来，不会耽误接下来的洽谈。
但我担心日久生变，便告诉他，我不打算写信询问他们的意见，那样太慢，我打算发电报。发报用的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已经投入使用一段时间了，但是还不能确定能否传输我当天发送的这么长的私人电报。我很轻松地将债券上的所有行数编上号码，然后，对里面的具体内容应该如何修改做了非常清楚的标注。我没有直接把电报发送出去，我把电文内容拿给摩根先生请他过目。他说：
“干得不错，小伙子，如果你成功了，应当受到嘉奖。”
当第二天上午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专用的桌子上多了一个彩色的信封，这个信封是摩根先生送来的。很显然，给我的回函就装在这个彩色的信封里。上面是这样写的：“董事会已经于昨晚全票通过修改意见。”我回复他说：“一切都没问题了，摩根先生，我们能继续进行下去了，你律师的要求已经做到了。”很快，我们就签订了合同。
《泰晤士报》的财经编辑萨姆森先生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坐着。我和他只见过一次，并不熟，但是我知道他的能量，他简单的几句话就能把证券交易市场的债券价格抬高很多。我把圣路易斯大桥描述成了欧洲大陆交通要道的一个收费站，而且这架大桥的建造还得到了国家政府的特许。他对这个说法似乎很满意。我们的交谈愉快而顺利。萨姆森先生一离开办公室，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谢谢你，年轻人，你只用了短短的一上午的时间，就把那些债券的价格提升了百分之五。”
我对他的赞扬表示谢意。
债券的发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们成功地筹到了修建圣路易斯大桥的钱。在这次谈判中，我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差额。这也是我第一次与欧洲银行家进行金融洽谈。几天后，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摩根先生在一次宴会上提到了你发电报的那件事，并预言：‘那个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名。’”
跟摩根先生分手后，我回到了故乡丹佛姆林。那次，我为小镇出钱建了一座公共浴池。这是我的第一项大额捐赠。很久以前，我听从了兰德姨父的建议，我为斯特林高地的华莱士纪念碑的建造捐了一笔钱，在那里可以俯瞰班诺克本。我捐钱的数目并不大，但当时我在电报公司工作的薪酬为每月30美元，在这30美元中，还有一部分要用于家庭开支，因此我的生活很拮据。但是，我捐款的事情并没有让母亲感到不高兴，她为她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捐款人的名单上感到骄傲，我也为自己能为社会做贡献而自豪。时隔多年，母亲和我重访斯特林，我们看到了母亲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在华莱士高塔上立着的一尊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半身雕塑像。当时，我们早就摆脱了那种贫困的生活状态。那只是我们早期的捐赠，到那时为止，我还处于财富的原始累加阶段。
1867年，我去欧洲大陆旅游，并被欧洲的见闻深深吸引。虽然我身在欧洲，但是国内的事务也让我挂心。我通过书信与公司保持联系，随时掌握业务上的动态。南北战争的爆发，使得连接太平洋的铁路交通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条例，鼓励修建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的开工地点在奥马哈，终点选在旧金山。我在罗马的一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于是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司各特先生，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参与这个工程的建设，至少加利福尼亚路段的卧铺车厢应该由我们来负责建造。他是这么回复我的：
“是的，年轻人，你捕捉到了时机。”
我一回到美国就着手去做这个事情了。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我想参与建造的卧铺车厢的业务量非常大，根本满足不了旅客的需求。而这时，我的对手普尔曼先生也察觉了这次时机。后来，普尔曼公司就是通过这件事的成功才得以成立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障碍。人们可以从我与普尔曼先生的竞争中再次发现一个问题：细节是否做到位能够决定最终的成败。
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总裁经过芝加哥时，普尔曼先生得到了消息并做了拜访，他被领进总裁的房间。一封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上写着：“你关于卧铺车厢的提议被认可了。”这封电报就放在桌上，碰巧被普尔曼先生无意间看到了。在这个时候，杜伦特总裁从房间外面走了进来，普尔曼先生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便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你没有看到我的建议时，你对此事作出决定将是不明智的。”
杜伦特先生说可以再考虑一下。很快，在纽约，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董事会举行会议。会议邀请我和普尔曼先生出席，那份合同对我们两个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全力以赴，没有丝毫的马虎。有一天晚上，在圣尼古拉斯酒店的楼梯口，我们见面了，虽然以前我们也见过面，但不是很熟。当我们走上楼后，我开口了：“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相遇了，我们现在的境况就像是一对落难的兄弟。”
他并不是这么想的，便说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把现在的情况解释给他听，告诉他如果我们都对这个合同咬住不放，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他说，“你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吗？”
“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共同制订一份计划书提交给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
“那么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呢？”他问道。
“就按您的名字命名，就叫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我回答。
这正中了他的下怀，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不适合的。
“请跟我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这位卧铺车厢的大人物说道。
结果，我们一起签下了那份合同。普尔曼总公司把我们的公司并入进去，我们获得了部分股权。可我一直认为，普尔曼公司最大的股东是我。直到1873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保护我们钢铁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失，我不得不出售了我的股份。
普尔曼先生为人处世的风格非常具有美国人的典型特征，人们对他的一些评论也是非常中肯的。普尔曼先生从一个木匠起家，他拿到了芝加哥城兴建高楼的合同，在修建或加高房屋上挣了钱。是的，这成为他发家的原始积累。他的起步正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成为那个行业里最有名的承包商。普尔曼先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一家大酒店想要把房屋加高10英尺，还要保证在此期间住在那里的数百位客人丝毫不受到影响，酒店的生意不会受到任何的耽误。普尔曼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对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得非常准确，对时代潮流的观察非常敏锐。
很快，卧铺车厢在美洲大陆的需求使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开始在芝加哥建造一些车厢，并拿下了那里的承建合同。
与普尔曼先生这样不同寻常的人相比，东方公司是没有能力与他竞争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东方公司和伍德鲁夫先生本人拥有专利权，我们在承建过程中，非常有可能因侵害专利权而遭受损失，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让普尔曼公司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卧铺火车公司。因此，我再次全力主张我们与普尔曼先生联手合作，就像在与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签约时那样。由于普尔曼先生与东方公司的个别职员有矛盾，那么协调工作就由我来担任了。我马上同意了普尔曼公司对我们公司的并购，他还通过这种方式并购了中央运输公司。普尔曼先生的业务打破了西部地区的局限，宾夕法尼亚通往大西洋海岸的主干线控制权也由他掌握，其他竞争对手已经无法与他的公司相抗衡了。在我所认识的最有才能的人中，普尔曼先生是其中之一。
