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要端正态度，勤于讲真话。讲真话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对事业的高度负责，也是自身人格魅力的充分体现。如果不端正态度，人人只从自己出发，为保住位子、留住面子，只说无关痛痒、避重就轻的话，那结果就会很可怕：公司不可能强盛，团体不可能发展，个人价值也不可能得到真正体现。
当年唐太宗说过要群臣说真话，唐朝名臣魏征也屡次在朝堂上直谏，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长孙氏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堂上当众刁难他，使他下不了台。皇后听了，连忙向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啊。明君有贤臣，欢喜还来不及，怎能妄开杀戒呢？唐太宗恍然大悟，此后更是“励精政道”，虚心纳谏，对魏征倍加敬重。魏征也进谏如故，“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从不畏龙颜之怒。于是，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终于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
魏征死后，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作为座右铭，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知而即谏”。君临天下的皇帝，对一个老臣竟倚重、倾心如此，这在历史上的确并不多见。
如果我们意识到了真话的重要性，那么就不会再把讲真话当成一种负担，讲真话恰恰是一种对自己、对别人高度负责的体现。
讲真话首先要破除的是“弄虚作假”，所谓虚，就是做表面文章 ，实际上并没有内容，而假就是无中生有。讲真话其次是要做到“诚信为本”，讲不讲真话，在什么程度上讲真话，有些人有自己的标准：是不是对自己有利。如果对自己有利那就讲，甚至大讲特讲；如果对自己不利，那就坚决不讲，甚至想方设法掩盖真相，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员工的做法。作为一名员工，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永远要做诚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一次，酒足饭饱后，国王问大臣：“你们说，世界上什么最难？”大臣回答：“世界上说话最难。”大臣没有说出来的隐含的意思是：说话最难，尤其是和国王说话最难。
在一次培训中，讲师问在场的学员：“你们认为自己很会说话的，请举手。”几十个培训学员中只有寥寥几个人举了手。凡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说话容易，但是要把话说到位，非常困难。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在职场中，此话可谓至理名言。当假话被戳破的那一刻，名誉扫地的无情足以摧毁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形象之塔。
方仪博与顾小蓝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两人同时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市场总监杨灿曦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属于公司的老员工。杨灿曦与公司另一部门的总监阿池一向水火不容，两人都是晋升公司副总经理的热门人选。由于利益关系的敌对，所以在过去数年中，两人向来剑拔弩张，互相敌视。方仪博与顾小蓝入职两年后，均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在一次部门聚餐活动上，酒酣耳热之际，杨灿曦借着酒劲儿，询问方仪博与顾小蓝两年来的工作感受，两人都一一回答了。忽然，杨灿曦话锋一转，向两人问阿池的一些负面问题，带着极强的个人偏向性。方仪博与顾小蓝都知道杨灿曦与阿池是死对头，所以杨灿曦问这几个问题，肯定是希望听到他们两个人说阿池的坏话。两人为难了，在公司里，阿池是个火爆脾气，为人强势，讲话不留情面，的确招惹不少人非议，但阿池为人坦荡热情，从不记仇。如今，面对上司带有偏见性的尖锐问题，是否应该讲真话？方仪博心想，自己是杨灿曦一手提拔的，以后在公司发展还要多多倚借杨灿曦的关照。于是方仪博就畅所欲言，顺着杨灿曦的话，将自己所知道的又大肆渲染了一番，并提出一些对付阿池的偏激性做法。
顾小蓝的想法则完全不同。顾小蓝想分分合合也是公司政治的一部分，谁又知道以后杨灿曦与阿池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变化呢？所以，顾小蓝故意绕着圈子说话，表面上回答了上司的问题，但其实她并未对此正面发表任何评论。
很快半年过去了。集团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阿池被调到了集团另一分公司担任副总，而杨灿曦也顺利提升为本公司副总。两人水火不相容的利益冲突化解了，并且开始在业务上有些合作关系，所以原本互相看不对眼的两人竟然关系开始融洽，俨然成了朋友。
