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目标，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强制劳动”政策，使中国上千万劳工被奴役被压榨，成为罪恶的“强制劳动”政策的受害者。
1．劳务掠夺政策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在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就确定了在东北实行经济掠夺为目的的垄断性战时经济体制，劳务掠夺政策是其重要内容。中国东北地区有限的劳动力多农业生产，产业部门所需劳动力90%以上依靠华北等地的廉价劳工，如交通运输、矿山开发等日本统治的行业。关东军与日、伪政权实施的劳动统制政策原则是：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榨取。1937年7月，日本在东北实施所谓“第一次产业开发计划”（1937年至1941年），1939年实施大规模构筑对苏联永久性军事工程的“北边振兴计划”（1939年至1942年），对劳工需求急剧增加，1938年至1940年间，来自华北的劳工达280多万人，东北地区本地劳力也被纳入统制体制中。伪满政权在各地建立“满洲劳工协会”，将劳工登录制度推广到本地劳工，以任意支配在东北境内的所有劳工。1941年起，日本在华北大规模实施第一次产业“开发”掠夺计划和修筑军事工程，对当地劳力需求倍增，进入东北的华北劳工人数急剧减少。由此，日本征召劳工的政策从骗招转向了公开强征。
2．强掳奴役东北劳工为解决劳力资源紧缺问题，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全民强制劳役制，[9]大规模强征东北本地劳动力。方法有：一是“地盘育成”劳工。规定18岁至50岁男性“良民”必须履行劳工义务，每人年均服劳役4个月，其间只发饭票无其他待遇。二是“行政供出”劳工，又称“紧急供出”劳工。即由伪满政权通过行政系统向各地分摊征集劳工指标，限期强征，伪满洲国后期实际上以“行政供出”劳工为主。三是预备役青年“勤劳奉公”队劳工。未服兵役的21岁至23岁男性，必须服劳役合计12个月，服役期间组成准军队性质的“勤劳奉公”队，这些都严重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以上强征的劳工尽管服役时间有限，但都是无偿的劳役，服役条件比骗招的劳工更悲惨恶劣。劳工死亡率比1941年前从华北地区骗招来的劳工死亡率还高，如抚顺煤矿1941年前劳工死亡率6.7%，1942年后死亡率11.1%，1943年死亡率超过12%。
1943年4月至1945年春，日伪军警在东北大城市抓捕平民称为“抓浮浪”，这是日本在华北地区征集劳工的主要方式，总计被捕数万人，之后被押送至各大煤矿、铁矿服役。
另外，在关内被俘的抗日军人及平民，也被押到东北从事苦役被称“特殊劳工”，与“囚徒”一样，只称编号不准叫姓名，遭非人虐待。劳工日劳动时间平均达13小时，超强劳动的场所基本没有安全设施，安全事故常发，日军为保守秘密，军事工程完工后往往秘密残杀劳工。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更悲惨，2年内被折磨致死近7000人，死亡率平均17.5%。
3．强掳奴役关内劳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地区的劳工成为东亚各日占区劳工的主要来源。为保证征集劳工的数量，输往国外、境外的华北劳工的强征活动，由日本控制的劳务统制机关实施。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决定向其本土大量输送中国劳工，强调使用熟练工人及受训练的战俘。特别是被俘的中国军人开始被大量送往日本。第一批输往日本的劳工具有实验性质，劳工协会用欺骗与抓捕的手段征集，“东日本造船公司”等机构在上海《申报》等刊登广告，谎称日本神户造船厂征集劳工，工资为每月中储券1600元左右，合同期一年，所需技术为木工、造船工等，仅有432人报名。到了神户后，被全部转往条件最恶劣的北海道充作矿工。1943年起，赴日华北劳工中约一半是来自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营的中国战俘。1941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北平等地设“战俘劳工集中营”20余个，收容战俘劳工总数近20万。日本出版的《圣战墓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奴役中国劳工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0]有歌谣描写惨无人道的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底下是矿工。”中国各地的“万人坑”被发现近100处，死难100万人以上，“万人坑”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并疯狂掠夺经济资源、残害中国劳工的历史见证。