不过，普尔曼先生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沮丧，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是的，除了他，没有谁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卧铺车厢业务经营中的所有困难，并把铁路行业理应享受的权利维护得恰到好处。铁路公司经营他们自己的卧铺车厢业务，这应该是他们的本分所在。有一次，在我们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从中受到了启迪，明白了蕴含其中的哲理。
有一位住在西部县城的老人，他遭遇了人生中太多的不幸，对他表示同情的有很多邻居，但是他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是的，朋友们，你们说得都很对。我的一生过着太多不幸的日子，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大多数的烦恼只是烦恼而已，它并没有成为我的现实生活。”
是的，我们太多的烦恼都是自己无中生有、凭空想象出来的，别把它们太当回事。悲天悯人是无知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现实中的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一个聪明的人，他首先应是一个积极的人。
我在各类谈判中的成功，使我在纽约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1871年，我接下来的一笔大生意是在与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联盟之后完成的。这家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危机，如果想渡过这个危机，就必须筹集一笔60万美元的款项（相当于今天的好几百万美元）。这家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里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他们提议说：卡内基可以筹到这笔钱，同时可以把那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线的实际掌控权交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位董事是和普尔曼先生一起来的，我认为，之所以普尔曼先生跟他一起来，也许普尔曼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想到要来找我的人。
我没有拒绝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作为董事会成员，能够得到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会的推荐，那么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就应该得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帮助。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和汤姆森总裁谈论这件事。我向他建议，如果我为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在纽约的借款作的担保能够被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相信，那么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在宾夕法尼亚的利益权就能够被我们控制。当时的情况充分体现了汤姆森先生的自信。他用自己的钱也没有比用铁路公司的钱慎重，但这单交易的巨大利润的诱惑太大了，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就算是60万美元没有任何的回报，对这家公司的投资也不是一种损失。况且，这个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把有价证券全部转让给他们，这部分收益来自给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提供的贷款。
我是在费城汤姆森先生的家里和他会面的。我准备起身要离开汤姆森先生家的时候，汤姆森先生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他说：
“记住，安迪，我相信你会把这件事办好的。我相信你，所有的有价证券就看你的了，因为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来说，一美元都没有损失过。”
我答应了这项委任，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由汤姆森先生本人来担任总裁是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热切渴望，但汤姆森先生说他不能这么做，他认为托马斯·亚·司各特先生更适合这个位子，于是在1871年，我和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作为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上任了。
通过贷款事宜，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300万份股份归我们所有，这些股份被我锁进保险箱里，安静地等待它们的好日子的来临。正如预期的那样，太平洋公司联盟的股价由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盟而一路高歌猛进，我们所持有的股票前景一片大好。就在我到伦敦进行商谈如何建造密西西比河大桥时，司各特先生决定不再持有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全部股份。我的秘书根据我去伦敦之前的工作安排——我们的投资合伙人之一司各特先生，有权接触保险箱，我不在公司的时间里，他可以管理那些股票。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我们所持有的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股票被卖掉之后，我们在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获得的重要地位也随之不保了。
我从伦敦回来后发现，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董事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不可信的同事，把我看作一个以投机为目的利用他们的人。我们曾经与他们有着美好的合作前景，但是现在却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断送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普尔曼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他也非常生气。而我也处于两难境地，我可以对卖股票的事情予以否认，但是这么做的话，就是明显地要与老朋友司各特先生撇清关系，这样做有失仁义。
不久，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董事会因为此事就把我们给除名了。这对我来说，十分苦闷。此事让我与前上司——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和蔼可亲的——托马斯·亚·司各特先生第一次产生了严重分歧。汤姆森先生虽然对此事懊悔不已，但也并没有将此事过于放在心上，他说，所有股票都在我和司各特先生手上，他以为我们想全部卖掉。还有一位好朋友——利瓦伊·P.莫顿，他在莫顿·布利斯公司工作——也持有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股权，我曾担心失去他的友情，但最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
关于建造奥马哈大桥的2500万美元的债券一事，谈判非常成功。在我与这家公司取得联系之前，它的很多债券就被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的相关人员买走了，所以我的这次谈判只对他们有利，而于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没有任何好处。在我启程去伦敦之前，董事会并没有跟我透露这一点。不幸的是，当我回到纽约，发现自己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在内，都被那些人挪走还债用了。我不仅为此损失了一大笔钱，还损失了时间和其他开支。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上过当受过骗，一直以来断事清楚，从没有对受骗上当有过清醒的认识。通过此事，我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但还有一些人需要我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