这时候，回想起半年前那次“真心话大冒险”，方仪博才感觉有些后脊发凉。不出所料，在阿池与杨灿曦成为“朋友”之后，杨灿曦似乎就有点疏远方仪博。后来，在一次偶然中，方仪博听到杨灿曦这样评价自己：方仪博心眼狭窄，为人尖酸刻薄，不能重用……
讲真话，腰杆才能挺直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些人：对待领导只说“漂亮话”，对待同事只说“赞美话”，遇到矛盾总是绕道走，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该表态时不表态。本该挺直腰杆讲真话的时候，很多人反倒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小心翼翼地讲，瞻前顾后地讲，甚至偷偷摸摸地讲。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敢于说真话的人越少，说明问题就越严重。
要挺直腰杆说真话，实事求是，而不是“随风倒”。讲真话，就是要讲合乎事实的话，讲发自肺腑的话，讲反映真情的话。
善于听真话，勇于讲真话，是职场基本准则，是事关工作成败、事业兴衰、公司兴亡的大事。善听“好话”容易，善待“真话”却很难。
诗文革新派的领袖欧阳修，只是因为写了一篇《与高司谏书》，为被贬官的范仲淹说了几句公道话，宋仁宗赵祯便听信奸臣的谗言，将其视为范的“朋党”，欧阳修因此被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虽然七年后，宋仁宗又将其召回朝廷任了谏官一职，但两年后，又因《朋党论》而再度触怒了赵祯与反对革新的朝臣，欧阳修又被贬往滁州。
韩愈身为中唐文坛的领袖，上书了一篇《论佛骨表》，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李纯进行劝谏。李纯览表竟勃然大怒，硬要将他宰掉，幸得宰相裴度、崔群及一些王公大臣为他求情，才算保住了性命，但韩愈还是被贬到了偏远的潮州。
古人云：“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如果领导善于听真话，则身边齐聚一批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人。
敢讲话，意味着正视现实、直面问题。真话、实话不像假话那样经过处心积虑的修饰，也不像套话那样不痛不痒，但却是最管用的话。
战国时期有一位有作为的君主齐宣王，有一段时间，齐宣王沉湎于酒色，不问国政，致使奸佞小人当道，忠臣义士遭贬。眼看齐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败下去。
一天，齐宣王正在雪宫里与宫娥彩女嬉戏作乐。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子钟离春声称要入宫侍候大王。齐宣王出于好奇，传命丑女进见。丑女进来，齐宣王抬头一看，不觉目瞪口呆：天下竟有此丑女！她丑得如此出奇：宽额头、小眼睛、高鼻子、大喉头、驼背粗颈、黄发黑肤。
大臣、宫女看见丑女，哄笑不止。齐宣王觉得可笑，以嘲弄的口吻说：“我宫中粉黛三千，美女如云，你这粗陋丑女，连乡下人都会看不起，怎么想到要来万乘之尊身边争宠呢？莫非你有什么过人的本领不成？”
钟离春不卑不亢地说：“大王，我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只不过会点隐语之术罢了。”齐宣王让她当即试来，如其不然，便有欺君之罪，立即杀头。只见那丑女举目、张口、挥手，然后指着膝盖高喊：“危险啊！危险啊！”
齐宣王不解其意，让她说明。钟离春说：“大王赦我不死，我才敢说。”齐宣王同意。钟离春上前施礼，说道：“我这举目，是替大王观察风云的变化；张口，是惩罚大王那双不听劝谏的耳朵；挥手，是替大王赶走阿谀之徒；拍腿，是要拆除大王这专供游乐的雪宫。民女不才，但我也听说‘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而今大王沉湎酒色，不纳忠言，这是我张口劝大王接受规劝的意思；敌人就要大兵压境了，您还被一群吹牛拍马之徒包围着，这是要误国的，因此我挥手将他们驱逐掉；大王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造成如此豪华的宫殿，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今后怎能迎战秦兵呢？我这才手拍大腿让大王拆除这座亡国的雪宫，说实话，大王确实犯了这四大错误。在这国家危如累卵的时候，我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劝告大王，如能采纳我的意见，民女就是死也无憾了！”
钟离春这一番振聋发聩的剖析，使齐宣王如梦初醒，大为感动，说：“如果你不及时来到这里提醒我，我哪儿会知道自己的过错啊！”他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让钟离春做了皇后。自此，齐宣王招贤纳士，疏远小人，勤于政事，齐国日益富强起来。
