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是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弧形岛国。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邻邦交往历史两千多年，主基调友好和睦。近代日本变成世界东方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角，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总祸根就是近代形成和膨胀的军国主义制度。
近代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笃行军事至上，谋求世界霸权。对内军事独裁，向人民灌输黩武思想并扩军备战；对外军事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奴役别国人民并掠夺其资源。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代日本曾建立天皇制律令国家，从公元8世纪后半叶起，随着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及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具有浓厚宗教意识的武土阶级不断发展，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逐步成为“四民”之首（“四民”指：士、农、工、商）。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标志着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诞生，即武家执掌国家实权，即天皇只有名义上的权威。这种武家政权经历了室町、织丰和江户三个时代，对日本进行了近七百年的统治。
日本武家政权素有海外掠夺传统，丰臣秀吉是织丰时代的武士首领，最具代表性。16世纪末，丰臣秀吉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统一日本后提出征服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东南亚及印度的“大日本帝国”的构想；并大规模入侵朝鲜，企图假道侵略中国，因朝鲜军民抵抗和中国明朝政府援战，日本以失败告终。
武士道是武士阶级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日本统治集团以忠节、武勇、廉耻等思想对武士进行灌输，武士绝对忠主君、勇拼杀、重诺言、轻生命的性格，被称为“武家习气”、“弓矢之道”。自镰仓幕府起便以法规形式成为封建武士遵守的伦理。江户幕府成立后，兵学家以理论形式使之成为武士的封建道德规范，统称“武士道”。好勇凶残的武士道信仰，逐步成为整个日本社会伦理的主流意识。
再看近代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欧美列强打开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下级武士改革派掀起“倒幕维新”运动。1868年，维新派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维新政府。实行“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这场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留了相当多的封建因素，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显现出不平衡性，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土壤。
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石。明治维新以后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天皇在国家权力和政治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固定下来，带有神权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支柱。天皇是“君权神授”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有无限权力，绝对专制已成为维护发展军国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
军部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军队，是“两权一制”的体制：统帅权独立，军令事项可由军令长官直接上奏天皇裁决执行现役武官专任制。由此，军权被推到了能够左右国家全局的地位，政府不能控制军队，军队却能左右政府。军部成为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使军国主义体制得以强化，形成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军人政治。1882年和1890年，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发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筑起军国主义“尊皇”、“武国”、“忠君”等思想体系，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膨胀奠定了信念基础。
那么，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动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先天不足的畸形经济。国内市场狭小，对外部资源依赖性严重，原始资本积累的对外掠夺性极强，军事工业在资本有机构成中占比例极高。19世纪90年代后，先天不足的缺陷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对市场、原料需求的矛盾越发尖锐。为此，日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上述因素的逐步强化，使近代日本变成了世界上典型的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
2．日本大陆政策的确立所谓大陆政策，指的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始于明治维新初期，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初，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得以发展。
日本历来有武家文化的传统，11世纪就出现了武士阶层，以从事战争为毕生职业的军人集团出现了并操控国家政权。明治维新后，武家文化的传统随西方列强瓜分世界浪潮而蔓延并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后，受岛国地理影响而出现的资源等缺陷，使武家文化支配下的大陆扩张成为了日本基本国策，矛头首先指向最近的朝鲜和中国东北。[2]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御笔信），提出对外扩张总方针，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维新政策中，富国强兵是诸策之首。被称为“日本军国之父”的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出“强兵”以达“富国”的方针，强调国计民生完全以军事为轴心，对外政策以武力解决为主要手段。1890年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论略》，提出“利益线”问题，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两个：一是守卫主权线（这里的主权线指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防护利益线（这里的利益线指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山县有朋强调维持国家独立，必须防护利益线，不得已时要以强力达到国家之意志；他的“二线说”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正式形成了。[3]
之后，日本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战争掠夺中发展了大陆政策。日本近代化起步阶段，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勒索中国清政府赔款50万两白银。1894年（甲午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索得2.315亿两白银（其中0.3亿两为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费）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约等于中国1894年全年财政收入（0.89亿两白银）的2.6倍，等于日本1895年全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此外，日本还从中国掠夺了大批舰船、机器等财物。1900年（庚子年，日本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从中国“庚子赔款”中分得白银约3479万两，并取得在中国天津等心脏地区的驻兵权。[4]正是巨额的战争赔款，滋养了日本这个东亚弹丸岛国，加速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强化了日本的大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