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定侵华方针1906年10月，山县有朋上奏了陆军方面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案》。同年底陆海军共同起草了《帝国国防方针》。1907年4月，日本天皇正式批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以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内容有：以攻势为根本原则，未来假想敌以俄国为首，美、德、法次之等。这些文件，正式确立了日本进攻型对外扩张战略，也成为其发动世界性战争的指导方针。
1923年，日本对国防方针进行了重要修改。其基本宗旨是：“帝国之国防以同我发生冲突可能性最大，且具强大国力与军备之美国为目标，重点予以防备”；同时对中俄两国“始终保持震慑它们的实力”，并制订了更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其要点首先是作战原则问题，强调采取攻势作战于军事领域、外交、政略领域。其次是对多国作战问题，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与冒险性。最后是主要假想敌国问题，美、俄、中三国。实际上，日军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这对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有直接的关系。
日本对华作战计划实施多方向的战略进攻：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日本制订1926年度作战计划，确定了侵华战争的基本方向，成为后来作战计划的蓝本。
日本兵力部署将海外用兵重心放在中国。实际入侵中国兵力大大超过计划用兵数。日军1925年派作战、船舶等方面官员，战前侦察一个多月。13年后的1938年，日军华中派遣军攻占汉口，指挥作战行动的正是此前参与侦察并已晋升大将的畑俊六。
2．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欧美列强也重返亚洲加紧与日本争夺，使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一度受挫。随着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日本崛起，日本的大陆政策再度强化，产生了称霸世界的总构想。1927年6月27日，日本外务省召开“东方会议”，针对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议由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历时10天。
日本《对华政策纲要》的内容有：“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9]
《对华政策纲要》表明日本对华动用武力的强硬政策，反映出日本对华政策以东北地区为重心，特别强调其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为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舆论准备。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由人代奏昭和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0] “田中奏折”中曾有露骨的内容：“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第一大关键也。”
“田中奏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对外侵略扩张方针的集中体现，其精神不仅与东方会议的公开文件《对华政策纲要》完全一致，而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日本不仅要准备发动独霸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且正在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加害东方和平的战争策源地。
[1]《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19页。
[2]荣维木：《抗日战争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3]《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21页。
[4]《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第653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7]《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8]《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9][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5年版，《文书》第101页～102页。
[10]《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