真话是无虚假点缀和曲意修饰、不受功利意识和个人考量影响的话，是发自讲话者内心，真实反映其所见、所闻、所思、所做、所感、所悟的话。真话有时会逆耳，实情有时会无情，但不讲真话，不听真话，就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俗话说“好话一句三冬暖”，说人好话、爱听好话是人之常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喜欢受到批评和指责，也不喜欢批评和指责自己的人。两千多年前的齐人邹忌就说过：“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个典故给人的警示是：有些“好话”不止脱离现实，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私心，甚至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讲真话，智慧才能开启讲真话不等于什么话都说，也不等于不讲方式地随便乱说。我们应开启智慧之门，善于讲真话。也就是说，假话绝不能说，真话要有技巧地说。冲动时，“凉一凉再说”。
俗话说“冲动是魔鬼”，冲动和暴怒之下说的话，往往最不理智，也最容易把事情弄僵，甚至事与愿违。冷静下来想想，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没必要把话说绝了。
常言道：“聪明人的舌头长在心上，傻瓜的心长在舌头上。”就是说，讲话应该先理智思考，不要随意妄为。
季羡林曾经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他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央视曾经为季老做过数次采访，有一次，某著名主持人在听到季老这句话时，问道：“为什么真话不全说呢？全说真话不是更好吗？”季老反问：“你能全说真话吗？”主持人竟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了。
季老这段话是有深刻含义的，“假话全不说”是做人的道德底线，“真话不全说”是人生处世的智慧。前者既是前提条件，也是道德原则，后者则是处事机变和现实逻辑。可以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是季老这位饱学高士、诚实君子应对世事诡谲、迫而自保又守住道德底线的一个妙法，也是足够世人享用一辈子的做人准则。
真话碍于某些原因不能全说，但保证说出的全是真话，这是做人做事的勇气和担当，也是值得尊敬的优秀品质。无论如何，我们的确应该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
一家公司要精简机构，原本给领导开车的司机有小王和小周，现在必须裁掉一个人。
小王说：“我要是留下来开车，一定把车收拾得非常干净，遵守交通规则，要保证领导的安全，一定要做到省油……”
小周说：“我过去遵守了三条原则，现在我还遵守着三条原则。如果今后还用我，我仍将遵守三条原则：第一，听得，说不得；第二，吃得，喝不得；第三，开得，使不得。我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今后还这样做。”
结果，小王下岗了，小周顺利地留了下来。在领导心目中，小周说得太好了。为什么呢？领导坐在车上研究一些工作，往往在正式公开之前，很多事情都是要保密的，司机只能听不能说，说了就是泄密，所以要“听得，说不得”；司机要经常陪领导到处开会，到处参观，最后总得吃饭，但是千万不能喝酒，这叫保护领导的生命安全，所以“吃得，喝不得”；领导不用车的时候，我也决不会为了自己私利开车，公私分明，所以要“开得，使不得”。这样的司机谁会不用呢？这不是会说话的效力吗？
人的嘴除了吃喝以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话。会说话的人说得人笑，不会说话的人说得人跳。事要人做，话要人说。事情要做得好，话要说得妙。
领导要创造让员工敢说真话的环境讲真话，前提是要听真话。听真话是一种智慧。对于企业来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绝对不仅仅是一句古训，而且是一种非常值得深思的“听话指南”。而“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讲过：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常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正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由此可见，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1995年，当比尔·盖茨宣布不涉足Intemmet领域产品的时候，很多员工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几位员工直接发信给比尔·盖茨说“你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比尔·盖茨发现有许多他尊敬的人持反对的意见时，又花了更多的时间与这些员工面谈，最后写出了《互联网浪潮》这篇文章 ，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扭转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同时，他把许多优秀的员工调到Intemmet部门，并削减了许多产品，以便把资源调入Internet部门。那些批评比尔·盖茨的人不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到了重用。
