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长达14年之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蹂躏屠杀，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国沦陷区的“万人坑”、“集团部落”等，无不记录着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笔血债。
1．残害东北等地人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对侵略者展开了顽强抵抗。侵华日军制造了无数血案残酷镇压，抚顺平顶山惨案有代表性。1932年9月，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袭击了辽宁抚顺平顶山的杨柏堡煤矿，捣毁侵略者掠夺煤炭的机械，处决了煤矿负责人渡边宽一。次日，日军抚顺守备队和宪兵分遣队为报复抗日自卫军，将平顶山村3000余名百姓驱赶到野外全部射杀。
日本采取军事“讨伐”的同时，又建立“集团部落”，目的是隔绝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物质支援。日军将分散庄、屯强行合并，把民众驱赶到较大村庄居住即“归大屯”。“集团部落”四周挖有壕沟并监视，每一“部落”平均集中130户至150户，仅一个出入口，出入要搜身，控制群众以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部落”实行保甲制度，对农民采用法西斯恐怖手段，农民被迫居住，无人身自由。日军制造了许多“无人区”，规模最大的是1942年到1945年间，河北冀东长城沿线的“无人区”广及承德等9县，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日军的“三光”政策，使9县600多万亩土地荒芜，1000多个村庄毁灭，凶残至极。
日军侵占东北期间，驱使从中国华北与华中地区抓来的劳工从事挖煤、采矿等劳役。1936年起，日本关东军修筑军事工程持续八年之久，使用数十万劳工，平均每天用25万劳工以上，劳工死亡难以计算。为永远保守军事工程机密，日军甚至在工程完工后将劳工全部枪杀，这些军事工程被称为“死亡工程”。
2．屠戮关内人民1937年，侵华日军沿平绥路西犯，占领了山西省阳高、天镇等11个县城，天镇城在“八八惨案”（1937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中蒙难2300余人，全家被杀绝竟400多户。日军攻入灵丘全城搜捕，以直接用刀刺死、狼犬咬死、施酷刑活活钉死的残酷手段，仅一个月内，被杀百姓达1200余人。日军占领原平，烧房3000余间，杀害居民1800余人及中国军队第196旅官兵2700余人，杀害逃难百姓等数千人。日军在阳高等佛家圣地制造惨案，延庆寺9个和尚中8人被杀。
在河北，日军烧杀奸淫，一口井内有45名无头青壮年尸体，被称“血井”，此井全镇有12眼。“梅花镇惨案”有1547名百姓被害，烧房650余间。日军1941年在冀东丰润制造潘家峪惨案，机枪扫射致全村1300多人被杀。1942年，日军持续两个多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五一”大“扫荡”，“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有5万余群众被杀。
在河南，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清丰血案”，三天残杀群众1096人；1944年日军在六王冢一带屠杀逃难民众2000人以上。
在山东，1938年日军杀害濮县群众1000余人、奸污妇女近500人等。
在华中地区，日军制造的惨案数不胜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轰炸上海市区，闸北的店铺、民房变成焦土，损失2亿元以上。在上海南北火车站，炸死难民居民七八百人。在上海市郊火烧21.8万余间房，焚毁常熟城区三分之一房屋，杀民众1500余人，许多妇女遭日军奸淫被迫跳井自杀。11月，城内断盐，居民结队搬盐，遭日军机枪扫射死亡300余人。日军攻入苏州后俘中国士兵2000余人，并密令“杀掉全部俘虏”，逾万人遭日军屠杀。12月日军攻入镇江市，杀居民4525人，烧毁房屋3万余间。1942年10月，湖南岳阳被杀村民1800余人，600余名妇女被凌辱，2180多间房屋被烧毁，5400多头猪牛和大量财物被没洗劫一空，此为“洪山惨案”。[1]
日军杀害中国和平居民血案达数万起，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大规模血案达200余起。残杀手段血腥，枪杀刺杀、活埋、开膛挖心等250余种。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途中，第16师团两个少尉竟进行杀人竞赛，以中国战俘或被捕平民作为新兵“试胆教育”的工具，以活人为靶训练刺杀。活埋是日军常用手法，有“倒栽葱”、深壕立埋、掘坑互埋等。1940年5月，日军侵扰辽县，抓雷冬喜、宋润月等11人立埋深壕之内，只露出脑袋，致11人全部窒息而死，而日军还拍照取乐，野蛮至极。
3．残暴的“三光”政策和无差别轰炸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巩固占领区，加强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清乡”等作战行动，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国，以及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意志和生存条件。日军冈村宁次把“三光”政策推向了高峰，1940年日军“扫”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时，明确提出作战目的是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烧毁所有房屋及不能搬运的粮食，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2]
日军“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惨重损失，根据晋察冀、山东、冀热辽、晋绥等七个解放区不全面的初步统计，八年全国抗战期间，被杀害及被虐待致死共318万人，被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6亿件。[3]
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严重违犯国际法，在中国城乡出动飞机，对军用民用目标实施无差别空中轰炸，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1923年的国际空战规则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禁止对不紧接地面部队作地区的城市、市镇、乡村、居民点或建筑物进行轰炸。
抗战初期，日军轰炸的重点是战区军事目标及附近城乡非军事目标。广州、武汉失陷后，日军开始了轰炸城乡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目的是制造恐怖使中国人民屈服，进而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1941年6月日军夜袭重庆，大量民众被迫在通风不畅的隧道内长时间避难，使1010名民众窒息死亡，造成“重庆大隧道惨案”。[4]
日军无差别轰炸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向报界发表谈话抗议，指出这完全是一种野蛮举动。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这种野蛮的屠杀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