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惩罚战败国，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签订了两个条约：《国际联盟盟约》、《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1920年1月成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基本构成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实际是以英、法为主体的欧洲国际关系新体系，通常说凡尔赛体系。
英、法通过巴黎和会巩固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攫取了大量殖民地，实际控制了国际联盟，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也获得巨大权益。而美国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者，但由于未能取得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没有正式参加国联。而后，美国为抑制日本争霸远东，拆散英日同盟，削弱英日的海军力量，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发起并召开了有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会议签订了主要文件，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英、法、日签订《四国条约》，规定各国将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如发生威胁和平的情况时相互磋商；美、英、法、日、意、中、比、荷、葡签署“九国公约”，确定了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受到打击，中国回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此外，美国迫使日本与中国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构成了华盛顿体系，因而形成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新的国际关系。
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相互联系，史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新格局的确立。国际新格局的确立，欧洲成为重心，使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与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与苏俄及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充满着尖锐矛盾，如分赃不均、排斥苏俄（后为苏联）、损害中国主权、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将战败国踩在脚下，以及剥夺中小国家发言权，这些矛盾的扩展和激化，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全面危机，孕育着新的国际冲突与战争。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不平衡的状态，德国在英、美垄断资本的扶持下迅速恢复国力，重返帝国主义列强行列；日本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积极向中国侵略扩张；意大利以炫耀自己的武力确保地中海霸权。随着德、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恢复，重新瓜分世界成为共同需求，这也成为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对手。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原料和市场的争夺战，德、日、意等国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国际格局，建立由它们自己主宰的世界新秩序。[7]
2．世界法西斯的产生及发展提到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名词。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陷入了全面危机，这时候，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深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反动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内实行极权制，实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统治；对外极端民族主义，以侵略扩张、争霸世界为重大政策的出发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全面危机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不安，使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首先在意、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兴起，逐渐在国际上形成法西斯运动的第一个浊浪，被列宁称为“穷人的帝国主义”的意大利法西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墨索里尼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极权制国家，图谋恢复“古罗马帝国”霸业，建立法西斯大帝国。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法西斯运动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第二个浊浪，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德、日两国受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影响较深，法西斯运动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为夺取国家政权铺平了道路，为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发展良机。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利用民众对政府不满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情绪，在全国掀起法西斯运动高潮，使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所获选票，由1928年81万张猛增到1932年的1370万张，由国会一个小党跃升为第一大党，为其1933年合法上台、建立法西斯极权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希特勒鼓吹“生存空间论”，把以战争夺取“生存空间”作为奋斗纲领，为此，制定“先大陆，后海洋”的扩张战略，即中欧—欧陆—海外逐步扩张称霸世界。
3．日本法西斯的崛起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适应对内独裁统治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日本法西斯化的路径是与意、德相区别的，即对现行军国主义旧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造和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逐步完成国家法西斯化。
20世纪20年代前后，法西斯思想在日本开始泛滥。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等人，一贯把军队视为“国家改革”的中坚力量，主要是依靠军部的中上层幕僚。1918年，他便开始与在军部任职的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频繁交往，并灌输所谓“革新日本”的法西斯思想。此后，军内陆续建立一批法西斯性质的军人团体，如樱会，影响最大的是1929年5月成立的一夕会，主要包括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高中级军官，有40多人，分布在上层军事机关等。这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法西斯军人集团，打破了按地域结成藩阀派系的传统，形成了新的政治性网络。以这批法西斯军人为核心，形成了军内幕僚“革新派”，即“统制派”。[8]
“统制派”与“皇道派”统称为“军内革新派”，虽有分歧，但对实现军部法西斯化方面观点一致，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形成，对日本国家生活和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26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设立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激化了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军内革新派的力量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导势力，宣称“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标”，主张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天皇制的军部独裁统治；提出以发动对外战争带动国家改造，强调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时付诸武力。1930年，日本发生了所谓侵犯统帅权事件。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利用这一事件，发动政变，企图推翻政党内阁，拥戴军部建立法西斯专政。政变虽未成功，却加速了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