微软的员工可以说真话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说出真话而受到任何伤害。在大多数情况下，员工们不愿开诚布公地在企业里发表自己的言论，只是因为不想受伤害。
要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老板本人要胸怀宽广，听得进“逆耳的忠言”，下属的真话哪怕是揭露企业弊病和老板本人缺点，老板也要敢听、乐意听，并且要带动企业的高层领导听得进真话，进而，高层领导带动中层管理者听得进真话，中层管理者带动普通员工讲真话。如此一来，企业才可能形成一种“讲真话、听真话”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老板要能明辨“谣言”，并迅速扑灭“谣言”的火焰。企业老板必须要对各种谣言进行恰到好处的处理，并坚决制止“谣言之风”的蔓延，以保障员工之间的信任感与公司氛围的和睦。
老板要识别“错误的真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定要明察秋毫，避免给企业带来损失。
春秋的时候，在孔子的学生曾参的家乡费邑，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也叫曾参的人。有一天，这个曾参在外乡杀了人。
有人告诉曾参（孔子的学生）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参的母亲完全不相信他的儿子会杀人，神色自若地织着布，淡淡地说：“我的儿子是不会去杀人的。”
没隔多久，又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面前说：“曾参真的在外面杀了人。”曾参的母亲仍然不去理会这句话，依然神态自若地织着布。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大家都说曾参的确杀了人。”曾母心里骤然紧张起来，急忙扔掉手中的梭子，端起梯子，越墙逃走了。
即使是一些不确实的说法，如果说的人很多，也会动摇一个慈母对自己儿子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出，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是可怕的。这种“错误的真话”比谎言更难于识别，因此其产生的危害更加严重。老板要善于“吞下”流言。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国君姬窟昏庸无道，残害百姓，人们怨声载道。应中山国百姓要求，魏文侯决定出兵讨伐。魏文候本想派智勇双全的大将乐羊子出战，可有人反对，理由是乐羊子的儿子乐舒正在中山国为官，令他带兵出战让人放心不下。
魏文侯问乐羊子：“我有心让你去讨伐中山国，可是你儿子在那边为官，此事如何是好？”乐羊子慨然回答：“大丈夫为国立功，怎能循私废公，我若攻不下，情愿受罚。”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子为大将、西门豹为先锋，率领五万人马进兵中山国。不久围困都城。
中山国大夫孙焦对国君姬窟说：“乐羊子是乐舒的父亲，不如令乐舒劝其退兵。乐羊子心疼儿子，决不会急于攻城。”果真，乐舒去劝降归来之后，乐羊子带兵驻扎在城外，并未进攻，而是限姬窟一月之内归降。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姬窟又派乐舒去求情，如是三次。
消息传到魏国，文武百官议论纷纷，多次建议魏文侯撤换乐羊子。魏文侯对此置之不理，而且连续不断派人劳军，并且带信给乐羊子说，“我正在京城为你建造住宅，等待你得胜还朝。”乐羊子非常感动，但仍按兵不动。
连西门豹都着急了，乐羊子解释说：“你也知道我们是因为姬窟暴虐无仁才来讨伐，如果我们急于攻杀，百姓肯定认为我们也一样凶暴。我三番两次宽限时日，并不是保全父子情义，而是让他们再三失信，借以瓦解其军心，收复中山民心。”西门豹听后，非常钦佩。
又过一月，乐羊子下令攻城。姬窟见守城无望，自杀身亡。公孙焦见大势一去，只好献城投降。乐羊子派西门豹留守，自己回朝复命。
魏文侯大摆宴席，为乐羊子庆功，宴毕，赏给他一只密封的木箱。乐羊子回家打开木箱一看，木箱里不是珠宝，全是他率兵攻打中山时大臣弹劾他的奏折。乐羊子一边看，一边落泪，感慨万分。第二天，乐羊子上朝谢恩。魏文侯大加封赏。乐羊子再三推辞说：“打败中山国都是大王的功劳，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不可能有今日的胜利。”魏文侯说：“将心比心，除了我，没人信任你，可是除了你，没有人这样帮我。你为国效力，怎能不赏？”
现代企业中类似的事情也不少，管理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而要认识到员工在判断力上存在的客观差异，冷静分析流言的真实与否以及背后的原因，多数情况下还需要老板独自“吞下”这些基于表面现象的流言，以促进员工敢于“讲真话”的积极性，维持公司来之不易的和睦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